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分层与运行机制

三、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分层与运行机制

科学共同体是众多科学家的集合，但是在科学的殿堂里科学家们并不是平起平坐而处在同一个层次上，大多数科学家都意识到，科学是一个高度分层的体制。科学共同体内因科学家的成就及其被社会承认的不同而形成无形的等级体系，这就造成了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分层，这一分层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结构。处在塔的顶端是科学权威，其下的层次分别是一流科学家、二流科学家……塔的底部层次是一般的科学工作者。在科学共同体这样一个金字塔结构体系中，处于塔基的一般科学工作者人数最多，越往上层人数越少，塔顶科学权威人数最少。科学界中纵向的分层现象，从学术水平来看，由低到高；从各层的人数上看，是由多到少，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形结构。

美国社会学家哈里德·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描述了美国科学界的分层现象，分层从高到低表现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士，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收入《美国男女科学家》一书的科学家，登记进《全国科技人员登记册》的科学家，各个层次的科学家人数比例是一种典型的金字塔的结构。朱克曼提供的数据是：相对于美国的每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13名美国科学院院士，2 400名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2 600名小有成就的科学家，4 300名国家科学基金会认定的科学家和6 800名在人口普查时自称的科学家^[3]。在中国，科研人员通过评定技术职称形成等级结构，包括初级（如实习研究员、助理工程师、助教）、中级（如助理研究员、讲师、工程师）和高级（如副教授、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教授、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的最高荣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1999年，中国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总数为2 905 635人，科学家和工程师（具有高、中级职称和未评定职称但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为1 594 625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院士合计为653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计为547人^[4]。因此，科学共同体的金字塔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影响科学共同体分层的最根本因素是科学家们所取得的科学成果的大小及其社会确认情况。科学共同体通过严格的评审制度和奖励系统，对科学家们的科学成就及其在经济、社会等诸方面的贡献，给予尽可能公正的评价、确认和奖励，从而使科学家获得不同的声望和地位，这是科学共同体分层的根本依据。苏联著名科学家朗道（Lev Davidovich Lendau）曾指出，像爱因斯坦、玻尔这样的科学家就属于科学权威层次，像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等科学家就属于一流的，而他自己就属于二流的科学家。他认为，下一层次的科学家的科学成果是上一层次科学家成果的十分之一，以此标准可以把每一个科学家划归到金字塔结构的某一层次中去。这个由众多科学家组成的人才金字塔就构成了科学研究活动的人才支撑。

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家分层现象进行开创性研究的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乔纳森·科尔（Jonathan Cole）和斯提芬·科尔（Stephen Cole）。科尔兄弟是默顿的弟子，他们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一书中，对美国科学界的社会分层模式做了经验研究^[5]。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一、科学界是由一小群有才智的精英统治着的，所有主要的承认形式——奖励、有声望的职位和知名度——都被一小部分科学家垄断；二、大部分科学家的工作对科学发展的贡献很小。明显地，这一小群有才智的精英就是科学权威。科学权威是指那些具有专业威信的科学家，他们是社会分层的结果，是马太效应的产物。

科学权威是以科学家对科学的贡献而得到的一种社会承认而形成的，这种社会承认的方式有职位承认和名望承认两种形式。其中名望承认更为基本和重要，它以成果的引证数量和荣誉称号为有形的标记。科学共同体内权威的行使和对权威的信仰服从，完全是建立在受动者自愿的基础上的。科学权威是维持科学共同体的存在的重要力量，是保持和发扬科学共同体的规范和精神气质的重要保证。科学共同体的权威是多方面的，包括学术权威、导师权威、管理权威、政府官员权威等^[6]。

科学活动中的学术权威是指作出重大的、划时代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科学理论发现的科学家，如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学术权威的作用在于把科学理论的发展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和高峰。牛顿于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一科学巨著，系统提出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从而创立了经典力学。经典力学的建立，不仅实现了近代科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知识大综合”，而且使近代科学革命得以最终完成。牛顿也由此而成为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和公认的学术权威。

