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历史共同研究”与教科书交流

1965年韩国与日本恢复邦交，两国虽然作为美国的盟国在东亚发挥重要作用，但历史积怨根深蒂固，既没有在1989年韩日首脑达成“历史和解”后消除，也没有因两国民间学者共同研究历史而得到根本改善，反而在历史矛盾扩展到现实国家利益冲突的过程中不断更新，日军强征朝鲜半岛妇女充当日本慰安妇问题、日本美化对韩进行殖民侵略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等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

早在194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改善教科书及其教材的九条纲领”，特别提出应该召开国际会议努力改善历史教科书。当时，日本正在推进战后民主化进程，官方及民间学者注意到联邦德国积极促进与法国、波兰等国的历史学者和教师开展国际历史教科书交流活动，部分日本学者与联邦德国下萨克森州不伦瑞克市的国际教科书研究所长格奥鲁特·艾卡特进行交流，并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国际教科书交流活动的情况介绍到日本。1950年文部省派遣藤田守一代表日本参加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教育讲座，70年代，文部省官员还出席过不伦瑞克国际教科书研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196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号召下，日本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支机构与韩国“准备工作委员会”，关于两国建立“历史教育协议会”达成一致意见。然而，此后却无限期拖延，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韩政府之间未曾有过对话。[1]

1982年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引发国际风波，媒体大量报道波德教科书交流的信息，日韩仍未实现官方交流。[2]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谈话平息外交风波，民间人士愈发关注两国间的教科书问题，68万旅日韩国人和朝鲜人对日本右翼教科书展开猛烈批判，也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日本外务省韩国科认为有必要与韩方加强沟通，1983年和1984年两次向韩国外交通商部通知文部省审查教科书的结果。具体做法是将文部省当年审定教科书的结果与1982年审定合格的教科书内容进行比较，把新教科书的变更部分通知韩国。[3]1992年1月，慰安妇问题导致韩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韩国总统卢泰愚事后评论说：“挺身队问题（当时韩方以此称呼慰安妇等韩国受害者）以前就存在，如果日本由衷地说声对不起，也就被埋没在历史中了。但是，日本言论机构提起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煽动我国国民的反日感情，使国民激奋起来。这样一来，韩国言论也叫嚷说日本没有反省，政府对日本不采取强硬态度就是冷酷无情，从感情出发鼓动国民。我认为两国舆论界采取的这种方式使问题更加复杂，不是向好的方向引导。总之，我强烈地认识到，从事两国言论工作的有识之士，必须冷静，反省，觉悟。”[4]由于韩日之间长期存在历史积怨，尽管韩国政府不希望激化矛盾，但却不能抑制韩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日本政府推卸战争责任，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等歪曲历史事实的活动，导致韩日民间感情一再恶化。

虽然韩日官方交流停滞不前，但两国民间人士早在十余年前就开始积极努力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综观20世纪80至90年代韩日民间改善历史教科书的活动，起步较早的学术团体是“日韩历史教科书研究会”———日本金泽大学教授藤泽法暎在《德国人的历史认识———从教科书看战争责任论》（亚纪书房1986年版）一书中，记载了波德两国改善教科书的交流活动。韩国湖南大学校长李泰永（后担任韩国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所长）阅读该书后，向藤泽建议韩日应该学习波德组织教科书研究会。1990年夏，在藤泽的号召下诞生了“日韩历史教科书研究会”。两国学者事先撰写研究报告，从1991年3月至1992年10月在韩日各举办两次“日韩共同历史教科书研究会”，并且编辑出版了研究会四次活动的情况概要。韩日学者阅读和讨论日本的高中教科书，成立了“比较史·比较历史教育研究会”，从1984年起举办东亚历史教育国际研讨会。1990年前后，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开展“关于日·中·韩历史教科书的比较文化研究”，立教大学的五十岚晓郎等人设立了“日韩比较研究论坛”，从事研究和交流活动，对日本教科书制度的根本问题———教科书审定进行深入研究，出版两国学者共同研究的成果———《日韩合作思考教科书》等三部著作。1965年至1992年12月，韩日民间学者通过研讨会、讲座等方式，关于教科书与历史教育共开展27次交流活动。[5]韩日民间教科书交流活动没有完全局限于“历史认识”问题。其中也有回避近现代史领域的交流。例如，韩日地方教师工会团体之间的交流活动，由于绕过两国之间加害与被害的历史问题进展顺利。2001年2月，韩国全国教员工会大邱支部和日本广岛县教职员工会经过协商，决定共同编写历史教材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8月，双方历史教师组成“韩日共同历史教材编撰委员会”，研究和编写通用教材。鉴于日本在近现代不断对朝鲜半岛发动侵略，双方决定首先研究和编写16世纪有关朝鲜王朝向日本派遣通信使的历史。2005年4月19日，韩日通用历史教材《朝鲜通信使》在两国同时出版发行。[6]相比之下，因为涉及日本对朝鲜半岛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韩日民间在历史教科书方面的交流活动一路坎坷。以日韩历史教科书研究会为例，在其最初召开的四次研讨会上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第五次会议开始，会议主办者邀请中国、德国及波兰等国的专家与会，交流才得以顺利进行。2001年10月，韩国国际教科书研究所与上海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共同举办第10届国际历史教科书学术研讨会，会议参加者的范围已经扩大到泰国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美国、瑞士、德国等欧美国家。“我们无奈地发现，没有政治方面的支持，这种历史学家的会议不可能取得重要进展”，[7]“波兰与德国历史学家的对话也不例外，直到德国实施东方政策才推倒了这堵‘教科书之墙’”———韩国国际教科书研究所长李泰永如是说。当然，韩日民间交流活动不可能影响日本政府的立场。李泰永这样分析日本文科省推行“民族主义极端政策”，审定编撰会的教科书“合格”的原因：“日本试图在右翼极端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推动军事、政治发展，不仅在东亚，而且在世界政坛上取得领导地位。换言之，日本希望无须对战争罪责表示悔过而成为政治、军事大国”。[8]韩国学者尹世哲诠释说：韩国之所以对日本历史教科书态度敏感反应强烈，除了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无与伦比、日本在与被害国之间的战后赔偿问题上态度消极，以及担忧将来的韩日关系这三个原因以外，更重要的是“正在主宰韩国的是经历这段历史的一代人”。[9]

