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安排

本书涉及欧洲转型和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及争论，首先是重新分析转变之前西欧的社会结构，然后是展现封建主义因素的重组如何创造了新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而那些更理性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信奉者又如何获得了特权。我观点的每一部分都涉及某些有关欧洲转型的争论。有鉴于此，我不会对转型作一个全面回顾点评。相反，随着我在本书各章中逐步构建起我的观点，我自然表明我在这些争论中的立场。各章中指导历史分析的一组问题是为了回应之前研究的不足。我的许多更具体的批评则见于注脚[12]。

我先前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和韦伯式的理论在这些争论中的观点有哪些缺陷（Lachmann 1987），这使得我进一步确定了封建时代英格兰的三种精英是最重要的行动主体，而非一个统一的贵族阶级。我还追溯了哪些因素决定了私人财产和雇佣劳动的形成、以及从亨利八世宗教改革（Henrician Reformation）到英国革命之间国家的崛起：首要的自然是精英之间的斗争，其次是精英和农民之间的斗争。

我将在本书中扩展先前的一些观点。第二章将深入探查在黑死病前后几个世纪中，英国和法国的精英斗争和阶级斗争面临哪些局限。由于中世纪英国和法国并非中央集权国家，我需要对英国各郡县和法国各省份之间的差异，以及庄园层面的差别予以更多关注。中世纪社会结构的比较分析说明，（不同地区）精英的数量和类型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差异，均会影响封建生产。这一章中的比较研究也进一步确定了文艺复兴期间欧洲乡村的政治和经济转型相当有限，而其中人口、生态、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第三章则超出我最初对主导性的农业部门的关注，转移到确定城市和更大的政治单位在文艺复兴世界中所处的位置。意大利城市作为一般情况（特别是佛罗伦萨），用来一方面与伦敦、巴黎、马德里和教皇治下的罗马比较，另一方面与尼德兰及汉萨同盟的城市相对照，以确定城市自主权的根源，并显示贯穿欧洲的联盟和战争如何允许某些精英在其盘踞之地内建立霸权并从其与首都的商业和政治关系中攫取好处。

第二章和第三章也为本书在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问题上提出和韦伯针锋相对的意见奠定了基础。第二章挑战了韦伯对封建制度的描述，他将封建制度视为一种“慢性病”，如果没有城市商人的干预，最终还有新教伦理的冲击，其内部的冲突无法产生重大变迁。第三章勾画出文艺复兴时期城市资本主义的局限，并显示为何城市精英之间和阶级之间的冲突导致在各个城邦政体和经济体内部发生了“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

第三章所展示的城市精英之间的僵持局面，解释了为何城市未能引领欧洲。我论点的下一步需要回到落后的乡村贵族（他们是第二章的主题）之间的冲突上来，而欧洲历史发展的顺序也正是这样的。第四章研究了宗教改革在英国和法国对精英关系和精英斗争造成的影响。在我的分析中，宗教改革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来说与其说是作为意识形态上的冲击，倒不如说是作为结构性的冲击而出现的。

在英国和法国，精英关系从根本上通过不同方式重组了。我在第四章探索了这些不同，对照英国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发展出来的“横向绝对主义”和同期法国的“纵向绝对主义”。这些不同的绝对主义塑造了地方精英在英国内战和法国投石党运动时挑战王权的能力，也铸就了精英们借以控制农民和管理土地产出的那些组织。

第三章还包括一个意大利的案例，这在第五章对发生在西班牙和荷兰的精英斗争的分析中得到扩充。这些案例让我得以检验贸易和帝国主义在欧洲政治组织和经济体的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五章解决了费尔南·布罗代尔（Braudel［1979］1984）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以略有不同的方式提出的问题，即为何欧洲经济霸权从意大利城市转移到了荷兰，之后又转到不列颠。第三章分析了意大利的衰落，其主要动因在于城邦内部精英斗争与联合的内在逻辑。第五章研究了西班牙帝国主义带来的落后状态和荷兰商业力量的盛衰，而这也正是因为西班牙和荷兰各自内部的精英斗争局面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结构。精英斗争在近代早期的意大利阻止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在西班牙和荷兰则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形态，阻碍了欧洲经济的竞争性。通过比较那些幸存的封建精英对新出现的国家形态的影响，使我们得以说明，为何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体系没有被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全面替代。

在考察“失败”的转型和“弱”国家之后，我们将回到英法之间的核心比较上来。在第六章，我研究了精英在国家内外联合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影响，而这正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所在。我首先以比较英国和法国地主在回应（第四章中曾分析的）精英斗争危及他们作为封建领主的收入和权力时的方式开始。然后我从精英斗争转向阶级斗争。我总结了农民对地主和其他精英对其世代延续的权力的挑战的不同回应。我解释了之前的精英和阶级冲突如何影响农村社区的力量，以及抵制或塑造出现于17世纪的土地生产关系的能力。最后我将以解释英法不同的土地制度如何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塑造经济发展作为结论。这就是我关于精英和阶级斗争如何塑造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不同解释。

