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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少卿书《文选》

时间:2022-01-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司马迁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纲维,尽思虑,今以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昂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耶!嗟呼!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一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以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血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败陷,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次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穽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正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易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美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终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忍辱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上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

[赏析]

按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的考证,司马迁此信作于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致信对象为其故友任安。是年,任安被判在戾太子“巫蛊之案”中首鼠两端,坐腰斩之罪,于当年冬天行刑。此前,任益州刺史的任安曾致信司马迁,《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司马迁受腐刑在天汉二年(前99年),太始元年(前96年)遇赦出狱任中书令,与皇帝有频繁接触的机会,故任安写信责司马迁以荐贤之事,亦暗含请其推荐自己进京为官之意。但因种种原因,司马迁最终未能回信,及至任安身陷囹圄,为不负故友,一吐胸中块垒,司马迁才写下了这封流传千古的《报任少卿书》。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信,这是一首浩气长存的正气歌。

本文文长1300余字,由六部分组成:首尾两部分讲述复信延迟的原因及复信时的心情;第二部分讲述不配“推贤进士”的缘故;第三部分讲述为李陵事下狱的经过;第四部分讲述忍辱受刑;第五部分讲述如何完成《史记》。司马迁是与任安有相同命运遭际的人:在“巫蛊之案”中,任安没有死罪却被定死罪;在“李陵之狱”中,司马迁不该处宫刑,却被处以宫刑。当时被判刑可以以钱赎罪,司马迁因清廉没钱赎罪,任安也因清廉无钱赎罪,二者以清廉之身而被判罪,因清廉而无法赎罪。这些是任安的“私恨”,但同时也是司马迁的“愤懑”,二人有着近似的命运悲剧。所以,《报任少卿书》是由一个悲愤的人写给另外一个悲愤的人的书信,“悲愤”是整篇书信的主题:

1.对自己所受宫刑及李陵事件的悲愤。

司马迁在文中称赞“慷慨之士”和“倜傥非常”之人,但他又何尝不以此自许?在秦汉时代,作为一个群体的“士”,对自身高标自置,十分强调精神的节操。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司马迁对受“腐刑”感到耻辱之极,认为自己一旦遭此刑罚,便“大质已亏”,“在阘茸之中”,至于“无可比数”,“虽累百世,垢弥甚耳”。他列举历史上宦官被人轻视的种种事例,反衬自己受宫刑之后,精神受损害之深,无地自容尚且不论,焉能再“昂首信眉,论列是非”,更不能“推贤进士”,“轻朝廷,以羞当世之士”,激烈的言辞中潜藏着一种不屈和悲愤。司马迁之所以受此奇耻大辱,乃是由于李陵兵败投降匈奴一事。李陵投降匈奴,有失民族气节,但在当时,他的遭遇又值得同情,其兵败的主要责任在于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与李陵并无私交,但他注意到李陵平时的为人,“有国士之风”,临敌时“出万死不顾一生”,其情可感。出于公心,司马迁进言武帝,但不料武帝以为司马迁的发言“沮贰师”,即有伤李广利。于是,最终将李陵一门夷灭,断绝了李陵的赎罪之路。对李陵的命运,司马迁也是感到异常悲愤的。

2.对史官地位和封建刑狱制度的悲愤。

司马迁在文中揭露封建帝王对待史官的态度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将之视为“近乎卜祝”之间的人物,与倡优无异。史官的死亡,对帝王来说,也不过“若九牛亡一毛”,自认负有秉笔直书、奖善劝恶职责的史官,居然在帝王的眼中如此的不堪,这令司马迁感到异常愤懑。及至入狱,不但史官原有的一点尊严不复存在,即便想获得常人应有的权利也不可得。封建刑狱制度的黑暗,使原本性格慷慨激烈的司马迁也不免“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正惕息”。他历举周文王(西伯)、李斯、韩信(淮阴侯)、彭越、张敖、周勃(绛侯)、窦婴(魏其侯)、季布、灌夫等人入狱和受刑的事,得出在刑罚、狱官、狱卒的“积威约之势”的强迫下,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也有同样屈身受辱的经历,短时间的奴役催生反抗,但长时间的奴役则会摧毁人的精神意志,让人沦为顺从的奴隶,封建刑狱制度的本质功能正在于此,而这对于义气慷慨、看重士人气节的司马迁来说无异于一场悲剧,这是他对生命感到悲愤的又一缘由。

3.“发愤著书”及《史记》的写作情况。

司马迁认为“腐刑”是奇耻大辱,按照正常的逻辑,应当“引决”才是士人本色,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并没有像其他志节激烈的人一样自杀。这一切源于他对死亡的深刻理解:“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负有父亲修成史书的遗命,况且历史的巨大责任感也不容许他这样做。他以自己的痛苦经历,深刻地理解了古人的苦操奇行。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或在患难中,或以残废之身著书的事迹,以及“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事例,让他提出了“发愤著书”的理论。钱钟书先生曾在《管锥编》中指出,司马迁的理论有“不周赅”之处,认为“盖著述之事固出于穷,而亦或出于达。”从理论上来说,钱先生的话是正确的,但我们要认识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理论更多来源于一种情绪化的表述,而非一种理性的思考,即以他举以为例的《吕览》的创作过程,其实并不是吕不韦“发愤”的产物,而是经过了司马迁本人情感和意志的改写,成为自己浇胸中块垒的工具罢了!在他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后,经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努力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终于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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