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

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三百年中，从唐代至元代科场中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术与文学之争。经术指中国传统的经学儒术，即统治者一向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学说；文学指注重形象思维的文章辞赋，即讲究赋、比、兴，祖述风、雅、颂的诗歌文采，以及追求辞藻华丽的写作章法等。文学才能向来是科举取士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中国的三年大比》一文开头指出：“文学才能在中国享有最高的声誉，政府官员都选拔自受过教育的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读书人信奉的信条，在许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图理想的哲学原则的注释。”^[6]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

初唐史臣对文学的功用已有精炼的概括。魏徵、长孔无忌等在《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说：“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姚思廉在《梁书·文学传序》中也说：“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性，非文莫可也。”

唐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时代，大唐帝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相对其他朝代而言，唐代的科举取士特别是进士科较重文学诗赋。自调露二年（680）刘思立建议进士加试杂文以后，“文擅清奇，则登甲科，藻思小减，则为不第”^[7]。唐玄宗在位的盛唐时期，是最重视以文学取士的时期之一，进士科被称之为“词科”，进士出身者在唐代政治中的影响也迅速增大。随着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成为主要内容和录取标准，甚至以诗“赎贴”取代经学考试内容，进士科的文学考试性质日益明显。“国家代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章”，“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士，以文学取士：二百余载，焕乎文章”^[8]；“今则仕由文学，著官至清显”，“当今由文学求用”^[9]。这类说法在唐代文体中经常可以看到。

“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10]。崇尚文学、以能文为贵的社会风气在唐代颇为浓厚，唐代文学繁荣昌盛，诗歌尤为普及、优美，因而唐代被后人称为文学的时代。中唐时独孤及说：“唐兴百三十余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11]由于朝廷尚文，并以文取士，因此朝野上下皆贵重文学，以不能文为耻。随着进士科的文学性质愈来愈明显，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距离也愈来愈大。因此，在许多中唐士大夫看来，进士科乃离经叛道。于是出现了激烈的经术与文学之争^[12]。这种争论在唐后期到北宋中叶之间延续，并往往与科举取士中的子弟寒士之争、区域公平之争等交织在一起。

宋代的经术与诗赋之争愈演愈烈，进入了针锋相对的冲突阶段，许多著名人士都卷了进去。大体划分，北宋中叶的两派争论中，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属于经术派，欧阳修、苏轼等属于文学派。不同的分主持科举考试，或侧重文学辞赋，或侧重儒家经典。到后来，为平息长期以来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宋哲宗元元年（1086）十一月，“三省奏立经义、词赋两科”^[13]。此为倡导进士分立经义与诗赋两科取士的开端，然而，以北方人士为主的洛党力主以经义取士，反对恢复诗赋，而以南方人士为主的蜀党则要求恢复诗赋。到元四年（1089），才最后确定立经义、诗赋两科。

唐宋之间重视用诗赋为考试内容，除了由于朝野重文风尚以外，还因为诗赋具有较客观的评判标准。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礼部贡院言：“盖诗赋以声病杂犯，易为去留，若专取策论，必难升黜。盖诗赋虽名小巧，且须指题命事，若记问该当，则辞理自精。策论虽有问题，其间敷对，多挟它说。”^[14]元代也有人认为，诗赋取士格律精当，有利于评卷至公无私，因此得人最多，被前人视为“将相科”或“龙虎将相之目”。而若止用经义、明经等科，“将见公道扫地，关节大行，上下成风，相率谀伪，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15]”。可见，专以经义取士也有很大的弊端，最好是词理文采兼备。

诗赋不仅能考察形象思维能力，而且也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文学水平。由于帖经和墨义测试的是较低层次的技能，故逐渐为人所轻，至宋代以后慢慢退出科场。后来诗赋又逐渐演变成宋元时文，到明代则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内容虽是经义，形式却是文学，是一种糅合散文的章法、骈文的排偶和近体诗的格律而构成的一种文体。试帖诗和八股文有一共同点，即都有格律规范，要求很严，这两种考试文体都易于出题，易于判别水平高下，一眼就可看出轻重优劣。在极端严格的形式之下，要能出奇制胜，写出意义不俗、文字优美的文章来，确要有很高的文字水平和思维能力。

虽然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文章辞章，从今天看来，科举几乎就是一种文学考试，一个人的文学水平往往决定其是否能被录取。但是，科举制的真正目的并非选拔文学家而是选拔从政人才，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为了考察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为了测试其智力水平和文化素养。诗赋可以言志，家事国事天下事、个人抱负和习性好尚皆可以从诗赋中曲折表达和宣泄出来。只有才情并茂、文理优长的人才写得出好的诗赋。而八股文、策、论等文体，考察的标准也不外乎“文”与“理”两个方面，文采始终是科举考试注重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总体而言，科举始终具有文学考试性质。

