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科、一门专学从萌芽到成熟，一般要经历“资料搜集”、“制度描述”、“理论形成”三个阶段。“科举学”并非一门严格意义的学科，但其形成和演变也经历过这三个阶段，只是三个阶段并非一直递进，而往往是交互进行而已。
（一）文献整理与资料编纂
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为科举研究的开展和进一步深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大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是点校出版古代科举文献。科举文献有广义科举文献与狭义科举文献之分，不仅数量巨大、自成体系，而且内容丰富，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1]。废科举后至今中国大陆和台湾重印的科举古籍至少已达190种以上，如算上不同版次则有360余种。除了一般影印科举古籍以外，还点校整理一些古代科举文献。较早者如1978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摭言》，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清秘述闻三种》，1984年出版的《登科记考》点校本。其他如李调元《淡墨录》、梁章钜《制义丛话》和《试律丛话》、黄佐《翰林记》、鄂尔泰与张廷玉《词林典故》等。这些古籍整理著作为研究者提供方便，今后还大有可为。
其二是编纂科举史料。除了民国时期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资料》以外，对科举史料尤其是中国近代科举史料的整理最用力的是教育学界的学者。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等成套资料工具书中，都收有许多关于清末科举革废的专门资料。1990—1993年间由中国劳动出版社出版的尹德新主编《历代教育笔记资料》四册，其中科举方面的资料占到全书的半数以上。科举史料专书，有黄山书社1992年出版的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全套共7册10卷，近1000万字，是全国数十位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家历时十年的劳动成果，其中所收最主要的还是科举文献，是大陆近年来科举研究的一大工程，该套文献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科举研究的深入。
另外，海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田启霖编著《八股文观止》、199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陈健顺编著《名家状元八股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陆伟然、范震威《唐代应试诗注释》、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出版沈重等编著《唐代名人科举考卷译评》、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王毅编《金榜题名大手笔》，1993年海南出版社出版的邓洪波等编《中国历代状元殿试卷》、1995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仲辉等编《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利瓦伊新主编《天下第一策——历代状元殿试对策观止》，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杨寄林、宋大川等主编《中华状元卷》都是重新整理编纂的专题科举文献。
其三是对科举文献的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培贵《明史选举志笺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姜汉椿《唐摭言校注》等书，则是关于古代科举文献的研究专著。
（二）制度研究与事实描述
早年的科举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科第中人所作，如20世纪20—30年代出版了末科榜眼朱汝珍的《词林辑略》，以及进士傅增湘的《清代殿试考略》。关于科举的回忆和考述方面，1956年贾景德在香港出版了《秀才·举人·进士》，1956年齐如山在台湾出版了《中国的科名》。作为清末最后一科探花商衍鎏也曾对自己幼年读书预备科举和考试生员、举人、进士的情形作过回忆[2]。20世纪50年代初，清朝末科举人钟毓龙写的《科场回忆录》一书也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书中对小试、岁科试、乡试的回忆颇详[3]。
接下来学术界侧重于制度研究，对科举这一复杂精细的制度进行考证和解释。制度的考释方面，商衍鎏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制述录》，是此类著作中最详尽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商衍鎏出版的另一部著作是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该书虽然影响较小，但颇为深入，至今仍是研究太平天国科举制度最全面的著作。另一本是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晋藩、邱远猷所撰普及性读物《科举制度史话》，此书篇幅较小，但简明扼要。其他较具水平的专著有盛奇秀《抡才大典》、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等几部。盛奇秀的著作专门考证科举制度的演进，对常科考试科目设置、考试内容、考试层级划分、考试的时间和地点、考试届次、考试场次、考试官资授予、考试行政衙署、考试组织等九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述，并对常科考试制度归纳出24条演进规律。作者认为：“考试制度的创立，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这一贡献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并不亚于造纸、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中国考试史研究是国际性的重大研究课题。”[4]然该书的考证多是将制度的始末年代一一罗列，较少析论。张希清的著作从科举考试制度的创立、考试科目、应举人资格、考试方法考试内容、考试机构及考官、贡举及第与授官、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等几个专题对科举制进行研究，书中尤有价值的部分是所附的历代登科表，将历代科举状元和主考官姓名、进士及第人数等一一列出[5]。对武举制度的演变发展，除有一些论文以外，也出版了两本专书[6]。2004年田建荣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考试思想史》一书，则将科举研究扩大到思想史方面。
（三）理论形成与专学构建
重考据的科举制度研究与重义理的科举问题研究，体现出略为不同的研究旨趣。科举是一种制度，因而科举研究首先是制度研究，有大量的论文研究科举制度通史或断代科举制度。但科举又是一种考试活动，是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因而在继续进行制度考释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注意研究科举制的实施及其影响方面，进行问题研究和理论研究，使科举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和理论化。多学科的研究尤其是非历史学界学者的研究多属于问题研究。在科举研究蔚为风气的大背景中，刘海峰于1992年提出了科举学的概念，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看待，指出科举学与科举研究是两个基本相同而又略有区别的概念，凡是对科举本身及直接与科举相关的问题所做的研究，都属于科举学，略有区别在于，提出科举学的概念，更强调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强调科举研究的理论化、系统化，同时还关注科举研究史的研究，并提出了科举学的主要内容和专学的基本框架[7]。
此后，有不少学者探讨了科举学的意义和价值。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一文指出，首倡科举学，是很有远见的创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学术价值。“全世界都在研究科举，它的故乡不应落后”[8]。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一文，从研究对象、概念术语、已有研究成果及社会需要等方面论述了科举学得以成立的原因，并根据科举学综合性的学科特点，展示了科举学的学科体系，最后还就科举学研究的多学科方法论进行了探讨[9]。郑若玲结合现代考试改革问题研究科举学的现实意义，指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考试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对当今考试的影响波及文化、制度与技术各个层面。现代高考、自学考试、公务员考试，或在考试性质、考试功能方面，或在考试产生的社会影响方面，与古代科举有着继承或借鉴关系。对现代考试制度与古代科举在历史与现实的层面进行对照，有助于我们探寻考试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为今天的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科举学研究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性[10]。李均认为，虽然目前的科举学是一种以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专学，但作为专学的科举学只是科举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无论从科举学的演进历程和发展需要来看，还是从科举学本身的特点来看，未来的科举学都应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科举学只有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才能获得繁荣发展，真正成为21世纪“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11]。至今专门探讨科举学的专文已有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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