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自由主义虽然短期内有利于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积累，但也带来了经济的“脱嵌”行为和社会风险的大大加剧。因而，几乎是在新自由主义积累结构刚刚步入巩固期的时候，伴随着美国“新经济”繁荣的起步，另一种与之相反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也开始了。

“全球化的新凯恩斯主义”（globalized neo－Keynesian）是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反脱嵌”而出现的，它所面对的不仅是全球经济风险，更有资本全球化扩张所造成的生产过程的重构、碎片化和世界范围内的分散化。在理论主张上，“全球化的新凯恩斯主义”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主张由一个跨国政府协调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为资本提供最佳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而非削弱对资本的控制。例如，斯蒂格利茨、索罗斯等认为，市场主体之间的不均衡将导致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失衡，这一问题只有建立积极的、全球范围内的管理型政府才能解决，比如架设通信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这些“商品”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型政府所不能提供的；管理型政府应对分散和各自独立的生产工序加以管理和协调，提供更为规范和成熟的基础设施环境。^[54]科尔主张，应由政府中的“专家型”官员来管理解决自由市场中的经济协调问题；政府有权发行货币、影响利率、通过教育政策和地区政策来推动研究和技术发展；政府应通过创造更透明、更规范的经济环境，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来影响经济活动。^[55]在政治规划上，“全球化的新凯恩斯主义”倡导“第三条道路”^[56]，即“右翼”资本主义正统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左翼”资本主义的旧凯恩斯主义福利社会模式之间的一条道路；既主张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劳动市场的“灵活性”（自由放任），也主张重新通过经济政策解决失业、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既提倡市场个人主义，也呼吁“个人的责任感”。^[57]

目前看来，“全球化的新凯恩斯主义”还没有设计出一个完整的社会积累结构，其纲领主张仍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结果，但它代表了一种新自由主义自我否定的倾向，是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兴起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全球的资产阶级精英阶层，包括克林顿政府、联合国和世界经济论坛在内，都在纷纷寻求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战略，一种“后华盛顿共识”。^[58]构建一个新的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治理结构，已经成为跨国资本统治世界的内在要求。

与此同时，作为全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呼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2014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亚投行”战略，标志着中国密切多边合作机制、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的决心和行动。这些战略在经济层面，激发的是产能输出与资本输出的冲动；在战略层面，提升的是跨行业、跨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统筹规划能力。这种新的地缘战略的政治、经济设计，必将为参与全球治理、创新完善国际秩序，为人类共同应对全球风险，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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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政府—市场、技术—经济、资本—劳动的资本内在否定性分析框架，本章考察了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的“内在否定性”发展。

第一步，解决滞胀危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促进资本积累的机制是：工业部门的去规则化带来了企业创新的活力；工会组织的瓦解使得劳动力市场更富有弹性；税收的削减增强了对劳动力和投资的刺激；国家干预的减弱为企业解脱枷锁；自由化的金融市场让资本配置更加廉价和富有效率。这些经济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上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在经济运行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遇到自身的限制：实体资本的积累受到价值实现（全球生产过剩）、技术进步（福特制危机）和劳资斗争（劳动强度和劳资关系空前紧张）的影响，致使利润率长期停滞或下降；实体资本只有通过不断增强金融活动才能改善赢利能力，但同时金融活动本身又是一个在经济活动中具有特权的积累机制（如1981—1983年货币政策引发的实体经济萧条）。企业金融活动受到货币本身内在矛盾的限制，进一步弱化了资本积累的能力。

第二步，跨国生产与金融化积累。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是资本内在否定性的核心规律。利润率上升，则人们对新投资赢利能力的预期上升，生产投资率、总产量和总就业也就上升，形成良性循环的积累机制，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反之，导致资本不得不另觅“高枝”：一方面借助信息技术革命布展全球生产链，降低生产成本和开发消费市场；另一方面，资本流入赢利能力更强的金融部门，开始金融化积累。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采取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体经济部门的利润率有所上升。但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提高从根本上说有赖于劳动创造价值的量的提高，要求建立起劳资妥协的和谐生产关系，可工会运动的低潮，跨国公司生产过程的重组使工人原子化、就业弹性化，必要的劳资协议难以达成，生产性劳动的利用效率难以得到实质性改进。1995年的《反广场协议》彻底中断了实体资本的利润率复苏，带来了以企业、家庭的负债和资产泡沫为基础的金融化发展。然而即便是全球金融的自由化，也没能转嫁美国的危机，信贷消费和财政赤字只能暂时缓解自身矛盾，却进一步加深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各种矛盾。这些多重矛盾只能通过危机的方式得以解决。

