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艺类期刊的出版

三、新中国文艺类期刊的出版

（一）新中国作家的摇篮——《人民文学》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作为与新中国同时诞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被赋予了应当代表新中国新文艺的最高（政治文化）使命。这种使命在《人民文学》创刊第一期上就获得了最为充分和明确的强调与体现。在封面和目录页后的首张内页上，刊登了毛泽东的坐姿照片，照片页背面又是毛泽东专为《人民文学》创刊所写题词手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刊名题字则经毛泽东提议由郭沫若（全国文联主席）手书。全国文协主席、《人民文学》主编茅盾的《发刊词》置于内页的文字页首。《发刊词》中，对于《人民文学》的性质宗旨、基本任务和目标、具体要求、组织和编辑工作等项，都作了简要的阐述。

《人民文学》创刊之初由茅盾担任主编，艾青任副主编（1952年3、4月号合刊起，副主编改为丁玲）。编辑成员有严辰（厂民）、秦兆阳、古立高、吕剑、王燎荧、韦荌共6人，还有一位通信员。其中严辰任执行编辑（即编辑部主任）。编委有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等著名作家。50年代初，新进编辑有郝芬、赵宗珏、唐祈、李古北、何路等，陈涌（杨思什）继严辰之后任编辑部主任。

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创作与理论探讨出现活跃的局面。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作品，社会反响巨大。但好景不长，1957年后因反右斗争扩大化，一批有成就的作家被错划为右派，许多优秀作品被定为“毒草”，文艺创作和编辑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接着由于1958年大跃进，受“左”的影响，虽然发表了不少好作品，但也刊登了一些新民歌、工厂史等一些粗浅的应景之作以及片面强调为中心服务的鼓吹浮夸和空想色彩的作品。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接连两次批示，严厉批评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当时文艺战线上“左”的倾向愈演愈烈，以至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人民文学》被迫停刊。

茅盾主编《人民文学》虽只有近4年的时间，但既是作家又是编辑家的茅盾，在其间显示出了独特的编辑特色与时代烙印。

其一，编辑工作要适应政治形势，反映时代风云变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文艺活动毫无例外地从属于政治与政治运动，作为有鲜明意识形态的文学期刊，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政治服务，为政策服务的功能。《人民文学》在50年代初曾陆续开辟了“抗美援朝”专栏和“三反”、“五反”创作辑刊等。

其二，依靠专业作家，培育扶持文学新人。办好一个刊物首先要有明确的办刊宗旨和高水平的编辑，同时又要有一大批作家特别是专业作家的支撑。“我们认为，像《人民文学》这样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它应该积极扶持初学的青年作者，但首先应该依靠专业的作家，没有人数众多的专业作家经常撰稿来，没有中国的创作由沉寂衰退而转变到活跃和繁荣，要办好这样一个刊物，要使这个刊物成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的刊物，是不可能的。”^[8]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人民文学》发表了许多专业作家的优秀之作，也热情地推出了像玛拉沁夫这样初学写作者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不少青年作家称《人民文学》是“我的文学摇篮”、“文学的播种者”。

其三，倾听作者、读者意见，沟通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思想交流。《人民文学》在创刊初期，为了改进编辑工作，提高刊物质量，在刊物上经常开辟“编后”、“编后记”等，充当沟通作者、读者之间的桥梁，显示了茅盾是一位讲求“互动式操作”的编辑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在运作中也遇到了难以避免的失误和困境。“由于党在历史上‘左’倾错误的泛滥，文学工作中某些非文学因素的影响，文学艺术自身的特殊规律和发展轨迹常常被扼杀，对某些作品的评价和判断往往超出了一般的文艺批评，而以某种不可阻挡之势变化的批判运动，如由《我们夫妇之间》而引发的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过火批判等。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态势下，《人民文学》不仅无力保护某些作家、作品，而且自身也陷入某种难以适从的艰难局面，茅盾主编的《人民文学》在执行方针的同时，也难免要受到特定社会思潮的影响。《人民文学》也以此不断在各种政治形势的变化中经受磨练。”^[9]

