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对骈文的影响

考察我国早期的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文字简明质朴，说明上古时代的原始人已从结绳记事过渡到运用便于记诵的用韵与字简意丰的方法来耳听口授，然后再逐步演变进化。

引用《吕氏春秋·审应览第十八·淫辞》中的话为例证：“今举大木者，前呼舆，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鲁迅发表了一番著名而具体的见解：“人类是在未有文学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唷杭唷’，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门外文谈》）抬木头的“杭唷杭唷”就是不见诸文字的创作，也是非文字非音像的出版，非文字非音像的文学。其实，就是最简单的重复的有规则的韵文雏形，可视为最早的原始口头文学。

《吴越春秋》载有一首黄帝时代的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两字一句，第一、二、四句押韵，节奏分明。

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记载了一首帝尧时代的劳动短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一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基本上四字一句，歌中的“作”、“息”、“食”、“力”，四个尾韵如用后来的平水韵作比对，全是“入声”，其中“作”是入声十药韵；“息”、“食”、“力”则是入声十三职韵。第一字“作”可当邻韵看待，声韵向后代的发展脉络，非常清晰，且有排比句的初始痕迹。

上述两首歌谣晚于“抬木头”的作品，应该是中国最早的韵文（诗歌）之一了。由此可见，韵文早于骈文和散文出现，必然无疑。

骈文和散文经常夹杂并用，却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而汉赋则是一种文学的表现方法，却非一种文学体裁。散文虽然也注重文字的藻饰与声调的抑扬，但远没有骈文的讲究。为此，我们把上古时代的韵文看做是后来骈文发展的滥觞，韵文是美文，散文是应用文，这样的理解也许并不为过。

究竟什么是韵文？韵文应是泛指所有用韵的文体，它涵盖如歌谣、辞赋、诗、词、曲，甚至有韵的颂、赞、铭、箴等等，它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依照刘勰的说法，《诗经》押韵，是“文”；《尚书》不押韵，是“笔”。“文”和“笔”是晋代以后有的。他的话出自《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

口头诗歌最早出现，《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所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诗与音乐、舞蹈三位一体，不仅远在骈散文之前，还远在有文字之前。《诗经》用叙事、说理、写景、抒情以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对后世的诗歌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运用的句法近乎上述帝尧时代的劳动短歌，大多为四字句，多押韵。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认为：“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又说“赋自《诗》出”，这说明赋起源于《诗经》，发展于《楚辞》。而骈文是直接受赋的影响演变而来，间接受益于《诗经》和《楚辞》，当无悬念。

这里先后列举两篇著名骈文进行论述。

先举李斯写于秦统一天下之前的《谏逐客书》来剖析，这篇议论文不算长，但运用排比与对偶的比重却占了大部分，比如五字排比句“……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接下来再用八字排比句“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跟着又用七字排比句“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李斯援引史实指出“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错误，谆谆劝导“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这种铺陈排比显得文采典雅，音节铿锵，在视听感觉上的美感，确是动人。再如前六后五的“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随后又有前七后七的对偶“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其对称之美，当时实属上乘。

《谏逐客书》不仅直截了当，“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并且搬出大量的事实，反复透彻地据理论证，文挟气势，纵横驰骋，终于粉碎了秦国贵族为保自身权势而反对秦王重用客卿的阴谋。公正地说，李斯此文为秦王纠正错误及后来的一统天下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篇文章被誉为“骈体之祖”，绝非偶然。因为秦代文学除了统一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外，秦始皇在位时实施焚书坑儒的高压政策，其文化建设简直乏善可陈，仅李斯《谏逐客书》一文而已。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是符合事实的。

再援引作于梁天监四年（505）丘迟《与陈伯之书》的骈文，“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篇首第一段就以排比与对偶并用的手法铺开，语言华丽，声调和谐，用典贴切。内容上则重点刻画昔日陈伯之弃齐归梁的“因机变化，遭遇明主”之大幸，继而能“立功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的尊显，惜又变节反梁，投靠北魏。然而这种背叛行为“一旦为奔亡之虏”，则“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其下场“又何劣邪”。作者措辞审慎，委婉规劝，不过分谴责，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力争其重新归梁的生动语言，在以下各段文字中，俯拾皆是。诸如：“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等等，文章以梁朝宽宏的器量和实行保护政策来感化对方，明示利害，以唤起陈伯之良知的回归。

作者接着笔锋一转，“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一封劝降信借用江南故国暮春景色的浓厚乡情来拨动对方心弦，真可谓匠心独具，大大出人意料，陈伯之能不一念往日“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感同身受甚至勾魂摄魄吗？“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短短十六个字岂止让陈伯之动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至今日，也已成为人们日常外出春游挂在嘴边的文学语言。好的古典作品，实在感人至深！

末段，“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楛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揔兹戎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文章以掌控全局高屋建瓴的气势，炫耀梁朝国势强盛，各地异族纷纷进贡与请职；唯有北魏负隅顽抗，企图苟延残喘。又顺势夸耀临川王萧宏率军吊民伐罪的正义行为。尤其是“若遂不改，方思仆言”，分明是绵里藏针的狠话，“聊布往怀，君其详之”姑且把我们过去旧交的心里话说一下，请详加细察吧！行文至此戛然而止。

全文说得有情有理，极具逻辑性，对方的心潮从翻江倒海至不得不择，已箭在弦上了，最终陈伯之拥兵八千降归。两军阵前的一封敦促投降书，居然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岂非神力乎？其实，“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等等纯是溢美之词，由于梁武帝朝政腐败，连他本人也被后来的东魏降将侯景发动叛乱而囚，以致老病饿死。丘迟时任梁武帝之弟临川王萧宏的谘议参军、领记室，这篇文章是奉命而撰，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显而易见，一些措辞读者当可理解。

《谏逐客书》和《与陈伯之书》是中国古代两篇杰出骈文，前者说服秦王嬴政改弦易辙；后者兵不血刃说服陈伯之率军归降。这种事理古今中外皆有共识，英国有谚语：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笔比箭更有力）。同样证明了笔杆子的魅力。当然，运筹帷幄的决策者往往会采用文武并重，“笔”、“枪”兼施的方法，“攻心为上”何尝不是他们的头等策略呢？

以上两篇骈文，除了内容上的据事类义，援古证今，极有说服力外，在文体上讲究俪字偶句，语言委婉，辞藻典雅，适当援引典故，兼用含蓄手法，以达到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规劝的目的。散文文体的主要特征则不同于骈文，不需要俪字偶句，不必强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样的对偶，即便《易》、《书》、《春秋》等书中有一些韵文，也并非作者故意为之，实为情感所溢的偶尔流露。所以，散文只要辞能达意，言之成文即可，其他对偶、音韵均可以轻度关注甚至不顾，而骈文则不然。由此也可看出，诗歌对骈文的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