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四、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领导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思想问题的基本方法，也是永葆革命青春的思想武器。毛泽东非常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作用。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集体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扫帚不到，灰尘自然不会跑掉”等等。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的优良领导作风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在认识过程中错误总是难免的，主要是由于种种客观条件对人类认识的限制所造成的。

一是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对人类认识的限制。公元2世纪，托勒密提出“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16世纪，在当时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的基础推翻了“地心说”，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的“日心说”。意大利的布鲁诺积极维护哥白尼的学说，同时纠正了哥白尼的太阳看作宇宙中心的不正确观点，认为宇宙是无限的，没有固定的中心的“无心说”，这一点已经被科学得以证明，这种时代的历史的局限性，只有随着生产和科学的发展，才能逐步克服。

二是客观事物本身矛盾的展开及暴露也有一个过程。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正在陶醉于某一胜利时，出乎意料的挫折冒了出来，甚至使到手的胜利也全部化为乌有。例如当人类庆贺瑞士化学家米勒发明“滴滴涕”这种高效杀虫药取得成功，并授予诺贝尔化学奖的时候，谁会料到由于农药的滥用致使害虫的天敌——益虫、益鸟、益兽大量死亡，乃至其中某些种类近乎绝迹，从而使受农药短期控制的病虫害反而更加猖獗。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用触目惊心的案例、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与环境产生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2000年被美国评为50年来最伟大的一本书。同时，科学家发现DDT竟出现在南极的企鹅体内、珠穆朗玛峰顶的积雪里。这说明事物的发展是很复杂的，“有一利必有一弊”，当“利”十分明显，引起人们高度注目时，“弊”的方面或者由于矛盾本身还未展开而无法预料，或者是已有端倪而未察觉，从而把人们引向了错误，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

三是人的认识还受“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局限。恩格斯曾经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指出：“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在历史上，人们因囿于错误的观点和错误的方法而导致错误结论的事例比比皆是。氧气发现过程中一度出现失之交臂的情况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1774年，英国科学家普里斯特列在氧化汞加热时发现了一种新气体，点燃的蜡烛碰到它就大放光芒。这里发现的正是氧气。氧气的发现确凿地证明，一般的燃烧都是一种氧化作用，而不是什么抽象的燃素引起的。但可惜普里斯特列束缚于传统的燃素说的偏见，不但未能对这个实验的结果进行科学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反而把它生拉硬扯到僵死的燃素论体系中去，再一次得出错误的结论，说什么燃烧之所以旺盛，原因在于这种新气体不含燃素，一旦遇上蜡烛，便贪婪地从中吸取燃素，燃素大量释放的结果，使蜡烛大放光芒。这个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论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发现，就是由于普里斯特列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行进，反而为不科学的燃素论提供了“论据”。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不无惋惜说：就这样，普里斯特列在“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

