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共同利益与当代全球性社会的价值取向

(三)人类共同利益与当代全球性社会的价值取向

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以特定的形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并使其以否定的形式表现为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而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客观上又反过来向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提出了一种特殊的价值规范，这就是要求当代全球性社会中的人们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以便解决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使人类能够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

人类的行为和活动在任何时代都表现出某种总的价值取向，这种总的价值取向是由特定时代人类的生存状况，特别是由特定时代人类的利益和需要决定的。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即原始社会里，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为低下，个体的生存及其需要的满足严重地依赖于群体，群体利益或群体的共同利益的实现程度直接地决定着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人们之间的社会分工尚处于萌芽状态，群体中的各个个体成员也并未形成不同于群体利益的特殊个人利益。因此，在原始社会里，人类尚处于群体本位阶段，群体利益或群体的共同利益成为一切社会成员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价值取向。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成员的利益开始出现了日益加深的分化，个体本位逐渐代替了早先的群体本位，个人利益或私人利益也相应地变成了人们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价值取向。人类在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就一直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上，甚至直到今天也并未走出这样一个阶段。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一包含若干社会形态的历史时期中就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群体利益，也不是说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群体利益对人们的社会活动就不起任何规范作用。事实上，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各个社会形态中，不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群体利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种族利益，等等)，而且作为不同群体的行为价值取向，不同群体利益相互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在群体活动的水平上还造成了历史上和今天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问题在于，在利益分化和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对于特定的群体来说，群体利益与其个体成员的个人利益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当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真正地体现了其个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时，它就会内化为个体成员的自觉追求并成为整个群体的行为价值取向；而在群体利益采取了与个人利益相脱离的虚幻形式，变成了一种与其个体成员的实际利益不相干的“虚幻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这些特殊利益“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5]。在这里，群体利益是否能够内化为个体成员的自觉追求并成为整个群体的行为价值取向，关键取决于它是否与个人利益相一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在上述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尽管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群体利益，尽管各种不同的群体利益在群体活动的水平上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起着极为重要的规范作用，但个人利益始终是人们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价值取向。而在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中，随着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客观上要求人们从根本上转换行为和活动的价值坐标，从个体本位阶段进到类本位阶段，自觉地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自己的行为价值取向。

在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中，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人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之所以可能，首先是由当代各种全球问题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共同利益的性质决定的。诚然，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中，利益分化和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情形并未发生改变，因而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各种特殊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已经消失或不再起作用。但是，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已经给当代人类全球性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设置了这样一个界限，那就是人们对自身特殊利益的追逐不得损害人类的共同利益，否则，地球上的生态环境、社会生活的现实和人本身的境况将不复能够支撑人类的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从而也就根本谈不上各种特殊利益的实现。在这里，人类的共同利益之所以是一种共同利益，就在于它并不是超出各种特殊利益之外或之上并与各种特殊利益抽象对立着的东西；它就存在于各种特殊利益之中，并且是各种特殊利益得以实现的最低限度的保障。因为这里所谓的人类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就是使当代全球性社会中一切人能够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条件，而各种特殊的利益则是指满足不同个人或群体的不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人们只有首先能够生存和发展，才能进一步去谈论和要求满足不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因此，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中，人们即使仅从自身的特殊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最终也不得不认同由当代各种全球问题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共同利益，从而自觉地或被迫地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自己的行为价值取向。

在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中，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人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之所以可能，同时也是由当代人类全球性社会的整体相关性和有机组织性决定的。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具有一种突出的整体相关性，其中没有纯粹孤立的重大事变或事件，任何地域、民族、国家的内部危机和外部冲突都必然具有全球性的效应，任何局域性的扰动都会带来全球性的震荡。当代人类社会的整体相关性不仅表现在全球范围内人们的活动及其结果的相互影响上，而且也表现在全球范围内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相互依存上。在当代世界上，像“南北问题”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之所以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所关注而且也受到发达国家的重视，就是因为如果没有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很难设想少数发达国家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与上述这种整体相关性相适应，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也日益向有机组织性方向发展。在当代全球性的大交往中，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逐渐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套复杂的规范，它们以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惯例的形式对于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制约作用。正是当代全球性社会的这种整体相关性和有机组织性，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中，虽然一些特殊的利益主体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仍然可能会置人类的共同利益于不顾、仍然可能会干加剧当代全球问题的事情，但他们的这种行为或者是由于违反了当代全球性社会中一些通行的规范、直接损害了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因而必然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惩戒和制裁，或者是由于破坏了人类共同的生活条件因而他们自己也要品尝由此带来的苦果，其结果往往是不仅他们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愿望得不到实现，而且他们的利益还会受到损害，这一事实反过来又对这些特殊利益主体的行为构成了某种程度的限制。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当代世界的人们对于实施核打击、发动核战争的审慎态度上。就其破坏力而言，当代世界各国所拥有的核武器相当于全世界60多亿人每人身上背负着数十公斤TNT炸药，它足以把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毁灭掉数十次。问题在于，与以往战争的性质根本不同，核战争不再是向战争中的一方挑战，而是向整个人类挑战，其结局将是包括战争发动者在内的整个人类的毁灭，正如池田大作所说：“在核武器的战争中是没有什么胜利者可言的，都要一起走向灭亡。所以，这并非是‘战斗’，应该说是自杀。”^[6]也正因如此，当代世界上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各方在实施核打击问题上都采取了极其审慎的态度。在这里，人类社会的整体相关性和人类生存条件的相互依存性成了制约核战争的关键因素。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核武器的发明给我们带来了消灭战争的可能性”^[7]。可见，当代人类全球性社会的整体相关性和有机组织性，也正在这样那样地促使人们自觉地或被迫地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自己的行为价值取向。

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中，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要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领域中始终坚持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以是否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评判人们的行为和活动合理与否、正当与否、正义与否的最高标准，当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与人类的共同利益之间出现矛盾时决然地使个人利益、群体利益服从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努力谋求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该转变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立法、科技、教育和宣传等各个方面加大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力度，正确地处置人口与生态、资源与发展的关系，创造并追求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努力消除当代人与自然的对抗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协调发展。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应该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公平合理地调整国家和民族内部各地区、各集团、各阶层之间以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强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障机制，建立适合于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共同繁荣发展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努力化解当代世界上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应该以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合理调整为基础，通过国际社会的全面合作和共同努力，在普遍地改善人的生存条件、提高人的物质生活质量的同时，高度关注人的精神生活，为全球化、现代化和高技术化的社会注入人性化、高情感化的内涵，努力克服当代社会中人的本质异化、精神迷失和片面发展状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相信，在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中，只要人们能够坚持做到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类一定能够有效地消解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全球问题，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未来前景一定会更加美好。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8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6]池田大作、狄尔鲍拉夫：《走向21世纪的人与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

[7]A.J.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