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与书奏章表等

陈子昂(约659—约700),唐文学家,诗文革新的先驱。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世为豪族,“本为贵公子”。其父陈元敬以豪侠闻名,精通儒术,酷爱黄老纵横家之说而又不乐仕进,这给陈子昂以深刻的影响。陈子昂为人任侠尚义,轻财好施。聪明好学、机警过人,博览群书、精通典籍、吟诗作文,立下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宏志。开耀二年(682)首次参加进士试,不第,返乡隐居,学道求仙,但用世之心未泯。文明元年(684),他再次参加进士考试,得中高第,因上《谏灵驾入京书》、《谏政理书》,得武则天称赏,召见问状,奇其才,拜麟台正字,由此步入仕途。天授二年(691)秋,因继母病故,归蜀守丧。从进士及第至辞官服丧,是陈子昂政治热情高涨、披肝沥胆、尽心从政的时期。他屡上谏疏条陈,就现实的政治、经济、边防、吏治诸方面陈述自己的意见,以期实现致“太平之化”的愿望。但由于武则天处心积虑于争夺皇权,加之陈子昂上疏论事“言多直切”,对武氏行政多有批评,故不为武则天所信用,陈子昂逐渐陷于深深的失望之中。

归蜀守丧后,由于政治抱负无从实现,加之族中亲属丧故,致使陈子昂思想趋于消沉,心坠佛禅、缅想仙道,借佛理玄机消除内心的苦闷,寻求精神解脱的良方,由此产生了归隐之念。延载元年(694),陈子昂服丧期满,重返朝廷,授为右拾遗。不久因坐谋反之罪,受冤下狱,次年获释复官。遭此打击,陈子昂的思想更为矛盾:一方面“在职默然不乐,私有挂冠之意”,另一方面,报国之志与济天下之心仍存。万岁通天元年(696)九月,他奉命随建安王武攸宜征讨契丹,以右拾遗参谋军务。武攸宜出身亲贵,不晓军事,以致前军失利,全师危殆。陈子昂力谏武攸宜严立法制,并自请率万人前驱破敌。武攸宜不但拒绝陈子昂之计,还将他降为军曹。次年罢兵还朝,仍守右拾遗之职。至此,陈子昂济世报国、建功立业的理想彻底破灭,遂于圣历元年(698)秋以父老当归侍为由,请求解官返里,隐居山林。圣历三年(700),陈子昂尚在父丧守制期间,被县令段简罗织诬陷,收系狱中,不久即忧愤而卒,享年42岁。

(一)诗文革新

陈子昂生活在武则天时期,此时经过贞观、永徽之治的所谓盛世,奢靡之风已成,各种社会矛盾也由隐而显。文坛为适应统治者奢靡之需,仍被江左遗风所笼盖。浮靡相矜,宫体泛滥,先后出现了“绮错婉媚”的上官体^[1]和“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沈宋体^[2],正如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所说:“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对于这种笼罩文坛的六朝余波,初唐以来就有魏徵和王勃、骆宾王、卢照邻、杨炯“四杰”提出批评,明确表示要“思革其弊”(杨炯《王勃集序》),并用自己诗文的创作实践来抵制和批判流行的浮艳柔靡的文风。顺应历史发展,继魏徵和“四杰”之后,陈子昂高举诗文革新的大旗,向初唐以来流行的六朝遗绪即形式主义的文风,发起猛烈攻击,成为唐代诗文革新的先驱。

陈子昂的诗文革新理论集中反映在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文中: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这篇短序,历来被认为只是叹诗歌革新,其实也包含散文的革新。序的第一句就明确提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这“文章”自然不仅指诗歌,还应有“文”在内。其倡导的“汉魏风骨”,也不单是诗歌,还有汉代“两司马”(司马相如、司马迁)和“班马”(司马迁、班固)等的散文。尽管这篇序的重点是谈诗歌革新,但他的反六朝、斥齐梁、倡风骨、重兴寄、揭积弊、恤民苦的诗歌革新主张,同样适用于散文的革新。

从这篇短序来看,陈子昂诗文革新的要点,一是批判五百年以来的“文章道弊”的倾向,其主要表现为“逶迤颓靡”、“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即片面追求华丽辞藻,堆砌大量典故,崇尚无社会内容和理想光辉的形式主义文风。二是倡导恢复汉魏时期的“风骨”和“兴寄”的优良传统。所谓“风骨”,即“端翔”的“骨气”,作者以端直的言辞表达峻爽的意气与追求,格调劲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谓“兴寄”,既要有比兴寄托,又要有《诗经》中“国风”、“小雅”美刺社会现实,讽谕时事政治,关怀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三是主张革新后的诗文,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读之使人“洗心饰视,发挥幽郁”。即要求诗文不仅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矛盾,更要讴歌进步理想,务求气势飞动,音韵铿锵,光彩照人,使人胸襟开阔,洗去烦忧,达到进步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显著的社会效果。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主张,无疑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书奏章表

陈子昂拥护武则天的统治,但他并不依附诸武集团,对诸武集团的倒行逆施做了有力的抨击和揭露,对武则天政治上的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对民生疾苦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是一个不畏强暴、爱国忧民、具有远见卓识的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他一生之文,今存110余篇,其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书奏章表等言事论理的政论文。