科学活动中导师权威，首先是一流的科学家，他们培养的学生后来成为杰出的科学家，并团结在他们老师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学派。例如，丹麦科学家玻尔就是一个典型的导师权威，玻尔本人是一位一流的物理学家，他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如海森堡、泡利、狄拉克、朗道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杰出的物理学家。导师权威对科学事业的繁荣和科学发现的产出有着重大的影响，因为他们为科学培养和造就了杰出人才。对于科学知识，我们一般可以通过对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的学习来获得；但对做出这些科学发现的科学方法，一般是无法从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中获得的。要掌握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方法，通常只能师从导师权威，在其身边工作，参与其科学研究活动的全过程，从中揣摩导师是如何提出问题、如何进行观察实验、如何处理实验数据、如何建立假说、如何检验假说、如何修改假说，从而取得做科研的“真经”。就现代科学研究活动而言，自学很难成才，成才要靠导师的传、帮、带，“名师出高徒”科学上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美国社会学家朱克曼对诺贝尔奖得主进行了社会学研究，她发现，在1901年至1976年间选中的313位获奖人当中有相当多的人实际上是互有联系的，少数人通过血统或婚姻联系，更多的人通过联结师与徒的纽带联系。科学界师傅与徒弟之间的社会联系是持久的和重要的，因为年轻的科学家们正是在学徒的过程中学会科学研究^[7]。

科学研究机构特别是国家科学院的正常运行需要良好的管理，学术权威并不一定能够承担这种工作，而只有管理权威才能胜任。所以，构成科学界精英的另一群体是科学管理权威。科学活动中的管理权威不一定是一流的科学家，但必须是一流的科研管理专家。尽管不具有那些依靠其杰出的发现而进入科学界精英的人所具有的声望，但是管理权威在科学界占据着有影响的位置。管理科学方面的才干经常使一些有能力的而不是非凡的研究者进入制订科学政策的最高层。历史上的英国皇家学会第二十一任会长班克斯勋爵（Sir Joseph Banks）就是这种权威，他管理皇家学会长达42年，他本人是植物学家，但更懂得科学管理。他在任期间，把皇家学会的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深受大家的尊重。管理权威通常是一些创业的科学家，他们可以促使大规模的科研项目付诸实施，并监督它的完成。管理权威也充当许多政府控制的资源的“把关者”，他们确定授予研究资金的标准，他们通过挑选那些符合标准的人而成为确定科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科学政治的许多问题也由处于关键位置的管理权威来处理。

政府官员权威是沟通国家政治系统与科学共同体的一个桥梁，它对谋求政治系统对科学事业的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科学顾问林德曼（F.A.Lindemann），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国防科工委主任聂荣臻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均属于这种权威，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一个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发挥着他人所无法取代的作用。

科学权威对于科学事业的繁荣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科学史上，个别权威压制青年学者或者压制做出新发现的科学家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历史上，戴维对法拉第的排挤；罗巴切夫斯基在提出非欧几何时，伽罗瓦在提出群论时，都曾经受到来自权威的冷落、非议甚至压制。这对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因此，在科学共同体内就有一个正确发挥权威的作用问题。尊重权威是必要的，但权威也会出现错误，特别是在新旧理论交替的革命时期，不能迷信权威和权威的观点。

