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刻石文化

二、中国古代刻石文化

1.摩崖碑刻

摩崖碑刻是写在石头上的记忆，在古代，它更是一种经历最久、传播最广的信息载体。当然，这一切都与旅游有关。现在所说的“摩崖石刻”，或只称“碑刻”，都是泛指，它包括刻在山石上的摩崖、题名和佛经，也包括宗庙、寺观中的碑，还包括各种墓碑、墓志铭，以及各种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有关活动的大大小小的记事碑，这一切都属于刻石文化范畴。

（1）摩崖碑刻的渊源

可以说，还没有文字就有了摩崖石刻。距今约1万年前，人类社会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当时的原始人对石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磨制造型规整的石器工具，以解决生存问题，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表现在石崖洞壁上，或绘或刻。30多年来的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半数以上省区都发现有史前时期的岩画，“基本上都是敲凿而成的岩刻画”，例如阴山岩画。这种刻下的痕迹，应该是人类最早的摩崖刻石艺术。

至于碑刻概念，应该是先有碑，后有刻，合二为一而成碑刻，并衍生出“碑文”。而“碑刻”则成了一个含义广泛的名词。

在上古就有宫碑、庙碑、墓碑，它们都不刻碑文。

后来，人们就开始在墓碑或窆石上刻写些文字，诸如墓中人的姓名、籍贯等等。风气形成后，有权有势者既建祠庙，又修坟墓，并在墓碑上尽刻歌功颂德的文字，碑文也就成了墓碑不可缺少的内容了。

墓碑文刻写之风，带动了宗庙及其他所有需要张扬功德的地方。原先，古人歌功颂德主要是勒铭钟鼎，藏于宗庙。风俗一开，效法的人多了，而铜铁在当时属于贵金属，既不易得到，也不易铸刻，相反，石材取之不尽，又相对好刻，于是慢慢以石代金，形成碑刻，并可以用于诸多方面。

在秦代，把刻了文字的碑就叫做“刻石”，包括摩崖在内。

但从汉代以后，凡是刻石就叫做碑。从前面所说的看，碑本来是指竖石（包括丰碑）而言的，本无文字，后来才有了碑文。秦汉以后，树碑是为了刻文，有碑必有文，久而久之，文与碑合二而一，说到碑就是指碑文，碑文是专为刻碑而作的文章。虽然刻在碑上，但不是为立碑而作的文章，不能叫碑文，这一点，现代大多数旅游者是划分不清的。如唐太宗的亲笔信，被后人勒石存真，这就不能叫做碑文了。而有的文章，如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集子中以“碑”名之的篇章，都是指碑文。

（2）摩崖碑刻的分类及特征

在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有摩崖碑刻，其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是世界所罕见的。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七类。

第一类：摩崖。这是非常古老的摩崖形式，其特点是一般都刻在险峻的岩崖上或自然的峭壁、巨石上，而且年代古远。比如说，现在知道的中国最古老的石刻，应该是“岣嵝碑”，又称“禹王碑”，现在浙江绍兴禹王庙内可见到，但它是一方复制品，是从湖南长沙岳麓山复制去的。岳麓山上这块摩崖碑刻还不是原版，真正的原版在南岳衡山。按《吴越春秋》等古文献记载，大禹为治水不但三过家门而不入，而且跑遍了三山五岳，他曾登衡山杀白马祭天，以保佑他治水成功，解民于水患困厄。此举感动了上苍，当晚他就“梦苍水使者，授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看来大禹确实在衡山上勒石刻字，记下治水方略。后人称这块摩崖石碑为“岣嵝碑”，因为衡山又名岣嵝山。又因为碑是大禹刻的，后人又称为“禹王碑”或“禹碑”。

