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科举的标本

张劲松

在中国书院史上，江西书院表现出其特别的个性。江西书院丰富的小传统与中国书院的大传统之间的互动，为书院文化的繁荣与丰富增添了许多生动的个案，建于晚清江西省会南昌的孝廉书院便是其中一例。

“孝廉”一词语出西汉，原为选官任能方式的一种。隋唐后的科举年代，孝廉为乡试中举后举人的代称，冯梦龙称“孝者，孝悌；廉者，廉洁；孝则忠君，廉则爱民”。《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后由进了学的生员（秀才）而一变为有了中级功名的举人（孝廉），身份大不一样，城里的张乡绅便要写贴子拜门，送贺仪二十两，东门大街空房一所了。意大利的利玛窦在中国游历时将中国的科举考试与外国大学比较，说生员大概是学士学位，举人是硕士学位，而进士则是博士学位了。范进是中了举，得了硕士，后又考中进士，拿到了最高的博士学位了。不过，明清时期，举人除继续沿着科考的路径前行外，也可以凭其资历授官，但大多为散官、冷官，如地方教职等，是故多不愿就任。明代中期，福建莆田林氏家族的一位举人赴任某州学教谕，还得到其任职京城宗亲的高度肯定。

书院是我国古代耕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读”的内核是儒家的忠孝悌信、礼义廉耻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科举入仕只是“读”的衍生品而已，故此，朱子讲“科举不累人，只是人累科举”，本末倒置了。但科举取士制度确立后对中国教育制度的影响之大，既深且巨，书院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教育组织亦无法超然于外。书院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渐与科举合流，并数度成为科举的附庸，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失去了自由活泼的讲学之风。钱穆先生有感于此，叹道：“书院科举之盛，两宋以来的自动讲学精神遂不复存在。”

孝廉书院的出现是书院与科举高度融合的产物，也是书院科举的活的形态。明清时期，书院生徒多为生童，举人并不多见。不过，早在南宋淳熙年间朱子兴复白鹿洞书院时，便有招举人入洞学榜，可知举人入书院就读宋已有之，并不是明清才出现的特殊现象。研究者观察到，在晚清赣西北一些地方公建的书院中，对举人参加书院的考课活动有与生童不同的、极其特别的规制，在膏火费、考课奖赏、宾兴襄助等方面都十分优渥，大概是举人本不易得且离天子门生的进士只一步之遥的缘故吧！

我国古代书院数量众多，但只招收举人的书院寥寥无几，南昌的孝廉书院是其中并不多见的一例（扬州的梅花书院似为另一所举人书院）。孝廉书院建于晚清光绪七年（1881），附设于江西省会书院豫章书院（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形态）。清雍正十一年，上谕诏令在各省会建省会书院并拨帑金予以支持，位于南昌的豫章书院自此便成为江西书院教育序列中层级与水平最高的代表，并一直得到江西巡抚的支持（彼时在南昌尚有友教书院、经训书院、洪都书院、东湖书院和西昌书院等，各自的官课分别由江西布政使藩宪、按察使臬宪和南昌知府、南昌县知县、新建县知县主持）。

光绪七年，江西巡抚以豫章书院“向例祇收考贡监生童而孝廉不与”，将豫章书院原用于月课的考棚改造排房三十六间作为阖省举人肄业之所，自此江西举人有了专门的书院考课。据《申报》记载，南昌孝廉书院制订了详细的学规与章程，对肄业举人的考课与豫章书院相同，亦有师课与官课；举人入学需有府县执照，且规定“孝廉之不赴春试者不得与考”。由此亦可见，孝廉书院举办的宗旨实为举人会试的预备机构。但由于举人身份之特殊，江西巡抚对孝廉书院建设十分重视，其经费款项等与豫章书院并不相併，山长则“另奉束脩”，另外聘请。

孝廉书院的特殊性表现在就读士子的身份上，其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等其实与晚清地方书院并无二致，即以考课而言，也分为若干等并据等发放膏火费与奖赏，对于举人赴京会试则相应资斧有助，据此可以充分看出孝廉书院与科举的深度融合，孝廉书院是我国书院史上书院科举的标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书院是在高速发展中突然死亡的，无论是书院数量还是其分布，清代书院都可称为我国书院发展的黄金期。但两宋以来，书院的民间性及其自由讲学之风在政府的严格管控下，尤其是书院与科举的合流而使之丧失殆尽，书院与官学一样失去了作为中国思想与学术发展重要阵地的功能，而充斥着奔竞之风。同时，随着西方列强的野蛮侵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中国数千年以来的传统心理逐渐瓦解，对书院与科举的批评之声日甚一日，甚或认为科举与书院成为阻碍中国发展的桎梏。废科举，兴学堂已成为彼时之风。在此背景下，书院改制为学堂成为时代潮流，虽因政治原因几经周折，终成为不可逆转之势。1901年，清廷颁布上谕，废书院兴学堂，千年书院终退出历史舞台，让人感喟。而专课举人的孝廉书院也只能在此洪流中顺流而下，不复得存。观孝廉书院短暂的历史，其兴也勃，其衰也忽，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