马太效应（effect of Matthew）是导致科学共同体社会分层的一种重要机制，它原指一种社会现象。《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5章写到：“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种对富有的还要再给，对一无所有的继续剥夺的现象，社会学家形象地称之为“马太效应”。在科学理论的社会确认或科学家的社会承认过程中，马太效应也明显地起着作用。科学社会运行中的马太效应，实际上就是科学上的优势积累效应，具体表现为某些科学家取得较多成果，获得较高的声望和名声等优势后，就有了更多机会进一步去获得成果和承认，获得评价他人成果的权力，以至压制“小人物”的机会。这些科学家的论著以很高的频率被引用，并不断得到种种科学荣誉的桂冠。与此相反，大多数科学共同体成员相对地受到冷落和贬低，他们的论文很少或不被引用，越来越成为科学王国的无产者、知识生产的默默无闻者。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最早用马太效应来概括科学评价和奖励中的不平衡现象：一个科学家越是受到“承认”或所获得的“出众性”程度越大，就越是会受到更多的承认和获得更大“出众性”；通俗地说，就是一个人一旦在一件事上出了名，就有可能会事事出名，各种他应得的或不应得的桂冠纷至沓来，戴到他头上。而对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工作者则不承认他们的成绩。所以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能较早地取得初步成果，其个人的才华就有可能较早地被科学界发现和重视，因而能使他在年龄相当的科学工作者中较早地积累科学优势。例如获得较多的研究经费、占有较精良的研究设备、接受更好的培养。这些有利的条件，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进而更有效的研究和取得更多的成就。反之，情况则恰恰相反。

一般而言，马太效应是科学理论评价过程中的一种坠力，它不利于新颖的科学理论的社会承认和缺少优势积累的年轻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因此，科学界的同行评议系统必须对马太效应进行控制。首先，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科学界的“名人”。科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始终处于科研第一线“名人”地位的人是不存在的。决定对“名人”奖励或资助时，不应该只看他们的名气，更要看他们实际的科研业绩和当前的科研能力。其次，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刚进入科学界时是缺少科学优势积累的。当他们申请科研资助时，同行评议系统应该采取某些特殊的政策，尽可能消除马太效应产生的负面影响，为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加快优势积累创造条件。不过，马太效应也有另外一种作用，这种对于不出名的科学工作者不利的情况，有时反倒可以变成某种有利的因素，即可能给年轻人提供一种压力和动力，只要他不停顿下来，继续作出一些有分量的工作，此时社会上不仅承认他，而且还要回溯地影响到对他以前的工作的评价。

科学是一个过程或一组相互关联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或这组过程，科学家得到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具体地说，这一过程包括交流信息，选择课题，做出成果，对成果的评价（以及相应地对科学家的评价）。这一过程是由参加其中的各种行为者的互动作用构成的，它是一个社会过程。对于现代科学的社会运行来说，不仅科学家之间的互动在起作用，科学家与非科学家（如政策制定者、项目管理者、组织管理者、赞助人、新闻记者等）必须的互动也起着重要作用；两者共同作用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就科学共同体内部而言，现代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交流、竞争与合作、奖励与惩罚等，它们使得现代科学得以持续运行。

“科学交流”是个体或组织之间借助于共同的符号系统（口语、手势、文字等）相互传递并获取科学信息的过程或活动。一般而言，科学传播分为科学交流、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三个层次或三个方面。其中，科学交流是科学传播的最初实现方式和初始条件，是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机制。科学交流既具有科学传播的共性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其内容是广义的科学信息，包括科学知识和受者可以在意会中感受或领悟的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科学思想、科学意识、科学精神等。科学交流是一个互动的双向信息流动过程，其流程可以简单地表述为：科学信息（知识）─→科学交流─→科学工作者─→学习与创新─→新科学信息（知识）。