摩崖石刻，没有一定的规章。尺幅可大可小，字数可多可少，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文章、图画皆有。但总的来看，好大的心理在人们心目中占主导。如秦始皇在湖南君山就刻下“封山印”，长4尺，宽3尺，是中国最大的皇家之印。在衡山祝融峰下有一个大“寿”字崖刻，大逾经丈。在九嶷山玉琯岩石壁上的宋人所刻“九嶷山”三字，每字都有一人多高，每一笔画可以装一斗米。湖南保靖县城酉水北岸石壁上刻的“天开文远”，每个字有6米多高。广西柳州碧莲峰崖壁上一“带”字石刻，直径达1丈，而且每一笔都是龙飞凤舞，一气呵成，细看之下觉得藏着“少年努力”四个字。

第二类，功德碑。主要记录人们的一些社会活动，多是歌颂德政善行、文治武功。现在所知最早的功德碑要数秦始皇的“泰山刻石”了，也有人称之为“封泰山碑”，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登泰山而刻下的。秦始皇这次到泰山是进行所谓“封禅”，祭祀天地，宣扬君权神授。但碑文内容却只讲了他统一天下，如何日夜操劳以及这次登山游览，刻石垂戒，竟然没有一句祭神祷天的话。古人对功德碑并无严格规定，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既无“篆额”，也无首行文题，甚至连落款年月都没有。但这块碑文意义非常，它标志着中国专制“皇帝”统治的开始。在艺术上也有它的价值，碑文是李斯手迹，是有名的玉筋篆范本。宋代有人将其拓下，后来碑文遭破坏。

功德碑除了记秦始皇统一全国这等大事外，也有记小事的。如《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原在新疆巴尔库尔城西50里），全文是：“维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德祠，以表万世。”简明扼要，内容集中，只记载了一件事，但信息量丰富，而且是散文体裁。裴岑的战功，史无记载，靠此碑才传了下来。

功德碑对促进社会文明，传播传统文化是起有积极作用的，它激励古人把立德、立功、立名当成努力的方向，所以后来功德碑就越来越多。但其中良莠掺杂，浮夸冒功的也大有人在，需要仔细辨别。

第三类，庙碑。这一类的品种有很多，立于神庙的叫神庙碑，立于宗庙的叫宗庙碑，立于家庙的叫家庙碑，立于寺的叫寺碑，总之，都是为神鬼而立的。中国的宗庙，至少在周初就有了，因《诗经》中就有“作庙翼翼”的说法。但先秦时代的庙碑已经无实物可考。汉朝有庙碑则是无疑的。南北朝时期的庙碑，文字内容大多是矫揉造作的骈文，议论玄虚。但也有些状景寺碑内容别开生面，写得清新活泼，这主要与当时旅游高潮兴起有关。如梁元帝萧绎写的“钟山飞流寺碑”，碑文只有十六句，正文十句，构成三组骈句，描写山寺之高。接着骈文的六句“铭曰”是：“云聚风高，风清钟彻，月如秋扇，花疑春雪，极目千里，平原迢递。”全文写景寄情，并不涉及神仙怪诞的事情，这在宗教弥漫的时代尤为难能可贵。但也有人认为这不是典型的庙碑。

按照唐以后庙碑的书写格式，是有较规范的要求的。一般第一项是题目，第二项是作者和书者，第三项是立碑的时间，然后才写碑文的正文，如《北岳恒山祠碑并序》。也有的是在题目之下先署名作者，再写篆书碑额者，然后是碑文正文，最后一行是立碑年月，如《大唐北岳神庙之碑并序》。著名的庙碑还有唐朝韩愈所写的《柳州罗池庙碑》，堪称文学杰作。

第四类，墓碑。最初，因无墓祭，也就不存在墓碑。春秋时代，墓前已经有碑，如吴季札墓，其墓前石碑上有古篆字“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字，相传是孔子手迹。唐玄宗还叫人将其拓了下来，字大径尺，体势奇伟。绍兴禹庙中的窆石，上面也有古篆字，估计是汉代人刻上去的。

