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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启后的新闻学研究

时间:2022-04-2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四、承前启后的新闻学研究新闻学研究的反思与自觉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西方的新闻学及传播学引进,新闻学术研究活跃起来,不同观点展开讨论甚至是交锋,这一过程中新的学术规范、学术语言表达方式还没有建立起来,类似大批判风格的研究惯性及“左”的思维语言模式一时难以摆脱,认为传播学是资产阶级的,而强调新闻学的当代性被视为要否定党报传统。

四、承前启后的新闻学研究

新闻学研究的反思与自觉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思想的解放,使新闻学术研究活动开始活跃,新闻摆脱了僵化政治教条的束缚,新闻的自身独立价值得到承认,新闻学研究也渐渐地由“他主”开始“自主”。比较之前的“体制化”新闻学研究,这一时期的新闻学研究逐步摆脱意识形态化的“大叙事”,在兼顾历史与现实的密切关联中,寻找合适的表达方式,使新闻学研究中空洞的主义话语得到扭转,并试图建立起新闻学的知识型话语,开启了具有范式意义的研究转型。通过艰辛的开垦,终于在贫瘠而又板结的土地上结出了果实,新闻学科的理论、历史、实务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同时,与学术研究相关的学校教育、研究机构、社团、刊物等也搭建起一定的框架,形成一定的规模,对外新闻学术交流也逐步展开,从总体方面讲,一个新闻学研究活动的平台已开始有效地运作起来。

在这一阶段的前期,反思极左路线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所采用的是,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清算假马克思主义,使得新闻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预期效果。西方的新闻学及传播学引进,新闻学术研究活跃起来,不同观点展开讨论甚至是交锋,这一过程中新的学术规范、学术语言表达方式还没有建立起来,类似大批判风格的研究惯性及“左”的思维语言模式一时难以摆脱,认为传播学是资产阶级的,而强调新闻学的当代性被视为要否定党报传统。在一些新闻学研究中依然是操持比较激昂的政治话语及思维运作,如“十年前,陈伯达、姚文元合伙炮制了《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出笼。这篇黑文(以下简称《到底》),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篡夺新闻舆论大权的黑纲领。揭露《到底》产生的背景,批评《到底》的谬论,肃清他们的流毒,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战斗任务”[27]。另一方面,一些具有开拓性和“异端”思想价值的研究文章,情绪化的色彩也非常明显,等等。

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还有一个特点,有关新闻学研究的最活跃力量还是处在新闻工作一线的人员,分析其原因,由于政治运动和学术体制的关系,新闻学的教育和研究机构受到抑制,尤其是到了“文革”时期,专家、学者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或被打倒,或被扫地出门,机构和人员都遭到极大的冲击,新闻专业的教学、研究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相对而言,新闻机构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还是一直在保持运转,“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新闻教学和研究机构才逐步恢复,研究人员再重新调整和集聚,所以,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记者、编辑等媒体从业人员成为研究的主体力量,也就决定了总体的研究状况,包括内容、趣味、思维方式乃至语言表达等特点。同时随着社会转型,新闻改革浪潮激荡着新闻学的研究与反思,两者互动共进,但丰富变动的新闻传播实践又不断地给新闻学研究提出新课题,使新闻学研究应接不暇,有时如同“三级跳”一般,过去和现在的问题还没弄清,研究还不充分,成果还没巩固,就要急匆匆地赶去研究下一个问题。所以,从“后视”的时态出发,当人们可以从容地站在一个更高的学术层次观察,可以发现有两个因素制约新闻学科发展:新闻观念的陈旧和研究方法的落后,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回顾近20年来的学术史,有评价将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概括为“思想淡出,学问凸现”,而80年代的学术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我们翻阅一下反思与自觉时期的新闻学研究的文献资料,确实可以印证这一判断并非虚言,大量的文章甚至整本书里没有一个注释,激情之下,通篇都在自我阐发,难免会或就事论事、或泛言空谈。陈平原将学风的“浮躁”与“空疏”归结为旧规范的失落与新规范尚未形成,结果是介绍多而研究少,构想大而实绩小,[28]因此,这种对这一时期的学术进行批评性反省,是完全必要的,而关键是把握好历史的尺度。“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80年代的学术思潮与社会思潮,是思想窒息将近30年以后的重新起步。如果能够考虑这一大限背景,我们评价这一年代或许有可能保持一种从容心态,在同情中理解,在理解中批判,方有可能避免现在正在蔓延的某种苛评。当时,一代学人几乎是在毫无继承、毫无依傍的条件下,突然冲出意识形态的牢笼,出现在一片空白的思想舞台上。我们可以说他们幸运——如此方能一举成名;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不幸——如此成名,注定他们要出洋相,要出丑闻……整个社会土壤亦久旱而盼甘霖,患有思想饥渴症。内外交迫,躁动不安,那样一种青春期性质的学术思潮,遭逢那样干旱的社会土壤,出现种种令时人汗颜令后人诟病的丑恶现象几乎是难以避免的”。[29]