《人民文学》虽然在前进过程中受到特别是“左”的干扰，但它始终坚持了正确的办刊方针，成为培养文学新人的摇篮，展示了中国当代各个时期最高水平、最新成果的文学殿堂。它是新中国形象的编年史、中国人民的心灵史、中华民族的风俗史、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见证。追究其原因，是因为从创刊开始一直到今天，有像茅盾、邵荃麟、严文井、张天翼、张光年、李季、王蒙、刘心武等既是作家又懂得编辑工作的同志担任主编；广大编辑人员的辛勤努力，一批稳定的高水平作者队伍及广大读者的支持，也是其重要原因。

（二）新中国第一本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最初创办时称为《译文》。《译文》创刊于1953年7月，它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译文》初由茅盾任主编，后由曹靖华接任主编。1959年《译文》改名《世界文学》，当时的编者曾作如下说明：“我们的刊物今后主要将介绍反映现代世界各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的作品。“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尽可能要广阔而多样。”“以各种方式来加强反映世界各国文学界的情况：目前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问题，文艺论争，思想斗争……除此之外，和作品评论同样，这里也将有我国文学界的同志们的发言。”“在我们的刊物上将发表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理论家和世界著名文学家的重要文献和言论。”“文革”开始后，世界文学遭到停刊的命运，1977年10月复刊后，初为内部发行，后该刊正式发行。

《世界文学》在介绍、评论外国文学、加强国际文学交流，促进中外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而受到广大作者、读者的好评。不少读者称赞该刊是“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舷梯”、“精神富翁的常去乐园”、“文学幼子的良师益友”。著名学者季羡林曾说：“创刊几十年以来，世界动荡不安，国内也是风风雨雨……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刊物，同一个人一样，很容易变得见风使舵，摇晃不安，窥测方向，六神无主。然而我们的《世界文学》却没有这样，它始终保持住自己的一双铁肩，忠诚于当年创刊的精神，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得到了国内外有相当高欣赏水平的读者的青睐，历数十年而不衰。”著名作家巴金在《致〈世界文学〉》一文中说：“人们需要更多的观察和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的各个方面，在比较和鉴别中把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坚实些。你们正是在文学领域中从事着这样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世界文学》之所以受到读者的高度赞扬，与该刊编辑工作认真和敬业的编辑思想是分不开的。历届主编都全身心投入，特别是第一任主编茅盾更是值得学习的典范。“他对《译文》的工作抓得那么认真，那么具体，而且抓得那么紧。从刊物的方针任务到选题计划，从编委会的工作到编辑部的工作，他都关心，而且经常出主意，提意见，想办法，有些重要的事他甚至亲自动手。这一方面是他对任何工作都是一贯认真负责的表现，另一方面，从我同他的接触中了解到，这也是由于他热爱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工作，他对于编辑刊物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经常督促编辑部要广泛征求读者的意见，不断改进刊物的问题。他经常向我了解各方面读者的意见，同我商讨如何不断改进刊物的问题。同时，他自己也到处听取各方面对《译文》的反应，而且一听到有什么意见，或者他自己发现什么问题和想到有什么建议，立即写信告诉我或者找我去谈。”^[10]

（三）新中国首本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

《收获》，创刊于1957年7月24日，大型文学双月刊，主编为巴金、靳以。《收获》是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而创办的，当时在上海编辑，北京出版发行，编委除巴金、靳以外，尚有冰心、刘白羽、艾青、周而复、曹禺等13人。《收获》创办在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因此，《收获》在发刊词中指出：“《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发刊词提出在选择作品时既重视作品的思想倾向，又提倡百花齐放，主张作品内容形式的多样化，这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收获》以发表长篇、中篇创作为主。创刊号推出了老舍的《茶馆》、康濯的《水滴石穿》、柯灵的《不夜城》、严文井《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等，受到读者的欢迎与重视。1960年《收获》出至第3期（总18期），因自然灾害，国家经济暂时困难而停刊。1964年1月，作为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刊物《收获》复刊，从第1期排起，出至1966年第2期总第14期停刊。1979年1月，再次复刊。