（二）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是要勇于面对现实，敢于承认错误，切忌“讳疾忌医”。承认错误，这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前提。错误都不敢承认，又哪里说得上批评，更何谈改正呢？恩格斯曾经在《路得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要纠正错误，就要“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错误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使人到处碰壁，如实地承认它、舍弃它，这是领导干部起码的唯物主义态度。在实践面前一败涂地而坚持不承认错误的项羽，可算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人们都知道，西楚霸王项羽，曾先后转战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所向披靡，未尝败北。他在胜利面前，恃勇骄矜，刚愎自用，以至最后使四十万军队毁于一旦，演出了“霸王别姬”的悲剧。但更可悲的是，项羽一直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最后乌江自刎时还大叫：“天亡我也，非用兵之罪也。”不论是一个人，还是领导者对错误采取不承认主义，当然谈不上对待错误的郑重态度。讳疾忌医是谈不上改正错误，向正确转化的。《韩非子·喻老》讲了“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扁鹊是战国著名医学家，姓秦，名越人，渤海郡鄚（今河北任丘）人，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反对巫术治病，医术非常高明。有一年，扁鹊来到蔡国。蔡国国君桓侯想跟这位名医见见面，就邀请他进宫。扁鹊在蔡桓侯面前站了一会儿，察觉到他面色反常，临走时诚恳地说：“国君面色不正常，得病了。不过不要紧，据我看来，病尚在皮肤里，只要赶快治疗，就不会严重。”蔡桓侯一向受恭维，没想到头一回跟扁鹊见面就被说有疾病，心里很不高兴，于是淡淡地对扁鹊说：“我很好，没一点儿病。”扁鹊走后，蔡桓侯不悦地对左右的人说：“江湖医生最喜欢危言耸听，总想把没病的人说成有病，借此炫耀自己本领高强。我就不受这种人的骗。”左右的人听了，习惯地恭维桓侯见识高明。十天以后，扁鹊又去见桓侯，说他的病已经转到肌肉里，如果不治，还会加重。桓侯不理睬他。扁鹊走了后，桓侯很不高兴。再过了十天，扁鹊又去见桓侯，说他的病已经转到内脏，如果不治疗，怕有生命危险了。桓侯听了，仍然一直否定：“我肯定没病。”又过了十天，蔡桓侯从宫廷里出外的时候，与扁鹊遇上了。扁鹊望见桓侯，掉转身就奔走。桓侯觉得很奇怪，立刻特派人去问个究竟。扁鹊对桓侯的使者说：“你们的国君活不了几天啦！”“真的？”使者瞪大眼睛，“什么道理？”扁鹊说：“国君的病，开始在表面，如果听我的话，只要用药热敷就可以好的；以后发展到肌肉和肠胃，病虽然重了，但只要针灸或吃煎药尚能治疗；现在已发展到骨髓，性命已经到了死神手中，做医生的是无能为力了，所以我再也无话可说了。五天以后，桓侯觉得遍体疼痛，赶快派人寻找扁鹊治病，但扁鹊已逃往秦国。桓侯不久便死掉了。有了毛病，就应该赶快医治。蔡桓侯讳疾忌医，一误再误，以致病入膏肓，变成了不治之症，悔之晚矣！病情也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不是静止的，都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在不加医治的条件下，一般是愈变愈坏。一个人的错误和缺点，也应该及时改正，如果任其发展，由小变大，由轻变重，后果不堪设想。“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千里金堤，溃于蚁穴”就是这个道理。在人类认识史上、科学史上严肃认真地对待错误的事例是不乏其人的。斯大林在庆祝列宁五十寿辰的大会演说中，列举了列宁曾两次公开承认自己失误的实例。恩格斯曾经错误地认为会生蛋的鸭嘴兽不是哺乳动物，但是，后来他认识到原先这种看法是“傲慢无知”的愚蠢之见。可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人人都会犯错误，人人都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前提是“人贵有自知之明。”许多人往往处于盲目状态，常常以己之长，比别人所短，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只能听恭维的好话、屁话，听不进批评的意见，拒批评于千里之外，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曾子说：“吾日三省吾心”。唐太宗在悼念魏征时，曾说过这样一句令人赞叹不已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古之亡国之诫；人之忠谏得失，的确是李世民能够比较客观地面对现实，尽量少犯错误的两大法宝，他甚至把魏征对他的批评写在屏风上，当作“镜子”。