从历史整合的视角来观察“反思与自觉”时期的新闻学研究,不难发现其中有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黄天鹏等为代表的“以新闻为本位”的研究回归,从思想史考察,“新时期”的社会思潮对“五四”传统有着精神脉络承接关系。新闻学研究者不仅关注新闻的社会功能、意识形态问题,也开始讨论新闻自身存在的本体问题,如新闻学的核心概念新闻价值、新闻的事实性、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新闻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等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问题,进行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近、现代以来社会动荡不安,而思想领域的路线斗争一直是长抓不懈,所以,新闻和政治的纠葛既有历史的因素又有现实的影响,新闻学要真正确立自己的学科地位,进行本体研究,调整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要解决好的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反思与自觉”阶段的新闻学研究的核心意义,使得新闻学的面目逐渐被勾勒清晰了,为新闻学科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随着新闻学探讨的深化,对新闻本体及规律认识把握的日趋完善,同时伴随新一代受过良好的专业研究训练,善于接受新事物的新闻学研究者的成长,更加学术化的新闻研究风气开始形成,摆脱了政治化研究的影响,或者说分清两者的研究对象及风格特点,同时开始注意学术研究的规范化问题,为下一阶段的新闻学研究的繁荣做了前期的准备和铺垫。90年代以后,学术话语独立,学院派批评崛起,新闻学研究的空间进一步拓宽,研究风貌有了新的气象,研究水准上了新台阶,新闻学研究进入多元化学术发展时期。

【注释】

[1]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邓小平论新闻宣传》,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2]《新闻战线上的革命与反革命》,《新闻战线》复刊号,1978年12月。

[3]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9页。

[4]刘少奇:《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一次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59、361页。

[5]《习仲勋代表中央书记处对新华社的宣传报道提出五点希望》,《人民日报》,1981 年11月11日,第1版。

[6]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第3页。

[7]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8]毛泽东:《要政治家办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

[9]《新闻战线上的革命与反革命》,《新闻战线》复刊号,1978年12月。

[10]王中:《论宣传》,《新闻大学》,第3期,1982年5月。

[11]甘惜分:《新闻论争三十年》,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

[12]参见童兵:《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13]胡耀邦:《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闻工作文献选编》,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页。

[14]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新华社新闻研究所:《邓小平论新闻宣传》,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15]黄芝晓:《回归本源,与时俱进》,《新闻大学》,2002年春季号。

[16]张隆栋、傅显明编著《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17]宁树藩:《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新闻界》,1998年第2、3期。

[18]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2页。

[19]以上研究成果资料部分参考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491~492页。

[20]甘惜分:《新闻论争三十年》,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21]转引自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

[22]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另统计样本的界定不同,有资料显示新闻类专业教学点在1978年有5所,参见洪一龙:《新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概况》,《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

[23]方汉奇主编《新闻春秋·中国新闻改革学术研究讨论会暨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4]赵凯、丁法章、黄芝晓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295页。

[25]方汉奇、李矗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页。

[26]以上有关社团、教育、刊物、研讨会等资料来源于《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等。

[27]《新闻战线上的革命与反革命》,《新闻战线》复刊号,1978年12月。

[28]陈平原:《学术史研究随想》,《学人》,第一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29]朱学勤:《五四思潮与八十、九十年代——对一种反省的反省》,《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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