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因科举而兴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六年（717），原有的藏书校书机构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三年（725），又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书院。集贤书院建立之时，便与教学活动相联系，其教师为集贤学士，学生为御书手^[1]。集贤书院是书院名称的起源，但并非后来兴盛的书院的真正始祖。真正具有学校性质、以私人创办为主的书院是唐后期在山林胜地产生的。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官学大量衰废，经学教育随着明经科地位的下降而日趋式微。与此同时，随着进士科地位的上升，人们日益重视读书作文，并兴起了隐居读书、习业山林寺院的风尚。进士科考试重诗赋文学，而文学尚性灵，重个性发展，不像经学那么尚师法而重师承以及用大班教学法。习进士业者所赖于优美宁静之环境以陶冶性灵者较大，因此适于隐居深山幽谷读书学习，或个别从师习业。当时山中林间也常有一些学识高深的隐逸之士。曾经在唐武宗、唐宣宗时出入举场30年而未成进士的皇族外戚刘得仁，既感叹“外家虽是帝，当路且无亲”^[2]，也明白“要路知无援，深山必遇师”^[3]。可见科场失意者往往归隐山林从师习业。唐后期习业山林寺院读书备考的学子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像中条山一类的名山成为“书生渊薮”。这些书生学成后多出而应试以取科第。据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一文考证，唐代以取科名为目的读书习业集中的地区，主要有终南山、华山、嵩山、中条山及太行山、泰山、庐山、罗浮山等14个地方。书院制度便由士人读书山林之风尚演进而来。按宋代书院最早者莫过于白鹿、石鼓、太室（嵩阳）、睢阳、岳麓五院，其中除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始于五代晋末戚同文之讲学以外，其他均即唐人习业最盛之山林，而且连民间“书院”名称的出现也与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有关^[4]。

就具体的记载来看，后来发展为书院讲学的唐人隐居读书，确实带有明显的功利性，有的是借隐居读书以博得高名，走“终南捷径”待中央及地方长官辟用，而更多的则是为了读书应举入仕。《全唐诗》卷一三三李硕《缓歌行》说：“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士子十年闭门苦读的目标已非常明确。严耕望文所举二百多名隐居山林寺院读书者中，后来多数出而应举，许多人还中了进士，而且其中还出了二十多名宰相和一大批诗文名家。宋代陈舜俞《庐山记》卷二载：“凌云庵，旧名凌云书堂。《九江录》云，刘轲书堂在凌云峰下，早年居此。廉使公美其才，荐之上第。”研究书院起原的重要史料《江州义门陈氏宗谱》所载《义门家法三十条》也记：“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稽有学成者应举。”可见其建立书堂的动机即教育童蒙学成应举。此类事例甚多，不再列举。科举制的兴盛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促使士人一心一意读书备考，而习业山林的地点后来逐渐演变为讲学的书院。因此，书院因科举盛而兴，书院与科举的密切关系是与生俱来的。

北宋初期朝廷重视科举取士，但尚未顾及修复唐末五代以来因社会动乱而长期遭到破坏的地方官学，政府只重取士而相对忽视以官学养士，这就为私家书院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吕祖谦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5]当时这些书院之所以兴盛，主要是因为适应朝廷科举取士的需要，填补了州县官学衰废的空缺。而一些书院的名声大小也与为朝廷输送科举人才的多少相关。如应天府书院原称睢阳书舍，为宋初学者戚同文聚徒讲学之所，由于戚同文学问渊博并擅长场屋之文，四方士子慕名而来。《玉壶清话》卷一记此事说：“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登科者题名于舍，凡孙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按《宋史·戚同文传》，这些科举及第的门生中还有宗度、许骧等七人官至台阁，包括范仲淹也出其门下。到北宋中叶，统治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兴办地方官学上来，并相继三次大规模兴学，书院也就衰落了，如石鼓书院就曾一度改为州学。当各地官学系统较为完善、且官方规定士子须在官学300日方准应举后，人们看到非入官学不能应举入仕，也就不愿潜心于山林书院习业了。失去了学习的原动力，书院自然被冷落，因此北宋中叶以后书院衰落沉寂了一百余年。

到了南宋，寂寥多年的书院走出低谷，出现了书院制度的极盛时期，书院的数量空前增多，规模扩大，而且教学和学术活动也相当活跃。这一方面与地方官学财政困难、学校学风不佳而失去声望有关，另一方面更主要是因为不再规定非经官学不得应举，而当时书院教学质量较高，管理有方，士子可以切实提高水平、更能满足读书应举的愿望。当时一些书院教育家对士子过于注重科举之业颇有看法，并劝导学生求学问“毋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使学生明白单纯追求“学校科举之教”的害处^[6]。朱熹在考中进士后，到福建同安县当学官，在《同安县谕学者》一文中，朱熹也说：“今之世，父所以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7]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还批评官学的弊端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即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8]因此，朱熹曾教导学生不要为求科举之利而忘了为学之志。不过，朱熹反对的只是士人一心于举业而不顾其他，并要求对学校科举制度加以改革，但却从来没有说要反对整个科举取士制度，也从未在任何讲过学的书院中禁止或限制学生参加科举。实际上，书院既无反对科举的必要，也无限制科举的可能，因为像朱熹、陆九渊和后来湛若水、王守仁这些书院讲学大师，他们本人就是进士出身者。也正是由于他们通过科举入仕当了大官，有了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和学术名望，才有可能主办大的书院，也才有许多人竞相投奔门下。若他们从未应举而只是一介书生，当寒儒处士，影响终究较为有限。

曾在多处著名书院讲过学的陆九渊，自己在34岁时中过进士。在《象山先生全集》卷三一中，还收有他参加解试和省试的六篇对策文。以身作则，他当然不至于要求学生绝意科场。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他对士子参加科举表明了如下的看法：“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9]虽也批评沉溺于举业而不可自拔的现象，但他还是赞成书院学生讲求圣贤之道，然后应举入仕以报效国家社会的。

书院不仅进行教学，而且注重学术研究。南宋一些著名书院往往成为地区学术活动中心，并成为理学的策源地。朱熹、陆九渊、吕祖谦（也是进士）等理学大师及其学派的形成多以书院为基地。而理学在书院中形成后，对当时和后来的科举考试内容及文风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书院与科举关系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韩侂胄指道学（即理学）为伪学，一些台阁大臣也加以附和，而吏部尚书知贡举叶翥奏言：“二十年来，士子狃于伪学，汩丧良心，以六经子史为不足观，以刑名度数为不足考，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以盖其空疏不学之陋，杂以禅语，遂可欺人。三岁大比，上庠校定，为其徒者专用怪语、暗号私相识认，辄置前列，遂使真才实能反摈不取。”^[10]当时禁断道学（理学）有其政治原因，其是非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理学的势力很大，不仅影响到科场文风，而且科场主文之官还有不少是理学的信徒，可以左右进退予夺。后来党禁解除，理学在南宋末年的科场中影响更大，掌握其学说有利于取得科名，那么，作为理学大本营的书院，士子自然是趋之若鹜了。朱熹的学说和门徒以福建、江西的书院为基地，后来理学影响了科举考试内容，这也是南宋和明代福建与江西士人在科场中占有优势因而中进士者特别多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