真正的墓碑始于秦汉，其目的是颂扬死者，并且按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规定。五品以上用墓碑，如果立在墓路上也叫神道碑；五品以下用墓碣；墓表则有官无官都可用。隋唐时代，立碑必须奏请，经朝议许可才能立碑，私自立碑是违法的。一般百姓无权立碑，死者入葬，就请阴阳先生在砖上写上名字与逝世年月，有的还写几句话上去，这就是墓砖铭或墓砖记。而官宦及大户人家，担心墓碑年久会被湮没，于是将碑埋在墓中，这是墓志的由来，汉朝人就有此做法。墓志又叫墓记、圹志、埋铭。可见，碑表立于墓上，志铭埋在圹中。

古人的墓碑、墓志都有定制。碑多为长方形，螭首龟蚨，碑头用篆体写某朝某官某人墓碑，叫做“篆额”。墓志较小，多为方形，刻石加盖，上写某官某人墓志，叫做“书盖”。有了“篆额”和“书盖”，碑文、志文的前面一般就不必再刻题目了。东汉开始，墓碑就多起来了，有碑、表、志、铭、颂。开始，主要是将逝者的姓名、事迹刻于石，以使其流传百世，撰文者和书石者的姓名皆不见于墓碑。后来，不重视所葬的人而重视撰文的人，就将撰文者姓名署于题目之后，或署于碑末。到宋元以后，连撰文的人也不重视，而重视书碑的人了。

第五类，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和颂扬有意义的事件和人物而立的碑。它与功德碑、庙碑、墓碑不一样，没有迷信色彩，也无家世的标榜。如刘邦当皇帝后，在泗水亭立碑纪念，以不忘记他是从这里起义发家的。

第六类，记事碑。这一类碑非常之多，大小工程完成，立碑记之；天灾人祸，立碑戒之；名胜古迹，立碑扬之；乡约诉讼，立碑禁之；文人雅作，立碑集之；邦国交往，立碑固之。凡此等等可以立碑的，都属于此类，事无巨细，功无大小。如在桂林七星公园内的普陀山就有一方明代正德七年（1512年）的《重修广西省城碑记》，碑文有题额，有题名，有撰文者，有书石者，有年月，正文论述了建城墙的意义及重修的过程等等，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完备。

第七类，诗碑。这类碑是指为诗而立的碑，而不是用诗词体裁写的碑文。最早的诗碑不是为诗人而立，而是为权威而立的，即武则天的《天后御制诗书碑》。唐朝永淳二年（683年），武则天从高宗幸驾少林寺，作了一首五言诗。为了宣扬自己，竟把这首并没有什么艺术水平的诗加序刻碑，因此有了诗碑。7年后，羽翼丰满的武则天在临汝温汤留宴，群臣因制作诗，然后刻碑留念，叫做《流碑亭待宴诗碑》，诗碑之风由之兴盛。诗碑因其特殊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品位对后世产生影响，特别是对旅游建设影响很大。

（3）摩崖碑刻与旅游的互动关系

摩崖石刻是一种宣传手段，是为了写给人看的。在古代，这种传播更主要的是通过旅游者这个媒介。所以，摩崖石刻与旅游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在旅游留下了碑刻，旅游发现了碑刻，碑刻又促进了旅游等方面。

最早的旅游大多是权贵们的旅游。只有他们才能在旅游中留下诸多碑刻痕迹。如有中国第一古物之称的“石鼓”，就是我国最早的石刻，它是刻在一个花岗岩鼓形物上的先秦大篆古字。据考证，这些石鼓制作于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上面的文字与秦献公出游狩猎有关，故这些石鼓又称为“猎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是到处巡游，并在很多地方留下了他的刻石。这种习气感染到了后代的许多帝王，特别是清朝的康熙、乾隆等皇帝，到处游玩，留下的碑刻数不胜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闲阶级，特别是文人墨客，也加入到旅游大军中。一方面，他们钟情于大自然，特别能发现大自然之美，又最能感受人文历史的沧桑变化，他们将感情诉诸笔端，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并被刻与石碑、摩崖之上，无形中提高了旅游的质量，也滋润或生成了许多旅游名胜。如颜真卿的诸多杰作如《麻姑仙坛记》《东方先生画赞碑》《颜勤礼碑》《颜家庙碑》等，都是他宦游、游历中写下的。大大小小的文人都喜欢表现自己，每到一处游玩，往往喜欢在岩石或石碑上题写留名。特别是唐代科举制“雁塔题名”之俗，更促进了这种风气，也就给摩崖碑刻留下了丰富的作品。