1.主张为政以“安民”为本,反对劳民伤财、横征暴敛,同情人民疾苦

文明元年(684),唐高宗崩于洛阳宫,朝廷欲将灵驾迁回长安,时为布衣的陈子昂以“草莽臣”身份诣阙上《谏灵驾入京书》,力陈当时三秦之地“顷遭荒馑,人被荐饥”“白骨纵横,阡陌无主”的惨状,极力劝阻灵驾西迁,以免劳民伤财,使百姓“再罹艰苦”。接着,又上《谏政理书》,明确提出“安民”的主张:“天地之道,莫大乎阴阳;万物之灵,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矣。”入仕以后,陈子昂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从不同方面阐明“安民”的重要性及具体措施。可以说,“安民”是陈子昂政治主张的核心,也是贯穿于他的政论文章的基本思想。

2.反对妄开边衅、穷兵黩武,主张加强边防、保境安民

陈子昂从“安民”的角度出发,多次提出“息兵”主张,反对滥用武力开边夺利。垂拱三年(687),武则天欲开蜀山由雅州道进攻生羌,因以袭吐蕃。陈子昂即上《谏雅州讨生羌书》陈说利害,进行劝阻,阐明“自古国亡家败未尝不由黩兵”的道理。在《上军国利害事》三条中,他指出“军旅之弊”会令百姓“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养”,而当时“自剑以南”,百姓困苦,人心不安,若再“贪夷狄之利”、“广地强武”,“谋动甲兵以事边塞”,就会“机失祸构”,给天下带来危机。在反对穷兵黩武的同时,陈子昂对平息边患、安边卫国的战争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垂拱二年(686),同罗、仆固诸部反叛,陈子昂随左补阙乔知之北征,亲自参加了这场平息分裂叛乱的战争。在《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中,他立足于对边防情况的实地考察,提出了一系列“制敌应变”的措施;归朝之后,又呈递了《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坦陈了对边防问题的见解,体现出一位有志之士对国事的关切和远见卓识。

3.反对告密罗织、滥施刑罚,主张措刑

武则天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宠信酷吏,多疑擅杀,告密罗织成风,冤狱遍于全国,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陈子昂虽拥护武后行政,但对这种恐怖统治持反对态度。垂拱四年(688),他冒死上《谏用刑书》,指责武则天在“天下百姓思安久矣”的情况下,“不务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宠任酷吏,“爱一人而害百人”;“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及其穷竟,百无一实”,使“天下喁喁,莫知宁所”;批评武后“专任刑杀以为威断,可谓策之失者也”。文中还揭露酷吏们“文深网密”、“滥及良善”是为了“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图荣身之利”,劝谏武则天“重慎刑罚”。次年所上《答制问事》八条,第一条就是《请措刑科》,针对武则天问“当今政要”,鲜明地指出“措刑”就是“政之至要者”。其后所作《谏用刑书》、《申宗人冤狱书》等,也一再申言“措刑”,力谏武则天不要滥用刑罚,枉杀无辜。

4.主张改革吏治,任贤信贤,招谏劝赏

陈子昂曾多次上书论及任用贤才,廓清吏治,纳采忠谏,旌功励行。在《答制问事·重任贤科》中,他认为“天下之政,非贤不理;天下之业,非贤不成”,强调任贤的重要性;同时指出“既任须信,既信须终,既终须赏”,才是真正的任贤之道。《明必得贤科》则指出“忠贤事君,必谏君失;奸佞事主,必顺主情”,告诫武则天“旌纳忠正”,不要偏听顺耳之言。在《贤不可疑科》中,他委婉地批评武则天“外有信贤之名,而内实有疑贤之心”,认为如果这样,“虽日得百贤,终是无益”。此外,他还提出朝廷选派巡察天下的使臣应慎重“择人”,应重视刺史、县令等地方官员的选任,改革吏部选官只重“资次考第从官游历”、不重德才的陋习,提出“清官人”(即清除贪官)等建议,也都切中吏治之弊,确系“忠正”之言。

陈子昂的政论文,内容丰富,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显示出作者的远见卓识与政治才干,写作技巧也很有特色。他的政论文构思严谨,论证周密;驳议有力,说理透辟;文辞宏丽,刚健畅达,虽有骈偶之句,却无浮艳之风。

(三)记叙抒情

陈子昂所撰记叙文,多为一些碑文、墓志和序记。《梓州射洪县武东山故居士陈君碑》叙其家世,《薛大夫山亭宴序》写薛大夫和与宴者的风采意趣,在《忠州江亭喜重遇吴参军见牛司仓序》中,精描江亭周围的景物:“新交与旧识俱欢,林壑共烟霞对赏。江亭回瞰,罗新树于阶基;山榭遥临,列群峰于户牖。尔其丹藤绿筱,俯映长筵,翠渚洪澜,交流合座,神融兴洽,望真情高。觉清溪之仙洞不遥,见苍海之神山乍出。”远处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与近处清丽秀雅的园林景致相映成趣,组合成富于层次感、立体感的画卷,与新交旧友相遇之“喜”融入其中,极具诗情画意。《金门饯东平序》:“于时青阳二月,黄鸟群飞,残霞将落日交晖,远树与孤烟共色。江山万里,渺然荆楚之涂;城邑三春,去矣伊瀍之地。既而朱轩不驻,绿盖行遥。”春日傍晚,景色绚丽,然而残霞、落日、远树、孤烟又使这五彩斑斓的画面透出几分忧郁感伤;朋友远去,前路漫漫,惜别之情经这一特定景象烘托,显得格外深浓。总之,陈子昂叙事清晰有序、简约明达;写人则抓住特点,见其风神品性;绘景则紧扣特定环境营造生动、优美的画面,构成独特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