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与新闻史研究的发展

第四节　新闻学与新闻史研究的发展

一、1949年以前的新闻研究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的研究引起了社会的重视。1918年,北京大学增设新闻学课程,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同年10月,在蔡元培的倡议下,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策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新闻学研究会,出版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刊物《新闻周刊》。新闻学研究会“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求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新闻学研究会由从美国归来的徐宝璜主持。当时担任导师的是徐宝璜和邵飘萍。邵飘萍当时正在从事《京报》的出版工作,他经常到新闻学研究会作演讲。他给会员们讲的主要是新闻工作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和他多年来从事采访活动的体会和经验。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新闻学研究会在将近两年的活动中,对中国新闻学的研究起了积极的倡导作用。

邵飘萍

徐宝璜、邵飘萍分别把他们的演讲稿整理成书。徐宝璜的《新闻学》(1919年出版)、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1923年出版)和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1917年出版)是中国人编著的第一批新闻学的代表作。好的新闻学著作不仅可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培养出大批人才,同时还可以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1919年出版的徐宝璜的《新闻学》和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就是这方面的很好的例子。这两书都是作者在高等学校从事新闻学和新闻史教学时作为教材编写出来的。几十年来一再重版,历久不衰。

1921年底到1922年,美英等国新闻界的著名人士纷纷到中国讲学,进一步扩大了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和办报经验在中国的传播。外国新闻理论的传入和新闻教育的模式对中国新闻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在北大发表演说,提出报纸成功的四个条件:(1)报纸要独立;(2)办报要大胆、要有勇气;(3)新闻要正确、真实;(4)记述要有趣味。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很大。

1921年10月,中国新闻界代表6人参加檀香山世界报界第二次大会,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出席国际新闻界会议。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新闻学研究十分活跃。在这一时期上海出版的新闻学著作就有100多种。黄天鹏1929年至1932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期间,就出版了35种新闻学著作。这一时期出版的新闻学著作与前一时期比较,所论述的内容广泛得多,除新闻理论、新闻史、采访编辑、评论写作等方面外,还涉及报业的经营管理、广告研究、新闻政策、新闻法规等,几乎在新闻事业的各个领域都有研究成果,形成了新闻学研究全面开花的局面。

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外国人研究中国新闻史的著作,其中较有分量的是美国人白瑞华(R.S.Britton)所写的《中国报刊》。白瑞华曾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中国报刊》出版于1933年,是外国人写的有关中国新闻史的第一部英文专著。其中有关外国人在华办报的部分,引用了很多英美传教士和在中国从事办报活动的外国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论述相当详细。

二、徐宝璜的《新闻学》

徐宝璜

徐宝璜(1894～1930)是江西九江人,191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他考取公费留美。1916年学成回国,徐宝璜先在北京《晨报》当编辑,后到北大担任教授,主讲新闻学课程,同时参加新闻学研究会的各项活动。1920年他先后在民国大学、北平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平民大学等校任教,担任过民国大学的代理校长、平民大学的新闻系主任,并筹备在北大成立新闻学系。他被称为中国“新闻教育第一位的大师”和“新闻学界的开山祖”。

徐宝璜的《新闻学》是中国人自著的第一本新闻学理论著作。这部著作的基础是他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上的讲稿《新闻学大意》。《新闻学》一书于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社刊印成单行本。1930年,复旦大学新闻系黄天鹏教授重印此书,改名为《新闻学纲要》。《新闻学》一书约6万字,全书共分14章。它系统地论述了报纸的性质与社会职能、新闻的定义以及新闻价值观,对编辑、采访、社论、发行、广告和通讯社组织诸方面都作了探讨。这本书条理明晰,理论色彩较强。蔡元培在给这本书作序时,高度地评价了这一开创性著作,称它为中国新闻界“破天荒”之作。自从1919年以来,再版6次^[6]。

