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书院的共同命运

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书院与科举同甘共苦，有的学者称之为“姐妹花”，我认为到后来变成一对难兄难弟。书院虽在科举之后出现，但从宏观上看，两者都在隋唐时间诞生，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一同在20世纪初被彻底废去。总体而言，在它们共存的上千年时间内，两者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关系越到后来越密切。

书院与科举的在它们长期存在的时间内，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可以说都是中华文明的产物，是在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但到了19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处在清末“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许多传统的制度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都逃脱不了被彻底否定的命运。书院与科举的命运十分类似。书院在其存在的一千多年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进行教育活动的场所，虽然也有其局限，但总体而言，书院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不过，到了清末，多数书院都变成应举的预备机构，也被人们视为与学习西学为主的学堂相对立的旧学的堡垒，属于落后的机构和名称。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似乎学堂代表进步，书院代表落后，尽管有些新式书院实际上是在教育新学。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不仅奏过《请废八股试帖楷法改试策论折》，而且也上过《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也对书院的弊端大加抨击，例如熊希龄等人所呈《湘绅公恳抚督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1]，便详细列举过清末湖南众多书院的各种积弊。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便指出：“成事必先正名，三代皆名学校，宋人始有书院之名。……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以希图膏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2]与科举考试内容改为西学仍不能根本改变科举制的强大惯性类似，从学习内容上进行局部更新，也没能够彻底改变书院以传统学问为主的性质，结果无法逃避被革命的结局。到1901年9月，朝廷发布上谕，令所有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宣告了书院这一中国传统的教育组织形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书院被彻底否定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负面的名词。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期间，书院在大陆基本上也是被否定的旧事物。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书院其实是我们的国粹之一，它在清末被西式学校所取代，并不意味着总体上应该被否定。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较易理解为什么科举制被废止，并不意味着科举制就该彻底否定。在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有大约1240年的时间，科举制是适应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的。只有当西学东渐、国门被迫打开之后，科举制才日益与时代脱节。将科举说成是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最大冤案之一。

传统社会教育和考试以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西方的中世纪大学和东亚的书院、科举皆然。只有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教育的内容才逐渐转移到自然科学方面来，注重自然科学的内容，即所谓的实科，是工业文明时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坚船利炮强劲东来的西学代表的是先进的工业文明，已十分强调科技的重要性。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科举考试和书院教学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古代的古典人文知识，自然逃脱不了被停废的命运。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便指出：“当这个制度以及出这个制度而带起的整个文化，被那无情的进化和历史破坏推翻时，这实在是一件最大的不幸。”^[3]

近代以前，东西方本是两个各自独立运行的文明体系。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介入，中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都很难走出古代的历史空间，可能很久都不会发明蒸汽机或自动产生共和政体。到19世纪，无论是技术还是学术方面，中国与西方已有相当大的差距，存在着相当大的文明落差。科举被废，不仅是时代变迁的缘故，实际上也是文明的不同与落差所导致的结果。科举与书院被废止的时代，不仅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发生剧烈冲击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传统的农业文明逐渐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取代的时代。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许多传统的事物都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例如，马车被动力机车所取代、线装书被西式印刷书所取代、犁被拖拉机所取代……因为在时代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传统社会原有的许多事物已变得落后了，被淘汰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今天我们在看待马车、线装书、犁等东西的时候，应该历史地看其价值与作用。

因此，与书院改制类似，科举停废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科举制在清末被时代和历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应该永远被否定。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被废之后的命运还有类似之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学者重新创办书院，但在1949年以后都又被被迫改为各级学校。这与二三十年代建立的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在1949年后又被取消何其相似，显示出“科举”与书院实际上乃命运共同体。而在80年代以后，当代学者对改书院与废科举都进行了反思，有不少人提出对这些历史事件应重新评价，而且评价都逐渐趋于客观、全面和理性。例如，邓洪波教授在谈及1901年诏令改全国书院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时认为：“犹如一把利刃，活活斩杀了大发展中的书院，人为地制造了中国制度史上罕见的落幕于辉煌的悲剧。虽然，书院改学堂接通了中国古代与近现代教育的血脉，我们可以说书院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但毕竟杀身成仁、立地成佛的顷刻之变，实在有太多的问题可以讨论。”^[4]并认为改书院为学堂并不完全是书院命运的终结，“这么多书院进入现代中国人的文化教育生活，从一个侧面再一次证明书院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

对科举制的评价，20世纪也出现了波澜起伏。人们从世纪初的唾弃与冷淡、世纪中的清理与批判，到世纪末的重视与反思；从对科举制批判到为科举制平反，从一般的科举研究到科举学的理论构建，经历了一场几同隔世的沧桑巨变^[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