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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注疏版刻略考

时间:2022-10-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此处所谓“手节十三经注疏”,不管是指节取十三种经书的注疏,还是指节取以《十三经注疏》为名的十三经注疏,“十三经”之名则是早在周密写《癸辛杂识》时就已出现了。十三经的形成绝对不会晚于南宋,十三经注疏的形成也不会晚于南宋。由汉迄唐,经书皆有注,有的也已有疏。至此,《五经》之经、注都有了疏解。[9]这些事实告诉人们,到北宋真宗初年,十二经不但都有了义疏,而且都已版行于世。

十三经注疏版刻略考

一、十三经与十三经注疏的形成

西汉只有《易》、《诗》、《书》、《礼》、《春秋》五经立于学官。东汉蔡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1]这就是所谓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共刻四十六石,收录《易》、《书》、《鲁诗》、《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相当于后来十三经中的七经。

魏正始间曾刻三体石经,由于未能刻完,难说其时打算刻几种经书。

至唐则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等九经立于学官。至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刻石经时又加进《孝经》、《论语》、《尔雅》,成为十二经,另附《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共二百二十七石,开成二年(837)竣工,立于长安务本坊国子监太学前。称为“开成石经”。

还有一说,五代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扬弃《孝经》和《尔雅》而加入《孟子》,果如此,则《孟子》首次进入经书行列。

至南宋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析出,与《论语》、《孟子》并列,成为《四书》,《孟子》始成为十三经之一(此为一种说法)。顾炎武谓:

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也。其刻石国子学,则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宋时程、朱诸大儒出,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本朝因之,《十三经》之名始立。[2]

顾炎武是清初学术巨匠,文中所说大都准确,惟谓“本朝因之,十三经之名始立”恐不太确切。

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有《贾廖刻书》一目,谓“又有《三礼》节、《左传》节、《诸史要略》及建宁所开《文选》诸书。其后又欲开手节《十三经注疏》、姚氏注《战国策》、《注坡诗》,皆未及入梓而国事异矣”。此处所谓“手节十三经注疏”,不管是指节取十三种经书的注疏,还是指节取以《十三经注疏》为名的十三经注疏,“十三经”之名则是早在周密写《癸辛杂识》时就已出现了。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洲、弁阳老人、四水潜夫,山东济南人,后徙浙江吴兴(今湖州市)。工词善画,南宋理宗时在临安做过官,后迁义乌令。宋亡不仕,居杭州癸辛街,广交游。显然,他是宋末元初人。从“皆未及入梓而国事异矣”看,他写上述这段文字时应当已经入元了。一位宋末元初人所写的文章中已有“十三经”之说,甚至有了《十三经注疏》之说,怎么会到顾炎武所称的“本朝”才始立“十三经”之名?令人不解。十三经的形成绝对不会晚于南宋,十三经注疏的形成也不会晚于南宋。

由汉迄唐,经书皆有注,有的也已有疏。至唐“太宗讨平东夏,海内无事,乃锐意经籍”,“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3]先是,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太宗下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赐颖达物三百段。时又有太学博士马嘉运驳颖达所撰《正义》,诏更令详定,功竟未就。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4]这是政府组织力量对《五经》经、注所做的疏义工作。孔颖达领衔所作的《五经正义》,《易》用三国魏王弼注,《书》用汉孔安国传,《毛诗》用西汉毛公传、东汉郑玄笺,《礼记》用东汉郑玄注,《左传》用西晋杜预集解。至此,《五经》之经、注都有了疏解。“高宗永徽中,贾公彦始撰《周礼》、《仪礼》义疏”。[5]这样唐时已有七经有了义疏。

宋太宗“端拱元年三月,司业孔维等奉敕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百八十卷,诏国子监镂板行之。《易》则维等四人校勘,李说等六人详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献;《书》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献;《春秋》则维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详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月板成;《诗》则李觉等五人再校,毕道昇等五人详勘,孔维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四月以献;《礼记》则胡迪等五人校勘,纪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详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献”。[6]表明至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经过七年的严格校勘均已完成,并且版行于世。