《史记》中记述了“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邹忌运用“忌他言己”的游说方法，说服齐威王广开言语，以求政通人和。战国时代，“七雄”之一的齐国，到齐威王时国力颇是强大。也许是因为功业皆成的缘故。威王逐渐地变得骄傲，固执起来，开始听不进逆耳忠言，政治上出现了危机。齐国的大臣都很忧虑，纷纷谏劝威王励精图治、居安思危、广开言语，使齐国在群雄争雄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威王听不进劝告，有时还险些把忠心直谏的大臣斩首。这样，众臣就逐渐冷了心肠，进言者日益减少了。邹忌是威王的宰相，当时见到众臣谏劝齐威王纷纷失败的情形，心里十分忧虑。但是，他一时想不出妙法，因为他知道硬谏、直谏是无济于事的。一天，他突然从自己与城北徐公比美的情形里顿悟到谏劝齐威王的方法。有一天，邹忌朝服衣冠，对镜梳妆，发现自己“修长八尺有余，身体昳丽”，颇以为得意，见其妻进来，便问其妻：“我与城北徐公相比，哪一个美？”“你美得多，徐公哪能有你美哩！”其妻毫不迟疑地答道。邹忌从房里出来，见他的小老婆正在外间梳理，便又问道：“我比徐公美吗？”小老婆想了想说：“徐公远不及你美啊！”第二天，有客人来拜访邹忌，邹忌在交谈中又想起前一天的话题，于是便问客人道：“我与徐公相比，谁更美呢？”客人仔细端详了一番，然后笑微微地说：“徐公的美赶不上你啊！”邹忌听了这些赞赏十分开心，但也有些疑惑，我真的比城北徐公美吗？于是决定召见城北徐公，以看个究竟。第二天，城北徐公来见邹忌。邹忌反复端详徐公，又多次窥镜自视，最后他觉得自己远远比不上徐公之美。明明自己的美远远比不上徐公，为什么自己的老婆、小老婆、还有客人，都愿意违心地说自己之美远甚于徐公呢？寻思良久，他突然领悟到其中的奥妙。于是邹忌立即兴冲冲地去见威王。威王一见邹忌非同平常的神情，立即问道：“邹卿今天为什么匆匆而来，莫非有什么急事要禀告寡人？”邹忌答道：“不是有急事，只是一时有一顿悟，想告诉大王你啊！”“请讲！”威王也催促他。“微臣前日偶然窥镜自视，自以为很美，并以此询问自己的妻、妾和造访的客人，他们也都说我的美远胜于徐公。我也知道自己可能不如徐公美。于是昨日专程召见徐公相比，一比之下，深知自己差得太远了，为什么妻、妾和客人明明知道我之美不及徐公，又都说我比徐公更美呢？原因在于：妻子之所以说我比徐公美，是偏爱我；妾之所以说我比徐公美，是怕我；客人之所以说我比徐公美，是有求于我啊。”邹忌如此说了这番切身经历与体会。“邹卿讲的有道理！”威王一听邹忌自述经历颇符实情，便脱口赞道。邹忌听了威王的赞赏，又见此时威王兴致勃勃，便话锋一转，说道：“今天齐国地域千里，城池120座。宫廷王后王妃，没有不爱戴大王的；朝廷群臣，没有不畏怕大王威严的；四境邻国，没有不有求于大王的。由此看来，大王你平时很难听到真话，倒很容易受蒙蔽的啊！”威王听到此，方才明白邹忌说自己与徐公比美这一经历的本意，细细加以回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激动地说：“对！”自此之后，威王便改过自新，而且还颁布政令，号召全国说：“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政令刚刚颁布之初，大臣们纷纷入朝谏言，皇宫里热闹非凡。几个月后，断断续续的有人入朝谏言；一年之后，有人还想谏劝，可是没有什么话题，亦即没有发现齐王有什么过错。自此以后，齐国言语广开，政通人和。燕、赵、韩、魏等国听说，也都纷纷来朝见齐威王。可想如果没有邹忌的自知之明，那里还有齐威王的自知之明；如果没有齐威王的自知之明，那里还有当面指出过错者受上赏、能上书谏劝者受中赏、能私下议论发牢骚、能传到耳朵中来的也可受到下等奖赏，在“朝廷上就能战胜别国”的万古佳话呢！

第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惩前毖后”来源于《诗经·周颂·小毖》。周王朝的开国君主周武王登基的时间不长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姬诵继位，即周成王。由于成王年龄太小，由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协助处理国家大事。对此，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很为不满。他们到处造谣，诬蔑周公助理成王是想伺机废除成王，夺取王位。周公是个忠心诚实、豁达大度的人，听了这些谣言后，为了不招惹是非，便离开京都，住到外地去避嫌。成王年小不懂事，还真的以为周公要抢权，便也不加挽留，让他去了外地。管叔鲜和蔡叔度见周公离开了成王，便暗中勾结殷纣王的儿子武庚，一起发动叛乱。周成王得到密告，急忙召集大臣商议，可谁也拿不出办法来。成王急得在宫中团团转，不知如何才好。一个大臣见了，说：“这事只有周公才有办法处理！”成王听了，眼前一亮，是啊！应该快去把周公请回来。周公来了，成王马上命令周公带兵东征，讨伐叛贼。经过三年的艰苦征战，叛乱终于被周公平息了。接着，周公又忠心耿耿地替成王料理了几年的国家大事，一直到成王长大成人后，便把政权交还给他，让他自理朝政。正式接管朝政这一天，成王前往宗庙祭奠祖先，在祭祀仪式上，成王对着他的文武大臣讲：“予其惩而毖后患。”意思是说我要把以前盲目听信两个叔父的流言一事作为沉痛的教训，今后一定要谨慎行事。“惩前毖后”即由此演变而来。惩，警戒；毖，谨慎。这个成语意思是把以前的错误作为教训，使以后可以谨慎，不再重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采取的两条宗旨。毛泽东在解释这个方针时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有良好愿望，即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要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其目的就是团结人而不是孤立人，教育人而不是伤害人，帮助人而不是搞垮人。

