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中的国际关系因素

一、大众传播中的国际关系因素

“大众传播中的国际关系因素”就是要揭示大众传播的内容、过程以及大众传播媒介中属于国际关系的那一部分因素或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那一部分内容。

（一）大众传播关注国际关系的内容、传播国际关系的信息

大众传播关注和传播国际关系的内容和信息是一以贯之的精神。即使在报纸尚未过渡到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传播的阶段，它就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地球上每一个它所能到达的地方，这一点在本文序言中所提到的1621年的英国《每周新闻》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当报纸过渡为一种大众传播的工具，以及在后来出现杂志、广播、电视等传播工具之后，大众传播就能够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同时期的国际关系的内容了，诸如战争、外交、国际组织、国际贸易、人权等等，而由这些问题构成的国际关系整体也就逐渐地、完全地成为大众传播所关注和传播的内容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这一点很显然不需要我们引经据典地加以论证了，只要我们打开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有关世界各地的以及各种国际问题的报道与消息马上就会充斥我们的视听。

各种交通工具和通讯设施的发明利用使得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小，彼此之间联系日益密切，使得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群人的事务时刻会影响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地方、另一群人的利益，这种现象最终促使大众传播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关注超出国界、超出传统影响范围以至整个世界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大众传播会一天比一天更连篇累牍地去报道有关国际关系内容的消息的缘故。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内容的日益加深的关注使得二者在以大众传播的表现形式出现时更加难辨你我。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的有关内容在有的时候已完全成为大众传播的一部分了。这种情况在特殊情况和特殊环境中表现得尤为透彻。

1.特殊环境中的大众传播

在普通环境中，大众传播只是把有关国际关系的新闻事件和消息报道当作自己的一部分，还有很大的篇幅要用于国内消息报道。而在特殊环境中，大众传播中的这种比例关系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或者在某一时期，有关国际关系的内容还会完全占领大众传播的阵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美等国的杂志内容基本上是有关抨击贪污腐败的内容，但战争爆发后，所有的杂志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对战争和敌对双方国家的报道、分析、评论上，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3]。可以说，战争形成了一种最特殊的环境，处在这种特殊环境中的大众传播所关注的唯一目标就只能是这种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事物——战争。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重演了这一幕。所不同的是随着电子媒介的产生和人们对大众传播的掌握技术的不断提高，大众传播对于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的内容之一——战争的关注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了。当战争双方把诞生不久的广播有组织、有章程地用于战争宣传后，大众传播不仅全方位地关注战争，而且成为了战争的一部分。

和平年代的特殊环境中，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也表现为这样一种关系。本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东西方两大阵营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进行最后较量的时候，大众传播对相关事务的报道、鼓吹、煽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今天当我们再度提起那种环境中的大众传播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大众传播自身，而是那种特殊环境中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

2.特殊形式的大众传播

由于国际关系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领域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大众传播加强了对国际关系的关注。随着这种关注程度的提高，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就出现了专门报道、传递国际关系信息的栏目和版块，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些完全以报道国际关系信息为己任的大众传播媒体，如《外交》季刊、《参考消息》、路透社、CNN电视网等。事实证明由这些媒体组成的特殊形式的大众传播不仅在报道国际关系信息方面恪尽职守，而且在为本国政府制订对外政策时出谋划策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另外，在处理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国家和国家集团发现向对方传播某种观念和思想具有物质武器所不能代替的摧毁一切的能量，于是对外宣传出现了。同时，宣传赖以发挥作用的传播媒介出现了。最后诞生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大众传播体系，这就是包括国际通讯社、国际广播等传播体系在内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是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向国外受众传播有关国际社会各种信息的传播形式、传播过程、传播结构等内容的总和。最早的国际传播应该是那些向世界各国提供消息的国际通讯社，但最具代表性的却是后来出现的国际广播。1927年荷兰为维护其海外殖民地统治，开始向这些地方广播，成为世界上最早开办对外广播的国家。不久，德国、法国、英国等国也相继开通对外广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和同盟国纷纷利用广播电台向敌对国家展开宣传攻势，促使国际广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39年战争爆发前，共有27个国家办有对外广播，而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时，开展对外广播的国家增加到55个^[4]。战争使国际广播这种特殊形式的大众传播获得了真正的认可。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国际广播已经发展到了历史上最为兴旺的时期。由于在推倒柏林墙的行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际广播在全球国际关系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青睐，成为维护国家利益和集团利益非常有效的工具。到80年代末时，全球开办国际广播的国家和地区已增加到105个，国际广播电台已达160多座，每天所播用的各国不同语言近150种，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总时数共有2.5万多小时^[5]。在国际广播的发展过程中，国际广播的一系列象征物相继诞生，影响较大的有VOA（美国之音）、BBC国际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德国之声、CRI（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大众传播媒介以及由此开展的大众传播过程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命运与国际关系联系起来了，它们不停地向国际范围内的传播对象灌输着传播一方关于世界发展、人类社会的某种观念和思想，以期去影响它们的传播对象，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总之，去关注国际关系，去走近国际关系，如果可能，则永远地左右和影响国际关系，这就是这些特殊形式的大众传播存在的真正理由。