徐宝璜在论述报纸发行工作时,提出办好报纸必须打开销路。他认为这需要提高报纸质量,减轻报资,发送敏捷,进行报纸改革,设立问答栏,注重社会服务,记者个人道德要高尚,要增进报纸的声望。徐宝璜提出编辑工作的根本意义有三条:即明了、简单、材料安排适当。他说,报刊要普及,必须要有读者观念,最好使用白话,加以标点符号。他提倡写稿要用最简炼的文字,以最少的文字,记最充实的事实,一字有一字的用处。他认为新闻写作格式应该把重要的事实述于前,次要事实居于后,“不计各事实发生先后之次序,但计各事实之重要,将最引人注意的必要事实,首先叙述,再叙详细情形”。这种格式实际上就是“倒金字塔式”结构。为了使新闻引人注意,他还专门论述了如何精心制作标题。提出要像锤炼诗句那样认真推敲,切不可用含糊的字作题目。

总的来说,徐宝璜的《新闻学》一书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但是也有其局限。他的所谓正当舆论、健全舆论说,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他厌恶政党报纸,主张办所谓代表全民的报纸,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幻想。

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在早期出版的新闻学专著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影响最大,是中国报刊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它自1927年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来,一直流行不衰,一再重印,并且曾经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是旧中国的新闻学著作当中唯一有外文译本的书。50年代初,此书曾经由三联书店再版,1985年又由中国新闻出版社重新排印发行。

《中国报学史》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论述中国报纸历史的专著,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中国报学史》不仅是中国第一部详尽系统地阐述报纸与报业史方面的专著,而且还在学术界首次确立了报业史研究这门学科。这本著作汇集、考证了大量的史料,为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这本著作还全面、系统地梳理与描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发展脉络,并且做出了“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始创时期——民报兴盛时期——报纸经营时期”的历史分期。

戈公振早年在故乡《东台日报》做编辑,后来进入《时报》,初为校对,后因其出色的工作能力而逐步升任为助理编辑、编辑,直至总编辑。此时《时报》为仅次于《申报》、《新闻报》的上海第三大报,《时报》为戈公振在报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潜心研究中国报学,并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戈公振第一本关于新闻方面的专著是《新闻学撮要》。戈公振认为报纸与人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应当让国民多了解报纸,因为报纸有重要的社会职能。

四、1949年以后的新闻研究

20世纪50年代,北京、上海等地办了一些新闻刊物。其中有1950年创刊的《新闻工作》和1951年创刊的《新闻业务》等。5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一部分教员,共同编写了《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着重介绍和论述了五四运动以后至建国以前的近30年的革命报刊的历史。

这个时期中国的新闻研究也有一定的发展。在新闻学研究领域,1956年的新闻改革给正常的学术讨论提供了机会,许多探索活跃了当时的新闻界,“百花齐放,自家争鸣”的方针也使新闻理论工作者与新闻实际工作者共同探讨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传播活动成为可能。只是这些讨论很快就被“阶级斗争工具论”的叫嚣束缚住了手脚,很多研究者在频繁的政治运动面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观点。经过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进行自由的新闻学研究已经困难重重。

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出版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印出版了《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这几部教材的出版对中共报刊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文革”期间,新闻理论的研究几乎停顿。

“文革”以后,为了加强新闻理论研究,各地新闻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到1982年底,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报(台)、各新闻院系除了已经建立的33个研究所以外,又有广播电视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贵州日报社、黑龙江日报社等成立了研究机构。随着1981年底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的筹建,全国又有一大批省、市、自治区和一些专业系统成立了新闻学会。1982年,上海、湖南、辽宁、宁夏、广东、江苏、贵州以及一些地区成立了新闻学会,陕西、云南、青海、内蒙古等省、区成立了新闻学会筹备组织。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1980年恢复活动,探讨和研究了改革中所遇到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新闻学术探讨开始向广度、深度发展。它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1)新闻理论基础的探讨,如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新闻定义,新闻本源,新闻规律,新闻价值,以及新闻与政治、新闻与宣传、新闻与受众的关系等等。(2)新闻业务的研究,如新闻的真实性、报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新闻职业道德、新闻可读性等等。(3)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如古代报刊的形成,近代报刊的出现,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等等。

在80年代初对新闻定义的讨论中,新闻与信息关系的问题也成为热点,人们对新闻是一种信息有越来越多的认同。信息观念对新闻工作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增加新闻的信息量成为媒介改革的方向之一。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满足、适应社会需要的功能,它是由新闻事实和社会需要两方面决定的。

长期以来,中国的新闻事业十分注重宣传功能,注重新闻及媒介的宣传价值,而对新闻的信息价值、对媒介的其他功能重视不够。经过讨论、改革后,新闻媒介发布消息、引导舆论、开展批评、沟通情况、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刊登广告等功能得到加强,新闻事业的多元化功能得到了认可。

