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的发展

包括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在内的中国新闻事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了其发展史上的一个好时期。

延续上个阶段出版的新闻著述有：张静庐著《中国的新闻纸》(1928)和《中国的新闻记者》(1928)、周孝庵著《最新实验新闻学》(1928)、郭箴一著《上海报纸改革论》(1930)、陶良鹤著《最新应用新闻学》(1930)、吴定九著《新闻事业经营法》(1930)、李公凡著《基础新闻学》(1931)、杜超彬著《新闻政策》(1931)、季达著《宣传学与新闻记者》(1932)、赵敏恒著《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1932)、郭步陶著《编辑与评论》(1933)、胡道静著《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1935)、梁士纯著《中国新闻教育之现在与将来》(1935)、谢六逸著《实用新闻学》(1936)、刘觉民著《报业管理概论》(1936)、徐润若著《报纸发行学》(1936)等。此外还有新闻学术论文集，如管照微编辑的《新闻学术论》(1933)等。继1927年北京新闻学会创办《新闻学刊》之后，新闻学术期刊陆续创办，如北京新闻学会1928年创办的《新闻周刊》、1930年上海记者联合会创办的《记者周报》、燕京大学新闻系1932年创办的不定期期刊《新闻学研究》、创办于1934年由申时电讯社主编的《报学季刊》、1935年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发行的《新闻学期刊》等。

此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新闻学研究者是黄天鹏。

黄天鹏(1909—1982)，名鹏，字天鹏，广东普宁人。青年时代在北京读书，因被北洋军阀追捕而逃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新闻学，撰写《中国新闻事业》(1930)一书。1926年发起成立北京新闻学会，主编会刊《新闻学刊》。1928年8月，在北平《全民日报》主编中国新闻学会会刊《新闻周刊》第1～3期。同年年底在沪任《申报》主笔、《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编。1929年3月主编《报学月刊》。1930年开始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创办新闻学研究室，兼任沪江大学、新世纪函授学校教授，先后编写29种新闻学著作、6种新闻学论文集。^[1]1937年随上海记者团去东北调查。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重庆《时事新报》经理兼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1939年5月，日机滥炸重庆，《中央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等一度联合出版，被推为联合版经理。1945年担任中央印务局总管理处处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定居南京，从事侨务工作。1949年去台湾，曾任台湾“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先后兼任中央大学、政治大学、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政工干校、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教授。组织中国宪法学会，主编《宪政时代》。1982年3月24日逝世于台北。代表性新闻学著作包括《新闻学概论》(1930)、《中国新闻事业》(1930)、《新闻记者的故事》(1931)《新闻记者外史》(1931)、《怎样做一个新闻记者》(1931)、《新闻学入门》(1933)、《新闻学概要》(1934)等。黄氏以其新闻学著作之多、涉猎面之广、在新闻学研究中所起的组织和带动作用之大，实为该时期新闻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对“商业化”和“国有”两种报业经营方式都不满意，认为报纸应该由合法的团体经营，并组织专门协会对报业进行协调管理，以发挥报纸社会公器的作用。

将此阶段的新闻学研究置于整个新闻学术发展史上来看，除研究成果数量多外，其最明显的特点是研究更加专门化，即不再将新闻或报纸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而是对记者、编辑、评论、新闻教育、外人在华报刊、新闻政策、新闻经营与管理、宣传学等都有专门论述，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另外，学术研究进一步组织化，出现了新闻学术期刊，核心人物(黄天鹏)以及对学术史的梳理，^[2]学科意义上的新闻学更加凸显。

此阶段新闻教育也有新发展。1928年，谢英伯^[3]在广州创办中国新闻学院，后更名为中国新闻学校。这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专业新闻学校。次年，该校归广东全省新闻记者联合会主办，并迁往东堤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旧址。该校秋季起除设预科、本科外，并设附属中学部、华侨新闻学速成科、新闻学函授部。

