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居易诗歌的分类说起

一、从白居易诗歌的分类说起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他将自己自任职拾遗以来所创作的诗歌亲手编定为十五卷，还把诗作分成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他在《与元九书》中说：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3]

白居易把诗作分成四类，后人指责其标准不一，既不按体裁形式也不按内容风格，如王运熙先生认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从体裁上看都是古体诗，杂律则为近体诗。同时，前三类似从内容而言，讽谕诗多注重反映现实政治问题，极具批判性与战斗意义；闲适诗则表现为官之余的悠闲恬适的文人雅趣；感伤诗则又表现随感遇而形于叹咏的真性情之作，而杂律诗则是就体式而言的，它们之间并不是并列关系。^[4]张中宇先生也说：“白居易的分类方式反映了中国古人思维方式的一些特点，即基于对某些突出特征的直觉把握而非精确的分析以获得相对有效的结果，思维或解决问题过程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质，对此不应苛求。”^[5]

其实白居易对其诗歌编次标准是非常明确的，即从诗歌功用角度来分类编次。在他看来，讽谕诗是“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的产物，是其“兼济之志”匡君化民的一种手段；闲适诗是“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的内心情感的满足，是“独善之义”的无闷与自适；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的随感而发，只是未达到闲适诗参透人生、了悟世理、自适无忧的层次而已，仍然徘徊于现实烦恼之中，以此宣泄内心情感，暂获心灵的平衡。白居易也是性情中人，既有兼济宏愿，也有细腻柔情；至于杂律诗，白居易声称是“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流露出鄙薄之情，但有“释恨佐欢”之用，因而编在末。从功用的角度而言，白居易最不重视杂律诗是十分明显的。

这存在明显的“等级观念”，即重视古体诗，轻视近体诗、杂律诗，在古体诗中又重视乐府诗，其次是古体诗中的闲适诗与伤感诗。这种等级秩序在后来的排列诗文中得到印证。这种等级又以功用的大小为依据，具有浓重的儒家功利色彩。谢思炜先生说：“我们看到，白居易一开始接触文学问题的讨论，便特别关注文学是否‘有用’这一点。……‘有用’与‘无用’，是白居易观察文学问题时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6]

虽然如此，白居易的理论主张与真实想法往往也有一定的距离，字面上白居易似乎特别轻视感伤诗与杂律诗，说其“非平生所尚者”，“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其实也不尽然，一则他随即又说：“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最要，率以诗也。……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7]对感伤诗与杂律诗的相娱、相勉、相慰、相戒的功能也非常重视。二则他以后编辑的文集中，此类作品数量大增，相反讽谕之作却很少再涉及。对感伤诗中的名篇，如《长恨歌》《琵琶行》等更是屡屡流露出自我赞许：“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其中不无流露出自豪之情，足见其对自己作品的钟爱。这种矛盾反映了白居易在传统儒家诗教观与重视个人情感与审美功能之间的徘徊，也反映出白居易内心中理性与情感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