从80年代开始,中国引进传播学的研究应用于新闻理论。西方新闻传播观念深刻地影响着转型期的中国新闻事业。“大众传播”、“新闻媒介”、“信息源”、“反馈”、“把关人”、“受众”、“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概念给新闻学界带来了一套更接近新闻传播的本来面目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全面发展,新闻学研究空前活跃,成果丰硕。如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成美、童兵的《新闻理论教程》、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黄旦的《新闻传播学》、李卓钧的《新闻理论纲要》、郑贞铭的《新闻原理》等。1987年出版的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比较系统地概述了1923年到1949年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历程,填补了中国广播史研究的空白。1985年开始编纂的《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到现在已经出版了20卷。

近年来,新闻学书刊的出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许多新闻研究、教学和宣传单位还编辑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新闻学丛刊和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新闻研究资料》,人民日报社的《新闻战线》,新华社的《新闻业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国际新闻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世界新闻事业》、《新闻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的《现代传播》、《新闻广播电视研究》等。这些书刊在探讨新闻学术问题、抢救新闻史料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从历史分期来看,作者主要以通行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作为标准。黄瑚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200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探索了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使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分期能够建立在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自己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历史分期:近代报业开创时期(1815～1845年)——外报垄断时期(1845～1895年)——民族报业兴盛时期(1895～1911年)——新闻事业职业化与多元化时期(1911～1927年)——新闻事业两极对峙时期(1927～1949年)。

甘险峰的《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200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成书的。它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对外新闻传播事业的沿革。《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把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分成五个时期:酝酿期(19世纪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起步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发展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1966年“文革”爆发前)、徘徊期(1966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迅速发展期(1976年至今)。

国际新闻传播史既是新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新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国际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意义重大。从现实意义讲,对国际新闻传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对国际新闻传播规律的研究,对于指导目前的国际新闻传播实务、促进国际新闻传播工作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教授李金铨2005年12月9日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作学术报告时说:“我们不一定是历史学家,但要知道一些历史知识,要有历史观”,他认为在研究中还要注意把世界观和历史观结合运用到研究当中,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国际文化传播,也不至于有失偏颇。他认为文化是具有多层面性的,在当今世界上,美国传播业十分发达,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许多美国的传播学者引领世界传播学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美国的传播就等同于国际传播,国际传播是一个多层次概念,各国之间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而不能简单地把某一个处于强势的传播体认为是整个国际传播。在认识国家传播时,要首先看到各国不同的文化差异,在这种特殊性基础上进行研究才是完整的。

新闻史也是研究历史的一门辅助性学科。报刊是时代的镜子。报刊除了具有一般出版物所共有的特性之外,每一家报刊还有其独特的内容和特定的读者群。作为“日记性档案”,报纸是历史学研究的最完整的、最客观的资料来源。报纸是历史活动的见证人。新闻史研究还能够协助历史学家利用报纸资料来考证历史。

历史研究要注意直通和横通。直通是时间关系,横通是空间关系。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构架,都包含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政治意识、道德观念、时空观念等众多要素。研究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从表层到深层的研究。不同的观念和意识交织在一起成为文化构架。“为了系统性地研究关于世界的大众媒介新闻,我们需要两种资料。我们需要关于新闻的资料,也需要关于世界的资料。”^[7]我们可以通过文献阅读、比较研究、综合分析,由表及里地来逐步认识各种观念。国际新闻传播的历史研究可以研究各国国际新闻传播的历史与现状,可以从世界国际新闻传播发展的高度探讨一个国家的国际新闻传播特点和状况,也可以从某一专题如广播、网络等来研究国际新闻传播的发展过程在各个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

新闻思想和新闻研究往往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新闻实践则是相对超前的。但是传媒业的发展要求我们采纳理论先行的建构式的事业发展模式。因此,加快新闻观念的更新、促进新闻学术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传媒业发展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现在中国的新闻自由有了进步,但还不充分。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新闻自由有一个从不充分到充分的发展过程,中国正处于这一发展过程之中。在今天这个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有全球化的眼光,既要发扬过去好的传统,又要适应新的传播环境,更新观念,使我们的新闻思想具备新时代所要求的更大的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