另一方面，文人墨客在旅游中往往会做有心人，细心收集遗失的碑刻。帝王权贵们的出游主要是为了炫耀，而文人墨客出游是为了追求精神享受，追求文化的提高，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况且，他们的文化素质较高，而且对碑刻文化特别感兴趣，无形中对摩崖碑刻起了宣传和保护的作用。如宋代大旅游家米芾，听说唐代大书法家李邕在岳麓山撰书一方“麓山寺碑”，便专门跑到长沙去参观。当他看到李邕的真迹时，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在“麓山寺碑”的侧面题词留念，成为现今一珍贵文物。韩愈到南岳寻“岣嵝碑”的精神也是很感人的。如果没有南宋何致的执著，“岣嵝碑”是很难发现的。北宋的郦道元既是大旅游家，又是《水经注》的作者。在游历时，他细心收集碑刻遗闻，在其著作中共录下了秦汉以后碑刻达270余件。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甚至连康有为这样满脑子政治的文人，也竟然在游庐山时发现了唐代柳公权书的“复东林寺碑”。

一方名碑，一处古老摩崖，就是一个旅游名胜；发现一处有价值的摩崖碑刻，就会开发出一个旅游热点。摩崖石刻这种旅游资源对中国旅游的影响，从古到今都是很大的。在中国旅游文化中，人们津津乐道的内容之一，就是那些有特色的摩崖石刻及其背后的传奇故事。

无字碑。在我国仅发现三块，每一块都隐含着一段深重的历史。一块是泰山玉皇顶上的无字碑，高5米，它与秦始皇有关；第二块是陕西乾县武则天墓前的无字碑，高6.3米，叱咤风云的女皇留下的竟然是不留任何信息的无字碑；第三块是苏州玄庙观三清殿前的无字碑，高达6.7米，它是由有字变成无字的，原因是方孝孺案，随着满门抄斩方氏家族而被铲平了字迹，它是一块专制的血碑。

一字碑。一字碑有很多，其中有意趣的除了前面所说的柳州碧莲峰上的“带”字外，还有九江市甘棠湖烟水亭中的一个“寿”字，一字占了整堵墙壁，细看，“寿”字中藏有“九转成丹”四字。

三绝碑。三绝碑在很多地方都有，如湖南郴州苏仙岭上有一方三绝碑，其内容是宋代词人秦少游的《踏莎行·郴州旅舍》，文学家苏东坡为之写跋，书法家米芾为之书写，故称三绝。在湖南永州祁阳也有三绝碑，即唐朝元结写的《大唐中兴颂》，颜真卿为之楷书，刻于湘江边浯溪的摩崖上，被誉为文绝、字绝、石绝的“三绝碑”。在永州城内柳子庙还有一通三绝碑，即著名的“荔子碑”，它是韩愈的文，苏东坡的书法，柳宗元的实绩。成都锦官城外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是裴度撰文，柳公权书，鲁建所刻，故也被称为“三绝碑”。还有南宋灵谷寺的“僧宝志画像赞诗碑”，是吴道子为宝志画的像，李白题的赞诗，颜真卿书写，被称为画绝、诗绝、书绝，在诸多三绝碑中位居魁首。

此外，还有画像碑、标点碑、竹叶碑、直行左书碑、古文孝经碑、水底碑刻等等各具特色的碑刻，都是当地旅游名胜亮点。中国还有十大碑林，也都是享誉中外的旅游名胜之地。其中以西安碑林最为著名，那里简直可以称为皇家书法档案馆，也是一个集千年书法大家佳作于一处的书法碑林。