就在淳化五年这一年,兼判国子监李至又上言:“《五经》书疏已板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义未备,岂副仁君垂训之意!今直讲崔颐正、孙奭、崔偓佺皆励精强学,博通经义,望令重加雠校,以备刊刻。从之。”[7]“咸平三年三月癸巳,命国子祭酒邢昺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传正义。又重定《孝经》、《论语》、《尔雅》正义。四年九月丁亥,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等及直讲崔偓佺表上重定《周礼》、《仪礼》、《公》、《穀》传、《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义,凡一百六十五卷。”[8]由此可知,到了真宗初年的咸平时,《十三经》中的十二经都有了疏义,故景德二年(1005)真宗御国子监检阅库书时,问及当时国子祭酒邢昺版印了多少书,邢昺则十分自豪地回答:“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并颇有感触地说:“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9]这些事实告诉人们,到北宋真宗初年,十二经不但都有了义疏,而且都已版行于世。

至于《孟子》,东汉赵岐已为之作注,后世何人又为《孟子》原文及注作疏,历来说法不一。《四库全书总目·孟子注疏》提要称“旧本题宋孙奭撰疏”。又谓:“今考《宋史·邢昺传》,称昺于咸平二年受诏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不云有《孟子正义》。《涑水纪闻》载奭所定著,有《论语》、《孝经》、《尔雅》正义,亦不云有《孟子正义》,其不出奭手,确然可信。”又谓“《朱子语录》则谓邵武士人假托,蔡季通识其人。”蔡季通即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号西山,宋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幼从父蔡发学,长师从朱熹,熹视为讲友。博涉群书,深究义理。熹疏释《四书》,作《易传》、《诗传》、《通鉴纲目》,皆与其往复参订。朱子说《孟子疏》是邵武士人假托之作,并说蔡季通知道假托者为谁,因此影响深远。直至阮元作《孟子注疏校勘记序》,仍谓奭“本未尝作正义也,未详何人拟他经为正义十四卷,于注义多所未解,而妄说之处全抄孙奭《音义》,略加数语,署曰孙奭疏。朱子所云邵武一士人为之者,是也”。[10]《孟子注疏》究属谁作,至今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假托也好,真是也好,反正朱熹已见过此书,并谓其为邵武士人所伪托,可知《孟子注疏》至晚在朱熹之前已经行世。

明何乔新《椒邱文集》卷二十有一篇《李泰伯传》,谓:“李觏字泰伯,建昌南城人也。……所学以推明圣经为本,不泥于汉唐诸儒穿凿之说。独不喜《孟子》,尝曰‘孔子尊王,孟子乃劝诸侯叛王’,故作《常语》,其间多毁斥孟子者。郡举茂才异等,有旨召试。及试,六论不得其一。觏语人曰:‘吾于书尽读,此必《孟子注疏》也。’掷笔而出。”何氏此说,早见于《郡斋读书志附志》。《读书附志》下著录李泰伯《退居类稿》十二卷《皇祐续稿》八卷《常语》三卷《周礼致太平论》十卷《后集》六卷,并谓:“觏,盱江人。尝试制科,六论不得其一,曰:‘吾书未尝不读,必《孟子注疏》也。’掷(笔)而出。人为检视之,果然,遂下第而归。”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人。北宋仁宗皇祐初以范仲淹荐,为试太学助教,上明堂定制图。嘉祐(1056—1063)中历太学说书,复以通州海门县主簿录之,权管干太学。学者称盱江先生。这样一个时代的人,科举不第,向人解释说“吾书未尝不读,必《孟子注疏》也”。可知他生活的北宋仁宗时代已经有了《孟子注疏》,只是他自己不喜孟子其人而不读《孟子注疏》,致使自己名落孙山。假定此项记录是真实可信的话,则在北宋仁宗或仁宗之前,《孟子注疏》已经出现,这时为疏者又当是谁?这就很自然地又使人想起了孙奭,因此旧本所题为《孟子》作疏者是孙奭尚不能轻易否定。果如是,则十三经注疏在北宋也已形成。

