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研究的萌芽期(～年)

一、新闻学研究的萌芽期(1834～1917年)

(一)混沌初开的新闻学“前范式”研究

报纸是最早的新闻事业,新闻学研究是从报业研究开始的。在中国报纸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不同的发展阶段,报纸的内容与形式发生了一系列的演变,人们对其的认识与把握也处在不断深化之中。到了近代,随着外报传入中国,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古代报纸“邸报”在内容、编排、出版、发行,以及语言文字的使用、读者对象的构成、传播的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使得报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国人对报纸从内容形式到结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人们在关注报纸的“传播知识、启迪民智”社会作用的同时,也开始对报纸究竟“是什么”、“能做什么”等问题感兴趣,新闻学研究由此混沌初开。

中国的新闻研究起点是从近代报业开始。1815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第一家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后陆续有文章关注或涉及报业自身问题,至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新闻学”正式提出之前,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新闻研究处在学科建立之前的“前范式阶段”^[2]。

“范式”(Paradigm)是美国科学哲学史专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一书中的核心概念。在他的书中并未对范式作严格的、统一的定义,只是给出范式的22种用法,如“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的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3]“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4]等等。库恩用描述性的文笔介绍范式的内涵,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库恩强调所谓“范式”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科学共同体,二是共有的范例。并用“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5]来进一步阐释,其含义有“符号概括”、“形而上学范式”、“价值”、“范例”等涉及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和遵循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操作要素方面的内容。

在库恩看来范式代表着一个学科的特有的内涵及学科成熟的标志,而范式的转换则促进学科的发展,而范式转换模式是：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时期→新的常规科学时期。前科学时期,就是共同的范式形成之前的时期；在常规科学时期,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争论后,由于一些著名的研究成就的出现,逐渐形成统一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范式的出现；在危机时期,当反常情况出现时,范式的概括力和解释性下降,人们会对其有效性产生怀疑,从而使反常发展到危机；在科学革命时期,危机的发展必然出现新范式,新范式的出现也是危机终结的标志,使科学发展进入科学革命时期；在新的常规科学时期,经过科学革命,新范式最终取代了旧范式,科学发展进入了新的常规科学时期。

这一阶段的有关报纸及新闻的研究从学科意义上讲,显然还没有达到成熟的范式的要求,但与后来的1920年前后徐宝璜及其《新闻学》时代的研究范式之间,存在学术上的内在理路关系,这种“前范式”特点突出表现为这一时期办报人在利用报纸进行思想启蒙的同时,通过相关的论述也开始对报学及新闻学自身的学科启蒙。所以,前新闻学研究时期都是围绕着学科启蒙展开,提出研究问题、产生学科意识,为新闻学的确立初开混沌。

目前发现的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新闻学专文的文章出现在1834年^[6],即英国传教师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中文月刊《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时发表的《新闻纸略论》一文,内容为近代报纸的产生、现状以及有关的出版自由的观念等。该文三百余字没有署名,属于一般知识性介绍,对中国读者而言具有明显的报纸知识启蒙的意味。

19世纪初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开始向海外扩展。在殖民主义浪潮的推进和裹挟下,一批批传教士、商人、政客来到了中国,带来了鸦片和资本主义的商品,带来了教堂、医院,也带来了近代报业。中文近代报刊发展的路线图是由海外到境内沿海商业城市,再由南到北,越来越多的国人接触到了不同于“邸报”的新型报刊,随之而来的是有关报刊的知识和新闻观念的介绍与传播。此时,外国人办报关注更多的是报道的内容、形式和传播效果等问题,如来自海外的机器、格致、舆图、象纬、枪炮、舟车,以及政治、教育、商务、天文、医药、卫生等方面的知识,读者对象更加普泛化为读书人、市民、商人等,不再是封建官僚、士大夫,语言文字的使用上也不同于传统的文言文,而是更加通俗化及用白话文。

总体上这一时期人们是从实用的角度去办报,而对报纸及新闻理论与观点的探讨和介绍是非常有限的。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一阶段西方报纸及新闻学研究本身也不是很成熟,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1918年蔡元培先生曾谈到“欧美各国,科学发达,新闻界之经验又丰富,故新闻学早已成立”,^[7]同时也指出“凡一科学之成立,必先有事实,然后有学理。以无事实则无经验可言；无经验,则学理亦无由发生……且经验之不足又不独吾人为然；即外国大学之新闻科,其成绩亦未能谓为完备”。^[8]蔡元培论述的是20世纪初的新闻学研究的状况,当时尚且如此,更遑论19世纪的新闻学研究了。