《收获》在长期的办刊过程中，其道路是不平坦的。由于受政治“大气候”的热浪影响和冲击，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左”的思潮影响，“在迅速反映”现实的鼓噪声中，也曾发表过一些简单化的应景之作。如《大跃进的春天》、《创造奇迹的时代》、《钢臂怒挥》、《为钢而战》、《钢人铁马》、《你追我赶》、《共产主义的早晨》、《风流人物数今朝》等。此外还发表过一些新民歌、公社史、部队史等。但是，《收获》在办刊中有许多方面是很值得肯定的。

首先，它对贯彻“双百”方针是稳定的。“文坛多事，风云变幻，忽东忽西，《收获》不随风摇摆，不发应时应景的文章，也不作指导性、更不作指令性的言论，甚至没有‘编者的话’之类表明编辑部意向性的文字。但，她有主见。她的方针表现在发表的作品中。她用作品来表明自己的文学主张。……她像辛勤的农夫，不管刮风下雨，默默地耕作，按时给读者奉上五谷杂粮，这是一种很稳定的办刊物的品德……”“风格也是稳定的，这就是兼容百家。各种年龄作者的作品都能在《收获》读到。从来没有听人说她保守，也从来没有听人说她轻率。她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把众多孩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绝没有亲一个，疏一个，更没有拉一个，打一个。”《收获》的质量也是稳定的，每一期都能读到几篇吸引人的作品，让读者欣喜。

其次，严谨认真的编辑作风，尊重作者劳动。“在我们的编辑工作中，总是尽力做到尊重作家的辛勤劳动的。来稿处理力求迅速认真，有的稿件甚至经过编辑部半数以上的工作同志仔细阅读，相互研究讨论，才做出最后决定的。准备刊用而还有些意见的稿件，我们都轻轻地做下了记号，提出编辑部的参考意见，连同原稿寄还原作者自己酌量去考虑修改。就是文句间有不妥之处，我们也注明行数、字数和作者商讨，经作者同意才代为改正。”^[11]“我们一般是不妄改作家的作品的，即使有意见也是提出来，把原稿寄回给作家请他们自己修改。就是在文章间发现了误书和我们不明了的地方，也一一地详细的提出请求作家自己答复。”^[12]

再次，主编的崇高威望是办好刊物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长期担任《收获》主编之一的巴金既是著名作家，又是长期创办文学刊物的名编辑，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刊经验，这是办刊的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另一位主编靳以，长期和巴金主编过不少文学刊物。他对编辑工作的全身心投入、热心编辑事业是办好刊物的基本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获》的编辑人员时有变化，靳以逝世后萧岱接任副主编，但他们都是热爱编辑事业，又有深厚学养的同志。懂得编辑工作规律的人担任这项工作，使得《收获》在时代前进中，一直保持良好的编辑风格和较高的水平，成为读者喜爱的一个大型文学期刊。

（四）新中国文艺评论期刊——《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前身为《文学研究》，创刊于1957年3月，季刊。1959年2月改名为《文学评论》，双月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的大型学术刊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刊发了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研究性文章，^[13]成为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的权威性刊物。

作为全国性的文学研究刊物，其主要内容是发表评论当前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问题的文章。1959年4月12—14日在编委会上周扬提出三点意见，以中外古今、百家争鸣、保证质量作为办刊的指导思想。何其芳将其办刊思想归纳为：“综合性的文学的学术刊物，主要发表关于文学理论、文学史和创作倾向方面的重要问题、关于中外古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论文，在篇幅上可以比有些刊物少一些限制。”该刊创刊之初，刊发了许多著名专家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如1957年创刊号上刊登的何其芳的论《琵琶记》的评价问题，该年第2期俞平伯的关于李白的考证，第3期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英国，第4期王季思的苏轼试论。1958年第1期罗大冈的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期的何其芳、何家槐、王淑明等笔谈《红日》、《林海雪原》、《苦菜花》等文章，均引起学术界的浓厚兴趣。

《文学评论》在编辑工作中，除坚持学术质量外，还十分重视开展学术讨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如在50年代开展的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现实主义问题、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60年代开展的文学共鸣问题、山水诗有无阶级性问题、历史剧问题、关于《创业史》、《三家巷》、《风雷》等作品的讨论，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澄清了不少文艺理论上的重大是非，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艺运动。

