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体制下新闻学研究的开展

一、新体制下新闻学研究的开展

新中国刚成立就提出新闻学术问题并展开系统的研究还不是很现实,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要求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形成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即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总结,构成了其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把这些贯彻到全国范围的各级新闻媒体,成为从业人员的一种专业意识,成为新闻传播的统一行动,这一过程是通过一系列的会议、讲话、文件等带有行政色彩的组织实施得以实现。而在工作部署及学习、认识、执行过程中,也形成相应的新闻研究。这些讲话、文件等文本初始的目的并不是进行新闻学术研究,而是通过新闻、通过报纸等媒体推动各项工作的进行,或者说是通过报纸、新闻谈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宣传问题等等,其中包含有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内容,对新闻学的研究具有文献参考价值。总之,这一阶段新闻学的研究与新闻工作部署、新闻政策的阐释融为一体。

“体制化研究”是一种现象的概括,“体制化”是个社会学的概念,其含义为人及其活动被组织在有着各种不同功能和目的的社会机构里,个人离开这个体制,就是游离于社会之外而无法安身立命。应该说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新闻研究都是在一定的体制下进行的,这一时期涉及一个新体制的建立,在之前的中国,与新闻学研究有关的新闻记者、教师学者等属自由职业者,而新社会则不同了,成为一个个单位组织里的人,受到单位制度保障的人,当然也要接受单位统一的约束,失去往日的某些“自由”了。所以“体制化”^[1]问题更引人注目,以此命名更能表明时代变化的特点。从历史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的新闻事业从“现代”向“当代”的转型过程,也是新闻活动的全面体制化过程。在此过程中,新闻学研究不再属于新闻内部的事情,在政治与新闻的关系上,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对新闻的规定性,即是新闻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并成为新闻学的中心内容,新闻学研究承担“重负”的使命也就提升了一个层次,而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了,同时这种研究具有自上而下、高度一致的特点。体制化新闻研究的含义与新闻体制有区别又有联系。新闻体制是指新闻的归属和管理,和一定的社会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相联系,这一时期是我国当代新闻体制的建立、成型期,新闻事业发展的工作经验和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沿袭延安时期战争环境下形成的新闻体制和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二是对苏联斯大林时期新闻模式的模仿,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新闻工作的学习与借鉴。有学者认为其特点是：单一的党报体系,高度集权调控,突出宣传功能,经费和发行国家包干。^[2]显然新闻学研究也受其制约,是围绕这一体制及所蕴涵的理论、观念进行的。

对于这一时段中国新闻学的基本状况,有研究者用“非市场化时代”来概括,认为通过对旧中国报纸、电台、刊物等媒体改造,逐步形成了国家经营的统一局面,“这就是中国新闻业的‘非市场化’的时代到来,新闻业从此被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人们开始把新闻传播归入组织传播系统中,进行‘以党报为本位’的新闻研究”。“党报本位”的研究的特点是,“以政党学说话语代替新闻学学术话语,把党报的特殊规律当做新闻事业的一般规律。……所秉承的是‘一元化’的新闻发展观,所追寻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的舆论宣传”。^[3]而当受“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等“极左”思潮影响干扰时,对新闻规律的把握、新闻学研究的开展则出现了偏差。

(一)新闻工作传统的学习与继承

一种制度总有前因后果和发展演变的问题。体制化新闻学研究的“源头”何在?主流意识形态对新闻学研究影响的发生是怎样的?在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报告,是考察新闻学研究及观念衍变的不可忽视的历史文献。新中国成立后,报纸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性质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新的环境下,新闻事业如何发展?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 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主持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有一个长篇报告,对新制度、新国家的新闻工作的理念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阐述,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规定了新闻工作及新闻研究的主题和方向。报告明确指出,改进报纸工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4]胡乔木的报告是将党报工作从经验上升为一种理论观点,再回到实践的一个过程。这一新闻观念的形成又是来源于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在中共七大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这三个方面是党的作风问题,《解放日报》认为这也是“我们报纸的作风问题”,1945年5 月16日在其社论《提高一步——纪念本报创刊四周年》中提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以及自我批评这三者统一的作风,可以使我们天天发现新事物、新问题,取得新经验,发展新理论,修正错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贯彻这种精神在报纸之中,就可以使我们的工作提高一步,为人民服务得更好。”^[5]政统观念强调用革命的纯粹的信念、理论作为实际工作的指导,在涉及学术研究时具有突出以论带史的倾向,相关的新闻研究也以此展开。