第四，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是说凡是知道的无不说出，凡说出的则已毫无保留。唐代魏征为我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光辉榜样。贞观二年，太宗同大臣讨论天子应“自守谦恭，常怀畏惧”。魏征借机说：“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二三年后，出现“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安定局面。贞观十一年四月，魏征上《十思疏》规谏太宗：“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看见心爱的东西，就想到要以知足来警醒自己；将要有所建造，就想到应当适可而止，从而使百姓安宁；感到地位崇高容易招致危险，就想到要谦虚谨慎，而且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恐怕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情愿处在所有河流的下游，来容纳它们；喜欢打猎，就想到应当以每年打猎三次为限；担忧意志怠惰，就想到应当小心谨慎，善始善终；考虑到耳目蔽塞，就想到应当虚心地接受下面的意见；惧怕有谄邪的人在身旁，就想到要端正自己，罢免奸臣小人；恩惠加到臣下身上时，就想到不要因高兴就胡乱奖赏；惩处加到臣下身上时，就想到不要因生气而滥用刑罚。

唐太宗接到表疏，“披览忘倦，每达宵分”，深为其“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所打动！一个月以后，针对太宗“骄奢之攸渐”，魏征又上疏提醒道：“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希望太宗的一举一动，必思隋朝以为殷鉴。到贞观十三年，魏征“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再上《十渐疏》，指出太宗十个方面“渐不克终”的表现，强调“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太宗深觉词强理直，把它写在屏风上，朝夕瞻仰。魏征在李世民在位的17年间“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前后陈谏二百余事，太宗将其比作“可以明得失”的一面镜子。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指提意见的人只要是善意的，即使提得不正确也是无罪的，听取意见的人即使没有对方所说的缺点错误，也应该引为警戒。语出《诗经·周南·关雎·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唐代诗人白居易《与元九书》：“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白居易和元稹是好朋友，元稹因其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九，故又称“元九”，他们文学创作观点相同，诗风相近，并称为“元白”，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主张诗歌要揭露社会弊端，反映民生疾苦。这句话原本是《毛诗序》中提出的关于诗歌教化作用的看法。白居易在给元稹谈诗的一封信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主张诗歌创作要恢复《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这里的“言者”是指诗人，因为诗歌是特殊形式的言语。后人引用这句话，又赋予了新一层含义，即不要苛求批评者，而是要严格要求自己。提意见的人没有罪过，听意见的人哪怕别人的批评不合适，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942年8月的一天，一个炸雷击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的一根木柱子，正在开会的延川县县长不幸触电身亡。事情传开后，有的群众因不满征粮过高而借题发挥：雷为什么没有劈毛泽东？对此，毛泽东同志听后没有发火，而是心平气和地说，群众有意见，说明我们工作上有毛病。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此后，毛泽东同志立即派人调查核实征粮问题，并对边区征收公粮任务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整。从这件事上，毛泽东同志认识到发展生产的重要性，于是号召边区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同志这种闻过不怒的宽广胸怀令人崇敬。

在新形势下，建设和改革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就应当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善于听取各种意见和建议，虚心接受各种批评监督，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很多时候，有的问题自己意识不到，群众及时敲敲警钟，就会顿然醒悟，防止小错铸成大错。接受批评难，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接受批评难。有的对来自上级的批评往往能够接受，但对群众的批评都不能正确对待，有的认为听取群众的批评“掉价”，容纳群众的意见显得自己没本事，对批评充耳不闻，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有的甚至认为批评者是和自己过不去，对爱提意见的群众另眼相看，当面给脸色，背后穿小鞋。这些做法与党的优良作风大相径庭。能否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不仅关系到领导者本人素质能力、品德修养的完善和提高，而且关系到领导者在群众中的形象。领导干部应该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从善如流，不断提高个人素养，培养闻过则喜的雅量。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指对别人给自己指出的错误缺点，如果有就改正，如果没有，就用来勉励自己。语出《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宋代朱熹《集注》：“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且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汉文帝是以纳谏从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著称。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发生了日食，文帝因此下诏说：“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得宗庙，以微妙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乞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建。”

