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本来也会成为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他和邓小平于同一个月即1919年9月在国内参加留法预科班的学习,只是地点是在保定育德中学。和邓小平关系密切的李富春、李维汉就是从这所学校前往法国的,他们比刘少奇高一期。1920年6月,刘少奇回家筹备赴法经费,因军阀混战,京汉铁路中断两个月,刘少奇只得在北京滞留,因而错过了留法时机。于是,1921年5月,刘少奇与任弼时等人从上海去了俄国留学,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在此期间,刘少奇于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季转为共产党员。1922年春回国。
刘少奇在1936年二三月之后领导中共北方局,这本来又是一次与邓小平共事的机会,因129师抗战的区域就在北方局领导的区域,双方会因军队与地方的合作而有很多联系。但1938年3月,即邓小平成为129师政委后的两个月,刘少奇被调到延安,虽仍继续负责华北党的领导工作,但在当地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杨尚昆。同年11月,刘少奇改兼中原局书记,领导“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
1942年刘少奇再次被调回中央,回延安途中,曾于该年9月到达129师师部,与刘邓见了面,并在一起吃了饭,刘邓用了干羊肉来招待。邓小平说:“那是当时最好的东西了,我们很久没吃肉了!”两个“刘邓”单独会聚在一起,很可能也就是这一次了。1943年3月,中共中央组成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为主席,刘任两人为书记。刘少奇还参加军委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从此,刘少奇进入党的领导核心集团。此后他在党内的地位,1959年毛泽东在推荐刘为国家主席时有一个说明:“……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在北京已经二十年了。”
自1948年四五月后,刘少奇在中央主要领导成员中就已分工主要筹划建国大业和领导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与其他工作。1948年7月26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的工作要“正规”,“作长期打算”,并说:“我们是可以开始建设了!”1949年6月,他向中央郑重提出:“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发展和恢复中国的经济。”1950年他强调,必须做好两件最基本的事情:第一件是要彻底推翻旧制度从而在城市和农村中解放生产力;第二件就是发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以发展生产力。抗美援朝时期,他又特别指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20年甚至30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www.guayunfan.com)根据“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指导思想,建国前后,刘少奇对新中国的建设发表了一系列讲话。
对这些讲话,薄一波在1991年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评说道,这些构想,“来源于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但也小有歧异”。
“在大的问题上两者是基本一致的。比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时期)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民主主义有五种经济成分,……”
“歧异”发生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比如,对私营工商业,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强调限制,刘少奇则是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合作化,刘主张先发展后组织,不要怕农民冒富,党员也可以当富农;工业化方面,毛的方针是重、农、轻,优先发展重工业,刘主张农、轻、重,优先解决吃饭问题;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时间,毛主张从1952年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刘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
在那些讲话和稍后的讲话中,刘少奇还较早地认识到商品、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十分注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索。
早在1948年刘就指出:“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其他方面,江泽民《在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50年代中期,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60年代,他进一步提出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的这些思想和实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刘少奇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多数是在毛泽东对同一问题尚未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发表的,即使是毛泽东已经发表了看法,刘少奇再发表不同看法,在形成正式决议之前也是正常的,是很需要的。这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在遵义会议以来的党内生活中很正常。如1937年8月在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对日作战方针时,争论非常激烈,并不是“一言堂”,一人说了算。淮海战役,毛泽东亲自部署的并发表在《毛泽东选集》上的战役是“小淮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大淮海”,毛泽东后来说这是“一锅夹生饭”,也就是说他当时并不认为“大淮海”条件成熟,但他对“大淮海”非常高兴,大力支持,对刘陈邓也更为信任和重用。对刘少奇发表的上述各种看法,毛泽东有的说“很好”,有的说“还可以考虑”,有的也批评,有的也不满意,“形于颜色”。这本来是工作上正常的交流、协商和反应,但却引起了一些野心家的注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最先试图利用这种区别以达到个人目的的就是高岗。
建国初期,高岗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职。为了推翻刘少奇,高岗宣传了一种分裂党的观点,即把党说成两个,一个是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党”,另一个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区党”或“军队党”。因此,在从事阴谋活动中,高岗就以“军队党”的人员为主要活动对象,邓小平自然也就成了他拉拢的主要对象之一。邓小平后来回忆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是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工作上的联系多起来,就是从处理高岗问题开始的。
高岗见自己的问题暴露后,试图向正在杭州休假的毛泽东“解释”。毛泽东于1954年1月22日致电刘少奇,明确表示,高岗不要来杭州和他面谈,“他(高岗)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在此之前,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曾于1月16日将高岗的检讨送交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审阅。根据这一指示,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又于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还于2月3日和朱德、陈云、邓小平找饶漱石谈话。随即,正式批评高、饶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毛泽东仍在杭州休假,全会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和邓小平分别具体主持对高、饶的批评。1954年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言,其中说到了刘少奇在1949年初发表的“天津讲话”,这是当时高岗用来打倒刘少奇的主要炮弹之一,后来又成为文革中林彪集团用来打倒刘少奇的主要炮弹之一。对这个讲话,邓小平明确地说:“我认为刘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高、饶主要是有野心,搞阴谋,分裂党,但与刘少奇在思想上也有严重的分歧。1949年5月,刘少奇曾经致电批评高岗领导的东北局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毛泽东审阅修改批发了这份电报,并亲自起草通知,要求各地“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1950年春,刘少奇又批评东北局在农村立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限制单干、限制雇工等方面“左”,要求东北局“防止急性病”,等等。因此,高、饶实际上是新中国出现的第一批“左”的代表人物,反高、饶,实际上也是一次反“左”。
1954年邓小平成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1956年,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常委班子,并出任书记处总书记。虽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但工作重心显然转移到了党中央这一块。此时到“文革”,刘少奇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两人工作关系的密切,是很自然的。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话时说,“刘、邓互相合作”,并点了两个典型事例,一是“八大”决议,二是“后十条”。
