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人类利益

与政府行为相关的许多人类利益是物质性的(他们是在个体与社会中的经济、政治结构的关系中产生的)，而且也自然地成为所经历的日常生活结构的紧密(紧邻的)部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政府的行政机构表现着社会的资源配置，我们通常认为关于人类物质利益的行政决策受到有钱人和掌权者的重要影响。

我们在此搜寻的反行政并非处在一个国家或全球“政策”的抽象层面，而是处在政府最直接地与它所服务的人民互相作用的层面。许多今天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公共服务一度曾被认为是私人职责。卡米拉·斯蒂福斯(2000， pp.54-55)谈到在改革时期妇女曾奋力争取对垃圾处置、卫生设施、交通、薪金和工作时间问题的解决。在许多情况下，男人拒绝把这些问题带到公共的、政府的领域中寻求解决方案，他们将这些问题视为私人的、与公共话语和行为不相匹配的家庭琐事。与这些假定的女性问题形成对照的是，男性感兴趣的是注重政治和事务性效率的粗略事件。妇女们认为最紧迫的人类利益处在即时环境之中，她们积极投身于她们称为“公共母性”(public motherhood)和“地方性家政管理”(municipal housekeeping)的工作(Stivers， 2000， p.9)，提倡对“私人”问题的公共解决方案。今天，这些地方性家政管理的论点反映在社区治理的话语中。我们很容易在全社区范围以及更小一些的诸如近邻之类的区域中看到它们的具体影响。

接下来的段落要讨论的是，政府至少是社区政府主要从事受地理因素限制的那些事务，并且通常由邻近居民的日常利益开始着手工作。在邻里之间与社区之间争夺资源的背景中，对如何处理这些事务的讨论得以结束。总的来说，社区公共生活所关心的是公共资源分配的决策，它在本质上是物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