如前所说,十三经及十三经注疏虽在北宋已经形成并版行于世,但那时所刻梓者仍都是经、注、疏各自单行之本,读一经必将经、注、单疏备齐,然后左顾右盼寻找注文、疏义,才能弄清每句经文的含义,览者病焉。最初发现这个问题并站在读者立场在实践上将经、注、单疏合刻在一起者,是南宋的两浙东路茶盐司。

二、六经注疏合刻之始

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黄唐刊竣《礼记正义》后在该书卷末留下一篇跋文,称:“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11]这篇跋文可以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流行的《六经》疏义,从京本、国子监本,到蜀刻本,都是将经文及注文省去,只是单疏流行,加上篇章散乱,览者皆以为不便;二是本茶盐司面对这种状况,从便于读者披阅的角度出发,旧时便刊印了《易》、《书》、《周礼》三经经、注、单疏的合刻之本,以便披绎,可是这三经以外的其它经书尚付阙如;三是绍熙二年(1191)辛亥仲冬,黄唐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司,继承本司固有传统,又将《毛诗》和《礼记》如前三经一样的编汇,校勘梓行,以增广本司旧日所未竟的事业;四是关于《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只好留给有同样志向的来者。总共一百一十六字的跋语中将本司为什么要合刻经、注、单疏,旧时刻了几经,他来提举茶盐司又刻了几经,哪一经留待来者完成,都交代得十分清楚。关于本司旧刊的《易》、《书》、《周礼》到底旧到什么时候,今人经过仔细考察,已断定在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年间,也就是南宋初年。

黄唐字雍父,一字信厚,三山人,又题长乐(今福州)人。淳熙四年(1177)太学两优释褐,授迪功郎太学录。《南宋馆阁续录》卷八,载黄唐于淳熙十年(1183)七月除为校书郎,十二年(1185)二月除为秘书郎,十三年(1186)正月除为著作佐郎,十五年(1188)三月除为著作郎,十六年(1189)八月知南康军,庆元二年(1196)六月以考功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中间空了绍熙五年间不明其去向。此处所题他于绍熙二年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司,尚可补其行实之缺。

黄唐想刻而“顾力未暇”的《春秋左传正义》,八年后,即庆元六年(1200),由绍兴府知府沈作宾完成了。沈氏《春秋左传正义》刻书跋中称:

窃惟《春秋》一经,褒善贬恶,正名定分,万世之权衡也。笔削渊奥虽未易测知,然而左氏传、杜氏集解、孔氏义疏发挥圣经,功亦不细。萃为一书,则得失盈衰之际与夫诸儒之说是非异同,昭然具见。此前人之雅志,继其后者庸可已乎?遂卒成之。诸经正义既刊于仓台,而此书复刊于郡治,合五为六,炳乎相辉,有补后学,有裨教化,遂为东州盛事。[12]

至此,从南宋高宗绍兴间起,到宁宗庆元末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两浙东路茶盐司完成了《易》、《书》、《毛诗》、《周礼》、《礼记》五经经、注、单疏合刻的任务,而《春秋》一经的经、注、单疏合刻任务,则由当时绍兴府知府沈作宾完成了。两浙东路茶盐司的官署在绍兴,绍兴府治所也在绍兴,绍兴古称越州,故这六经就有了“越州本六经”之称。“越州本六经”是八行本经、注、单疏合刻的开山之作,不但是经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也是出版史上的创举。

三、南宋国子监未合刻群经注疏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2006年10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插图珍藏增订版)谓:“南宋监本有《十二经正文》、《十二经正义》、《十三经传注》。”其中的《十二经正义》,从字面上理解很像是十二经的注疏合刻本。但张先生既未交代这《十二经正义》的名目出处,也未说明南宋国子监在什么时候刻了《十二经正义》,这就使人对南宋国子监雕刻经书情况甚感迷惘。