该刊在长期办刊中坚持正确办刊宗旨，保持了较高的学术质量，这与著名的专家、学者担任主编和富有权威的编辑委员会有直接的关系。著名作家学者何其芳、陈荒煤、敏泽、马良春、张炯等先后为主编。另外建立了以卞之琳、戈宝权、王季思、毛星、刘大杰、刘文典、刘永济、孙楷第，余冠英、罗大冈、罗根泽、陈中凡、陈涌、陈翔鹤、林如稷、陆侃如、季羡林、俞平伯、郑振铎、范存忠、唐强、夏承焘、徐喜瑞、郭绍虞、冯至、冯沅君、冯雪峰、程千帆、游国恩、黄药眠、杨晦、蔡仪、钱锺书、钟敬文等30多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对坚持正确办刊思想及学术质量起了重要的参谋作用。

除了以上文艺期刊外，20世纪50—60年代创刊的影响较大的文艺期刊还包括：

《文艺报》，该刊创刊于1949年9月。编委初由茅盾、胡风、严辰三人组成，出至第8卷之后由丁玲、陈企霞、萧殷为主编，1955年后由冯雪峰担任主编。刊物的宗旨和任务是反映文艺工作情况，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开展文艺批评，推进文艺运动。50年代末期，由于我国政治生活中“左”的思想的干扰，《文艺报》在前进中经历了不少曲折。1966年5月遭到停刊命运，1978年始重新复刊。

《文艺报》自创刊以来，尽管经历过许多曲折，但它在推动文艺运动、繁荣文艺创作、培养文艺新人、开展文艺批评诸方面功不可没。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前曾对《文艺报》的工作作过重要指示。历史奠定了《文艺报》在中国文艺界的影响和权威地位。新时期的《文艺报》涵盖了文学、电影、电视、戏剧、美术、音乐、舞蹈、曲艺、书法等各种文艺门类；报道文艺新闻，刊登文艺评论，开展文艺创作，推出文艺新人，是读者了解国内外文艺动态的重要渠道，是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提高文艺水平，增强文艺修养的良师益友。

《文艺学习》，创刊于1954年，由韦君宜任主编。编委会成员包括黄药眠、萧殷、李庚、彭慧、公木等人。《文艺学习》是一本普及刊物，其主要任务是向广大青年读者进行文学教育，普及文学基本知识，提高群众的文学欣赏能力和写作能力，并为我国的文学队伍培养后备力量。自创刊以来，受到广大青年读者欢迎，从创刊到停刊（1957年12月），一共出版了45期，每期的篇幅大约8万字左右。印数由12万份一直增加到近40万份，每月收到的来稿来信达4 000件以上。《文艺学习》是50年代办得很有起色、影响颇大的刊物。

《文学遗产》，1954年3月创刊。首任主编为陈翔鹤，后余冠英等接任主编。《文学遗产》是全国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

《说说唱唱》，1950年创刊。该刊是一份大众综合性月刊。由李伯钊、赵树理任主编。1952年之后，改由老舍任主编，1955年3月出至63期停刊。《说说唱唱》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最早的综合性文艺期刊，为普及大众文艺作品做出了突出贡献。

《人民戏剧》（1950年4月创刊），由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主办，《人民戏剧》编辑委员会编辑，田汉主编。主要内容为戏剧理论及旧剧改革，有关戏剧改革政策，戏剧理论与创作的研究，地方戏研究及编剧、导演研究等。1951年12月20日停刊。

《大众电影》（1950年6月创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梅朵、王世桢任主编，该刊在上海出版，由大众电影社发行。1952年起改在北京出版，发行仍在上海，同年从第14期起，改由大众电影社编辑出版。

《人民画报》（1950年7月创刊），初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后由人民画报社出版，是反映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重大活动、对外宣传的一份画刊。在《人民画报》稍后创刊的还有《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有关部门创办的还有《民间文学》、《人民音乐》、《剧本》等文艺期刊。

除了中央部门办的文艺期刊外，各省市也都办有自己的文艺期刊，如上海群众文艺社的《群众文艺》（1949年10月创办）、《河北文艺》（1949年11月创刊）、河南省文联筹委会《翻身文艺》（1950年1月创刊）、山西省文联的《山西文艺》（1950年创办）、山东省文联的《山东文艺》（1950年创刊）、浙江省文联的《浙江文艺》（1956年创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