（二）大众传播的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领域的内容成为大众传播的一部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当大众传播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关系，并且在国际关系中能够感受到大众传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时候，国际关系在具备许多性质的同时又被赋予了大众传播的性质。国际关系的内容不是单一的，它包括政治领域的国际关系、经济领域的国际关系、文化领域的国际关系，等等。自然，当国际关系中的大众传播因素日益增多之后，大众传播领域的国际关系也就产生了。实际上当大众传播能够出谋划策，推动国家行为，影响国际社会，并形成一股较为独立的力量后，大众传播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国际关系，最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大众传播的国际关系。

1.大众传播的国际关系

在大众传播的控制与影响下，国际关系打上了大众传播的深深烙印，很多的时候，你不得不认为国际关系简直就是大众传播的国际关系。

大众传播的力量在美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我们翻开美国的新闻史而不是翻开美国的国际关系史，我们会对此有一种真切的感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迟迟不介入战争，除了因为决策者受孤立主义传统束缚之外，美国许多持孤立主义态度的新闻媒介在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也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过程。战争结束后，在对待签署和约以及美国是否加入国联的问题上，美国传媒再度发难，原因是一些有影响的媒介认为和约背叛了威尔逊“十四点计划”所规定的理想主义精神。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李普曼等人以及他们所把持的媒介所提供的文字成为反对派责问威尔逊总统的根据，甚至成为参院辩论时被引用的观点。按照罗纳德·斯蒂尔的说法，李普曼站在反对威尔逊的最前列，领导了这场攻势^[6]。结果，参议院两次表决，都未能批准和约，也未能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寻求一次新的会议来规定自己在新秩序中的地位，这样就产生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怪物——“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大众传播不仅从外围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有的时候，它还通过某种方式直接进入决策程序，以至影响整个外交、战争等活动的进展。比如它的影响足够大以后，政府会主动地向它提出咨询，甚至把它的代理人拉进决策圈子。沃尔特·李普曼在这方面是值得美国大众传播界自豪和骄傲的典范。从20多岁进入新闻界一直到去世，李普曼用他那永不停歇的笔杆子写作了大量的社论与专著，这些文章为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现状与前途作出判断。由于美国传媒的权威，也由于他本人的权威，他经常成为白宫对外政策决策会议的座上客，他甚至成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毫无疑问，作为大众传播的代表，当李普曼走进白宫，坐在总统的旁边时，他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他在报纸上旁敲侧击所起的作用。然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原因是他是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

2.大众传播自身构成一种国际关系

（1）当大众传播影响国际关系的作用与能力日渐加强，并形成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后，大众传播自身实际上已经构成一种国际关系。也许（很多时候）大众传播的背后隐藏着国家实体，也许大众传播的言论纯粹出于自行其是，但是无论属于何种情形，大众传播的一举一动，都会触动国际关系的神经。那么，大众传播的这一举一动就成为一种国际关系性质的或者说是国际关系化的举动。

（2）国际关系已经成为大众传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当大众传播涉及国际关系的内容时，这意味着大众传播也走入了国际关系的领域，成为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既然大众传播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那么在某个时候、某种环境中，大众传播就能够代表国际关系。正如我们可以把国际政治直接称作是一种国际关系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国际范围内的大众传播称作是另一种国际关系。

（3）国际关系模式已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随着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多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还经常表现为一些国际组织之间或者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大众传播领域出现的若干代表大众传播某一方面的国际组织使得大众传播领域里的这种国际关系成为可能和现实。比如，当发展中国家的新闻组织与发达国家的新闻组织展开交流、合作、竞争和斗争时，这种关系无论从内容上讲，还是从形式上讲，既是国际关系的，又是大众传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