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与洋务派的激烈论战

由于长久以来，中国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夏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朝野人士固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加上长期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形成了一种传统惰性与僵化情结，这一切都使得近代中国在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时显得反应迟钝、举步维艰。

费正清先生曾深刻地指出：“中国产生惰性的原因之一在于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或‘自我心像’，这种世界观或自我心像乃是广大农民阶级同朝廷统治之间的中介。”^[19]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的强大冲击，无论在统治集团、知识阶层乃至民间百姓都存有一种拒斥西方文化的强大的顽固势力，这从文化变迁的视角来看，可称为对外来文化排拒现象。具体表现为清王朝统治集团中顽固派标榜的国粹主义、义和团运动中顽固派与农民群众所共有的排外主义、辛亥后部分知识分子倡导的复古主义。

1．顽固派的国粹主义

国粹主义，在传统中国有深厚的土壤与广泛的基础，在古代士大夫心理结构中更是根深蒂固。在明清之际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主要有两派：一派欢迎，另一派排斥。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会士来华，引发了一场中西文化论战。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这些耶稣会会士可谓中西文化交流的开路先锋，他们来中国传播基督教，同时也带来了天文、数学、地理、医药、机械、解剖学、动物学、逻辑以及欧洲政治与教育等西学。中国的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梅文鼎等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虛心求学，并与传教士合作译书，引进西学。但以杨光先为代表的守旧派对之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不仅排斥基督教不遗余力，如摘出耶稣会会士记述汉人为希伯来人之后的文章来挑拨民族感情，还指控南怀仁用符咒镇魇先帝顺治云云。这使得信奉萨满教的清廷大为震动，拟将南怀仁处决，幸而此时发生了地震，清廷认为天象示警，南怀仁才逃过一死。守旧派还把西方的科技也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其中围绕着“修历”问题而引起的争端，自明末一直延续到清初。也正是这位正统派人士杨光先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人心。”^[20]这种奇论，正是“夏夷之辨”的翻版。

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捻军的打击，清王朝陷入了内忧外患的严重困境。面对内外双重挑战的圧力，清王朝统治集团分裂为洋务派与顽固派两大派系。前者主张有选择地吸收西方的技艺，后者则顽固地排斥一切外来文化。顽固派代表的是守旧势力，他们坚守着“夏夷之辩”的古训，奉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哲学，与洋务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19世纪60年代，恭亲王奕奏请朝廷设京师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守旧的大学士倭仁则上奏驳斥道：“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21]这是一篇典型的“严夏夷之大防”的代表作。

曾随同郭嵩焘出使英伦担任驻英国副使、后又改任驻柏林公使的刘锡鸿，也不改国粹立场。他在出洋期间，先后向朝廷上了十封奏折，对主张筹办洋务的郭嵩焘大加申斥，指责他“蔑视国家制度，而取笑于洋人，是为无君。”郭氏受到无端攻击，内心极为愤懑而又无可奈何，以至“郁郁成病”。郭氏在日记中对他也充满反感：“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有益处，不似刘钦差身行数万里，见闻尽广，一意反手关自己大门。”^[22]后来刘锡鸿把自己的出使经历及观感记于《英轺私记》等论著中，从中可窥见其守旧的立场与观念。正是这位出过洋的官员，在1881—1882年清朝廷内部围绕着是否要修铁路问题的争论中，以一个知情者的身份，呈交了一份《缕陈中西情况不同，火车铁路势不可行疏》，其中列举了反对建造铁路的诸多理由，说什么“势不可行者八，不利者六，有害者九。”^[23]如果说，守旧人士如倭仁未见世面、固执陋见，尚可理解，但像刘锡鸿这样的对西洋文明亲历考察的人士尚且如此守残抱缺，就令人匪夷所思，“百闻不如一见”的古训，对他来说却是例外，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传统中某些守旧因子影响之深、魔力之大。

