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群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8.6　体育群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个性差异

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人员尝试着去探索和识别体育活动中人们的社会心理特征，并相信体育社会活动行为也可能在个体特征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规律。例如，体育中的不良行为者多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年轻单身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交流有抵触情绪。所以，目前许多相关的研究将重点转向探索社会人格个性特征上。

个性———在有关研究中，心理学家发现通过社会行为来区分个体特征有一定的难度。例如，Walshe-Brennan在1975年就试图把认定的流氓人格与体育狂迷者的人格进行特征区别，结果没有成功。同样，Russell和Goldstein在1995年把荷兰的足球狂热者与对非体育兴趣的男人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这些被试在身体攻击的喜好方面也没有明显的差异。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个性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体育狂热的水平。例如，Miller在1976年发展了一个“足球迷问卷”来探索美国球迷的个性特征，结果发现热衷于足球的男性比那些对足球没兴趣的男性更具有敌意和喜好攻击行为。而且，在口头语上也更富有攻击性。进一步，热衷体育的男性被试在寻求具体情感需要方面的得分也相对较高，而女性被试则表现在对一般情感的寻求。

在20世纪末期，体育社会心理学的行为研究把注意力投向了个性特征的探索上，由此出现了许多有关球迷社会行为的个人因素调查。这些研究发展了不同的个性测量方法，也有研究运用人口统计学分析，对相关的变量进行了探索。结果发现个人差异变量的测试可以解释潜在产生的冲动、反社会、寻求刺激、愤怒和身体攻击等现象。作为研究成果的总结，Keer在199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解读足球流氓》的专著，在书里他对体育社会行为的基本理论进行阐述。根据表8-2的内容显示，可以看出归纳的个体差异表现在社会行为上的特征。然而，如果急于作出判断，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就目前的相关研究来看，很少有数据是来自对实际事件当事人的测试。

表8-2　个性差异与社会行为相关的特征

续表

注：^*表示p＜0. 05；^**表示p＜0. 01；^***表示p＜0. 005；^****表示p＜0. 0005。

对于个体差异的测试，怎样做才能更很好地预测社会行为呢？基于这个问题，有的研究人员建议可以把个性测试与人口学变量结合起来观测，通过分层回归的分析方法来揭示个性变量在人口学变量预测标准以上的贡献率。

目前的研究表明，个性测量与因变量的测量（也就是参与行为的可能性）有较强的总体相关关系，但在一些具体探索“个性—攻击”行为的研究中变量间的关系却不是很明显（如Baron和Richardson在1994年的研究）。在这些具体的相关研究中，当变量间相关性表现得较弱时，研究人员通常将其归结于环境因素的作用过于强大所致，其结果是使个性作用被分解了。但Blass在1991年认为，被试的自我评估实际上反映了完全自由地选择社会行为。在这种情境条件下，完全有可能使环境的影响作用降到最低，并允许个性因素更强地作用行为。所以，研究关系的不显著可能与选择变量的理论结构效度有关。例如，Russell和A rms在1998年认为，对于把自己归在“我喜欢看热闹”的被试来说，这会作为一个充足的理由使自己出现在社会事件的情境中。这就意味着他们参与社会事件的潜在动机的可能性。然而，由于理论体系的不完备，研究人员很难找到合适的测试依据。所以，发展相关理论是研究人员努力的方向。

社会行为的生理过程———人们的社会行为体验会伴随生理上的变化而感受到体验的变化。例如，Bernhart等在1997年以大学校体育迷为观察对象，通过测试他们在观看1994年世界杯总决赛录像时的雄性激素水平来确定其生理变化的体验，结果发现了影响雄性激素水平的体验决定性因素。在这些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球迷的忠诚度与比赛结果的交互关系。但更有趣的是，支持获胜球队的球迷出现了增加的激素，但在支持失败球队的球迷中，激素水平则出现了下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证据表明激素与增加的攻击行为有关，但也有研究发现这种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关关系，其中的中介变量作用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社会因素

社会同一性———归属感使人们希望在社会上获得一个自我的位置来代表自己的身份。不论是一个运动员、一支队伍或是一个民族，都表现了一个共同认可的社会氛围。在这个社会氛围中的每个个体都希望维护一个共同的利益，所以，社会同一性成了连接个体单位的纽带。Branscome和Wann在1992年以国际拳击比赛为考察背景，选取过一个是美国获胜和一个是俄罗斯获胜的两个情景。实验的目的在于探索社会同一性因素对社会行为的作用。研究假设美国的观众对美国队有高度认可性，所以在行为上也应该有所反映。结果发现那些对自己国家有强烈认可的人，在展示了照片后其血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被试在看到俄罗斯人的照片时，认同度高的人表现了更强烈的敌对反应。所以，研究认为高的认同会增长挑衅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从另一个角度讲，也会在一定的社会氛围下增加社会焦虑。

