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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作者司马迁

时间:2022-03-0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经典介绍《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窸、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略古详今,重点着眼于探讨君主执政过程中的得失与国家兴衰的道理,虽然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记载有关的政治事件,但对于军事、经济等其他方面也多有涉及。
《资治通鉴》_阅古拾珍:大学生必读的36部国学经典

经典介绍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窸、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该书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征淮南,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其他政权,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是中国史学史上涵盖时间最长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编写是一项非常严肃认真的工作,由司马光写出提纲,包括总纲与每章的细纲,助手们根据大纲选择素材,按年月日列目,遵循“宁失于繁,勿失于略”的原则,然后逐条考辨整理之后写成长编,最后由司马光本人亲自删削、定稿并写出结论。前后共耗时19年,花费作者一生的主要精力才完成这部史学名著。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全书以年代为经国家为纬,依次叙述中国古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时,运用追叙、插叙等多种笔法,说明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交代人物的身世经历。“袭于《春秋》,而慷慨论证长于《春秋》;承于《左传》,而记事言论浑然一体优于《左传》。”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使一向遭人冷落的编年体再次焕发青春,光耀史坛,与纪传体并驾齐驱。自宋至清,经过无数学者的努力,陆续产生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明通鉴》《清通鉴》等蔚然壮观的通鉴系列,而司马光以其一家之言,成为一代史学之尊。

作为政治通史,《资治通鉴》尤其重视为君之道,用大量篇幅记载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贤明政治,详细描述乱国之君丧权辱国、涂炭生灵的经过,其史论也都是在论述“国之治乱,尽在人君”的观点。在第十七卷《汉武帝宝元元年》中,他说:“繇是观之,继治世君其道同,继救世君其道变。”其大意是:总而言之,如果继承统一管理不错的国家,君主心里只需消化借鉴前人治国之道,如果继承统治一个民不聊生的国家,君主必须改弦更张,才能扭转乾坤,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这里道出了作者关于君主必须因时制宜地治理国家的雄才伟略和朴素的辨证施治的观点。在第一百三十八卷《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中写道:“人君之于其国,譬如一身,视远如视迩,在境如在廷,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则封域之内无不能其所矣!”告诫君主:贤人和国家的关系,如同躯体的各个部分,看远处犹如看近处,在边疆犹如在朝廷,只有推荐有贤能的人担任各种官职,修明政治为百姓谋求福利,那么自己疆界内的百姓各得其所,社会变得稳定有序。《资治通鉴》通过翔实的历史记载,向当时的统治者说明了历史的经验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资治通鉴》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以往任何一部史书都不能相比的。另外从历史观点上,《资治通鉴》认为国家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们的修养,提倡君主应遵于礼,讲究仁义,在用人方面要量才而用,赏罚分明,还要能听取臣民的谏言,这一点对于后来的历代统治阶级都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直到今天也不失其意义。

《资治通鉴》略古详今,重点着眼于探讨君主执政过程中的得失与国家兴衰的道理,虽然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记载有关的政治事件,但对于军事、经济等其他方面也多有涉及。关于经济问题,作者详述有关田制、赋税的内容,以大量篇幅记载商鞅变法唐朝的租庸调制和两税法等重大经济事件,并随时借历史事实来论证现实问题。在第十五卷《汉文帝前十三年》中,作者写道:“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强调在我国这样的社会,必须重视农业的发展,否则必定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

《资治通鉴》最擅长于描写战争场面,像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都被记述得精彩纷呈。其不仅生动地描述了重大战役的经过,而且还论述战争的因果和兵法,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评道:“《资治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一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在记载赤壁之战时,司马光并没有从正面去描写战争的具体情况,而是从人物着手,把鲁肃与孙权合谋定计、吴蜀构筑同盟及诸葛亮智激孙权等故事分别道来,从独特的视角诠解了这场决定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的关键。既有战争的完整过程,又有人物的深入刻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第七十卷《魏文帝黄初六年》中,作者借鉴蜀国的参军马谡向诸葛亮的谏言,说明了用兵之道:“夫用兵者,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强调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三军统帅所追求的目标。同时,文中的一些语言,也成了后人惯用的成语掌故,像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等均已耳熟能详。

以历代治乱兴衰为线索,《资治通鉴》在记录历史的同时,阐述君主与人臣的品德善恶、军国大事与政策得失,总结王朝更替的原因和教训,以期使统治者取得鉴戒。该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全书文字简明扼要,生动流畅,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家之绝笔。其成书900余年来,始终为世人赞扬推崇,海内外蜚声扬名。该书共刊刻70余版,实为我国历代各类史书刊刻出版之罕见,足见其影响之深远。为研究这部体大精深的著作,自宋神宗以来,历代出现不少专著,形成专门的通鉴学。

作者简历

司马光(1019—1086年),初字公实,后更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司马池之子。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记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孟子)。

精彩片段

备由是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抚和戎、越,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三顾茅庐》

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赤壁之战》

延伸阅读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宋末元初)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之外不刊之典也。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

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梁启超:《新史学》

《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

——陈垣:《胡注通鉴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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