上述只是典型的例子。事实上，当时正统的士大夫中反对向西方学习、反对洋务派的大有人在，形成了一股势力巨大的顽固势力。郑观应曾经指出：那些“自命为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24]他们虽然“满腹经纶”，其中也不乏爱国热忱，但受传统价值观念与思维图式的主控与束缚，站在坚定的“卫道士”立场上，表现出极端的守旧、迂腐态度，在后来的戍戊维新、义和团运动中均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成为近代中国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巨大的绊脚石。

2．义和团运动中的排外主义

一提起义和团，西方史学界的很多人士乃至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均斥之是“匪”、“拳匪”，是“愚民”、“暴民”，是“下流社会分子”，对义和团运动极尽贬低之能事。当时义和团遭到了八国联军的残酷虐杀，后来又受到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这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尽管义和团运动不免带有闭塞的乡村社会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成分与色彩，但是，不要忘了它是在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局面下发生的，它是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北方民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反侵略、反洋教、反瓜分斗争的总汇，这从他们的从“反清复明”到“扶清灭洋”的口号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外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这个事实。连美国学者密西根大学历史教授费维恺也承认，它“本身具有爱国主义的因素”^[25]。它有正确的动机，但方法却是错误的，这些都是否认不了的事实。

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义和团运动中反映出来的文化现象。在义和团运动中，下层农民阶级与统治阶层中的顽固派在排斥西方文化方面有惊人的一致，可以说是形成了文化上的统一战线，表现为盲目的排外主义，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奇异的结合点，令人叹为观止，发人深省。

陈独秀在1918年11月15日发表的《克林德碑》^[26]一文中指出：

“这过去造成义和拳的原因，第一是道教。……这是我中华国民原始思想，也就是我中华自古迄今之普遍国民思想，较之后起的儒家孔子‘忠孝节’之思想入人尤深。一切阴阳、五行、吉凶、灾祥、生克、画符、念咒、奇门、遁甲、吞刀、吐火、飞沙、走石、算命、卜卦、炼丹、出神、采阴、补气、圆光、呼风、唤雨、求睛、求雨、招魂、捉鬼、拿妖、降神、扶乩、静坐、设坛、授法、风水、谶语，……种种迷信邪说，普遍社会，都是历代阴阳家、方士、道士造成的。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邪说的结晶，所以彼等开口便称奉了玉皇大帝敕命来灭洋人也。

第二原因就是佛教。佛教造成义和拳，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佛教哲理，承认有超物质的灵魂世界，且承认超物质的世界有绝大威权，可以左右这虚幻的物质世界。超物质的世界果有此种威权，义和拳便有存在的余地了。一方面是大日如来教（即秘密宗）种种神通的迷信，也是造就义和拳的重要分子。所以义和拳所请的神，也把达济、济颠和《西游记》上的唐僧等一班人都拉进去了。

第三原因，就是孔教。孔子虽不语神怪，然亦不曾绝对否认鬼神，而且《春秋》大义，无非是‘尊王攘夷’四个大字。义和团所标榜的‘扶清灭洋’，岂不和‘尊王攘夷’是一样的意思吗？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就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

最近第五原因，乃是那仇视新学妄自尊大之守旧党。”^[27]陈独秀对义和团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说义和团“可叹”、“可恼”甚至“可耻”，仅从文化思想角度分析它的发生原因，当然是有失偏颇，但他所阐析义和团发生的文化原因与现象，视角独特，具有独到的深刻。

殷海光先生指出：“义和团的兴起，是由来已久的白莲教、八卦教和山东等处的尚武精神等内在的根苗，碰到外来文化势力的压迫和刺激，加上民不聊生，王公巨卿从而构煸利用，这几股力量辐辏在一起所形成的。”^[28]的确如此。奇特的是，守旧的顽固派与苦难深重的下层民众是如何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近代史最令人迷惑的一幕悲剧？其基础就是由国粹思潮导致的盲目的排外主义。李敖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把它称作“义和团病”。