科学交流在科学发展中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五个基本方面：（1）继往开新功能。科学每向前迈进一步都需要以已有的科学发现、科学知识为基础，科学的进步和完善永远以继承为前提。科学交流作为继承与创新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可以帮助科学工作者获取最新的科学信息，充分熟识和理解前人和他人已经创造出来的科学成果，从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一步推陈出新、破旧立新，创新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理论和科学思想。（2）引导启发功能。在科学交流中，科学工作者一方面可以了解本学科和相关科学领域的研究动向、态势、成果，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知识背景、参照进路，受到前人业绩和同时代人优异成果的导引，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在多学科知识的交融和各种学术思想的碰撞中，撞击出思想的火花，乃至于进入灵感状态，顺利解决自身所面临的科学难题，做出新的科学发现。（3）智力整合功能。现代科学问题的解决，通常要集合多人之力，是科学合作的产物。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控制论的创立、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HGP）的完成等重大科学成果，无一不是通过科学合作而实现的。科学交流是实现科学合作的基本前提，因为科学工作者只有通过自由、充分的交流才能相互了解、取长补短，实现智力的对接、整合，打破单打独斗、孤军奋战的研究方式所造成的各种局限性。（4）营造氛围功能。科学交流可以营造一种自由、平等交流的良好氛围，启迪创造性思维。为科学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的科学家大都热衷于科学交流，善于营造交流氛围。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于1921年创立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据统计，在研究所建立的头10年里，共有17个国家的63位物理学工作者参与了该研究所的内部交流活动。该研究所“完全自由的判断与讨论的美德”，被后人视为科学交流精神的典范。（5）成果评价功能。科学交流不仅是学术思想的传播手段，而且是科学家获取学术承认的基本途径。科学家给学术期刊提供论文，期望得到的回报是学术承认，科学技术成果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得到评价和承认。

科学交流包括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正式交流主要指在正式出版物和会议上发表、报告学术成果，它体现为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受群体研究范式的制约比较大，因此频率较低且缺乏弹性。非正式交流是科学家通过个人通信和非正式讨论交流信息，具有专门、迅速、双向反馈等正式交流不可替代的优点，还会导致科学家中非正式群体即“无形学院”的出现。近些年，以Internet为代表的信息网络风靡全球，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邮件通信方法更为非正式交流提供了便捷平台，越来越受到科学家的青睐。许多人已经注意到，科技界日益增加的上网人数和用网频率正在引起科学活动方式，特别是交流方式的重大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科学交流系统在今天日益呈现出制度化、规范化、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但科学家之间的个人接触对于科学的发展依然是相对重要的。科学交流并不全都是通过发表论文进行的，甚至也不是大部分通过发表论文进行的。科学家之间还通过访问、个人接触和通信进行科学思想的交流，其范围要比我们所认识到的广泛得多。贝尔纳发现，在不少情况下，一个实验室的新思想，要等这个实验室变得十分有名，以至使其他科学中心的重要工作者慕名而来的时候，才能传播到这些新思想的发源地以外。现代科学的最伟大的发现有一些依赖于不同来源的思想的相互作用。只有当吸收了不同中心的思想的工作者聚集一堂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发现。玻尔原子理论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它之所以能产生，就是因为玻尔在德国吸收了普朗克的量子理论，以后又到卢瑟福的实验室工作，并且在那里接触到原子核的理论。这种交流的价值是再大也不过了。一个实验室的科学家对另一个实验室的同道的访问，几乎每次都会带来一项新情报或者一个新观点。这是无论读多少书或文献也办不到的。因为在科学活动中，毕竟还有不经当面示范就无法传授的技术，以及无法宣之于笔墨，然而却可以通过个人接触而交流的思想。

竞争与合作构成了相反相成的科学互动形式。竞争是由于资源有限造成的，科学研究资源的短缺需要通过竞争来进行有效配置。科学竞争在新的研究领域或研究刚刚开始的阶段表现得尤为激烈，此时范式初建，新问题层出不穷，为创造发现提供了众多的可能性。谁能抢得先机，谁就会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占据获得研究资源的有利地位。合作是与竞争相伴的互动，特别是在科学研究的规模和复杂性急剧增加的今天，合作的重要性越来越被有远见的科学家所认识。

