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研究演变探讨的尝试与启示

一、新闻学研究演变探讨的尝试与启示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环境与社会环境密切关联,新闻传播作为时代的记录者,其学术研究当然离不开对社会发展的考察。这五十多年的研究历程,前二十七年从新闻事业史角度研究还有不同的时期划分,但从学术研究的学术角度考察基本上处在同一个范畴,是一种具有鲜明的体制化色彩的政治解读式的新闻学研究。如同近代报刊时期的维新派和革命派,虽然政治主张不同甚至对立,但各自对报刊基本功能,如启迪民智等的理解仍处在同一个认识平台上。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反思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有关新闻学问题的种种讨论最终也都可以归结到这两者的关系上,这是一个所谓的新闻学自觉的时代。建立市场经济社会,新闻传播事业的“双重属性”的确认,新闻传播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的实施,使得学术研究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学说、传统文化和西方学术文化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资源,而新闻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分,为考察其学术研究的演变提供了路径的参照。这些内容与观点,某种程度上也都体现与增加了新闻学研究的“时间元”和“深度”。

关于学术研究,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2]当代新闻学的研究受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学术体制等各方面的影响,而要理清门户、把握流脉、臧否前贤,总是要牵连万端,或出入于文章典籍、或转换于时代空间、或作用于思想观念等等。研究者需要掌握丰富全面的文献史料,拥有广阔深厚的理论视野,具备科学严谨的批评态度,才能有效地驾驭材料,研求问题,取得满意的成果。显然,把握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远非一时之功、一人之力所能达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涉及到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新闻学术史或新闻学史有研究者提出了“通史”和“学案”两种框架体例,前者“以时间为经、以人事为纬,通过纵横编织而展现历史的原貌”；后者“以人物为纲串联学术史之网”,将学人的生平、主张与学术背景、社会环境结合进行历史叙事。^[3]无论用什么体例都需要研究者有渊博的学识和长期的学术积累,同时也有赖于新闻学科的自身成熟与完备。基于以上的考虑,作为论述策略,本书没有详细就具体的学科研究方向、具体的著述或人物的新闻学主张进行条分缕析的品评,而是尝试性地重点从社会环境变化所构成的不同学术研究语境,以及研究活动中学术思路的演进所涉及的观念、方法、知识等,来考察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以新闻学研究的相关问题为中心,运用史论结合的方式,在一个通观层面,作个人认识上的梳理,勾勒出新闻学研究不同时期存在的构成、内容与意义上的差异和影响的分析等的演变过程和特点。

通过上述考察,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有四个方面给人以启示：

第一,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可以通过“范式”(Paradigm)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来加以把握。“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一书中提出的理论。“范式”有模式、模型、范例等解释,基本含义有两方面：一是科学共同体,二是共有的范例。从一个时代到一个社会团体科学研究者,对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等都有自己的“共识”,形成一定的“范式”,当新的现象出现,原有的体系无法解释时,就产生新的假设和相应的研究而导致新的“范式”出现,科学的革命就是以这种“范式”演变的方式进行的,其理论在科学研究及认识论领域有广泛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也同样存在“范式”的变革,主要可以理解为社会的历史阶段发展不同,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任务和知识对象的变化,使得其研究面貌发生了整体的变化。有学者认为：“自从余英时(1984 年,本书作者注)借用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解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说便颇为流行。”余英时还将“范式”概括有广狭两义,“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既开启新的治学门径,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4]

本书涉及这一概念不拘泥于范式理论的特定含义,或是某种研究范式的特定的命名,而借用其最普遍的一般意义,来认识和把握新闻学研究的最一般特点及其变化。显然在“体制化”研究时期,新闻学研究为一种政治解读式,所采用的理论、方法、观念,乃至语言风格都与当今学术“多元化”时代的研究迥然有别,以至于仅仅通过阅读研究的文本或是几段文字,人们就可以判断出是什么时期的研究产物,这就是“范式”的功能,如果说新闻学研究活动是一种有关专业话语的论述,那么,当原有的词语不足以涵盖新的现象时,范式的转换就不自觉地开始了,所以,研究中使用的话语的改换是研究范式更新的直观表现。观念、体制、操作等构成了范式的不同层次与不同方面,并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在“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思想指导下的新闻学研究,与认可媒介的“双重属性”的研究肯定会发生观念上的激烈碰撞,以至于会引发学术之外的纷争,也会在范式交替转换争夺的关键时期表现出来。在具体研究操作过程中,采用实证的、数理统计的方法和采用思辨的、文献分析的方法,具有不同的研究风格,也产生各自的“学术共同体”等等。对于新闻学研究演变中的种种现象及其变化,范式概念的引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史论结合的分析工具。