鲍尔斯等关于美国和欧洲18个国家“警卫性劳动”的研究提示：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行以来，各国“警卫性劳动”的使用均有所增加，在最高的四个国家——希腊、美国、英国和西班牙中，单是监工和失业者就占总劳动力的五分之一。这表明社会维持现有秩序的成本居高不下，已经到了浪费社会资源、影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地步。

第三步，全球治理。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积累已经造成了整个世界经济的脆弱性和风险累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发生的大小金融危机数以百计，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有：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及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1999年的土耳其、阿根廷与巴西的汇率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和2009年的欧洲债务危机，等等。而金融危机一旦爆发，接踵而至的就是经济社会危机，乃至发生国家政权更迭、分裂和整个世界局势动荡不安。

经济全球化已经将世界各国连接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不但对全球金融风险的防范内在要求一个全球的金融治理机制，而且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粮食安全、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性的安全问题也要求民族国家超越各自的利益进行广泛的合作治理。传统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单边治理正被打破，一个由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合作、竞争、对抗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雏形正日趋显现。

从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自由化市场，到由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倒逼出的全球治理，资本自我否定的路线图可谓历历在目。鉴于目前还没有一种新的替代性的社会积累结构形成，我们不知道新自由主义还能走多远，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已经越来越不像“新自由主义”本身了。

【注释】

[1]参见［美］道格拉斯·多德著：《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熊婴、陶李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3～264页。

[2]“杠杆收购”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利用收购目标的资产作为债务抵押，通过发行债权募集资金而进行的收购，这种收购常常伴有“合伙掠夺”和争夺控制性股权的“敌意收购”行为。

[3]参见［美］道格拉斯·多德著：《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熊婴、陶李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7～269页。引文有改动：原文为“埃克森和美孚有望于1999年成交（860亿美元）”。笔者根据“维基百科”更新了引文中埃克森美孚的并购时间与收购金额，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ExxonMobil。

[4]参见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91年），http：／www．presidency．ucsb．edu／economic＿reports／1991．pdf。

[5]See Kevin Phillips，Arrogant Capital：Washington，Wall Street，and the Frustr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Harper Perennial，1994，pp．79－80．

[6]参见［美］道格拉斯·多德著：《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熊婴、陶李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1页。

[7]［美］道格拉斯·多德著：《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熊婴、陶李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1～282页。

[8]Kevin Phillips，Arrogant Capital：Washington，Wall Street and the Frustr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Harper Perennial，1994，pp．xvi－xvii．

[9]“股市凯恩斯主义”“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布伦纳的提法。参见［美］罗伯特·布伦纳：《全球生产能力过剩与1973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史》，孙宗伟、许建康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第3期。

[10]数据来源：经济合作组织网站，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

[11]所谓“实际工资”，是根据“名义工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工资，也可以叫“货币工资”）扣除物价水平变化的影响以后计算出来的，反映的是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的变化情况。

[12]［美］罗伯特·布伦纳：《全球生产能力过剩与1973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史》，孙宗伟、许建康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第3期。

[13]［美］道格拉斯·多德著：《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熊婴、陶李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

[14]参见［英］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张慧君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8期。

[15]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从1991年4月一直持续到2000年的第二个季度，成为1854年以来经济周期中最长的扩张期，比肯尼迪·约翰逊治下的106个月的扩张期还要长。

[16]参见［美］塞缪尔·鲍尔斯著：《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第1版），江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

[17]参见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99年）》，http：／www．gpo．gov／fdsys／pkg／ERP－1999／pdf／ERP－1999．pdf。

[18]中产阶级家庭在1988年被重新定义为“有两个全年从事全职工作的家庭成员、两个需要扶持的家庭成员”。See Kevin Phillips，Boiling Point：Democrats，Republicans，and the Decline of Middle－Class Prosperity，New York：Random House，1993，p．48．

[19]参见赵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发生了金融化转型》，《经济学家》，2010年第6期。

[20]参见张宇、蔡万焕：《金融垄断资本及其在新阶段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21]按照伊藤诚和拉帕维査斯的观点，“劳动力金融化”是指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银行机构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日益将工人阶级与其他人的个人收入作为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换言之，就是工人阶级的收入日益与金融机构相融合并成为金融资本掠夺的对象。

[22]参见考斯达斯·拉帕维査斯：《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金融掠夺》，《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年第1期。

[23]参见赵海波等：《美国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增长与经济后果》，《未来与发展》，2012年第4期。

[24]参见王天玺：《美国与金融资本主义》，《红旗文稿》，2010年第13期。

[25]近两年来，塞缪尔·鲍尔斯和阿·贾亚德夫在多个地方发表了关于警卫性劳动的文章，包括在《发展经济学杂志》2006年第2期上发表的题为“警卫性劳动”的文章、发表在由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主编的《经济学家之声》2007年第2期的题为“军营美国”的文章和鲍尔斯等人所著的经济学教材《理解资本主义：竞争、命令与变迁》中第19章的内容。