宋室南渡后,一切艰难。“尚书兵部侍郎兼史馆修撰王居正言:‘四库书籍多阙,乞下诸州县,将已刊到书板,不以(论)经、史、子、集、小说、异书,各印三帙赴本省。系民间者,官给纸墨工赁之直。’从之。”[13]可知金人破汴将书及书籍版片捆载北还给南宋造成的国家藏书困难。绍兴十三年(1143),南宋小朝廷在钱塘县的岳飞旧宅(今杭州昭庆寺东)改建成国子监,这显然是因陋就简,到本监有能力刻书尚需一段时间。“监本书籍者,绍兴末年所刊也。国家艰难以来,固未及。九年九月,张彦实待制为尚书郎,请下诏诸道州学,取旧监本书籍镂板颁赐。从之。然所取诸多残缺,故旧监刊《六经》无《礼记》,三史无《汉书》。二十一年,辅臣复以为言。上谓秦益公曰:‘监中所阙之书,亦令次第镂板,虽有重费,亦所不惜也。’由是经籍复全。”[14]可知南宋国子监全面恢复刻书已到了绍兴末年。如此艰难的国家财力,恐无条件将十二经经、注、单疏悉心加以整理并合刻为一书。

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曾说到他校刻群经所用的各种校本,谓:“今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始命良工入梓。”也未提到南宋有什么监刻经书注疏本。因此监刻《十二经正义》之说,恐不能信以为真。

在现存古籍中,有所谓宋刻《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二十卷《图谱》一卷、《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二十卷、《监本纂图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二卷等名目,先不说这些书是否真的出于南宋国子监,如《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就不是南宋国子监刻本,而是南宋刘氏天香书院刻本,即便真是出自南宋国子监,这些书也不是经、注、单疏合刻本,而只是经、注合刻本。

当然,在现存古籍中,尚有《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监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等,但它们都已经是元刻本或元刻明修本了。所以南宋国子监大概是未刻过群经经、注、单疏合刻本。

四、建安刘叔刚合刻群经注疏及元翻明刻的版式行格

前引岳氏《九经三传沿革例》,说他校刻群经曾用家藏二十三个版本反复参订,其中有一个本子就是“建本有音释注疏”本。这个本子的刻家,通常都认为就是南宋建安一经堂主人刘叔刚。刘叔刚的行实难以搜讨,只有瞿冕良先生所编《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有简单记载。该《辞典》谓刘叔刚“南宋淳熙年间建安人,室名一经堂,名中正,字桂轩。刻印过《附释音尚书注疏》、《附释音毛诗注疏》、《附释音礼记注疏》。”我疑“中正”并非其名而应当是其表字,因为“叔刚”与“中正”正可配成“名”、“字”关系。“桂轩”可能是其号,而堂室或书铺则名“一经堂”。他生活的南宋孝宗淳熙时代,已有两浙东路茶盐司将《周易》、《尚书》、《周礼》三经经、注、单疏合刻的先例。作为出版家,他应该很快嗅到这种出版方式带来的新意,更会感到它便于披览所开辟的读者市场,所以在两浙东路茶盐司独辟蹊径之后,着手合刻群经注疏,这是非常合乎事物逻辑的情节。

刘叔刚是否遍刻十三经注疏,不得而知,但阮元所得宋十行本的十一经,自己就说“即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也”。台湾署名洑经阁者2007年11月27日在网上发文亦说:“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祖溯南宋刘叔刚十行本者是也,系坊刻。”证明当年阮元所得宋刻十行本十一经,就是建安刘叔刚一经堂所刻之群经。其实阮元当年所得十一种附释音群经注疏,绝非都是刘叔刚原刻,而肯定夹杂着若干种刘叔刚原刻的翻刻本。

国家图书馆收藏一部《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版本著录为“宋刘叔刚刻本”。如此著录的依据,是本书序后镌有“建安刘叔刚父锓梓”长方形隶字牌记。牌记上方镌两彝器博古图,一图表面镌“桂轩”,一图表面镌“藏书”。下方亦镌两彝器博古图,一图表面镌“敬斋”,一图表面镌“高山流水”。有如此确凿的证据,定其为“宋刘叔刚刻本”无庸置疑。其版式行款为每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三字,细黑口,左右双边。

国家图书馆还收藏一部《附释音礼记注疏》十三卷,清乾隆六十年(1795)和珅影宋刻本,序后亦镌“建安刘叔刚宅锓梓”长方牌记,另有“子孙保之”等篆文墨记。表明和珅所影刻的底本也是宋建安刘叔刚所刻。其版式行款也是每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三字,细黑口,左右双边。