科学研究到底是应当强调合作，还是应当强调竞争？科学界都知道沃森和克里克是站在英国女科学家罗沙琳德·富兰克林的肩膀上获得1962年的诺贝尔奖的，与富兰克林合作的威尔金斯也获得同一奖项。那时候富兰克林已于1958年因患卵巢癌而早逝，年仅37岁。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富兰克林手稿的公布，人们原本为富兰克林鸣不平的心又开始激动。因为那份手稿证明了富兰克林对DNA双螺旋结构发现的划时代贡献。布喇格爵士（W.L.Bragg）在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沃森的自传《双螺旋》一书所作的前言中写道：一个科学家“知道有个同行在某个问题上已经工作了多年，并且积累了大量难得的资料。这个同行知道成功就在眼前，因此没有公开发表这些资料。在这个时候，如果他提出同对方合作，可能会被认为是想捞一点外快。鉴于这种困难，大家承认同行对研究的方式有申明自己要求的权利。但是，有一定的限度。当竞争不止来自一个方面的时候，就不能再踌躇不前了”。事实上，当年两个小伙子沃森和克里克首先是通过密切配合和取长补短加快了进度，又通过取得富兰克林的同事威尔金斯的配合，在富兰克林不知情的情况下看到了富兰克林的DNA晶体衍射照片而赢得了关键的时间差。而在科研上十分卓越的富兰克林，曾经由于与威尔金斯性格不合，从威尔金斯小组中分离出来另起门户，两强的分离使得其研究速度大大减慢；特别是当沃森和克里克好几次提出想和她合作时，都被她拒绝了。多年之后，年迈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沃森回顾双螺旋发现的竞赛，说到要是自己和克里克当时没有及时提出这项发现，他相信在一年内就会有人提出。“如果从1951年起，富兰克林就同克里克交换意见，共享数据的话，她就会先解开这个构造。那么一来，出名的人就是富兰克林了。”

科学奖励作为科学共同体内获得同行承认的一种基本形式，在维持科学系统的有序运行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科学奖励”就是对科学家取得的成果所作出的一种积极肯定的社会评价。在理想的情况下，科技奖励有如下的功能：（1）为科学家树立角色模式。奖励可以起到增加做出科学发现的科学家的“知名度”的作用，知名度的提高又可以增加他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学术“声誉”，而声誉的提高又可以为他获取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的“资源”，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这就为其他科学家树立了角色样式。（2）激励科学家努力做出科学发现。科学奖励鼓励那些遵循科学规范、并做出了独创性贡献的科学家，强化导致优秀研究的行为模式，起到激发科学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作用。奖励对处于金字塔结构中每一层次的科学家都具有激励的意义，激励他们在科学发现上有所作为。（3）通过奖励优秀的科学发现，也能够促进新思想、新理论的传播，这样就会激发更新的科学发现的产生。科技奖励的形式分为物质奖励、荣誉奖励、物质和荣誉相结合奖励。诺贝尔科学奖主要是一种荣誉奖，我国政府的五大科技奖励也主要是荣誉奖。“职称评定”在我国既是物质奖又是荣誉奖。我国科技奖励的模式分为三种：（1）由政府主持的奖励模式，即政府主持的对科技成果进行鉴定和奖励的制度；（2）由市场导向的奖励模式，即以专利制度为核心的市场奖励机制；（3）由科学共同体主导的奖励模式，即以同行评议为依据的奖励（支持）机制。科技奖励涉及科学家个人、授予奖励的机构和科学共同体三方在利益和力量方面的均衡，奖励不能是奖励机构主导科学，而必须遵从科学共同体的意愿。科技奖励应遵循准确性、公平性和庄重性的原则。

对科学研究中的越轨行为的惩罚，是科学共同体内的社会控制的重要途径。科学研究中的越轨行为，最突出的表现是剽窃他人成果和篡改伪造数据。在科学共同体内对越轨行为的惩罚主要是道德谴责，这一手似乎不硬，但还是很有效的。因为对绝大部分科学家来说，他们非常看重个人的“社会名誉”。科学家克拉默（F.Cramer）说：“从长远来看，一个诚实的科学家是不吃亏的，他不仅没有谎报成果，而且充分报道了不符合自己观点的事实，道德上的疏忽在科学领域受到的惩罚比在商业界严厉得多。”^[8]学术道德关系到科学工作者的科学生命，在道德上出问题，有可能落得身败名裂，断送科学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