此后,中共中央、中宣部、新闻总署、新华总社又颁发过一系列文件,反复强调上述三个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0年5月1日新闻总署颁布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等。^[6]

在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方面,根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的精神,各报确立了全编辑部人员都有责任关心处理读者来信的原则,将党报的读者来信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各地的报纸也都纷纷设立了读者来信专栏,并逐步扩大刊登读者来信的篇幅,许多报纸还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来信突出地编发在一版或新闻版上,一些报纸的副刊还把读者来信作为主要内容,注意发掘来信中生动丰富的内容。

在广播传播方面,广播收音网的普遍建立,是广播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重要措施之一。根据新闻总署1950年4月10日发布的《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的精神,全国各县市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以及其他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均设有专职或兼职收音员,收听或记录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新闻报道,向群众介绍广播节目,组织群众收听重要节目。

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工作的一大特色,也是新闻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从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高度阐述了报刊批评的重要意义,《决定》清醒地指出：“战争已经结束……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的情况的产生,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7]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批评言辞过于偏激,报道内容失实,甚至出现忽视党性原则的离散倾向。1953年春,广西《宜山农民报》在报上擅自批评中共宜山地委。事后,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对《宜山农民报》进行了批评,并上报中宣部。中宣部的复信提出了“报纸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原则,指出：“不经请示,不能擅自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同党委会的争论。”^[8]这观点及表述与苏联高级党校新闻讲义中的“编辑部无权以报纸反对党委会”^[9]之间存在明显的影响联系,长期以来这成为一条宣传纪律和组织原则,而不是学术问题。

1954年4月,毛泽东还就报纸批评作了“开、好、管”三字方针的谈话,认为：“开,就是要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10]同年7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提出了报纸批评的三项标准即：“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人民的事业,有利于党的工作和党的团结,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为了切实保障在报纸上正确地健全地充分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报纸编辑部要在党委领导下积极负责”。^[11]这三项标准与毛泽东的三字方针精神上是一致的。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开、好、管”三个方面,不仅是毛泽东作为最高领导者对报纸批评工作的指示,同时,从新闻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也代表毛泽东对报纸批评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所采用的论述与表达方式颇具有中国传统的点评式学术研究的大家风范。报纸批评研究中“开、好、管”三个关键字,语言极其精练,道理简明透彻,不搞叠床架屋,动辄概念推演,体系建构。

这期间《人民日报》在发表批评性报道方面有统计：“1950年为753篇,1951年为1949篇,1952年为1741篇,1953年为1027 篇,其中1951～1953年三年中,日均刊登批评稿件超过4篇”^[12]。随着经验的丰富和认识的深化,报纸批评工作进入了有序轨道,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二)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学习与模仿

体制化研究成因的另一个关键影响要素,就是在学习社会主义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加上西方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政策,导致我国实行向苏联学习的“一边倒”政策,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着诸多可供我国新闻事业借鉴的经验,因此,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具有现实而又积极的意义。

1950年1月4日,《人民日报》开辟《新闻工作》专刊,每两周出版一期,篇幅为一个整版。其创刊号上发表的《编者的话》称：在创建我国人民新闻事业中,有一个便利的条件,这就是可以“大量地利用”苏联的“丰富经验”,“本刊愿在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方面,作有系统的努力”。至1950年12月止,《新闻工作》共出26 期,刊登了译介列宁、斯大林论报刊和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文章近30篇。1950年秋,三联书店推出《新闻工作丛书》,先后出版了《怎样领导党报》、《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等小册子,其内容部分选辑自《人民日报》的专刊《新闻工作》上发表的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译文,也有一些新发表的译文。

1954年,中国新闻界成规模、成建制地对口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并出现一批标志性的成果。1月,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率领《人民日报》等各报组成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真理报社,3月初返回北京后,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访苏收获的文章,后由人民出版社汇编为《学习〈真理报〉的经验》一书出版。7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率领的中央广播事业局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广播事业,回国后编印了《苏联广播工作经验》一书。11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学习苏联广播工作经验来改进我们的广播工作。1954年底,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率领新华社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塔斯社,回国后也编印了《塔斯社工作经验》上下两册。

