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必要性

1　现状与问题

2009年修订出版《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时，本文合作者曾明确提出:我们的研究重点要有一个战略转变，即从思古幽情的往昔转向生机盎然的当下，或者说从旧中国转到新中国。⁽²⁾无论从学界现状还是业界需求来考虑，这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有关新中国60年新闻史的研写，尽管此前已经是千呼万唤，但现在依然是“犹抱琵琶”，仍待努力。

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中国新闻事业，如从1815年西洋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办报算起，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而且大部分集中于1949年以前，将近140年。的确，历史发展中偶尔不乏“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新奇;但无论是被描述成“一片漆黑”也好，想象作“黄金岁月”也罢，中国新闻史上的这段岁月已经渐行渐远，一去不复返了。这固然令人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慨，但新闻史研究如果总是一味留恋于这段故纸堆，人们有理由怀疑:它对当下的新闻实践又有多大意义呢?相形之下，1949年以后的中国新闻事业则显得生机盎然，且越来越活跃，和学界特别是当下业界的关系也更为密切。

国内学界很早就开始关注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³⁾譬如，1982年5月19日胡乔木就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建议组织力量编写若干专著，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总结。这就是随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所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牵头提出编写的“当代中国”丛书(后改由新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及其所属的当代中国出版社负责)。起初列出的近百种待编书目中，就包括“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另列有“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

在此前后，一些研究者也提出要编写当代中国新闻史。如方汉奇先生在1982年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要加强新中国成立以来30余年新闻史的研究，“也就是对当代新闻史的研究”。因为过去总觉得1949年以来所涉及的都是现实问题，还不足以言史;但现在30多年过去了，原来属于现实的那些问题，“也需要进行历史的总结了”。方先生建议的另一背景是当时史学界正在考虑把近代史的下限从1919年延伸到1949年。这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30多年将要纳入现代史的范围，再不抓紧研究，以后就越来越被动了”。因而，抓紧搞1949年以来的新闻史“还为时不晚，而且有很多有利的条件”。⁽⁴⁾在他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编印过《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编年》(1983年);后来还多次申报相关的科研课题并获得立项资助。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论者提出研写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已“刻不容缓”。因为中国台湾地区在这方面并“不放弃对当代的研究”，甚至已触及七十年代，如政治大学赖光临所著《中国新闻传播史》就是如此。同时，国外研究当代新闻事业的也大有人在。因而，研究和编写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是行得通的，也是符合形势发展要求的。⁽⁵⁾不过由于人手不足，特别是新闻事业在当代政治中一直比较敏感，再加上形势的变化，相关研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到1990年前后，大家对这段新闻史已是千呼万唤，甚至相关研写如《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也已是十年怀胎，但到了分娩之际却又碰上难产。⁽⁶⁾

在各方呼吁下，有关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譬如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研究资料》就开辟了一个栏目:“当代新闻史专题探讨”。先后发表过孙旭培《建国初期宣传报道与报纸批评的特点》、钱江《〈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郭镇之《中国电视新闻的历史进程》等。2000年以来，有些学校的新闻院系还专门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如安徽大学的《当代中国新闻事业》、武汉大学的《当代中国新闻史专题》，以及复旦大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事业史》等。

近些年来，相关的新闻史考察文献也出现不少。除了前文提到的《新闻研究资料》(1993年停刊，1994年改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继续出版)，《新闻大学》等刊物也发表过相关的讨论文章，涉及1949年中国新闻史的若干方面。甚至就个别问题如新中国成立初私营新闻业的改造和消亡等形成比较集中的讨论小高潮。⁽⁷⁾此外还有些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如童兵《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喻国明《嬗变的轨迹:社会变革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和新闻理论》、郭镇之《聚焦〈焦点访谈〉》、彭兰《花环与荆棘: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等。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机构和院校的有关博士、硕士论文在这方面也有所涉及。既不乏对个案如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细致考察，也有对专题如对中国电视史和网络媒体的深入分析。⁽⁸⁾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几部概述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通史性论著。这包括由官方组织学界和业界自1983年开始编写，费时十余年，直到1997年才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列入国家教委“七五”期间高等学校新闻学类专业教材编写计划，由方汉奇与陈业劭主编、1992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以及张涛个人独著，1992年初版、1996年重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特别是由方汉奇先生主持编撰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堪称迄今最为权威的通史著作。该书以1956年、1966年和1976年为分界点，阐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革”时期和新时期的新闻事业发展史。与此配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3卷，则提供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基础研究资料。进入新世纪后，方汉奇、陈昌凤主编《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也值得一提。全书从理论之发展、业务与改革、产业化研究、广播与电视、通讯社和新媒体等几大板块的发展进程着手，宏观概述了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