2.大型石材雕塑

中国古代的刻石文化除了在石头平面上刻画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外，也想通过多维度的表现形式来表现自己，于是就有了立体的石材雕塑。

目前发现最早的石材雕塑（玉石除外），是出自河北滦平金沟屯红山文化遗址。那是一批史前石刻人像，较大的几件石人高约30厘米，身躯呈溜肩鼓腹状，下肢线条简单，但五官雕刻清晰，脸型丰满。从其造型似孕妇来看，可能是远古女性生殖崇拜的产物。

中国古代的石材雕塑，一般认为有两大类，即陵墓石雕和宗教石雕。其实，还有一类生活与神话传说的雕塑，因数量太少，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宗教石雕，我们在前面宗教旅游文化中已有涉及，不再赘述，这里主要介绍大型的陵墓石雕。

进入文明社会后，在很长一段时间，石雕的存在印记是比较模糊的。除了安阳殷墟出土过不大的白石雕人物坐像外，春秋以前的石雕像实物几乎还没有看到。但春秋时期的石雕塑像已有很多记载。如吴王阖闾坟前、晋灵公墓内、哀王墓内、越王勾践的居室内都有过石雕塑像，而且这时候的雕塑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因为到战国时，桓赫就对人物雕刻作出了很精辟的论述了：“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些国君开始在墓中放置石雕人像以代替人殉的奴仆侍从。特别是到战国，生活神话传说系列的雕塑，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如对先人、崇敬者雕像纪念，“越王勾践就使良工为范蠡制像，置之座前”。早几年还在湖南永州道县的一个山林中发现了一大群战国武士的石雕像，大的高约70厘米，这都是属于被神化的武士像（胡幸福《湖湘旅游文化》）。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石雕的一个高峰期，其艺术特点显得特别深沉雄大。据《三辅黄图》记载，秦始皇在扩建渭桥时，为了激励工匠士气，“乃刻石作力士孟贲等像”。在修骊山陵园时，又雕刻了一对“头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

西汉的石雕艺术主要作品是大型纪念性石刻及园林、陵墓的装饰物。如1985年在石家庄小安舍出土的一对裸体石人，是用青石雕刻而成，呈双手抚胸跽坐形，风格古朴，造型有明显的西汉特征。两像为男女一对，男像高174厘米，女像高160厘米。据文献考证应该是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朝廷为南粤王赵佗先人冢雕刻的，可能是赵佗父母的雕像。而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修建上林苑昆明池时，曾雕刻了一组牵牛、织女大型石像，堪称现存的中国古代园林景观雕塑的第一座丰碑。其造型简洁，风格古朴，皆用花岗岩雕刻而成。牵牛像高258厘米，织女像高228厘米。现存西汉石雕像中最著名的要算霍去病墓的石雕群，这是一组纪念性质的大型石雕。霍去病是一位抗击匈奴的英雄，深受汉武帝器重，24岁病逝后，被葬在茂陵东面不远处。现存的霍去病墓石雕群中，以“马踏匈奴”石雕最具价值，是一件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典范之作，被称为“西汉纪念碑雕刻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标志”。