这个诏书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诏书指出，“天下治乱，在予一人”，治养百姓是君主应尽的责任，如果君主不能治育群生，这是一种“不德”的行为。二是为了纠正君主的“不德”，文帝刘恒提出举贤良方能直言极谏的方法，即直言君主的过失，荐举敢谏之士。诏书下达之后，许多臣僚上书言事，促使言路开通，政治气氛活跃。更重要的是，后世君主仿效汉文帝因灾变求言，相沿成为惯例。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于汉文帝多次诚恳求言纳谏，促使臣下大胆进谏。如颖阴候骑贾山上书治道以秦为鉴，骑郎张释之谏文帝执法不平，郎署长冯唐谏文帝任将不专，贾谊上《治安策》，晁错上言兵事等，皆言辞激烈，但文帝能优容听谏，有所采纳，以广谏诤之路。晁错在上言中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刘恒回答：“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强调君主要明智，有准确的判断，否则“万听而万不当”。真可谓经验之说。清代学者对此评论说：“人君时时得闻过失与其知见之所不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则天下国家其有不治也哉！”汉文帝刘恒有此等广阔之胸怀，当代领导者岂能小肚鸡肠！

第五，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上，要严以解剖自己，居功揽过，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鲁迅多次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他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能够看到古人的全貌，做出中肯的评价，也常常用解剖刀解剖自己，不断地清除自己“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唐代韩愈在《原毁》一文中说：“责己也重以周”，“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就是说，对自己严格而且周全，就不会懒惰、懈怠；对待别人不求全责备，所以，即使有了错误，也愿意弃旧图新，改邪从善，高兴做好事。相传宋代的范仲淹、苏洵都建有“功过格”，将所做事逐日登记，好事记数，坏事退除，借以考察功过。周恩来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所罕见”的伟大，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毫无疑问，与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品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人总有缺点，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因而，他善于把自己作为客体来无情地解剖，能够准确地认识自己在党和人民事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对自己的思想、行动能做出恰当的评价，勇于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强烈地追求精神品格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他认为：“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对自己要求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有一次，理发师给周恩来刮脸，他咳嗽了一声，刀子把脸刮破了。理发师十分紧张，不知所措，周恩来和蔼地说：“这不能怪你，我咳嗽前没有向你打招呼，你怎么知道我要动呢？”另一次，著名实业家、中国民主建国创建人的胡厥文陪同周恩来在机场迎接外宾。这时，天气突变，下起雨来，在场的同志赶快给周恩来撑起一把伞。谁知总理却说：“我不要撑伞，你也不要撑伞。”他还要求其他带了伞的党员领导干部都不要撑伞。然而，周恩来却走到胡厥文面前，说：“厥老，您的年纪大了，一定要撑伞。”胡厥文只好从命。过了一会儿看到大家都不撑，胡厥文也就把伞收了起来。总理发现后，又来嘱咐他撑伞，如是者三。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这样自勉自励严格地对待自己，十分宽厚地对待别人。

纵观古今中外，凡有辉煌业绩，深受人们爱戴者多为宽大仁慈之人。宽以待人不仅可让我们拥有知己友朋，也有助于我们干事从业。俗话说：“出门靠朋友。”宽以待人，扬长避短，使刘备广揽贤才，夺取天下；刚愎自用，匹夫之勇，使项羽众叛亲离，自刎乌江。同样，没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广阔胸襟，曹操又何以成就霸业？没有博大胸怀，吕不韦又何以门客三千，完成后世传奇《吕氏春秋》？没有社会和朋友们的宽容和关心，数学大师霍金和纳什又何以登上科学的高峰？

要宽以待人，更要严于律己。要修德养性，陶冶情操，不断祛除自身的小气，做到“我有功与人不可念，而有过则不可不念，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有过则不可不忘。”唯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变得豁达。英国前首相希思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还是一个年轻参议员的时候，曾遭到一位资深政客的攻击。某天，出席一个宴会，两个人在洗手间相遇，政客立即低头说道：“对不起！”希思不以为然地说：“没关系！只是我希望下次你可以在厕所骂我而在报纸上说对不起。”一个可以宽容别人，体贴别人的人一定也是一个快乐的人。因为坦荡，所以没有负担；因为开阔，所以没有抑郁；因为宽厚，所以受敬重。宽容的人通常是愉悦乐观的，当你对他人宽容，给他人便利时，自己的灵魂受到了深深的洗礼，心灵得到了一次爱的感悟。

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或许是一个微笑，或许是一句问候，或许是一次握手，或许是一声祝福，或许是一个眼神。在任何决定之前，请记得“退一步，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