[26]See Robertid．Cox，Production，Powera 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1．

[27]［美］威廉·I．罗宾逊著：《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28]See Leslie Sklair：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

[29]Antonio Negri，Michael Hardt，Empire，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52．

[30]［美］威廉·I．罗宾逊著：《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31]同上，第64页。

[32]See Linda Weiss，Globalization and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New Left Review，September－October，1997，pp．3－27．

[33]［美］威廉·I．罗宾逊著：《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2页。

[34]［美］威廉·I．罗宾逊著：《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35]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360doc网，http：／www．360doc．cn／article／99504＿234077255．html，2012年9月3日。

[36]参见《尼克·达洛伊西奥：男孩卖软件暴赚1．86亿》，创业第一步网，http：／www．cyone．com．cn／Article／Article＿25602．html，2013年11月30日。

[37]See E．Bakir，A．Campbell，The Bush Business Cycle Profit Rate：Support in 脚注 Theoretical Debate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No．41，2009．

[38]See E．Bakir，A．Campbell，The Effect of Neoliberalism on the Fall in the Rate of Profit in Business Cycles，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No．38，2006．

[39]See E．Wolff，What 脚注 behind the Rise in Profitability in the US in the 1980sand 1990s？d 1990s？Ca Journal of Economics，No．27，2003．

[40]T．Weisskopf，Marxist Crisis Theory and the Rate of Profit in the Postwar z_=．S．Econom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No．3，1979．韦斯科普夫将利润率分解为利润份额、产能利用率和产能资本比三项的乘积，构建了包含技术、市场和分配等三种因素的经验分析框架。他的研究表明，1949—1975年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利润份额的下降是利润率长期和周期性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实际工资相对于实际劳动生产率并未明显增长，利润份额下降主要是由价格变化带来的。

[41]参见谢富胜、李安：《美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变化：1975—2008》，《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42]参见［美］罗伯特·萨缪尔森：《娱乐场的繁荣时期：纳斯达克市场的幸运儿》，《华盛顿邮报》，2000年1月13日。2000年2月26日，桑德拉·苏加万也在《华盛顿邮报》撰文写道：纳斯达克的P／E比率已经上升到356∶1。

[43]参见［美］罗伯特·布伦纳：《全球生产能力过剩与1973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史》，孙宗伟、许建康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

[44]《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不允许商业银行以金融控股的形式从事证券和保险业务在内的全面金融服务（俗称“混合经营”），从而有效地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业之间筑起隔离带，旨在防止某些金融企业过大过强，保护大众利益。

[45]［美］杰夫·马德里克著：《政府与市场的博弈：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的胜利与美国的衰落》，李春梅、朱洁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344页。

[46]参见［美］罗伯特·布伦纳：《全球生产能力过剩与1973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史》，孙宗伟、许建康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

[47]参见［美］杰夫·马德里克著：《政府与市场的博弈：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的胜利与美国的衰落》，李春梅、朱洁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355页。

[48]从1991年4月一直持续到2000年的第二个季度，成为1854年发生经济周期以来最长的扩张期，比肯尼迪·约翰逊治下的106个月的扩张期还要长。

[49]1977—1987年美国收入数据表明，中产阶级十年间的货币工资虽然增长了75%，但同期所得税支出增加84%，社会保障税增加116%，再结合同期的通货膨胀率，中产阶级家庭十年间的税后收入实际上在下降。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中的“‘反胀’的胜利与代价”一节。

[50]参见［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65页。

[51]See Paul Krugman，Rich Man’ i Recovery，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2，2013．http：／／www．nytimes．com／2013／09／13／opinion／krugman－rich－mans－recovery．html？ref＝paulkrugman＆＿r＝0．

[52]根据美国商务部调查局的数据，2011年美国的贫困发生率仍然保持在15%的高位，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

[53]［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9页。

[54]See Joseph Sti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New York：W．W．Newton，2002；George Soros，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Open Society Endangered，New York：PublicAffairs TM，1998．

[55]See Ken Cole，Economy，Environment，Development，Knowledge，London：Routledge，1999．

[56]“第三条道路”也被称为“新中间路线”，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美国克林顿政府和英国布莱尔首相及其顾问安东尼·吉登斯提出，20世纪末在巴西、新西兰、南非、西班牙、阿根廷、日本等多国有所实践。参见［美］威廉·I．罗宾逊著：《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0～218页。

[57]See C．G．A．Bryant，Review：The Promise of the Third Way：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by Otto Newman，Richard de Zoysa，Sociology，Vol．36，No．4，November，2002，pp．1023－1024．

[58]See Mark Rupert，Ideologies of Globalization：Contending Visions of 脚注 New World Order，London：Routledge，2000，chapter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