在外报的示范带动下国人也开始自己办报。如王韬1874年在香港办的《循环日报》在报刊史上有一定的影响,是早期国人自办报刊中最出色的一份,提出了强中攘外、变法自强的办报宗旨,在办报实践中对报刊进行了自我思考,尝试着带有本土化色彩的报纸与新闻方面的研究。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研究文章有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郑观应的《日报》,陈炽的《报馆》,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敬告我同业诸君》等。

(二)新闻学启蒙时期研究的特点

到了世纪之交,中国经历了“三千之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在社会动荡转型时期,在各种政治势力角逐中报刊时效性、广泛性、舆论性等特点日益显现出来,出现了维新派与革命派发起的两次办报高潮,其中的报刊活动与报刊思想对中国的报业及新闻业产生广泛的影响,也为中国新闻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内容。维新派与革命派在政治观点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就对报刊的理解与报刊功能的把握等,在学术上双方还是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和同一个认识平台之上的。这里存在学术层面和政治层面视角的差异。特别是“当时革命派由于集中全力于政治斗争和武装起义,做炸弹、入新军、联会党,支配了大多数成员的精力和注意,相对忽视了思想启蒙工作的时候,这个工作就由改良派特别是梁启超所自觉承担起来”。^[9]所以,梁启超的有关论述可以说是代表了这一时期报纸及新闻研究的最高水准,同时,其开创的“报章体”也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载体,成为一个时期的典型代表,作为“前范式”其研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研究者都是有办报经历的社会改革者,是当时中国社会具有世界眼光的先进分子。如王韬、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章太炎、孙中山等,他们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宰割,受尽凌辱,国势衰微,仁人志士开始上下求索,寻求救国的途径,办报是宣传他们政治主张、传播思想、促进社会变革等方面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并产生了强大的舆论效果。这一点也就决定了他们对报纸及新闻的有关论述,不是从纯粹的学术眼光去考察的,与20世纪20年代前后徐宝璜他们的“以新闻为本位”的研究的旨趣不同。

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报刊活动经历都非常丰富,但是他们与以后的史量才等职业报业家不同,办报只是一种手段,更大的目的是改造社会,实现或变法或革命的政治主张。所以,他们有关报刊活动的论述服从和服务于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他们的政治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中占据重要内容。换句话说他们关注及研究报纸,不仅仅是为了新闻的学术问题,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环境,以及报业自身的发展阶段等,都还不具备为新闻学术而从事研究的客观条件。他们的主要精力和思想主张都放在社会的变革上,报纸及新闻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一点是启蒙阶段报纸及新闻研究“共同体”成员的共同特点。

第二,研究的重心是报纸的社会功能,具有强烈的启蒙色彩。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1896年)的论述颇具代表性,他把报纸责任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认为国家的强弱与通塞有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10]梁启超赋予报纸一个重大而又严肃的使命。严复在《〈国闻报〉缘起》(1897年)中也分析了“《国闻报》为何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故一国自立之国,则以通下情为要义。塞其下情,则有利而不知兴,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国必弱。如各国并立之国,则尤以通外情为要务。昧于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龠而以为日圆；若是者,国必危”。^[11]

时代要求报纸担当起启蒙任务,人们对报纸的认识与关注在于其改造社会的影响力。此时,从研究主体上讲,对于新闻学科的本体把握还没有顾及得到,如基本概念界定的缺失,更没有报纸及新闻的理论学、历史学、实务技能训练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对报纸及新闻的研究是一种外部研究,往往是用新闻的方式来关注社会变革的事,重点不是对新闻学自身问题的关注。

第三,研究的文章为一种政论文体形式。它们往往根据现实的情形,利用报刊载体及对报刊的认识阐述看法、主张,并没有详细阐述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文章多为短文,具有明显的时事性和对策性成分。其文体的演变从王韬的“时论”到梁启超的“报章体”,形成一种内容与媒介相结合的行文体式。此时的报刊也没有细化到有专门的学术刊物出现,报刊本身就是这种政论文体形式的最佳载体,尤其是在社会的变动和转型时期,报刊在传播思想方面的各种媒介形式的角逐中脱颖而出,很显然比起书籍之类的媒介它的出版周期短、传播范围广,并且自身具备反馈与互动的渠道。人们在利用报刊发表自己的观点、对时局的看法的同时也发表了对报纸的看法,即用政论加时评的方式,完成一种报纸及新闻的研究操作。

