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是以科举制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学，书院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书院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学，两者具有相同的性质，都属于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专学，都是相对独立的专门研究领域。它们并非严格意义的学科，而是广义上说的一种综合学科，是一种类似于敦煌学、甲骨学、红学的专门学问。在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学中，科举学与书院学有最多的相同和相似之处。两者的研究对象都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和现实性，都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研究书院的专家可称之为“书院学家”，研究科举学的专家可称之为“科举学家”。
“书院学”首次提出的时间是1986年[6]，“科举学”首次提出的时间是1992年[7]。科举学和书院学都是年轻的、正在形成和发展的专学。但“科举学”是一个古老的词语，而至今还没有看到古代曾有“书院学”之称。
最早提出“书院学”的万青在《谈中国书院学》一文开头就说：“在世界上，一种能持续上千年而不衰，并且今天仍值得人们研究的学科并不多，‘中国古代书院学’（简称‘书院学’）就是这种不多的学科之一。”[8]这句话明白宣示书院学是一门“学科”。其实，存在上千年的是书院而非“书院学”，目前我们仍未发现古代已出现过“书院学”一词。而且，即使是学科，也非严格意义或现代通常意义上的学科。在这方面，“科举学”的语义和性质辨析，不仅对科举学本身具有价值，而且对清晰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的学问，如红学、敦煌学、甲骨学等学问的性质也具有普遍的意义，对书院学更具有直接的参照价值。
从宋代“科举”逐渐取代“贡举”的概念之后，一直到近代，有不少人使用“科举学”的称法。以下略举数例。
黄宗羲诗云：“近来学人少，谁何识真伪。遂以科举学，劫人之听视。括帖上下文，原无真实义。推之入理窟，涂车可略地。有明三百年，人物多憔悴。”[9]明代何乔远《闽书》载：“吴翌，字晦叔。蚤孤。逾冠，游学衡山，师事胡五峰，闻其所论学问之方，遂捐弃科举学。”[10]清代梅曾亮《黄铁香诗序》称作者“尝戒诗，专科举学，一不自得，复以诗释戒，诗愈昌”[11]。民国时期，还有人使用“科举学”一词。如《南社文选》之《莫悟园墓志铭》说：“父讳士林，本生父讳壬林，壬林卒，予文识墓，所称为奏大清科举学之尾声者也。君为学无不通，顾亦踬于科举。”[12]
韩国学者中也有使用“科举学”一词的。朝鲜历史上曾长期实行科举制，也曾出现与中国科举类似的问题。朝鲜李朝后期，集儒学实学派大成的丁若镛（丁茶山）曾批判当时儒学界的诸多倾向，在《五学论》一文中，他对性理学、训诂学、文章学、科举学、术数学等五学加以批判[13]。这里所谓的“科举学”也是指应考科举之学，但与训诂学、文章学等并列，已含有一定的专门学问的意味。
当然，古代或科举时代的“科举学”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科举学”含义是有所不同的，古代的“科举学”或“科举之学”通常指的是如何考中的学业或学问，即应举之学或应试之学；当代的“科举学”指的是研究中国及东亚国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动作的历史的学科或学问。简言之，古代“科举学”是指备考科举之学，现代“科举学”是指研究科举之学。但古代广大读书人热衷于“科举之学”留下了大量的资料，为今天研究“科举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4]。
十多年来，科举学作为一门专学或学科的概念也已逐渐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随着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科举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话语，科举学研究者的自主意识日见明朗，“科举学”中“学”究竟代表着“学科”还是“专学”的内涵，成为科举学研究者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于科举学的性质，目前学术界的观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观点认为科举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另一类观点则认为科举学虽然名为“学”，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专门学问或专门学科或专门研究领域，简称“专学”[15]。
鲁迅在《呐喊·故乡》中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6]一门学科的形成也与此类似：世上本无所谓学，研究的人多了，便成了学。中国人向来有称学的习惯，往往将较重要的、研究得较多的对象称之为学，如古代研究《文选》有选学、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朱熹有朱子学，还有策学、汉学、宋学、闽学、关学、洛学、浙学之类。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中国人比西方更常使用“学”的概念，包括学科的概念。西方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在中文里头就变成了学科。例如，在西方，教育学是否一个独立学科还存在问题。高等教育研究至今仍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崭新和欠发展的研究领域”，即使将来也只能作为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而“不会以一个独立学科（a separate scientific discipline）的形式出现”[17]。但在中国高等教育学基本上被公认为是一门学科。英语中以-ology结尾的词代表严格意义的学科或成熟的学科，具有很强的科学性；而“学科”（discipline）、“研究领域”（research field）、“问题”（issue）的内在逻辑性和严密性则依次递减。实际上，中文里面传统学术领域中的“学”在英语中对应的是“研究”（study）而非“学科”（discipline），更不是“科学”（-ology）的概念[18]。
不过，中国的语言文字中“学科”的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许多人习惯称之为“学科”的研究对象往往并非严格意义的学科。严格说来，科举学只是一门专学或学问，但就广义的“学科”而言，为了便于表达和叙述，科举学有时也可以称为学科。我自己的论著既有将科举学称为学科者，也有称为专学者，例如《科举学发凡》一文中说：“科举学就是研究科举的学科或学问。这里所说的学科并非一般所指的严格意义的学科……科举学与朱子学、红学、敦煌学、甲骨学等性质相同，是以某一具体人物、著作、文物或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或学问。”[19]
就语感而言，“学问”、“专学”给人的印象较为松散、较为写意、较为柔性，不一定很成型，只要有不少人研究即可称之为“学问”；而“学科”则有一种较为严密的逻辑体系、较为严整的内在结构和外显框架，较为刚性且基本成型。辩证地说，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可以说又科举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一门发展中的学科，或者说是一个成长中的新兴学科。
所谓“学”者，专门研究也，成体系的学问也。所谓学科，应有稳定的、固定的研究对象，有特定的研究方法，有特殊的研究群体，必须以概念体系为构架，且有代表性的起始著作和后续著作，还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为了走向成熟和完善，科举学和书院学都还须进行理论的建构，使研究理论化、学说化、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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