国家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收藏的《十三经注疏》中,《附释音毛诗注疏》序后亦镌有方形“刘氏文府”、钟形“叔刚”、炉形“桂轩”、方形“一经堂”等木记。军科院军事图书资料馆所藏此书,整个诗序残佚,这些牌记也随之不存。但它们的版式行款亦为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三字,细黑口,左右双边。是不是宋刘叔刚的原刊尚待勘比。但由上述的版式行款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性的认识:南宋建安刘叔刚确实汇刻过附释音群经注疏;所刻群经注疏的版式行款全如上述,并多是细黑口。

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元刻明修本的《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序后刘叔刚刻书牌记及其他博古图记虽无,但行款字数仍同,只是书口从细黑口变成了白口,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迹象。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元刻明修本《附释音尚书注疏》、《附释音周礼注疏》、《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监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它们也都是每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边。很明显,行款字数仍与上述建安刘叔刚所刻它经无殊,而书口则变成了白口。由此我们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性的认识:即元代翻刻这些书时,只是将宋时刘氏原刊的书口由细黑口变成了白口,并在变白之处镌雕本版的大小字数,其余版式行款则一仍其旧。

何以进一步证明元刻时书口确实发生变化了呢?国家图书馆还收藏一部《孝经注疏》九卷,其经序首叶版口下方“镌泰定三年程瑞卿”、第二叶版口下方镌“泰定丙寅英玉”。丙寅即泰定三年,故其版本被定为“元泰定三年(1326)刻本”。北京市文物局所藏《十三经注疏》中的《孝经注疏》,与国图所藏全同。军科院军事图书资料馆所藏《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注疏解经》版口下方亦有“泰定四年程瑞卿刊”字样,证明也是元泰定间新刻之本。这三书的行款字数与上述诸经全同,可书口却明明白白的都是“白口”,这就回应了上述诸经注疏的普遍现象,即元代翻刊新刻诸经注疏时,其版式上确实是取了“白口”的式样。

国家图书馆还藏有《监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版本定为“宋刻元修本”,每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三字,但书口却被著录为“白口或黑口”,边栏被著录为“左右双边”。表明此书宋刻部分仍是黑口,而元时修补部分则改成了白口。栏线因宋刻就是左右双边,元翻时一如其旧。

国家图书馆还藏有《附释音周礼注疏》,版本定为“元刻明修本”,亦是每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三字,而书口却被著录为“黑口或白口”,边栏被著录为“左右双边或四周单边”。这意味着元刻部分是白口,而明修部分已变成黑口。元刻部分是左右双边,而明修部分则变成了四周单边。表明现存附释音群经注疏,其书口若是白黑相间,就要特别注意它是宋刻元修,还是元刻明修。

北京市文物局、军科院军事图书资料馆所藏《十三经注疏》中的《尔雅注疏》,则是每半叶九行,行二十至二十三字不等,大黑口,与上述诸经版式行款迥异,那已是明代正德或正德之后的刻本了。

我们若能透过上述这些表面现象,探循出它们之间异同的本质,则对现存三部附释音《十三经注疏》版本的订定,大有裨益。

五、现存所谓元刻明修本十三经注疏

现存附释音《十三经注疏》被定为“元刻明修本”是老早以前日本人的意见。后来傅增湘在《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目录》中谓郘亭所录《附释音礼记注疏》及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所记:“《附释音毛诗注疏》,均有建安刘叔刚刻书识语。元代曾有翻刻十行本诸经注疏,至明版归南京国子监,递有修补,世称‘宋刻元明递修本’,实为‘元刻明修本’,现为学者普遍认可。按十行本注疏,各藏书家多有之,自来藏书家于其刊刻处所无讨论及者,今按乃建安刘叔刚桂轩氏一经堂所刻也。”从此,传世的附释音《十三经注疏》,无论大陆、台湾,就都著录为“元刻明修本”了。问题是否如此简单,能否如此一言以概之,尚有讨论余地。