与此同时,苏联新闻工作者也多次应邀来我国访问,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1954年10月,苏联报刊工作者代表团应邀访华一个月,多次在北京等地举行专题报告会和座谈会。人民日报社总编室还将报告、座谈记录汇集,出版了《苏联报刊工作经验》一书。1955年底,苏联广播工作者代表团访华,向中国广播界介绍了苏联广播工作经验。人民出版社在1954年翻译出版了《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1955年又出版了《苏联共产党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第二集)和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编辑的《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作为全国新闻工作人员和大学新闻系学生的学习用书。此外,苏联专家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新闻课程,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把苏联的新闻学研究体系、理论方法等完整地输入到中国,并对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者及其研究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13]

这些“苏联经验”对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新闻学研究产生了规定性的影响。例如《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是根据194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翻译的十月革命至卫国战争部分,内容包括列宁、斯大林及苏联其他领导人有关报刊文章、言论、指示、信札、演讲等,其体例是基本按照“联共(布)党史”^[14]的历史各个时期划分进行编排,具体如下：

“布尔什维克报刊在准备和实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1917年至1918年)”；

“布尔什维克报刊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1918年至1920年)”；

“布尔什维克报刊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1921年至1925年)”；

“布尔什维克报刊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而斗争时期(1926年至1929年)”；

“布尔什维克报刊在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时期(1930年至1934年)”；

“布尔什维克报刊在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和新宪法实行的时期(1935年至1937年)”；

“1938年至1941年时期”；

“布尔什维克报刊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时期”。^[15]

其内容和体例对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种范式规定着我们的研究取向。以新闻史为例,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研究的体例,从报纸自身发展阶段特点考察其历史的演变,即从官报、外报、民报、报纸营业时期探索报业发展的历史规律,没有继续下去。以方汉奇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突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中,报纸与社会的互动,这么一种紧扣时代脉搏跳动的新闻史研究框架被建构起来,如今它已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而在其形成过程中,从思想方法到心理因素都能找到受苏联影响的依据。此外,在上述提到的两本苏共中央党校“新闻讲义汇编”中,有“宣传论文与报纸的宣传部”、“论新闻报道”、“如何报道工业和运输业问题”、“报纸对农业问题的报道”、“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等专题,所提及的宣传部、思想性、群众工作、国民经济各部门与对应的新闻的分类等,这些或实体或概念进入新闻学研究领域,是以往及别的(如西方)新闻学中所没有的,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学研究影响广泛。诸如“我们的报纸乃是党委会的机关报,是党领导群众的重要工具”,“编辑部无权以报纸反对党委会”,^[16]“群众性也是我们的报纸与资产阶级报纸的根本的、原则的区别”,“资产阶级报纸是富人的通报消息的工具、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的工具、奴役人民的工具”等。^[17]从思想观点到语言表述都为我们非常熟悉,并构成了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有机体。

通过学习苏联经验,在理论上,我国新闻界系统地学习了列宁、斯大林的办报实践、办报思想和苏联新闻工作的传统,加深了对于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建设我国新闻事业新体制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在实践上,提高了新闻的编辑、采访、写作以及经营管理和发行等方面的业务水平。有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认识和把握(当然,在学习过程中也产生了某些“消化不良”的问题,下面还要分析)。

翻阅学习苏联时代所留下的文本,重新触摸这段历史,使我们对新闻学中习焉不察的事实、概念、体系是如何构建出来的有了一种历史现场感的把握,通过学习苏联,在新闻研究中形成了某种可谓政治解读式的研究范式,其特点是将领导人的讲话、指示、工作总结和党的文件、决议、社论等作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革命史、党史及其理论和实践为新闻学研究的依托,新闻工作布置、新闻政策的阐释与新闻研究一体化,研究文本的文体特点也与之相适应,由报告、社论等形式来承载。20世纪50年代中国内地受苏联学术影响甚大,形成了以政治为中心的学术研究特点,而新闻本身的意识形态和工具属性,决定了其研究从体系到观点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