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制度的产生

2．中国封建制度的产生

中国封建制度的产生先于西方。但如同对中国奴隶制度产生的时间（认为中国有奴隶制度的人，才有此问题）历史学家有不同看法一样，对中国封建制度产生的时间或朝代，也有不同看法，这里不暇涉及。现在只介绍王亚南的看法。^[5]王亚南认为，武王伐纣^[6]，建立周朝，是建立封建制度的开始。这时由于农村公社仍然存在，于是这种制度的建立在文献中的记载就是：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屏藩周；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就是说，对贵族和有战功者分成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再将与等级相应的土地，连同其中包括了人的农村公社封赐给各级诸侯。当然，这种封建诸侯，以屏藩周室，即封建制度是要经历一段时间，才最后确立起来的。王亚南认为，这是领主经济的封建制度，其榨取剩余劳动的特点是地租和赋税结合在一起，它的形式就是要农村公社即井田制中的集体农奴耕种公田。

从周灭殷，然后将殷人连同土地一起分封给同姓贵族和异姓功臣来看，其后日耳曼人灭罗马后的做法，与此十分相同。下面将谈到，日耳曼人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罗马人则处于奴隶制度的末期，有些学者就认为，这两者的融合，其结果就产生了封建制度。这种说法，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就是发生灭殷的周人处于社会发展哪一阶段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周人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王亚南具体指出，周原是隶属于殷王朝的一个部族。殷商的“不常宁”、“不常厥居”的生活，周的先祖也经历过；他们大体上都是从以畜牧业为重心转变为以农业为重心的农耕民族，生产力水平也许不相上下。周人伐纣时其生产力究竟比殷商高出了多少，还很难从工具方面得到验证。但也许由于这个部族的首领，面对戎狄异族，就发奋图强，特别注意农业技术的改进，其经济情况，比之当时的奴隶主殷纣王，不知稼穑之艰难，沉溺于淫乐浪费，使殷的经济衰落下去，要进步得多。周之先祖因毗邻部族的威胁，一再东迁，到了文王的时候，就把四周的犬戎、密须、耆国、蒙侵虎先后加以征服了，经济力量加强了，军事政治力量也雄厚起来。武王伐纣的阵营，《尚书·牧誓》是这样说的：“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髦、微、卢、彭、濮人……”；单就这个场面加以分析，就知道当时周的统治机构已颇不简单，为给养这些文武官员和士卒所采行的剥削制度，亦必初具规模。这样，作为殷商王朝的一个部族或属国，周的奴役的生产方式是不是比殷的程度更高些？王亚南认为，这不忙下断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根据可信的史料，既不能说周初的生产方式，曾发展到古典的即劳动奴隶制，也不能说，周在伐纣灭殷之前，已经实行封建的统治，一句话，就是在牧野誓师灭纣以前，它还是和殷王朝采行大体相同的生产方式。

既然两者的生产方式大体相同，那周在灭殷以后，为什么不依照原来的生产方式统治下去呢？王亚南认为那是不可能的。第一，在殷商的末期，无论在氏族内部还是外部，阶级分化的趋势，已因经济活动、战争要求和异族俘虏的增加，而变得非常显著，原来残留着原始民主自由因素的低级的不十分严格的奴役方式，即通过农村公社剥削集体奴隶的方式，已和这种形势不相适应了；第二，领土的扩大和氏族内部的分化，各种夷狄异族的渗入，再加上征服种族和被征服种族的互相关系，都不允许沿用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第三，领土扩大的结果，土地生产物的复杂性增加了，即使在原有的生产工具水平和技术基础上，地域间分工的可能性也增大起来。基于这些原因，王亚南认为，武王伐纣的进步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因此导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个人认为，这就是说，殷和周都存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农村公社，已不适合经济情况的要求，其中的血缘关系要冲破，也就是说，农村公社逐渐要变成地域的社会组织。