1998年10月8日，韩日首脑会谈发表《日韩首脑共同宣言》及《面向21世纪的日韩行动计划》，宣布“决心构筑面向21世纪的新韩日伙伴关系”，日本政府在共同宣言内对侵略韩国的历史表示道歉：“小渊惠三总理大臣谈到，回顾本世纪的日韩两国关系，我国在过去的一段时期由于殖民地统治给韩国国民带来巨大损失与痛苦，谦虚地对待这一历史事实，对此表示痛切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金大中总统表示，“两国超越过去不幸的历史，为发展和解与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而互相努力是时代要求”。尽管小渊首相的道歉与1995年的“村山谈话”相比没有深化，毕竟是通过两国正式文件宣布的政府立场，不同于过去日本所作的单方面表态，因而被视为两国“清算历史”走向划时代合作的里程碑，朝着构筑“能够冷静协商涉及相互利害问题的普通邻国关系”迈出了第一步。[10]日本媒体认为，用道歉换取韩国高度评价日本战后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是日本邻国外交取得的重大成果。[11]然而，此后十余年间，日韩关系动荡多于稳定。日本政要和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的问题始终干扰双边外交。进入21世纪，日韩关系出现三次较大的起伏，导致两国关系于2001、2005和2008年三次陷入僵局。

2001年4月，日本教科书问题引发日韩之间的第一次外交风波。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编撰会编写的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韩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一度召回驻日大使并向日本提出数十项修正要求。韩国民众群情激奋，学术界纷纷组织起来，举行集会发表反对右翼教科书的声明。2001年3月7日，出席“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韩日两国学者、新闻工作者、市民团体的代表、宗教界人士等数十人发出联合声明：“严重警告日本歪曲历史的策动”；3月19日，东洋史学会、韩国近现代史学会、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所等学术机构联合成立“为了建立正确的韩日关系———韩国历史学会相关学会”，征集5500名历史学者的签名并发表联合声明“日本历史教科书修改恶化令人忧虑”；4月3日，“阻止日本历史教科书修改恶化运动本部”发表抗议声明，坚决反对否认战争责任的“危险的教科书”审定合格；4月4日，韩国全国历史教师举行集会发表声明，“谴责日本历史教科书修改恶化”，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撤销“合格”决定，反省历史错误，实施正确的历史教育，呼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与亚洲各国共同努力共同制作历史教科书，决心与爱好和平的日本进步团体合作，为制作通用教材进行不懈的努力；声明还号召教育界人士通过举办讲座的方式应对日本歪曲历史教科书，向日本驻韩大使馆发起“抗议性访问”，寄送抗议信等运动。[12]2002年4月9日，韩国“纠正日本教科书运动本部”针对日本数所学校开始使用右翼教科书授课发表声明：“决不能容忍继侵略独岛之后日本教科书歪曲历史”，指出“教科书应该讲授的不是侵略野心，而是对过去历史的反省！”[13]

