科举学的特征

“世纪转换之际，科举考试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它预示着一门新兴的学科‘科举学’正在形成”^[2]。作为一门正在形成和完善的专学，科举学具有独自特定的研究对象，而其研究对象又具有重要性、广博性和现实性，因此其研究规模日渐扩大，形成气候。科举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一门引人入胜的专学，具体而言，科举学之所以会精深引人，主要由于以下几点。科举学是一门饶有兴趣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性和趣味性。科举考试在当时社会是引人注目的重大活动，参加科考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事件，中举及第是人生中的转折点，落第而归也是一生中痛苦而深刻的记忆，往往具有戏剧性效果。围绕着科场这一中心，一千多年间不断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人生前途和生活态度了。1300年间，科举及第、金榜题名几乎成了所有读书人都梦寐以求的理想，很少有读书人完全不为科名所动、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因此，围绕科举的备考、赶考、待榜等等活动成为多数读书人经历过的科举生涯。在“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沉泉”^[3]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举与落第有如天渊之别，乃人生的大喜大悲之事，古代读书人的喜乐哀怒在金榜题名或名落孙山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科举时代的正史、类书、文集、笔记等对科举制度和科考活动都有大量翔实的记载，诗歌、小说、戏剧等都有许多描写科举的内容，还有众多与科举相关的典故和传奇及民间故事。不像有的学问较为枯燥乏味，科举学研究的问题是与士人的命运重大相关的事情，很多具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因而科举学是一门很“迷人”的学问，研究起来趣味横生，引人入胜。

科举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它内容广博、资料宏富、成果丰硕，几乎可以说是广大无边、深不可测，对研究者而言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科举学是一个广博的专门研究领域，或者说是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学问。有人说，科举是一种中国文化最复杂的现象。深入地研究科举学，需要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研究，需要广博的知识储备，而越研究越引人入胜和知不足。没有研究过科举制的人无法想象它的严密精巧，研究过科举制的人无法忘却它的严密精巧。在我看来，科举学所蕴涵的一切，只能用“高深渊博”来形容。科举学有时是有界无边或有边无界的，其研究内容、资料和成果的广博性，我觉得用一句出自朱卷中的流行套话，也可以说是科举学的行话来描述很合适：“族繁不及备载。”科举本身的时空构架已经十分庞大，而如果用超越科举本体的思维去观照，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其光彩照人的正面，或是其阴暗灰蒙的背面，都还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政治面貌、社会状况、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种种光色。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从此视角观察，可以看到一个古老而全新、专门而广阔的学术视野。科举学是一门疆域辽阔的专门学问，深入研究科举学，其跨度横越历史时空、语言工具、国别区域等，因此具有很强的挑战性。

科举学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学问。由于科举制本身是成系统的，相关的科举人物、科举文献和科举文物等自然也是成系统的。就科举的结构而言，有层级结构、科目结构、区域举额结构、考试内容结构、考官组织结构、考生成分结构等。无论是纵横上下，都井然有序。从层级来看，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从秀才、举人、进士到状元、榜眼、探花等，层次分明，序列严整；从空间来看，各省、府、州、县分布有规律可循，例如，明清时期乡试年份各省贡院都会产生一名解元；从时间来看，1300年间长期延续，井然有序。因此，如果你要收集科举文物如科第人物的科名牌匾，要收集题名录的资料，都可能是成序列的，而要接近完整的程度，更是难能可贵。与一些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专学较为松散不同，科举学结构严整、逻辑严密，俨然成学。

科举学是一门雅俗共赏的学问。在中国传统学术领域的各种专学中，有的属于阳春白雪，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相当专门，非一般学子所能涉足；有的属于雅俗共赏，但因自身范围有限，很难有大的发展空间。而科举学在这两方面可以说是兼而有之。例如，人们在各地方志都可以找到当地有关进士、举人的记录，几乎每一本族谱都少不了具有科名的祖先，地方戏剧中多有“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才子佳人套路，许多乡村都有关于考举人、考秀才的民间故事在流传。所以说，科举学既是一门专精的学问，又是一门广阔而通俗的学问，与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关系。尽管研究成果有深浅高下之分，但既可以做精深的学术研究，也可以做科举知识的普及介绍工作，一般文史爱好者也可涉足，并非少数学者的专利。大体而言，现代科举学可分为史学派和史话派。史学派是研究性的，其中又可分为考据派和义理派，考据派着重进行制度的考订和史实的钩沉，义理派则结合社会和文化进行理论分析。史话派主要进行科举知识的普及工作，或曰“科普”。因此，科举学是一门与普通人都可能相关的专门学问，而非那种躲在象牙塔中自成一统高深莫测的纯学术研究。