附释音注疏单经,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江西乐平图书馆等,都还有多寡不同的收藏。就是整部的附释音《十三经注疏》,国内也还存有三部。这三部一部今藏北京市文物局,一部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一部今藏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三部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缺,但又都保留着绝大部分的群经内容。这三部书中各自包含的十三部经书,版本、品相大部分一样,但又都不完全一样,情况十分复杂。但若从宏观上归纳起来亦不是不可言喻。第一,这三部书中的每一部都还在不同的经书上保留着宋建安刘叔刚刻书的某些痕迹,也保留着元代覆刻、新刊之后的明显特征,也保留着明代修补、另刻的鲜明特色。我们若能在这些痕迹、特征、特色中寻求、归纳出可信的规律,就能对其中某经的某一部分是宋刻,某经的某一部分是宋刻元修,某经的某一部分是宋刻元明递修;某经是元刻,某经是元刻明修;某经是明代另刻等提出中肯的意见,进而对这三部《十三经注疏》的版本提出较为切合实际的界说。

就某一经的全帙全部仍都是宋代刘叔刚原刻,恐怕现存这三部《十三经注疏》中哪一部也没有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一部中的《附释音毛诗注疏》,不但在版式行款上与现存能够确切认定是刘叔刚原刻而未被纳入《十三经注疏》的《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完全相同,《毛诗注疏》序后所镌方形“刘氏文府”、钟形“叔刚”、炉形“桂轩”、方形“一经堂”等木记,与现存能够确切认定是刘叔刚原刻而未被纳入《十三经注疏》的《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序后保留之刘叔刚的痕迹(“建安刘叔刚父锓梓”长方形隶字牌记;牌记上方镌两彝器图,一图表面镌“桂轩”,一图表面镌“藏书”;下方亦镌两彝器图,一图表面镌“敬斋”,一图表面镌“高山流水”)也基本一致。似乎可以表明这部《附释音毛诗注疏》亦应出自刘叔刚之手了。但是当着我们真的见到日本足利学校所藏刘叔刚原刻此书序后牌记图版时,立刻就能判断它仍是元代翻刻而绝非宋刻原版了。当然,现存三部《十三经注疏》中虽无一经是完整的宋刻,但在不少经中确实还夹杂着不少的宋版书叶,这就告诉人们,现存附释音《十三经注疏》仍不宜简单著录为“元刻明修本”,实际是当中有宋刻,有元翻,也有明刻;有宋刻元修,元刻明修,也有元明递修,故其版本不能一言以蔽之曰“元刻明修”,而应著录为“宋元明刻元明递修汇印本”,而汇印的时间当在明代。

所谓“汇印本”,指历史上将某书或某套书旧有版片汇在一起,对其中部分损坏者加以修补、全部毁坏者加以新刊,而后重新统一印刷,就称为“汇印本”。现在之所以称这三部《十三经注疏》是“宋元明刻元明递修汇印本”,是因为有一些说法和事实可证明它是书版汇印,不是成书汇拼。

明代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四有一段议论,谓:“臣于此又有一见,今世学校所诵读,人家所收集者,皆宋以后之五经,唐以前之注疏,讲学者不复习,好书者不复藏,尚幸《十三经注疏》板本尚存于福州府学,好学之士犹得以考见秦汉以来诸儒之说。臣愿特敕福建提学宪臣,时加整葺,使无损失,亦存古之一事也。馀如《仪礼经传通解》等书刻板在南监者,亦宜时为备补。”[15]丘氏之书成于明孝宗弘治初年,即十五世纪末叶,表明他在写此书时尚有《十三经注疏》存于福州府学。存的究竟《十三经注疏》成书还是板片,从他后边所说“时加整葺,使无损失”以及《仪礼》“刻板在南监者,亦宜时为备补”看,应该指的是《十三经注疏》的板片。前引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目录》亦有“元代曾有翻刻十行本诸经注疏,至明版归南京国子监”的说法。表明原贮福州府学的《十三经注疏》版片,到明时移到了南京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在整理这些旧板而予以重印之前,遇到该修补者修补,修补的时间大概在正德时期;遇到旧板全烂不能再行刷印者,就另行刊雕,而新雕就多以嘉靖时李元阳闽中所刻《十三经注疏》为底本了。所以现存三部附释音《十三经注疏》在汇印时间上就显出了不同。北京市文物局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大概属于同一个印期,已届嘉靖以后。军科院军事图书资料馆,汇印之期较早,可能在正德时期,因此在书的品相上较那两部为上。加之印纸为明时皮纸,较那两部所用竹纸亦好,故损坏程度也不完全相同。说它们是书版汇印而不是成书汇拼,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这三部《十三经注疏》部与部之间印纸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就每一部而言,则印纸是一致的。