第七章重新思考了韦伯的新教伦理说及这一学说注释者和批评者的研究。正如封建精英之间的僵持局面限制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理性发展，封建社会关系的消亡则促进了精英的理性行为和对于大众的进一步控制。这一章将主要分析后封建主义时期英国和法国的教徒，包括支持宗教改革的新教徒和反宗教改革、但持新意识形态的天主教徒。我解释了为何一些教士和其他人鼓吹新的宗教实践，并根据这些倡导者与处于英国和法国社会结构中精英支持者的不同联系，说明他们在转变精英和大众的信仰与实践中呈现的不同程度的成功。对于精英结构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以下问题：利益是如何通过观念表达的，行动者是怎样被激发起来转变社会关系的，而他们的行动通常会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从而激发出新的意识形态去理解世界，发展出新的实践去进一步改变他们已然创造的世界。

第八章在以上各章大量分析的基础上，概括有关社会变迁的一般理论和资本主义转型的特殊理论。我认为必须重新理解国家和阶级的形成进程，其中精英斗争的因素比阶级斗争要来得重要。我最后将论述精英斗争的研究如何解释18世纪的革命，不管是由精英领导的革命，还是新崛起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1] 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也思考自由、民主和团结的转型的意涵。本书仅关注解释欧洲社会变迁。我不参与第一代社会学家（the first sociologists）从历史中导出伦理训诫的努力之中，虽然第八章的模型提供了部分政治经验。

[2] elective affinity借用了歌德的第三部小说《亲和力》的书名，指人的自然情感，往往与伦理和道德格格不入。——译者注。

[3] Darnton（1991）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对近来的阅读史研究的概览，见“History of Reading”，in Peter Burke ed.，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pp.140-167。剧作家彼得·魏斯（Peter Weiss）在其戏剧代表作《马拉/萨德》（Marat/Sade）中，以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全部作品中，都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全景式权力和性权力的危险性。

[4] 四大河（Four Rivers），据《圣经·创世记》2:10，伊甸园中的河流流出后分为四道，分别是比逊（Pishon）、基训（Gihon）、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译者注。

[5] 对福柯及许多受其启发的学者而言，社会控制的转变和由新的规训工程造成的抵抗，应是能够对抗物质史的新史学叙事的驱动主题。读者们将会发现在本书中，福柯式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我忽略了许多将文化和象征结构的问题纳入其中的机会。我检验了社会行动者对权力和抵抗的体验，但仅在他们在公开行动中表明的范围之内。在本书中我不会涉及福柯的主题，即叙述人们对家庭、社团、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主观参与或抵制。我相信那些问题是重要的、值得深入探讨的。但本书的使命是看历史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我在本章的下一部分提出的精英斗争的结构模型来解释。我把精简的社会变迁的结构理论看作对社会变迁不同智识任务的必要补充，这些智识任务即构筑社会变迁是如何被理解和经历的多重叙事。

[6] 人口决定论者是“重新考虑人的因素”（bring people back in）这一努力的例外。他们辩解说，人口周期和长期人口增长创造出了引发某些人类行为的自然规律的条件。因此，人的动机既可以被假定，也因此被忽视了。

[7] 机会链条的概念来自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的同名著作（1970）。

[8] 精英集团的能力可基于军事力量、对生产或交换手段的控制或拥有、对拯救手段的占有或文化资本。我的理论主张精英们通过其组织化机构获得和施展其能力。所以，我同意布尔迪厄（Bourdieu，［1972］1977），萨列尼和科维克（Szelenyi and Kovach，1995）及其他主张精英控制的基础是文化资本的观点。不过与之不同的是，我把文化资本看作与其说是归属精英个人或其家庭不如说是归属于其栖身其中的组织。家庭或个人也许能在组织之外传递其文化资本，但文化资本只能经由组织调配去占有资源或主宰其他人。

[9] 对一种精英的“自在”（in itself）和“自为”（for itself）性的定义相对应于马克思对阶级“自在”（in themselves）和“自为”（for themselves）的区分。然而，马克思相信自在的阶级注定终将变成自为的阶级，但鉴于精英斗争模型，我在此假定只有有能力自为的精英集团才能维持其自主权。自在的精英将从属于更强有力的对手，丧失其自主权，并将无力在未来自为地行动。当然，新的精英会出现，也许很大程度上其组织化特征与之前的从属精英一致，但竞争能力更强。

[10] 阶层在此处指阶级的一部分。——译者注。

[11] 这一讨论基于卢卡奇（Lukacs）在《历史和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1922］1971）中的分析。

[12] 对我关于转型著作的概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的论著（Lachmann 1989），具体文献信息可从本书后参考文献中获取，全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