观众与其支持的球队在同一性上的特征往往可以反映一些社会行为的最初动机。Zani和Kirchler在1991年以意大利足球迷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社会同一性的观察，发现当球迷对他们的队伍认可度越强，就越有可能参与与球队有关的争执。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77年Mann就发觉了社会同一性对观众行为的影响。在他的研究中，澳大利亚的热衷球迷在敌对意识的问卷调查中得分要高于一般的观众。

体育崇拜的程度使球迷将球队看作自我认同的延伸，这种延伸使球迷在心理上感到与球队的联系。因为认同感普遍提供了与社会的重要联系。就球队的获益来说，目前的研究指出，体育崇拜与上座率和商品购买两者都有关系。社会学家还建议，通过鼓励和加强社会融合，使体育崇拜有益于整个社会。可以看出体育崇拜会带来许多切实的益处。尽管大部分球迷观众行为良好，在比赛中表现出与社会管理标准相一致的风度，但仍有少部分人表现出过分的热衷和辱骂行为。相关研究把这类球迷界定为功能性障碍球迷。他们对体育的参与和对球队的崇拜感远远超过了被动地出席观看或单纯的休闲，表现出热衷于对抗性行为，并在比赛期间将这种行为扩展到赛场以外。这些球迷会更多地在口头上对官员进行攻击、更多的酗酒行为、苛责运动场馆的服务，并且频繁消费体育媒体。

另外，Wann等在2004年的研究发现，篮球运动员的社会认同与观众的社会行为也有关联。匿名调查显示，认同性越高的运动员越表示愿意参加到观众的挑衅活动中。他们在回答愿意参与的挑衅行为中时，表示要摔倒对方运动员的占38%、摔倒对方教练员的占36%；表示要打断对方运动员和教练员腿的分别占14%和13%；希望杀对方的分别占3%和4%。

群体社会性———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一般地讲，年轻的男性比女性更喜欢社会性活动，特别是在体育活动中，更是表现了这类人群的社会性偏好。关于体育活动的群体社会性，早在1968年Harrington就曾在一项足球观众行为的调查中指出，体育活动的群体社会性可以促进人际互动，但同时也会增加负效应，如比赛中的骚乱，多数是以群体形式发生的，而较少发生在个体行为中。

研究表明，体育骚乱群体的大小与进攻行为的强度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例如，Mann在1977年对澳大利亚足球联赛的球迷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与他人一起观看比赛的人在测量敌对性问题上的得分要比单独到场的人高。此外，Mathes和Kahn在1975年，Arms和Russell在1997年，Zani和Kirchler在1991年的研究中都发现了这种关系。

Russell和Arms在1998年提出了一个研究集体参与体育活动的具体解释。该解释以群体的社会性为主要考虑的对象，指出随着体育活动参与人群的增多，社会活动和集体行为也随之增多。其中，发展了一些喜好观看运动员争斗的年轻看客，同时他们自己也乐于参与冒险行为。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社会的群体性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行为。例如，Mann在1977年就指出，个体在聚集的条件下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如愤怒、身体攻击，同时也更愿意扩大混乱等。研究人员认为，置身在群体中的个体更显得任性和寻求情感。这样，当人群聚集的数量增加时，对公共秩序的威胁也会增加。因此，如何进行体育锻炼人群心理疏导也是研究人员探索的课题。

过去行为的体验———在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中，运用过去行为体验来预测未来行为的问题，主要涉及体育锻炼活动坚持性的探索。当然，也有的研究发现，在体育骚乱中，有攻击史的参与者比例也相对较高。例如，Hartmann在1969年的一个调查显示，有攻击史的青少年被试比没有攻击史的被试更具有过激的行为倾向。Trivizas在1980年曾通过一个档案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发现过去的不正当行为与发生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报告中他指出，英国足球群体骚乱的1/3参与者都有过一次以上的犯罪前科。另外，Roversi在1991年也曾报告在意大利足球迷暴乱中有2/3的参与者有足球争斗史。在一些研究中（如Arms and Russell，1997；Mustonen et al.，1996；Russell and Arms，1998）也证实了，加拿大和芬兰的体育骚乱中，事态发展的参与者几乎都是那些多次参与攻击活动的人。在这些研究样本中，攻击活动的参与者与过去的打架史呈现了密切的相关性。