第二,新闻学研究的演变,与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密切关联。整个社会生态发生变化,学术生态作为其中的一个系统也发生相应的改变,新闻学研究演变的线路图与之同步展开。新闻是时代的记录者,反映当前现实,同时还担负舆论导向的功能,与此相关的是新闻学研究的学术环境与社会及所反映的时代思潮有直接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闻思想、新闻研究方面继承了延安时期的传统,主要围绕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同时,借鉴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计划、集中的模式,新闻学研究也在统一的、有组织的计划体制下运作,而个性化研究淡出。改革开放时代,研究者反思这种政治与新闻不分带来的诸多问题,新闻学研究重新梳理政治与新闻的关系,新闻学研究的专业化和学术化更加明确起来。

社会的开放,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种种机会。西方传播学的引进,直接导致了新闻学研究的“升级换代”；各教育、研究机构,学会、刊物等建制方面工作的开展,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学术活动的平台；社会的进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发展,新闻学研究的视野也随之发生变化,出现了政治视阈、经济视阈、文化视阈和专业视阈等,构成了学者们研究所侧重的不同领域；学科之间开放交叉,学科边际效应日益显现,不同学科背景研究人员往来其间,改变了传统新闻学研究的版图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等等,这些都促使新闻学研究演变的发生。

第三,新闻学研究的演变,伴随新闻学研究对象——媒介的变化不断推进。媒介的发展为新闻学研究的演变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客观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考察媒介构成了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于其他研究的特点,即新闻学研究与媒介机构有着紧密的对应关系。新闻学研究无论是着眼信息、现象还是事业都离不开媒介,由于技术的进步,从媒介发展史角度考察,先后出现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它们有各自的传播形态和特点,并不能相互取代,而是构成一个互补的媒介系统。考察新闻学研究的历史,起初是“报学”研究,像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等都是以报纸为对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前后,广播、电视在中国取得长足的进步,为研究者关注,广播、电视方面的研究,逐步由开始踩着报学研究脚印亦步亦趋,到探寻和发现自我,在广播电视史论及实务领域都取得一批成果,诸如主持人、直播、收视率、节目策划与经营等等,已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和热门议题。网络传播的兼容性、互动性、虚拟性等方面的特点,对于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以现实社会、现实生活为依托的媒介运行法则构成了挑战,相应的新闻学研究的领域及其理论、观念、方法等随之发生调整、补充和完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论断,其含义表明了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它对于考察新闻学研究的演变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另一方面,新闻学研究与媒介机构的密切的联系也使得新闻学研究容易滑向具体的工作研究,成为就事论事的经验谈,学理性程度不高,从而成为“新闻无学”的口实,这是需要新闻学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四,新闻学研究的演变,从研究主体的代际与结构关系考察是个重要的视角。20世纪下半叶,新闻学研究人员构成可以分为四代,老一代学者早先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接触西方内容,对从苏联传来的新闻学研究的范式比较熟悉,在新闻学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至今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研究、业务研究的体系和框架都是他们亲手搭建的,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学术平台。中年一代研究者伴随改革开放而崛起,更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他们的研究摆脱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深化了新闻学的学科内涵。青年一代的研究者起点更高,有宽阔的国际视野,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熟悉各种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运用,理论的调遣、观点的生成显得风生水起、左右逢源,给新闻学研究带来生气和活力。第四代以在校的硕士生、博士生为主体,他们是研究的预备队,在前人学术基础上,跃跃欲试且初露锋芒。

四代研究者同时伴有不同的学科与工作经历,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下,集合在新闻学领域,使学术薪火相传,为新闻学研究做出了各自的努力。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作为,也有各自的舞台和表现,当然也面临着各自的问题。总之,受过良好的、规范的科研训练的研究者逐步增多,使得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整体学术研究水准在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