“八大”决议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通过的。“八大”政治报告,毛泽东主持了十九次会议进行了讨论,每一稿几乎都送由毛泽东审定,很多问题都经过毛刘共同商量后才最终确定下来。通过政治报告的决议是1956年9月2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大会的。当然,刘少奇主持“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并由他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邓小平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主要成员,排名第三,仅次于刘少奇、陈云。此时邓小平还是中央秘书长,主持“八大”会务,“八大”时又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刘邓配合多一点,对“八大”政治报告具体内容的形成实际作用大一点,也是自然的。
“八大”决议后来成为一个“问题”,主要是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问题。
“八大”政治报告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矛盾。”相应的,主要任务就是经济文化建设,工业化建设。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其理论依据的前身,完全正确,极其重要。但仅过了一年,就令人极其遗憾地修改了。这种修改,当然要集体负责,但显然与刘、邓当时的思想不合。
1957年4月,“人民内部矛盾”紧张,中共已开始很快就转为“反右”的整风运动。但邓小平在西安发表讲话时明确指出:“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把防止“闹事”和发展经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联系在一起。他直率地说:“有些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闹事,就是因为总觉得国家给他们的太少了,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国家对不起他们。”“现在,共产党能不能领导学校,能不能领导科学?现在本事还不大嘛!”刘少奇当时的看法与此很相似,并其理论化,认为群众“闹事情”,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存在着许多不相适应或不尽完善的地方产生的。大社办多了,社会经济太简单、太呆板,升学难、就业难、分配不合理,再加上官僚主义,群众难免不闹事。刘邓的思路很清楚,“闹事”也是“主要矛盾”的反映,要从根本上制止和防止“闹事”,就要更好地坚持党的“八大”路线。
但是,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党的认识出现了严重偏差,一番激烈的辩论后,“主要矛盾”被修改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根据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和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亲自部署,新的主要矛盾论断只公开宣传两条道路的矛盾。但没有多久,《人民日报》分别于1957年12月28日和1958年1月25日分别发表江华和柯庆施在浙江、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江华的报告原文与八届三中全会口径一致,发表时由中央方面做了重大修改),并发表编者按,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主要矛盾这个说法公诸于世。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八届二次代表大会上机智地进行了修订,说:“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在其后一段时期,“阶级斗争”等影响还不是特别明显,影响特别明显的是“大跃进”。
“大跃进”造成了大饥饿,这样,在怎么样恢复农业生产上,刘、邓还有邓子恢、田家英等很多领导同志,在支持广大群众自发地搞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多种经营形式方面搞了一个“大配合”。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邓小平明确地对前来征求意见的同志说,赞成,并发表了那个著名的“猫论”。
1962年下半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公报。随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城乡轰轰烈烈地展开。1963年5月9日,中央发布了一个有关农村社教的决定草案,共十条,史称“前十条”。这个“前十条”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各地农村就“斗”了起来,斗死了很多人。9月,在邓小平、谭震林主持下,中央制定了一些政策。报毛泽东后,毛泽东亲自起草通知,要求把这些政策向全国宣传。继而在刘少奇主持下,经政治局通过,毛泽东批准,这些政策于1963年11月正式形成一个文件,也是十条,称《后十条》。《后十条》强调对干部和群众都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还规定处分干部不能超过2%,后又修改为一般不超过1%,最多不超过2%。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批评了刘少奇,并点名批评了“第二个十条”也就是“后十条”,认为刘少奇的一些说法做法和《后十条》搞“繁琐哲学”,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1966年5月28日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还有著名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在此之前,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书记处曾于1964年成立了一个五人文革小组,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长彭真。彭、陆、康都是书记处书记,周扬、吴冷西分别是中宣部和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这个小组由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领导。按规定,新成立的“中央文革”也是“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但一成立,他们就独断专行起来。
1966年6月1日,新华社和全国各种媒体播发毛泽东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批示,这是一张由康生策划的以聂元梓的名义于5月25日在北大校园贴出的大字报,内容是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当天,由陈伯达把持的《人民日报》未报中央,擅自发表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起来,把所谓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等“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此后几天,由陈伯达把持的《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大量煽动性的社论、报道和文章。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迅速在全国展开。
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大出刘、周、邓三人的意料之外。6月3日,三人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订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串联、不准打人等八条规定,并决定派出工作组控制局面,还要求“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6月9日,三人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于6月10日至12日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一个“漫谈”式的会议,参加者为毛、刘、周、邓四名政治局常委,其他三名常委,朱德、陈云没有通知参加,林彪请假。参加人员还有陈伯达、汪东兴和六个中央局的书记。康生因正在杭州陪同外宾,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中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会后,周恩来于6月16日至28日率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再加上准备与往返时间,因而有一段时间没有主持中央的其他工作。这样,“混战一场”的矛盾,集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两人身上。于是,继“刘邓大军”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刘邓路线”。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含冤逝世。时年71岁。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980年5月17日,邓小平在刘少奇追悼会上致悼词说:“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今天的人民更加深深地感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在很多方面,包括一些具体做法和说法,都留下了刘少奇的痕迹。邓小平随着刘少奇一起倒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他再次站起来时,也就有了新的姿态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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