东汉时代的石雕作品非常丰富，其人像雕塑风格表现为凝重雄健。著名的遗存物有四川都江堰出土的李冰石像，此相刻于建宁元年（168年），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此像的意义在于，既是对都江堰建造者李冰的纪念，又是一件用于观测水位的有实际作用的“水则”。此外，登峰中岳庙前两件安帝元初五年（118年）的石人雕塑、曲阜张曲村鲁王墓前的一对石人像、山东邹县汉匡衡墓前的石人像等都是很好的作品，但都神态肃穆恭谨。东汉也有以形象活泼见长的人物塑像，如山东安丘画像石墓的高浮雕多人物蜀柱，江苏昌梨水库一号墓的高浮雕母抱婴蜀柱。特别是河北望都二号墓出土的通高79厘米的石雕骑马俑，表现出一位买鱼沽酒骑马而归者的怡然自得的神态。东汉石雕的最高成就还是在大型石辟邪的艺术造型上，表现出一种劲健豪迈的气度。代表作有洛阳孙旗屯及伊川出土的一对石辟邪、南阳宗资墓出土的石天禄与石辟邪、咸阳沈家村出土的一对石兽、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石辟邪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雕塑史上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雕塑制作规模之巨大，作品数量之多，艺术技巧之成熟，都是前所未有的。但这时候的雕塑兴趣主要集中到宗教领域去了，石窟雕塑多不胜数。除此之外，大型石雕作品就主要是陵墓雕刻，其代表作更是集中在今南京郊区和句容、丹阳县境内的30余座南朝帝王、贵族的陵墓前，如齐武帝陵墓前的天禄、齐景帝陵前的麒麟、萧星墓前的石狮等。这些石兽雕塑在形式上承袭了汉代的风俗，但体形更硕大，气度恢弘，雕塑者善于用整体石材，以洗练的手法，极尽夸张地表现雄伟的气势。如对辟邪、天禄的表现，一般都是身体颀长，腰部弯曲，头小颈长，昂首阔步，显示一种肌肉力量的美和有力度的曲线美。

唐朝的非宗教石刻雕塑艺术突出表现为雄浑和刚健。其作品主要集中在陵墓仪卫的雕刻上。如献陵前的犀牛、石虎，以及乾陵神道上的各种石兽。石狮蹲踞在高台上，两条前腿直撑到地面上，张口仰胸，十分雄伟和庄严；天马则两肩上长出云彩般羽翼，身短而头部昂挺有力，整个一幅矫健非凡的气质；顺陵的独角兽，高大独特，单纯而有力。就连昭陵、乾陵前的外族人像，在雕刻手法上也利用富于体积感及重量感的单纯的体形表现出藏在衣服下面的强健的体格。这时的雕刻艺术也十分精湛，如昭陵著名的“六骏石刻”，就用了“起位”这一典型的浮雕创作技巧，令世人惊叹。

宋代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纸产品的应用，陵墓雕刻的墓佣已经逐渐被纸人、纸马等纸质冥物代替，所以，宋代石雕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个急转直下的时代。除了宗教雕塑在写实手法上精雕细刻上有所发展，内容上更世俗化外，已缺乏隋唐时期的宏伟规模和豪放气势，帝王陵墓更没有了汉唐之气魄。巩县北宋陵地上的石雕群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神道两旁的石雕有文武官员、外国使臣、内侍、马、象、瑞禽及祛邪虎、羊等。雕刻风格细腻写实，但缺乏洗练，整体不够坚实有力，造型上也缺乏深沉豪迈的气概。

到明代，“石窟雕像既不发达，寺庙中更少见到石雕像。”能见到的石雕像，主要是陵墓前的石象生以及宫殿园囿及其他公共建筑中的石雕狮子与瑞兽等。著名的有南京明太祖孝陵神道两侧的石象生，以及北京十三陵神道两侧的石象生。明代是封建制度逐渐衰落的时代，在此前的三个世纪中，外族的不断入侵和统治，使受到严重挫伤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一时还难以恢复。这种心理反映到雕塑艺术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萎靡颓废的艺术风格，使得造像既无两汉和盛唐时那种宏大气魄，也缺乏先秦时代的生动与自信的精神。整个来说，少了一点内在的强大的精神力量，追求的是一种工巧繁缛以至于拙劣平庸的写实风格，精力都花在华而不实的细节刻画上。如十三陵的石象生，尽管体积庞大，但给人的印象却如同棉絮充斥，缺乏石头那样的重量感。

到清代，石雕作品就更加平庸颓萎了。一些石狮子的雕刻最能反映其时代面貌。看似张牙舞爪、体积庞大，但毫无骨力可言，正像外强中干的专制主义。唯一可取的是在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上，在写实手法和装饰手法的结合上，以及在追求整体感也不忽视细节刻画方面，还保有一丝唐宋以来的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