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它不仅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影响过东亚和西方一些国家。古代东亚世界还有日本实行过近两百年的科举制，并有朝鲜、越南两个相对独立的科举考试系统在长期运行，形成了一个东亚科举文化圈。另外，科举制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影响，19世纪以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进而对世界各国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关于科举的多种西方文字的记载和朝鲜、越南历史上的科举文献，还有待深入发掘。真要达到崇高的境界，在掌握英文、日文的同时，最好再掌握朝文、越南文，如果还能读懂有关科举的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葡萄牙文的文献，则能更上一层楼。因此，科举学的研究范畴不局限于中国，研究学者也不局限于中国。海外学者历来十分重视科举研究，并且研究成果颇丰。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文献、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具有国际性，决定了科举学会成为一门“学贯中西”的学问。

科举学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学问。尽管科举是“古董”和“文物”，然而考试却是活生生的存在。科举是历史上存在的考试制度，科举学是历史色彩极浓的一门专学，但它又不单单研究静止不动的科举历史，而且还关注动态发展的考试现实。由于科举的核心和实质是考试，且科举本身具有教育考试性质，加上清末主要是为了兴学堂而废科举，因而历来都有许多人从教育的角度来研究科举，而且教育学界的科举研究往往会联系现实考试改革进行展开论述。科举是古代文官考试，政治学界或行政学界的科举研究侧重总结科举制的利弊教训，为当今人事选拔制度创新提供历史借鉴。现今批判高考或应试教育弊端的人往往不约而同甚至不由自主地会将其与科举作类比，而要对此做辨析，自然而然必须研究科举。与甲骨学、敦煌学、红学等一般传统学术领域的专学最大不同点在于，一般专学的研究对象多是静止的，而科举学的研究对象——历史上的考试制度则是动态发展的，高考、公务员考试等“现代科举”作为科举的替身还在演变发展，科举时代形成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对现实生活还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科举学的现实性要明显强于大多数专学，是一门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学问。

科举学是一座少有的“学术富矿”。科举学已有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与科举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影响、资料的宏富程度相比还是很不相称。在涉及中国人文历史的学问中，很少有像科举这样地位重要、文献众多、价值甚高却尚未被充分研究的部分。由于过去对科举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很多问题尚未充分研究，或者存在明显的误区等待纠正和澄清。科举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进行多学科的、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比较的科举研究，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创意。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学可以说好似一个莫测高深的无底洞。然而，深入成就深度，一旦深入其中，就会有所收获^[4]。既然是一座学术富矿，就值得深度挖掘和精度提炼。科举学是一个综合的专门研究领域，其研究空间要超过其他大多数专学。例如，仅从著名历史人物的科举生涯的角度去考察，就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篇论文，而已发表的这种个案研究论文为数尚少。就同年进士的关系做政治学研究，目前仅对北宋太平兴国三年榜做过专门的研究，除此以外，对中国历史上725次进士科榜多数未曾做过同年关系的研究。至于明清乡试举人榜，材料更多，更是无暇顾及。现存明代各省乡试录就有325种，还有一些武举乡试录^[5]，清代乡试录也存留不少。另外，各省地方志一般都相当完整地载有明清各榜乡试举人名录，我在《福建教育史》一书中就曾统计过福建进士和举人的地区分布，对地区间科名消长做过探讨，深感可资利用的史料实在太多。一般地方志都相当注重记载科第名录，如宋代《三山志》在人物类中专收科名，其他各类人物一概不载。《八闽通志》和《闽书》也有很大篇幅用来记载科第人物，《闽书》记载科第人物的《英旧志·缙绅》就高达51卷，占全书总数154卷的近三分之一。通常地方志对本地科名的记载几乎是细大不捐，比实际中举及第人数只会多不会少。举人阶层也很值得研究，清末两次“公车上书”便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林旭等举人发动的。而与明清数十万举人相比较，秀才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虽然青史留名者不如举人多，但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可见，科举学还有许多待开垦的处女地。假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透视科举，还可以有非常宽广的拓展空间，在其中深入挖掘，定会有所成就。

总之，科举学将古、今、中、外，文、史、政、教等各方面的科举研究熔于一冶，是一门融会古今、贯通中外的学问。因此21世纪的科举学会像一块“学术磁铁”一样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力，具有远大的发展前程^[6]。

【注释】

[1]鲁迅：《呐喊·故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75页。

[2]《中国考试史专题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7页。

[3]杜佑《通典》卷十八《选举》六《杂议论》下沈既济《选举论》。

[4]有许多大学者研究科举学，研究科举学也可能产生许多大学者。例如，台湾的中研院院士中，就有何炳棣、毛汉光、萧启庆三位深入研究过科举。

[5]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其他对韩愈与欧阳詹所在的唐德宗贞元八年“龙虎榜”，朱熹所在的南宋绍兴十八年榜，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所在的宝祐四年榜有专文探讨。

[6]本篇为《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2005年）之绪论，并增补了不少内容。作为一门正在形成和发展的专学，科举学亟须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构架，只有以专著的篇幅才能展开其宏大的构思，才能体现其严密的逻辑和丰富的内容。该书力图提纲挈领地论述科举的含义、内容、结构，进行学说的锤炼和理论的锻造，为科举学打造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以促进科举学走向成熟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