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经学的演变

▶一、白虎通义

西汉末年，立于学官作为统治学说的经今文学日益烦琐，并神学化，如刘歆所说:“分文析字，烦言破碎，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1]哀、平之际，谶纬之书大行于世，刘歆开始提倡经古文学，于哀帝年间争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传》于学官，由于哀帝重违众逆未成;东汉初，韩歆欲立费氏《易》、《左氏春秋》博士，引起陈元和范升的争论。章句烦琐和今古学派争论的存在，对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的统一造成不利影响，光武中元元年下诏，谓五经章句烦多，意欲减省。章帝建初四年，因杨终奏，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大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令史臣班固著为《通义》，即《白虎通》，或称《白虎通德论》。

《白虎通》一书，用国家法典的形式，对自董仲舒以来统治学说的各个方面，分四十四目作了辞典式规定。《白虎通》也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论证现实的统治秩序，它认为“三纲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端也”(《三纲六纪》)。对于礼制的叙述也带有神学气息。《白虎通》也宣扬灾变符瑞的“天人感应”说。《灾变》篇云:“天所以有灾变何? 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封禅》篇:“天下太平，符瑞并臻，皆应德而治。”但在重视德治的同时，也强调刑罚的作用。《五刑》篇说:“圣人治天下，必有刑罚何? 所以佐德助治，顺天之度也。”“科条三千者，应天地人情也。”对应历史演进的论述，发挥了董仲舒的“三统说”，用“三微之月”和“天地人”的说法对“三统说”作了进一步论证。《三正》篇说:“天有三统，谓三微之月也。”以周为天正，殷为地正，夏为人正，王者受命，必改正朔，明受之于天，不受于人。同时对“三统说”所谓的“百世不易之道”作了强调和补充。认为“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质，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积，声味不可变，哀戚不可改，百世不易之道也”。《白虎通》还提出三教循环的理论。《三教》篇说:“王者设三教者何? 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簿之失莫如忠。……继固尚黑制，与夏同。三者如顺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此处，《白虎通》的“三纲六纪”说更加强化了纲常名教。

白虎观会议参与讨论诸儒多今文学者，所以《白虎通》叙述礼义制度多从今文家说，但也有采用经古文学说的地方。这一方面反映了东汉时代经今文学仍占主导地位，同时也表现出经古文学代兴的现实。建初八年，诏诸儒各选高材生受《左氏》、《谷梁》、《古文尚书》和《毛诗》，虽不立学官，皆擢为高第。《白虎通》兼收经古文说，对于汉代经学的今古文说的混通，有一定影响。

▶二、古文经学

两汉之际，今文经学进一步神学化，纬书大量涌现。

纬书含广狭二义: 广义是指当时一切讲术数占验的书，狭义则专指七纬。七纬之名，始见于《后汉书·方术传》:“樊英……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筭、河洛七纬，推步灾异。”李贤注云:“七纬者，易纬: 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 琁机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 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 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征也;孝经纬: 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 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2]这个目录，《汉书·艺文志》没有收录，《隋书·经籍志》列于经部论语类后，计十三部九十二卷，名称卷数与注不同，章怀太子等当另有所本。

纬书的产生，源于秦汉时代方士与儒生的糅合。汉初伏胜说《书》，董仲舒说《春秋》，皆引术数占验之辞，所以《四库提要》认为《尚书大传》、《春秋繁露》实际上是有主名的纬书。今文经学家说经，“《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3]。哀、平之际，西汉王朝出现严重的统治危机，纬书大行于世。光武即位后，宣布图谶于天下，纬书也很流行[4]。刘宋大明中始禁图谶，萧梁天监后又重其禁，其时刘勰也著《文心雕龙·正纬》，指斥纬书之伪谬。隋炀帝时搜天下图籍涉于谶纬者，皆烧之，天下始无复其学，而内府所藏纬书也多散亡。清朱彝尊《经义考》著录有《易》纬《乾凿度》、《坤灵图》二种及实系宋人伪撰的《礼》纬《含文嘉》一种。《四库提要》录存《易》纬诸种，称其醇正。而且把明孙瑴所辑的《古微书》录于“五经总义”类后。其后辑纬书的有黄奭、马国翰、赵在翰、陈乔枞、孔广森等，途水乔松年《纬攟》最后出，计有《易纬》二卷、《尚书纬》一卷、《诗纬》一卷、《春秋纬》二卷、《礼纬》一卷、《乐纬》一卷、《孝经纬》一卷、《论语纬》一卷、《河图纬》一卷、《洛书纬》一卷、《古微书订误》一卷。“使千载之下得披坠简而校秘文。”[5]