在这次教科书风波中，日本政府拒不接受韩国修正教科书的要求，两国关系陷入僵局。2001年10月15日，金大中总统在首尔与小泉纯一郎首相举行会谈，金大中提出，教科书问题是关乎“韩日关系根本”的最大悬案，小泉提议“日韩有必要设立共同研究机构”。[14]此后，在日本超党派“日韩议员联盟”（森喜朗前首相任会长）和韩国“韩日议员联盟”（前总理金钟泌任会长）的积极推动下，[15]2002年3月5日，韩日两国政府发表“韩日历史共同研究推进计划”：（1）设立共同研究委员会；（2）设立历史学者组成的交流机构“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3）支援学术研究和各种交流；设立半官方性质的“共同支援委员会”，在6名日方委员中，外务省、文科省、内阁官房长官等政府官员各有1人，民间有识之士3人，[16]召集两国学者组成古代史、中世与近世史、近现代史3个分科会进行学术交流和研究，每两个月活动一次，历时两年提交研究成果。韩方要求把共同研究的成果反映到历史教科书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表示：“可以认为，教科书出版社等将来能够考虑在编辑历史教科书的过程中作为参考”。实际上，两国政府对共同研究的期望存在较大差异。韩方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改善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美化侵略罪行的内容，日方则期待缓和教科书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日韩关系。但双方在转移外交难题、改善两国关系上有共同意愿。两国首脑关于共同研究达成一致后，小泉首相当即宣称：日韩之间的教科书问题已经解决。[17]

与韩国官方的积极态度不同，民间并未对两国政府主导下的共同研究抱有多大希望，过去几十年摸索教科书和解的经验教训，使他们深知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两国政府宣布共同研究决定之前，日本“历史教育亚洲网络JAPAN”与韩国“纠正日本教科书运动本部”联合发表了“日韩市民团体关于‘日韩历史共同研究机构’的共同见解”：共同研究委员会的人选应该具有代表性，如吸纳妇女学者、侵略战争与殖民地统治的受害者或其代表参加研究，公开共同研究的内容及其进展情况，明确设立共同研究机构的宗旨，即，这是小泉首相为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而提议并且得到金大中总统赞成后决定设立的，因此，共同研究的成果必须反映到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育之中，否则这个共同研究机构没有意义。希望日韩政府为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改善历史教科书，努力组建并运作这个机构。[18]遗憾的是，韩日两国民间的呼声未被采纳。

此后，两国实施“韩日历史共同研究推进计划”，使教科书问题一度淡出外交领域。卢武铉执政初期主张历史问题不应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19]2003年6月，卢武铉与小泉在联合声明中宣布：共同努力构筑日韩合作的基础，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缔结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扩大经贸合作“形成日韩之间的一日生活圈”。[20]直至2004年7月，卢武铉总统还在韩日首脑会谈中承诺“不把历史问题作为外交争议点”，[21]不受两国历史恩怨的影响，构筑面向未来的友好互利关系。其间，两国首脑通过频繁的“穿梭互访”加深相互理解。由此可见，日韩历史共同研究活动起到搁置矛盾的作用，日韩之间特别是韩国对双边经贸及产业合作的迫切需要弱化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负面影响。韩日在进一步密切经济关系的同时，韩方对日开放文化市场，2002年5月两国联合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双方首脑出席在韩国举行的开幕式和在日本举行的闭幕式，官方和民间交流活动迅速发展。

2005年3月26日，韩日共同研究历史的活动历时3年结束，5月5日“日韩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向“共同支援委员会”提交了长达1900页的最终报告。最终报告分为古代史、中近世史、近现代史3个部分，在“日韩合并”、殖民地统治、日韩邦交正常化等问题上，双方观点存在严重分歧，仅记录观点对立的论文及其批评意见就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韩日之间的“历史认识”根本无法调和。共同研究报告仅确认韩日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并列两种观点公布于众。报告在序文部分这样记录两国学者的立场分歧，日方学者提出：“就事实而言，日本教科书引发问题是设立（日韩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的背景，但是，委员会并不是要处理这个问题，委员会的任务是共同研究从古代到近现代的日韩关系史”，“直接的成果是提交报告”。韩方学者强调：由于仅仅研究一般性的历史认识和理解，没有直接处理教科书问题，因此，“每当韩日之间发生问题，委员会表明立场的道路都被封闭了，没有机会表明研究者的历史认识和对历史的责任，务必在今后进行共同研究时加以参考。”[22]韩方曾在外务省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应该把研究成果反映到历史教科书内，外务省以“不符合教科书审定制度”为由拒绝了。韩方通过共同研究改善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期望彻底落空。《读卖新闻》就此报道说：“关于日本对韩国殖民地统治的评价等基础部分，两国学者的主张互相对立”，“日韩理解路途遥远”；[23]《朝日新闻》认为：“与中、韩共同研究历史、通往和解之路险峻”。[24]客观地说，韩日共同研究历史的活动，具有转移外交难题的政治操作的一面，事实上，在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直至2005年春教科书问题几乎不再构成韩日外交的障碍。此后，日方曾建议开展第二阶段的历史共同研究，韩方提出，第二阶段的研究包括两国的教科书表述，日方迟迟没有选定研究委员会的成员。两年之后，经双方妥协，在“历史研究委员会”内设立教科书小组，2007年4月，两国政府公布第二期“韩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成员，在6月举行的首次会议上决定，共同研究为期2年取得成果。[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