从文化上考察，义和团事件的发生与发展，与民间及朝廷顽固派中普遍存在的国粹主义思想有很大关涉。他们共同认为，西方文化是异端邪说，甚至是洪水猛兽，与中国国粹不可同日而语，水火难容。因此，为了保国保种，必须对西方文化大张挞伐，拒之于国门之外，并置之死地而后快，反映出相当保守和极端的文化偏至倾向。义和团运动是一种十分错综复杂的矛盾体，爱国主义和盲目排外、革命精神与愚昧落后、反帝与扶清结合在一起，这是它的悲剧。而它作为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一个典型案例，值得深入剖析。

3．辛亥革命后的复古主义

辛亥革命失败后，与政治上的复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相联系，文化上也出现了一股“复古”思潮，它实际上仍然是国粹主义文化观的沉渣泛起。当时的复古主义思潮是由多种势力辐辏而成的一股文化逆流，主要有三股势力：

一是封建余孽。如郑孝胥、沈曾植、辜鸿铭、林纾。他们是国粹主义的真实卫道士，与顽固派的立场一脉相承。

二是袁世凯及其爪牙。他们为复辟帝王政治的需要，又一次祭起了被统治者意识形态化了的儒家大旗，并为孔子涂脂抹粉。包括美国人古德诺也参与其中，不遗余力地鼓吹中国只能搞专制而不能行共和。

三是近代知识分子早期队伍中的一些思想界的先驱人物。如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等，也加入了当时的复古思潮大合唱。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文化思想界呈现出光怪陆离的复古主义的景观，前两种势力并不足怪，也不足观，然而第三种情形却十分奇异，确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的一大奇观，影响也颇大。当此之时，章太炎出任国学会会长，康有为担任孔道会和孔教会会长，严复组织筹安会并于1913年在中央教育会发表演说，力倡学校加设读经一科。正如鲁迅所讥刺的那样：他们曾经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先进的有力分子和膀大腰圆的拉车好身手，现在仍然是膀大腰圆的拉车好身手，不过这回拉的却是倒车。细察其中原委，大致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他们从小就深受国学的熏陶，长期浸淫在国粹主义的文化氛围中，不可能不受到它的深切影响，在思想上存在着对中国文化传统复归的内在土壤，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反刍现象。二是与辛亥革命后的残局有关。辛亥后，中国政局动荡，混乱不堪，他们热切地希望出现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希望出现一个强人统治的格局，创造奇迹，结束乱象，在当时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作为强人又在表面上拥戴民主共和的袁世凯身上是很自然的现象，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鼓吹孔孟之道以维护强人统治也就不奇怪了。三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使他们对西方文明感到一种幻灭，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更如一个重磅炸弹在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整个欧洲均弥漫着阴沉的悲观气息。辛亥革命流产后，中国的知识界更是对西方文化能否救中国、是否适合于中国，发生了深深的怀疑与动摇。曾以传播西学而声名显赫的严复惊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厮杀之惨状，感叹万分地说道：“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29]

总之，国粹主义是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中的一种颇具声势的文化现象，无论在朝廷的统治者，还是知识分子以及一般民众中都有广泛的基础与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外来的西方文化的敌视、恐惧、防范与排斥。这种对西方外来文化的排拒现象，在具有长期的深厚文化积淀与文化优越感的近代中国并不奇怪。但曾经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源泉的文化优越论，在近代中国却演变成了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可怕的阻力与传统的惰性，国粹主义这种褊狭的文化心态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曾尖锐地批评过国粹主义这种文化现象：不是我们要不要保护国粹的问题，而是国粹能不能保护我们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30]。

鲁迅讲的这段话无疑是深刻的，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国学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普遍心态以及学习西方文化的热忱。但是，把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主要归结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未免使中国传统文化承受了过多过重的历史重负，似有“文化决定论”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