纬书是汉代经学神学化的产物，它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神化孔子。《中庸》曾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春秋》之义最重名分，而汉儒讲孔子“为汉制法”，故《公羊传》已经有孔子为素王的说法。纬书将孔子的形象进一步神化。《论语崇爵谶》说:“孔子感黑龙之精以生。”又说:“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运’。”“丘为木铎，为天下法。”“元丘制命，帝卯行也。”[6]二是把儒家经典神秘化，把儒家思想宗教化。如说:“《易》者气之节，含五精。”“《尚书》者，所以推明其期运，明授受之际，言天地之精。”[7]“《诗》者，天地之心。”[8]“《礼》者，所以设容，明天地之体也。”[9]“某作《春秋》，天授《演孔图》。”[10]又说:“天子，至尊也，神精与天地通，血气含天地精。”[11]从而建立起五经与专制政治的关联。三是甄录谶记，直接论证“汉之天运”。

谶纬导致的学术思想的宗教化，随着古文经学的渐次兴起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古文经学的兴起，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西汉时，有学者根据流传下来的(如《易》、《左传》、《毛诗》)和重新发现的(孔壁所藏及民间所得如鲁淹中出《礼》古经，河间献王所得书，河内女子得《易》、《书》、《礼》，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经书古本，在民间传习，如孔安国传《尚书》、《论语》，费、高二氏传《易》，毛公传《诗》，张苍传《左传》，都是经古文学。逮成、哀间，刘向、刘歆父子更清楚地显示出由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过渡的趋势，这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上，既有留恋于旧说的《说苑》和《新序》，又有替新学说兴起作预告的《别录》和《七略》。

刘向生于汉昭帝元凤二年，卒后十三年而王莽代汉，历宣、元、成诸代。元帝时节弘恭、石显专权;成帝时，政出元舅王氏。向为楚元王刘交后，交尝受《诗》于浮王伯，有《元王诗》;祖辟疆亦好读诗，能属文;父刘德好黄老术，有智略。这样的时代遭际和学术环境是形成刘向学术思想的重要因素。刘歆又于成帝中受诏校中秘所藏经传、诸子、诗赋，对于前此的学术和政俗有深切的了解，并贯于采用一种“以述为作”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政论。谭献曾谓“《新序》以著述当谏书，皆与封事相发”，《说苑》也是一样。《本传》所载奏疏、封事，要旨约有数端: 一是进贤使能;二是推阴阳灾异以警庸主，进而当明于天命之授受不私于一姓;三是当修礼文而戒淫奢。

至刘向时，经今文学依然统治着学界，但内部出现了新的学派，即汉宣帝时立于学官的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及《谷梁春秋》。成帝时，向、歆父子校中秘书，发现了许多古文经本，他们将这些本子同原先的今文经本校对，并在他们所作的《别录》、《七略》里对古文经学的优点作了说明，保留在《汉志》里还可以看出这种倾向。

今文经学是末师口说，传本与原经传有脱漏。《易》施、孟、梁丘之学均是经今文学，刘向以中古文《易》校之，或脱去“无咎”、“悔亡”。《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是今文学，刘向以中古文校之: 《酒浩》脱简一，《召诏》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诗》鲁、齐、韩三家今文学，或取《春秋》，采杂说。《礼》古经出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明堂阴阳》、《王氏史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愈于后氏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春秋》学方面: 仲尼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不可书见，口授弟子。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以明孔子不以空言说经。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12]。汉代经今古文之争之重心即为《春秋》公羊学和左氏学的论争，在《七略》中，刘歆表明了自己的学派立场，继而又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抨击今文经学。对于刘向与《左传》的关系，文献记载有歧异。《本传》载: 向受谷梁，歆数以难，而犹自持其谷梁义。但《论衡·按书》篇却说:“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妇女，皆呻吟之。”桓谭亦谓向好左氏。而且根据章太炎、刘师培的研究，刘向编纂的《新序》、《说苑》发明左氏义甚多[13]。

