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的自学考试性质

考试与教学分离是科举制度的一个明显特点，也是现代高教自学考试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特点和原则有效地保证了国家考试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选拔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较强能力的合格人才担任政府官职是科举制的根本目的，因此科举是一种文官考试。但科举又具有教育考试性质，因为在知识分子“读书—应考—入仕”这一人生成功三部曲中，应考是关键的中间环节，而要达到应考的条件和水平，就非要“读书”即接受教育不可。当然，读书可以是自学，也可以是进各种学校学习或接受名师个别辅导。科举是一种取士制度，而中国古代学校的目标是养士，即培养统治人才。取士与养士两者互相依存，无论在直接或间接方面，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是在科举制度走向成熟规范的明清两代，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整合为一条龙，使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二者难分难解。在明清科举系统中，乡试以下的府州县试和岁、科试实际上是各级官学的入学考试，也是学校教育进行过程和结束阶段选拔人才的重要步骤。贡生、监生、秀才等身份既是地方官学、国子监学生的标志名称，又与科名有关。因此，科举制度历来是中国教育史的重要内容，甚至有人认为一部中国古代教育史实际上即科举制度史。的确，当时科举至少已成为整个教育的重心。

科举是一种考试制度，又是一种教育制度，或者套用现在人们常说高教自学考试制度的话来说，也是一种教育形式。这种考试制度严格实行考教分离，国家管考，民间管教。政府主要是通过考试内容和方法来指导和调控民间各种办学机构的。由于科第名位可以使贫者变富，贱者变贵，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有马多如簇”，绝大多数读书人皆受功名利禄的驱使，努力向学，使社会上形成一种浓厚的读书风气。科举时代政府多数时候没有花很多的教育经费来兴办学校，而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始终不衰，主要是科举发挥了以考促学、以考促教的功能。如唐后期到北宋初期，官学大量衰废，政府不太重视兴办学校，却照样常年隆重举行科举考试，范仲淹说这是“不务耕而求获”^[15]。不过，实际上也不是完全没有耕耘，只是耕耘的任务政府没有承担起来而已。民间学习的热情依然不减，教学主要在民间私学和书院中进行，自学者通过助学备考应举，因此科举照样选拔了一大批颇有作为的人才。唐期至北宋中期间许多著名历史人物多数是未入官学但却参加科举考试，获得进士出身登上历史舞台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杜牧等人都没有进过正规的官学，而是在私塾或从兄嫂初步经过启蒙教育后，个人发愤自学然后考中进士。有的论者还认为自学成才是唐代高级教育的普遍的、最重要的形态^[16]。

政府管考、民间管教的分工在科举时代相当明显，有个典型事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美国传教士马丁博士（中文名丁韪良）担任中国第一所近代高等学校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他对科举制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曾再三向内阁大臣极力陈述科举采用自然科学考试内容的必要性，并向大学士沈桂芬建议在各省设立讲授科学的学校。沈桂芬回答说：“将来我们要把科举开放给科学的。那时考生自会与习文学一样，自去请人教导的；政府对于文学的研究，只奖励有成绩的人，并不为学习的人设立学校。”^[17]沈桂芬的说法反映出当时政府管考而不办学的情况。

实行科举制度，政府办考而较少直接办学，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学校存在，而是将考试与教学明确分工，充分实行考教分离原则。主管考试的人，包括从命题到评卷各个考试环节的相关人员皆不与考生接触，而民间助学机构又根本不可能参与实施考试的各个环节，这样便保证了考试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因此，多数时候科举在人们心目中是一种十分公平的制度，金榜题名者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明代曾有人说：“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18]科举是一种开放性的考试，从理论上说绝大多数的人皆可自由报考，而且实行公平竞争原则，因此，通过激烈角逐脱颖而出者总体而言比名落孙山者水平要高。而保证考试的公正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考试与教学相对独立，这是科举考试给我们留下的一条宝贵经验。

与现代高教自学考试类似，科举时代也具备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三个方面的配合，不过有的时候个人自学的成分多一些，有的时候纯粹自学应考者的比例少一些。在规定“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也确实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科举制度的个人自学因素较少，倒更像一种“国家学位考试”，或者说像有的论者提出的“国家文凭考试”。科举实行了1300年，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习惯乃至社会心理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甚至说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留有科举文化的遗传因子。传统文化是与生俱来、无法选择的，不论对科举功过得失如何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观念或多或少都留有科举文化的烙印。

高教自学考试是中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初创立高教自学考试制度的直接原因，是为被“文革”动乱耽误的青年提供通过自学获得国家承认文凭学历的途径。当时青年人求学的热望非常强烈，而普通高校招收的人数增长十分有限，在这种大背景下高教自学考试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形式应运而生。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什么没有像许多国家那样大办开放大学或走私人办学的道路，而是想象出这种国家考试的教育形式，应该说有传统文化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我们说高教自学考试制度至少间接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倒不一定是指当时提出者个人是否就想到科举这种考试制度，不管自学考试创建者个人或一批人当时是否直接考虑到借鉴古代的考试形式，但科举考试文化作为民族传统的一部分已在传统文化中积淀下来，因此生长在此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多少都带有考试传统的遗传因子。这就像孙中山本人并没经历过科举生涯，但他却会提出《五权宪法》中的考试权，民国时期会建立考试院一样。如果孙中山并非一个中国人而是西方某一国人，他对中国的考试制度再了解，再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也绝不可能在一个没有深厚考试文化传统根基的国度中构建出一个考试权或考试院。很难设想一个西方人会将考试在整个社会和政治构架中强调到如此重要的程度。正是因为深明考试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必要性和优越性，孙中山才会提出富有创意的考试权。也正是因为了解和重视考试在评价和选拔人才中的作用，高教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才有可能。

重视考试是中国古往今来的一贯传统。科举虽已停罢，但考试这种选才和测评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废止。根植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且继承科举考试丰富经验并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是中国古代考试传统在现代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创新。当然，高考自学考试制度并非科举的简单延续或重复，而是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生事物，两者有再多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实质内容却是大为不同的。但科举作为一种具有高教自学考试性质的古代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也有许多沉痛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注释】

[1]胡家俊、刘生章等：《自学考试管理研究》，外文出版社，1994年3月，2～3页。

[2]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350页。

[3]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210～214页。

[4]贾志杨对该两榜进士年龄的统计结果分别为35.7与36.1岁。见John W.Chaffee，Status，Family and Locale:An Analysisof Examination Lists from Sung China，《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东京：同朋社，1989年，341—356页。

[5]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95、121、125页。1822年7月，山东、云南两省长官联名上奏反对捐官的奏折中，提到一般举人是30岁左右获得科名，见Chinese State Papers，The Asiatic Journal，Vol.XIV，1822，July to December，p.463.

[6]赵红洲：《科学能力引论》，科学出版社，1984年，199～200页。

[7]齐如山：《中国的科名》，212页；《齐如山回忆录》，11页。均见《齐如山全集》第8册（下），台北：齐如山先生遗著编印委员会，1964年。

[8]《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师说》。

[9]《全唐文》卷五七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10]Walter Henry Medhurst，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London，1836，p.178.

[11]刘海峰：《论科举制度的自学考试性质》，《高教自学考试》1997年2期。

[12]《大明会典》卷一七《科举通例》。

[13]同治《福建通志》卷六四《学校·将乐县》。

[14]杨连升：《科举时代的赴考族费问题》，台湾：《清华学报》2卷2期，1961年6月。

[15]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八。

[16]刘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562～576页。

[17]丁韪良：《同文馆记》下篇，载《教育杂志》27卷4号。

[18]《弇山堂别集》卷八四《科试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