不过，命题作文与平日的文学创作是有所不同的，科场中所考的试帖诗有一定的规范性，必须按照其题意和格津声韵要求来写，这是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维持可比性和客观评卷的公正性的必然要求。个别平时具有非凡的诗歌天才的人不一定就能适应考试中的命题作诗。在考试上限定时间内作文，李白也无法随意发挥“白发三千丈”的奇思异想，而必须根据命题来铺叙。而且李白、杜甫未能考中进士还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其非人”的特殊朝代背景有关^[16]。唐代多数文学家还是考中过进士的，如陈子昂、张九龄、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皆为进士出身。从隋唐至明清流传下来的多数诗文集也是科第中人所为。

大规模统一考试是会遗漏某些人才，但我们要从总体来看其功能如何，不能因为个别杰出人才未能考中就否定整个制度。过去人们往往举出蒲松龄多次乡试未中来说明科举压抑或遗漏人才。其实，许多个案千差万别，个别不能否定一般。1882年，有位西方人便指出：“在科场失意者中，也经常能发现那种颇有文学才能的人，著名的《聊斋》作者即是一个明例。必要之时，他的不幸遭遇总被人们为那种富有才华而未能在科考竞争中出人头地的榜样，不厌其烦地引用。毫无疑问，也有许多颇具管理才能和其他才能的人也经常被命运作弄，在个人生活的道路上走着一条同样失望的路。但就全局而言，竞争考试的结果还是对社会有利的。”^[17]

“文学、政事，本是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18]。科举取士的本意不是为了选拔文学家，而是为了拔取政治人才。但因为以文取士，结果实际上选拔和造就了大量的文学家。古代文学家中科举出身者占多数。据《辞海》文学分册所录中国历代作家统计，隋唐五代至清末近代作家共有602名，其中进士和举人等出身者共341人，占总数的56.6%，而且这还不包括诸生（秀才）一级的科举中式者。若再考虑到《辞海》所录作家有些是略载其科第经历（如吕祖谦便漏载其进士出身）、女作家从不应举等因素，科举出身者在文学家中的比例还会更高。据吴建华统计，《四库全书》集部著录和存目收有唐至清别集2504部，其中进士著述1367部，占54.59%^[19]，若包括举人的话，比例还会更高。笔者曾根据朝鲜《增补文献备考》卷二四七—二五○“艺文考·文集类”统计，朝鲜历史上1050部诗文集中，有755部标明作者为“文科”、“登科”、“司马”等科第中人，占总数的72%之多。越南历史上模仿中国长期实行科举制度，科第中人的产出在文学作品总数中的比例比朝鲜还更高。

当然，科举考试的目的是要选拔文官而非选拔文学家，而政治才干与文学水平毕竟不是一码事。以诗赋文章来选拔文化素养较高的从政人才是为了保证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其最终目的还在于临政治民。文学家是人才，政治家也是人才。不能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科举人才。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来看，一些政治家对社会历史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文学家所起的作用。擅长作诗的人不一定就善于处理行政事务，原先擅长诗赋文章的人从政治之后，也不一定有很多时间来进一步发挥其文学才能，因为其主业并非文学创作而是千头万绪的日常行政事务或主持文化事业。这就像当代许多考上大学中文系的人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其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往往无法与没有上大学的专业作家相比。在精英学术与大众文化两方面，进士群体更多是从事精英学术。在中国古代士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科第中人多数忙于“立功”，也就是临政治民的事功和学术研究的事业，忙于“治国、平天下”，相对较少时间来从事“立言”方面的写作了。如果不仅从中国文学史的视角，而是从整个中国文化史或中华文明史的视野来看，那些编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的进士们，那些科举出身从事学术研究的乾嘉学派大师，对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不见得就不如那些落第后专门写小说的作家。曹雪芹若考中进士当了大官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来写《红楼梦》这类长篇章回小说，吴敬梓、蒲松龄如果早早中举及第也就不会去写《儒林外史》、《聊斋之异》。从政才能写作才能的发展在时间上往往会有矛盾，一个官员整天考虑吟诗作赋或写章回小说大概就没有多少政绩。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名臣在政事上有功绩，在学术上也有重大建树的人，那是因为他们在及第从政后善于仕学相兼，政事之余勤于笔耕。总的看来，科举与诗文创作关系较密切，而与长篇小说关系较弱，中国文学史上几大古典名著基本上是属于落第文人创作的。

因为有了科举，促使人们努力读书，增加了许多文人，减少了大量文盲，对中国的文化积累和文明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科举考试以文取人，导致1300年间官员文人化，文人官员化。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等格言，文学的影响也无所不在。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