王亚南的整个论述，都以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依据。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周封建制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不同的特点，不是表现在阶级构成上，也不是表现在剥削制度上（为了论述的需要，这些下面谈），而是表现在巩固专制主义的宗法组织上；这是因为农村公社的血缘关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剥削阶级就利用宗法组织来巩固其统治。中国封建制度特有的宗法组织，最明显不过地表现仍然存在的农村公社血缘关系，在巩固封建剥削制度中的作用。他说：“周代为加强并顺利延续其统治，曾为王族定出了一套称为宗主组织的系统，那在以前是没有的。商代虽已确立了父系氏族制，却不曾建立父系家族制，所谓谪庶长幼贵贱之别，商无有也。这原因，乃由于氏族独立分化为家族，至殷商后期始趋于显著，同时周代的封建体系，也要求结合实际情况，而有较明确的规定。‘当氏族过渡到家族而分封子弟的时候，被封的子弟，获得了财产的私有权，于是他就成为别子，而对后世成始祖了。他的身份和财产，以他的长子嫡继承，遂成为继别为宗的大宗，由是继祢则为小宗，小宗的宗族，如以高祖的为范围，则同高祖的以高祖的嫡长子孙为长，同曾祖的以曾祖的嫡长子孙为长，同祖的以祖的嫡长子孙为长，同父的则以弟而长兄，就成为宗法的基本体系了。’^[7]不过，在这里须有两点说明，其一是：封建社会的财产，基本上是土地，在颁田制禄的周代，土地最后仍属于君主，是不得买卖的，即所谓‘田里不粥’，整个西周阶段，还是没有土地私有权的，这里所谓‘被封的子弟，获得了财产的私有权’云云，就土地而言，还只算是领有权，不过可以承袭罢了；其二是：这个宗法系统，原来只是在王族间推行的，后来被一般的贵族所效法，而‘礼不下庶人’，但统治阶级间通行的习尚与思想意识，终会传流或灌输到被统治者方面，而为此后的宗法礼教开辟道路。”^[8]

现在我们要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和剥削关系了。很明显，最基本的对立阶级就是层层占有土地的天子、诸侯和卿大夫，他们获得土地是凭身份即政治特权，他们就是领主；他们的对立面是农奴，也就是在农村公社中的土地耕种者全家。这种在世界史上曾普遍存在的农村公社，在中国殷周的形式就是井田制。王亚南认为，论阶级关系和剥削实质，中国和西欧的封建领主经济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剥削形式：领主在西欧，通过庄园制榨取主要以地租为形式的农奴的剩余劳动，在周代则通过耕种井田制中的公田，榨取集体农奴的剩余劳动。

王亚南说，从战国时期孟子口中传出的、多了掺进了他自己臆断的井田法，曾引起了历史上长期未决的争论。但以今天新史学的观点考察起来，所谓“方田而井，共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虽然太理想化了一些，非当时技术条件、社会条件所许可，但接着说到的“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却是世界各国封建力役制的通例形态，所不同的，不过是我们未经高度发达的奴隶制，以及氏族脐带还没有完全割断，还可能是由若干家族共同取得“私田”，或者至少是由若干家族共同耕种“公田”。据诗经所载，那些私田领有者或公田耕种者，不但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室，还有自备的简单农具；不但要耕公田，还要以农女织布染色制成的衣裳，纳献于公子；还要猎取狐狸制裘献于公子；还有当天子祭神的时候，贡上羔羊之类；一经收获完了，又得马上制好旨酒，以旨酒三樽，再加上羔羊，“脐彼公堂”。

王亚南认为，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这些公田耕种者，就是农村公社中的集体农奴，而不是有些历史学家说的奴隶。理由是：社会史上毕竟没有住在自己家里，用自备的工具劳动，并制好裘，酿好酒，牵着羔羊，拿去贡奉的奇怪的奴隶。其实，以农村公社在奴隶制的殷商仍然存在来说，它的奴隶也是住在公社里的，也有自己的家和个人经济。正是在奴隶制和领主封建制初期，这两者都存在着在农村公社中的被剥削者，他们从公社内部看，没有什么不同，才使中国的奴隶制和初期领主封建制的划分相当困难，也是中国古代史分期的困难所在。这一点，下面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