时评性的政论与学术性的论文在产生的机制、文本的结构、语言的形式、社会的反响等方面都是存在差异的,但当时中国社会情态和研究者的心态,与纯学术探讨所需的内外环境尚有距离,两者被混为一体,这一过程中报纸及新闻研究文本普遍缺少学理性把握和精细化操作。

第四,研究文本处在一种杂呈状态。前范式阶段的新闻学研究就文本而言谈论规范、统一为时尚早,各种文体都有,如专文、发刊词、启事、奏章、演说词等。^[12]所谓新闻及报纸介绍与研究的专文是相对而言的集中论述,是新闻研究的主要方式。《申报》在创刊不久即发表一篇《邸报别于新报论》(《申报》1872年7月13日)的文章,介绍了两者在读者、报道范围、报刊的功能等方面的不同。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郑观应的《日报》,陈炽的《报馆》,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敬告我同业诸君》等达到这一阶段研究的最高成就。

报刊的发刊词、启事等提出了办刊的宗旨、理念,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报纸、新闻的认识,本身就是新闻研究的一种成果表现形式,同时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新闻学研究的重要的文献资料,梁启超著名长篇新闻研究文章《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就是以这种形式发表在《清议报》1901年12月21日的第100册上。其中提出了衡量报章水准的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13]。

洪仁玕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1859年)中的《太平天国办报条陈》提出报刊的功能“上下通情,中无壅塞弄弊者”,还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提出“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恶者。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14]

在语言方面以半文半白为主,还有公文体、报章体等不同的语言风格。梁启超论述新闻从业人员应具有“八德”：一为“忠告”、二为“向导”、三为“侵润”、四为“强聒”、五为“见大”、六为“主一”、七为“旁通”、八为“下逮”。^[15]十六个字意象悠远、韵味十足,虽稍嫌艰涩,细细品味之下,道理自在其中,同时也让人领悟到了语言的美感和魅力。而民国以后,黄远生在论及从业人员要求时,则通俗形象地强调：“新闻记者须有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并进一步解释“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之势力之所在,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16]

文本的杂呈与作者的身份职业的多样化有联系,他们中有文人、革命者,还有官员、商人等,如《报馆》的作者陈炽曾任户部郎中,《日报》的作者郑观应曾在广东、上海等地经商办实业等等,这些不同背景的人,在变革的时代投身到办报及论述报纸中来,从各自的角度展开了对报纸的认识。

(三)新闻学启蒙时期研究的影响

通过对新闻学研究萌芽期的启蒙主义研究范式的考察,可以了解到当时仅仅是“新闻纸”研究,并没有新闻学研究的提法,新闻学的研究还处在“前范式”阶段。当我们梳理新闻学研究的历史时,它提供了一个路标,从范式影响的分析观察,在以下三个方面为中国的新闻学研究的产生打下某种底色：

首先,报纸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换过程中是一系列政治变革的产物,报人办报有着鲜明的政治抱负和政治主张,为政治家办报提供了早期的式样,并对国人的报纸观念、新闻观念产生影响,同时也给中国的新闻学研究烙上政治印记,它更多地是关注报纸及新闻外在的社会功能。如梁启超对新闻学术的启蒙功不可没,但较多偏重观念的论述,表现为一个出色的宣传家,而这一时期新闻学本体论的研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诸如对新闻的事实、价值、传播等内涵都没能在学理层面予以展开。

其次,大量的有关报纸及新闻的论述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采用时评和政论的方式,多为办报人的感受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一方面是结合实际,不尚空谈；但另一方面也导致新闻学的研究还是停留在感性形态上,理性的抽象与逻辑的力量先天不足。这一式样也影响到以后的新闻学的研究,表现为应用和体会式的研究成分浓厚,相对而言理性的、学术的意味薄弱。中国的新闻学研究的发育过程,受新闻自身的报道特点与形式影响较重,往往是出现一个新的现象、端倪,还不等其沉淀,就急于概括,总结出一二三点来,缺乏理论的审视和历史的考察。

最后,研究者的构成普泛化,有政治家、理论家、学者、报人及新闻从业人员,受众也参与其中,而研究成果的载体也是多样化,有讲话、报告、总结、经验谈、论文等。新闻学研究不局限于专业领域的学者和以专业术语为主精深的、抽象的、规模化的操作,而是具有一定开放性的活动场所,这里也与新闻传播自身的覆盖性和渗透力有关,当然也反映出新闻学理的精深性不够,其学术的话语系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