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

(二)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

当代全球化的特点特别是其正负双重效应表明，当代的全球化已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其深层价值意蕴来看，这种影响集中地表现为它以特定的形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

所谓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就是整个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满足。我们说当代的全球化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也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什么人类的共同利益。其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20世纪特别是当代以前的人类历史上，尚不具备人类共同利益形成的现实主体条件。当我们谈论“人类的共同利益”时，我们所谓的作为利益主体的“人类”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一切人的总和，包括同一时代所有的人和过去、现在、将来各个世代的人。在历史上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们处于彼此分隔的孤立状态时，在20世纪特别是当代以前人类尚未真正作为一个整体来生存、活动和发展的情况下，人类作为主体(包括作为利益主体)的意义是极为有限的，它只能在与非人类事物或其他物种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性，因而它还只是一种纯逻辑的预设。与此相应，在20世纪特别是当代以前的人类历史上，尽管也有人在谈论“人类的共同利益”，但这种所谓的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只能是人类相对于非人类事物或其他物种而言的利益，它同样仍然是一种逻辑上的预设，并没有也不可能具有什么现实的内容。第二，在20世纪特别是当代以前的人类历史上，也不具备人类共同利益形成的现实社会条件和动因。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直到今天也未能摆脱利益分化和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状态。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如果没有出现一种特殊的动因即产生了这样一种特殊的问题——它使得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威胁，那么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一种逻辑上的设定是不可能获得现实的规定性的。而在20世纪特别是当代以前的人类历史上，由于人类尚未作为一个整体来生存、活动和发展，因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种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问题，或者说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促成人类共同利益产生的动因，人类的共同利益事实上也就从未形成。

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完全改变了上述情况，并因此而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这是经由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的。

首先，当代的全球化促成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完成，从而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主体条件，并因此而使人类的共同利益成为可能。

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开始以前，人类尚处于彼此分隔的孤立状态，人类历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被分割为不同的地域史、民族史和国度史。近代的地理大发现以后，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浪潮开始涌动，人类的历史也开始了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因此，伴随着近代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展开，近代西方一些富有时代敏感性的思想家如维科、伏尔泰、康德、黑格尔等人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世界历史观，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更是科学而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它使每一个国家的生产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一个人的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以往自然形成的那种地域性、民族性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已被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所代替。而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不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尽管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已经是“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但受当时全球化发展程度的限制亦即由于一个内在有机的全球性社会在当时并未形成，因而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并未出现，或者说人类历史尚处于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这一概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带有逻辑预设的性质。与此相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并未获得充分的现实规定性，或者说它尚处于一种生成过程之中。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有所论述。在分析分工问题时，他们曾经提出过“共同利益”与“虚幻的共同利益”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所谓“共同利益”，也就是“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自发分工的条件下，共同利益“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而这种以国家的姿态出现的共同利益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共同利益”，因为国家所代表的总是特定阶级即统治阶级的利益^[2]。在分析、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时，国内学术界有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概念，亦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共同利益”就是指“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完全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种误读。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共同利益”是泛指“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3]，它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虽然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但自发形成的分工基本上还是地域性的，基本上还没有超出一定民族和国度的范围。与此相应，他们所讲的“共同利益”，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实即一定民族和国家范围内“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4]。也只有在“共同利益”乃是一定民族和国家范围内的人们的共同利益而非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共同利益”才有可能“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亦即采取“虚幻的共同利益”的形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没有使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提法来看，可以说他们对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当时尚未形成是有明确意识的。

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在当代人类社会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当代的全球化已使得地球上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度的人们内在地、紧密地联成一体，形成了全球分工、全球协作、全球贸易、全球通信等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从而促成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完成。而这种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完成，标志着当代人类已真正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真正作为整体来生存、活动和发展，真正开始以共时态意义上的类主体身份来面对自然、整治社会和正视自身。只有在当代这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时代，“人类”这一概念才充分地获得了它的现实规定性，即它不再仅仅是一种相对于非人类事物或其他物种的纯逻辑的预设，它现在完全可以通过自己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生存、活动和发展来规定和展示自己的类本性。也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类共同利益的产生才真正成为可能，因为人类的共同利益不过就是世界历史条件下“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就是全球范围内“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可见，正是通过促成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完成，当代的全球化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主体条件，并因此而使人类的共同利益成为可能。

其次，当代的全球化带来了各种全球问题，从而以否定的形式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内在的动因，并因此而使人类的共同利益成为现实。

正如前述，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直到今天也未能摆脱利益分化和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状态，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如果没有产生一种特殊的动因，那么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就始终是不可能的。而当代的全球化终于提供了这样一种动因，这就是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

当代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全球问题已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从而以否定的形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事实上，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本身就是人类共同利益的否定表达形式：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意味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不解决和克服这些问题，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难以为继。就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而言，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表明，目前世界经济的指数增长速度将导致全球资源在100年内枯竭，从而造成地球生态系统的全面瓦解，使得地球不再适合于人类居住；而如果维持世界上现有的人口增长率和消耗速度不变，那么，由于粮食短缺，或者由于资源枯竭，或者由于污染严重，世界工业生产能力又将发生突然的和无法控制的崩溃，这样人类社会也就根本无法持续发展。在当代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中，也潜伏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种种危机。虽然当代世界上的各种矛盾、冲突和战争目前还被各种力量限制在一定范围和水平内，但限制本身并不是消解。这些矛盾一旦被进一步激化，目前的各种局域冲突和战争一旦升级，特别是足以数十次毁灭整个人类的核打击一旦实施，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如果当代人与自身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人类就将失去存在的价值，变成没有信仰、没有责任感、完全受非理性驱使的畸形怪物，沦为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没有情欲的色鬼”或卡尔·曼海姆所形容的“没有灵魂的机器”。正是基于上述事实，我们认为，当代的全球化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动因，它在带来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的同时也就使得人类的共同利益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