认知因素

社会认知心理学家经常会运用运动记录、运动员、球队和球迷来测试研究假设。但是，探索有关认知在体育社会行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研究却不多见。这里的重点是根据一系列集中的认知现象，从认知的方面来讨论引起体育行为的原因。

导火索———媒体夸张的报道往往会无意中成为不良行为的诱因。例如，Wann和Branscombe在1990年曾指出，个体的攻击倾向通常是因为阅读了媒体对一些体育项目（如足球、拳击等）在暴力方面进行夸张描述的报道。此外，调查还发现，流露出对攻击性体育名称感兴趣的个体比那些对非攻击性运动（如高尔夫等）感兴趣的被试更具有攻击倾向。Carver等在1983年也发现，一些预先将自己的观众朋友视为具有权威性的观众更具有攻击性行为倾向。这样的观点解释为这类观众在心理上依靠某个核心人物，从而增加了挑衅的行为。然而，这些观察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同时，其他更多的因素也可能会影响观众对事件的认知。

归因———Mann在1974年从归因的角度，对澳大利亚足球赛的观众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与胜方的球迷相反，败方的球迷将球队失败的结果归结于外在原因，如不正规的比赛、不正当的赛事执行以及霉运等。1989年Mann又进一步运用归因分析来解释体育不良行为的诱因。在这以后，Zani和Kirchler于1991年通过对意大利球迷暴乱的事后访谈也发现了归因的元素。当问及参与者的原因时，许多人把愤怒归结于比赛失败的外部要素，而且，一些自认为是比赛不公平原因的观众往往表现了极强的攻击意识。当有关人员对其解释暴乱行为已构成违法时，这些人通常认为当时他们无法控制自我，觉得自己毫无选择，因为这些不公平让他们无法忍受。

行为认知偏见———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在关注行为认知偏见时，发现敌对偏见是作用人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Baron和Richardson在1994年对个体在这方面的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有敌对偏见的个体表现出在认知他人行为时，产生一种感知的恶意和怨恨倾向。Greenwell和Dengerink在1973年认为，研究敌对偏见的重要性在于，验证了以前的研究建议，即在许多情况下，攻击的行为发生仅仅是因为感知到的对他人的敌意。

总之，他人行为是否引起暴力通常要取决于个人对事件的理解和归因。我们讨论的研究多数是以不同的视角来阐述与体育有关的社会行为。在不同阶层人群参与的体育活动中，这些因素推动了行为不是朝着好的方面发展就是朝着坏的方面发展。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基于人们互动过程的认知。也就是说，许多时候要取决于互动的结果。Stoott和Reicher在1998年认为，在研究探索体育活动中不良行为的过程中，目前的研究人员较少关注警察面对喧闹人群时的行为。在这个对峙情境中，人群最初的认知和安全威慑力或许是决定接下来事件进程的关键。如果警察把人群视为具有暴力倾向实体，那么这些人群则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危险的。自然对待这些人群的反应也是严厉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警察对这些人群持一种不同的看法，用不同的动因去理解他们，那么可能会对他们的反应更友善。关于这一点，Stott和Reicher在1998年曾建议，也许我们可以运用一种更适合的群体动力学方法来平衡这些问题。通过这些方法的运用，研究人员也许可以更深刻地揭示体育社会行为的内涵。

错觉共识效应———错觉共识效应也许在不良社会行为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这种效应反映在人们行为选择上的倾向，也就是认为自己的行为选择和判断对于当前情境而言是正常的、适合的，如果改变了行为反应才是不正常的、不适合的（Ross，Greene，House，1977）。Arms和Russell分别在1997年和1998年发现，调查中表示非常愿意参与骚乱的曲棍球迷相信太多的人观看比赛是因为他们喜好观看运动员之间的斗殴，然而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人们认为进行“干预”是应该的，而且不断地受到这种认知的鼓励。进而这些人可能具有潜在的行为倾向，借助这种信念的鼓励使自己对规范行为控制的底线下降。

贝多因人综合征———贝多因人综合征（Bedouin Syndrome）也被视为对手群体间的敌意（Dunning，Murphy and Williams，1986；Harrison，1974）。通过这个感性组织，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敌人的朋友是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但是，这种连带结盟的寿命可能很短。随着比赛水平的不同而改变。例如，彼此竞争的那些支持者在国际性赛事中，会团结起来支持国家队。Roversi在1991年指出在意大利国家足球队的“超级”支持者中，平时对抗的两组球迷也成为相互的支持者共同倾向意大利国家队。另外，Roversi认为，这种综合征也会潜在地培育支持者之间的良好关系，如朋友的朋友、敌人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