六、南昌府学重刻宋板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二十年(1815),当南昌府学重刻宋板十三经注疏即将蒇事时,阮元写了一篇题记,谓:“有十行本注疏者,即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也。其书刻于宋南渡之后,由元入明,递有修补。至明正德中,其板犹存,是以十行本为诸本最古之册。此后有闽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监板,乃明万历中用闽本重刻者;有汲古阁毛氏板,乃明崇祯中用明监本重刻者。辗转翻刻,讹谬百出。明监板已毁,今各省书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阁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识读,近人修补,更多讹舛。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经,虽无《仪礼》、《尔雅》,但有苏州北宋所刻之单疏板本,为贾公彦、邢昺之原书,此二经更在十行本之前。元旧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虽不专主十行本、单疏本,而大端实在此二本。嘉庆二十年,元至江西,武宁卢氏宣旬读余《校勘记》,而有慕于宋本;南昌给事中黄氏中傑亦苦毛板之朽,因以元所藏十一经至南昌学堂重刻之,且借校苏州黄氏丕烈所藏单疏二经重刻之。近盐巡道胡氏稷,亦从吴中购得十一经,其中有可补元藏本中所残缺者,于是宋本注疏可以复行于世,岂独江西学中所私哉!”[16]

题记中所说他所藏宋刻十行本十一经注疏,有不少人提出怀疑。例台湾署名洑经阁者在网上所发的文章中,就说:“阮氏旧藏诸附音释本非宋本原刻,皆系元世建刻坊本。宋十行本今存世者,惟日本足利学校所藏《附释音毛诗正义》及《春秋左传正义》。”这话说得不完全正确,但也确有一定道理。阮元生活的时代,要想得到十一种宋刻十行本群经注疏不大可能,因为到他那时绝没有十一种宋刻十行注疏本存世,能凑起十一种者,当中必有元翻刻本或元刻明修本。所以洑经阁说“据长泽规矩也所考,阮氏旧藏诸附音释本非宋本原刻,皆系元世建刻坊本”,这话说得过于绝对。阮元生活的时代,尚在中国流传的宋刻十行注疏本群经,绝不止日本足利学校所藏的《附释音毛诗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宋刘叔刚所刻原本,至今仍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自不待说,他如《毛诗注疏》、《礼记注疏》、《论语注疏解经》、《孟子注疏解经》等的宋刻原本,也都世有流传,并且这五经至今仍分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所以对阮元《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所依据的底本,既不要信其全为宋刊,也不要信其“皆系元世建刻坊本”,而是有宋刻原刊,亦有元刻明修之本。至若洑经阁氏所说“阮所校者既非原刻,又递有修补,错讹孳益处不一而足”,那恐怕就不能只怪其本,更多的应当要怪其人了。

【注释】

[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蔡邕传》。

[2]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十三经注疏》。

[3]《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学传》上序。

[4]《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

[5]清沈廷芳《十三经注疏正字·例言》。

[6]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三《端拱校五经正义》。

[7]《宋史》卷二百六十六《李至传》。

[8]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三《咸平校定七经疏义》。

[9]《宋史》卷四百三十一《邢昺传》。

[10]清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校勘记序》。

[11]绍熙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礼记正义》黄唐跋。

[12]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春秋左传正义》。

[1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六;《宋史全文》卷十九。

[1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监本书籍》。

[15]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四。

[16]清阮元《重刻宋板十三经注疏·题记》,中华书局1979年11月影印《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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