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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研究的深入与新闻教育事业的萌生

时间:2022-04-2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二、新闻学研究的深入与新闻教育事业的萌生中华民国成立后,新闻事业的大发展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深入,出现了集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于一体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作为一项事业开始在中国萌生。图7.2 邵飘萍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为我国新闻教育事业作出了开拓性贡献。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新闻学论著的大量出版上。

二、新闻学研究的深入与新闻教育事业的萌生

中华民国成立后,新闻事业的大发展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深入,出现了集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于一体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作为一项事业开始在中国萌生。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1918年10月14日成立,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任会长,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徐宝璜任副会长,徐宝璜和《京报》社长邵飘萍是专任导师。徐宝璜于1912年赴美国留学,学习经济和新闻学,1916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晨报》编辑(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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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徐宝璜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的标志,还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中国的新闻教育,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已有人建议,但均未实现。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应数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优秀人才。徐宝璜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他的名著《新闻学》,就是将其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举办的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于1919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名义出版。徐宝璜的《新闻学》,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赞誉该书“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邵飘萍(图7.2)在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他的名著《实际应用新闻学》也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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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邵飘萍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为我国新闻教育事业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当时,青年毛泽东正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探求革命真理,他参加新闻学会,并取得了听讲半年的证书。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有些会员,如高君宇、罗章龙等,后来都曾担任中共早期报刊《劳动音》、《向导》周报、《工人周刊》、劳动通讯社等的记者和编辑。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还出版《新闻周刊》,为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刊物,采用横排的先进编排形式,但仅出版了3期。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直活动到1920年12月结束。

此外,北京新闻学会在20世纪20年代时成立,并于1927年2月编印出版该学会的研究刊物《新闻学刊》,由黄天鹏主编,徐宝璜、戈公振等报界名流为它写稿,并选登过邵飘萍的遗著。1928年底停刊,部分文章后被编入1930年出版的《新闻学刊全集》。

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新闻学论著的大量出版上。除了徐宝璜的《新闻学》和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外,在1922年至1927年间出版的新闻学专著或译著还有: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任超的《新闻学大纲》、蒋裕泉的《新闻广告学》、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及其翻译的美国开乐凯撰著的《新闻学撮要》等。其中戈公振撰写的《中国报学史》,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被公认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曾多次重印、再版,并出有日文译本。戈公振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兼新闻学者,自1913年起在狄楚青主办的上海《时报》工作近15年,从校对、助理编辑晋升到总编辑。他在致力报业改革的同时,从事新闻教育与研究,发起组织上海报学社,1925年夏应聘在上海国民大学讲授《中国报学史》,后将所撰讲稿整理成书,于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仅1921年到1922年间来华访问的西方新闻界知名人士就有:英国《泰晤士报》社长北岩、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斯、美国新闻出版界协会会长格拉士、《纽约时报》名记者麦高森、美联社社长诺伊斯等人。他们在各地进行讲学、发表演讲,介绍西方新闻学和办报经验,影响广泛。1921年10月,中国新闻界代表6人参加檀香山世界报界第二次大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出席国际新闻界会议。1923年美商控股的上海《新闻报》创刊30周年,出版纪念册一本,其中收有西方新闻界头面人物的祝词、论文多篇,用中英文对照刊出,促进了中西报纸之间的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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