此外，历史学界特别是中国当代史领域的有关研讨也可圈可点。比如，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所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就选载了张济顺的“长篇大论”:《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文汇报〉为中心案例的考察》。而在最近的“中国近现代报刊的自由理念与实践”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现代史研究者杨奎松则发表了论文:《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制的形成经过——以建国前后〈大公报〉的“投降”与改造为例》。这些文章扎实的史料基础、厚重的历史感觉、敏锐的问题意识，对开展中国当代新闻史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港台对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的新闻事业很早就有所关注和讨论。早期观察者往往有在大陆从事报业的经历，和国民党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其特定的视角出发，他们迁台后很容易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报业缺乏新闻自由。⁽⁹⁾或者从宣传角度对中国的新闻事业展开批评和分析。⁽¹⁰⁾近年来，新一代学人的社会经历、知识背景和政治关系与那些前辈已有了很大不同。他们对中国新闻事业从制度、实践到观念等诸层面都开始有所探讨。甚至连一些比较偏僻的题目如1949年后报业邮发合一都进行了考察。⁽¹¹⁾

国际学术界特别是汉学、中国研究、传播研究等学科的成果，对考察1949年以来的中国新闻事业也有参考价值。不过，汉学或中国研究大多以意识形态为主题，属于“冷战”时期的敌情研究，往往侧重社会政治的宏大主题，以新中国新闻事业为主题的研讨特别是专题型论著还很少见。⁽¹²⁾值得注意的是，如汉斯·科兹维奇(Hansjürgen Koschwitz)的《中国和苏联的新闻政策与党营新闻事业》(Press Policy and Party Journalismin the USSR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¹³⁾、齐慕实(Timothy Cheek)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宣传和文化》(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¹⁴⁾、陈建德的《国家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改革者和激进者:中国记者政治角色的历史分析》(Nationalists，Pragmatists，Reformists and Radicals: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Role of the Chinese Journalist)等⁽¹⁵⁾。

综上可见，有关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并取得不少进展;同时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局限，也存在种种问题和偏差。譬如几部通史性作品大多完成于近十年甚至二十多年前，在编辑体例、涵盖范围、解释的周延性等方面难免有些问题。⁽¹⁶⁾又如很多研讨集中于对最近三十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的考察。其间多少也会涉及1979年以前中国新闻史的部分情况，但主要是作为讨论的背景，而非考察的主体，研究得很不充分。前后两个三十年畸轻畸重，往往缺乏历史的纵深感。严格而言，这只能算是一种“当代”研究，而非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当代史”研究。

此外，和国外研究包括港台地区研究相比，国内有关1949年以来新闻史研究的一个较大问题就是社会科学理论化程度比较低。过于强调理论当然未必合适，但在研究中至少要有这种自觉的眼光、视野和意识。而正是在这方面，目前国内学界往往做得还不够。搞理论的和搞历史的往往壁垒分明，互不搭界。长此以往，理论可能变成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而历史则成了枯燥的材料堆积。尤其是在一般的史料铺陈之外，很难引起什么深入的思考。有描述，无解释;有史料，没思想。这样的新闻史固然也可以有所发现，特别是发现不少“失踪者”，但在进行整体解读时却往往是捉襟见肘，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更不用说对业界能有什么影响和帮助了。也因此，尽管对1949年特别是1979年以来的中国新闻事业史已有不少研究，但我们还是不很清楚:今日中国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将往哪里去?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为什么现在不少新闻人一方面在努力向前，而同时又总有些难以割舍的东西在拖后腿?中国的新闻事业如何才能更好地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