1928年12月，顾执中^[4]创办上海民治新闻学院，任院长。由于资金不足，校舍简陋，第一届只招收40多人，夜间上课；以后开设日班，每期招生50多人，最多时招生100人。^[5]1932年后该学院改名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该校出版《新闻记者》月刊，附设中国新闻函授学校。学制两年，课程有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写作、报业管理、印刷、摄影、外文(英、俄、日语)、时事分析、历史、地理，国际公法、写事常识、哲学等。重点是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时事分析及摄影。每学完一个学期，即进行实习。招收的学生大部分没有高中文凭，但也有少数大学毕业生与留学美国的博士生。聘任的教师有严独鹤、李中道、戈公振和日本记者奥宫正澄。1940年8月，顾执中遭汪伪特务枪击负伤出走香港，学校停办。

该阶段创办的新闻系科比较著名的还有：

1929年秋，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从原中国文学科独立出来，正式成立，谢六逸^[6]任首任系主任，聘请戈公振、周孝庵、赵君豪担任相应课程，黄天鹏、郭步陶等也曾兼任教授。新闻系教师也去报社兼职，如谢六逸主编过《立报》副刊、《国民月刊》等。学制四年。培养目标定位“养成本国报馆编辑人才与经营人才”，课程设置则“理论与实践并重，教学与科研并重”。因此，非常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低年级去报社参观，高年级除实习外，还参与校刊《复旦五日刊》的编辑。1931年还成立了“复新通讯社”。该系师生还非常注重学术研究。1929年成立了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0年又由黄天鹏倡议成立了新闻学研究室。还曾创办新闻学刊、举办报刊展览。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下，产生了一批著述，既有学生的(如陶良鹤、郭箴一、杜绍文)，也有教师的(如谢六逸著《新闻教育之重要及其设施》、管照微主编的《新闻学论集》等)。

关于新闻教育，戈公振认为新闻学是无条件的一种国民必修科，新闻教育不仅仅要竭力提倡，而且应该十分尊重才是。^[7]谢六逸认为由于新闻教育缺乏，近代报纸在中国是早已失掉了它的功能，埋没了它的使命。因此，“新闻教育”在当时的中国是最切要的。在他看来，“新闻教育”应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在普通学校(初高级中学及职业学校)开设新闻学的相关课程，讲授新闻学知识，并指导学生为学校办校报等。开设新闻学课程有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养成，新闻阅览的研究，新闻好坏的鉴别，还可以为职业教育做好准备，通过报纸上的文字，感受到活鲜鲜的教育。二是在专门及以上的学校开办新闻学系，为报馆培养人才。在大学的文学院开办新闻学系或新闻学专修科，是学校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学生的需要。关于新闻学系设施的问题，他认为应包括三方面：课程、设备和永久的计划。^[8]他的这些论述既说明了当时我国开办新闻教育的基本背景，又阐释了其必要性以及开办新闻教育的条件。他还提出了在普通学校开设新闻课程的必要性。这些提法和建议一直到今天仍不乏实际意义。

1933年2月，成舍我^[9]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先开办附属的初级职业班，不收学费。1935年9月，又办附属高级职业班。1937年开办本科，但因北京沦陷，尚没开学即停办。

1935年创办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是政党新闻教育的代表。1934年，该校决定在外文系开设“新闻学概论”课程，马星野^[10]主讲。在此基础上，1935年成立了新闻系，程天放任首任系主任，次年由马星野继任。1937年，因战争爆发而一度停办，1943年恢复。作为政党新闻教育机构，该系把“笃信三民主义”作为宗旨之一，主要为国民党政文化宣传机构培养工作人员。课程设置主要参照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当然“三民主义”也是必修课程之一。除马星野外，陈固亭、俞颂华、潘公展曾担任相关课程的讲授工作。

除上述正规大学新闻教育外，还有函授新闻教育(如1931年创办的济南新闻函授学校)、大学与报社合办的新闻教育机构(1932年创办的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科就是该校与《时事新报》、《大晚报》、《大陆报》、申时电讯社合办的)、报社自办的新闻教育机构(如1933年创办的申报新闻函授学校)。

总结上述新闻教育的概况，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该阶段有了政党新闻教育，但从整体上而言，此阶段新闻教育基本上延续了1918—1927年间新闻教育的做法，只不过大多数由中国人创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