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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人口思想探析

时间:2022-03-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邓小平人口思想探析党的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了精辟分析,其中人口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国情,这是中国现代化必须考虑的特点。3月26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人口增长要控制,应该立法。邓小平同志主张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解决人口问题正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相一致,科学地揭示了人口问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的内在联系。
邓小平人口思想探析_在风中行走

邓小平人口思想探析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了精辟分析,其中人口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国情,这是中国现代化必须考虑的特点。实现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一个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大课题。人口问题的解决,仅从人口再生产本身寻求解决的途径和方法,已显得远远不够。只有把它放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框架中加以考虑,才能达到最终效果,邓小平就是实施这一战略的代表。

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最早提出和倡导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思想的是周恩来和邓小平。周恩来于1953年提出中国人口增长“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邓小平同志在1953年就指示卫生部改变限制节育的态度和做法,帮助群众实行节育。在他的谈话和文章中对人口问题所作的一系列精避论述,概括了他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战略构想,总结归纳为以下主要内容。

一、控制人口增长,求得综合国力增强

人口问题主要包括人口总量、结构和分布以及人口素质问题。中国国情是国家大,家底薄,人口多,耕地少,特别是农民多,这种状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1995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2亿,占全世界人口总量的21.4%。由于人口增长,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从建国初期人均3亩多大幅度下降到现在的1.12亩。这意味着我国必须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1.4%的人口。中国要发展既面临经济科技文化落后的状况,又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小平同志指出,“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其基点在于“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全民所得”“让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是从整个社会全体人口的发展出发的。其目的正如小平所拟定的目标,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全体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当我们翻开历史画卷时。就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历史现实,毛泽东曾在1957年注意到中国存在的人口问题,说:“中国人多是好也是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1]“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2]这是毛泽东在坚持两点论看待人口多的同时,限于当时环境和时代诸因素,没有强调坏处的那一面怎样解决与预防。认为“革命加生产就能解决吃饭问题”的论断,是解放前夕提出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控制人口问题已日显严峻。[3]1978年邓小平复出,中国人口已由1957年的6.4亿增加到1980年近10亿。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1985年把人口自然增长水平降到5‰~6‰,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3月26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人口增长要控制,应该立法。[4]面对人口如此迅猛增加的态势,邓小平在坚持用两点论看待人口多的同时,更侧重于困难的一面。“人多有人多的麻烦,很多问题不容易解决。”[5]这表明他不仅认识到人口多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要大力控制人口增长,而且还预见到人口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6]他教育人们要有忧患意识,深刻认识我国基本国情,实事求是承认我们的困难,看到并承认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就是实事求是,用实际可见的人口问题激发起全体人民。他曾说:“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为严重的问题”“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些言语正是为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富裕起来的问题着想。小平同志在设计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充分考虑到底子薄、起点低的国情,采取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由解决温饱到小康,逐步达到比较富裕的程度,也正是如此,小平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以求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进一步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地位的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对人口形势的分析所坚持的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既要肯定成绩,又要看到存在问题的方法被人们所接受。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离不开人口的有效控制。

二、从全局高度论人口,以求彻底解决人口问题

实现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由穷变富,人均经济产量由小变大。那么把人口问题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来考察,把人口与发展社会经济结合起来是邓小平人口思想的又一特征。1986年4月,邓小平接见日本福田赳夫时说:“实行计划生育可使中国更快发达起来,中国对人口的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以我们的切身利益出发的……这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认为实行计划生育可以使中国更快地发达起来。”[7]在这里,小平同志确立了人口问题的本质问题,即发展问题,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口问题。因为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就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种需求面临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不断增长,同时也面临人口的不断增长。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必须相互适应,相互协调,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邓小平同志主张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解决人口问题正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相一致,科学地揭示了人口问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定了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步骤,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8]从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代表的人均产量看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本身就包含了作为分母效应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为了减弱分母效应的消极程度,结论是必须严格控制我国人口增长。“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因为从我国的粮食产量、钢产量、煤产量等来看位居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过多,按平均计算就大大落后了。如果没有“人均”观念,不计算人均指标,就会盲目乐观,也不可能摆脱贫穷,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因此,根据资源、环境来确定人口数量,使人口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协调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这样把人口问题妥善解决,才谈得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的观点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我国许多地区为此创造发明各种可行操作的示范典型,少生快富工程、佳家工程、幸福家庭等就是把计划生育与发展经济,帮助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建立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创造的实践结晶。中央还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坚持“三不变”,即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变,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不变,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落实“三为主”,即计划生育工作既要抓紧,又要抓好,必须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实行“三结合”,即计划生育必须与发展经济相结合,与帮助群众勤劳致富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家庭相结合。

邓小平顶住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指出:“有少数外国人骂我们的人口政策,他们真正用意是要中国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中国的人口如果不加控制,到本世纪末就会达到15亿,人口增长会超过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9]

三、提高人口素质,走综合治理的道路

邓小平指出,我国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这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人口质量,既看到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一面,又强调人口质量的提高。对人多带来的困难敢于正视,对优化人口结构,充分发挥现有人口的作用尽早提出要求。他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0]他把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看作是“关键”,把劳动者素质的高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看作是我国国力强弱、经济发展后劲大小的决定因素。邓小平同志把握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特征,认为经济效益的大小,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高低,这就要引导并要求人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智力投资上,少生快富,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他说:“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11]他强调“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告诫我们“一定要坚持”。他既重视人口数量的控制,又重视人口质量的提高;既强调加速社会的全面发展,又强调优化人口结构,充分发挥现有人口的作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充满了唯物辩证法这一哲学思想,对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起着重大作用。

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大约少生了3亿人口,每增加1亿人口的时间由过去的5年延长到7年(3年自然灾害时期例外),从而为我国经济起飞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人口环境,基本解决了12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些成绩都得益于邓小平的人口思想及我国制定的人口政策。

【注释】

[1]《毛泽东接见全国学联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57年12月14日。

[2]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3]引自《人口与经济》,1997年,第4期,第20页。

[4]引自《西北人口》,1997年,第2期。

[5]邓小平:《关于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1982年5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0页,第361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

[7]《邓小平会见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主任萨拉斯的谈话(1980年9月9日)》,《计划生育简报》,1980年9月,第9期。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6页。

[9]邓小平会见意大利总理克拉西时的谈话,1986年11月1日。

[10]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97年5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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