到东汉时代，古文经学的影响日益扩大，汉章帝继位后，“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14]。古文经学渐渐取得优势，出现了许多名家。但立于学官的依然是今文十四家博士之学，所以今古文学的争论愈趋激烈。《后汉书·郑玄传》载:“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瑰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15]贾逵、马融、郑玄三人在东汉古文学的崛起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先贾逵有郑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都加以斟酌，但不解谶纬，而当时言《左氏》者多祖于兴。贾逵则自传其父之学，故有郑贾之称。贾逵之父贾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受《古文尚书》，学《毛诗》。贾逵尽传父业，虽为古学，而以《尚书》大小夏侯学教授，兼通五家《谷梁》之说。永平中上《神雀颂》，拜为郎，校书秘阁，章帝建初元年，入讲北宫白虎观，奏上《左氏长义》。在疏奏中，贾逵认为当时五经家没有以图谶彰明刘汉为尧后的，而《左传》独有明文，要求章帝效法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之意，留意废学。据奏中“《左传》光武时中道而废”之语，可知所谓废学即指《左传》。章帝于是令其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材的二十人，教以《左氏》。逵又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三卷、《齐鲁韩氏与毛氏异同》与《周官解故》。建初八年，诏诸儒各选高材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四经遂行于世。马融少从京兆挚恂学，恂明《礼》、《易》，通《五经》，治百家之学，又善文辞。永初二年，马融应大将军邓骘召，四年拜校书郎中，元初二年上《广成颂》，词涉讽谏，忤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因自劾，激怒邓太后，遭禁锢乡里。安帝亲政召还。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卢植、郑玄都曾问学于他。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诗》、《易》、《尚书》、《三礼》、《列女传》、《淮南子》、《离骚》。郑玄，师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西入关，事扶风马融，游学十余年后归乡里。时任城何休爱公羊学，著《左传膏肓》、《公羊墨守》、《谷梁废疾》，玄著《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肓》以明古学。所注有《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等。

三人表现出东汉经学不同于西汉的一些特点: (1) 西汉学者专明一经，兼通者稀，而马融、郑玄都遍注五经。(2) 兼通今古文学。东汉的经今文学者兼明古今学，如范升能奏左氏之失十四事，博士羊弼与门徒何休述李育意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都非深于《左氏》者所能为。这种情形为“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改变提供了前提。至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16]，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不复存在，郑玄立足古学也不摈去今文说，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汉代儒学的思想内容是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其表现形式则是经学。随着《白虎通》对经今文学的总结和古文经学的兴起，天人感应论也日益走向衰落。

复习思考题

1． 荀子为什么批评孟子的性善论? 你对这一批评有何评论?

2． 从荀子到董仲舒思想统一的趋势和进程是怎样的? 你有何评论?

3． 董仲舒的思想与帝制时代的中国社会有什么关系?

4． 两汉时代的经学对于儒学演变有什么影响?

进一步阅读建议

关于荀子思想，先看劳思光先生《新编中国哲学史》第1卷第6章及牟宗三的《名家与荀子》一书中的《荀学要略》。汉代思想，看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经学的演变，看朱维铮先生编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史记》、两《汉书》的《儒林传》及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

《荀子》，仍以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最便参考。《汉书·艺文志》的研究著作甚多，可先读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其余《条例》、《条理》之类，非专攻古典目录学，可暂缓。董仲舒的资料，看《汉书》本传及《春秋繁露》(用苏舆的“义证”本)。《白虎通义》汇集汉代经义与学说，须参考，用陈立“疏证”本。

[1] 刘歆: 《移让太常博士书》，载《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1970页。

[2] (刘宋) 范晔: 《后汉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21—2722页。

[3] (汉) 班固: 《汉书》，第3172页。

[4] 唐贾公彦《周官疏》造“汉时禁纬”之说，朱彝尊已有驳正。

[5] 刘秉章: 《纬攟》序，光绪戊寅强恕堂刊本。

[6] 《纬攟·春秋演孔图》。

[7] 《纬攟·春秋说题辞》。

[8] 《纬攟·诗纬含神务》。

[9] 《纬攟·春秋演孔图》。

[10] 《纬攟·论语崇爵谶》。

[11] 《纬攟·春秋保乾图》。

[12] 以上诸经传授源流参《汉书·艺文志》。

[13] 参章太炎《镏子政左氏说》及刘师培《左氏渐行于西汉考》二文。

[14] (刘宋) 范晔: 《后汉书》，第1236页。

[15] 同上书，第1208页。

[16] (刘宋) 范晔: 《后汉书》，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