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研究的分化期(～年)

三、新闻学研究的分化期(1938～1949年)

(一)新闻学研究分化的背景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社会面临巨大的危机和挑战,作为报道社会变迁、反映和引导舆论的新闻事业更是走上前台,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报道。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政治集团的较量,最后也以战争形式见分晓。无论是民族的、反侵略的战争,还是关乎中国前途光明与黑暗的大决战,新闻传播都被卷入政治中心中来,这一时期新闻领域也存在所谓“中间路线”、“第三势力”媒体及人物的某些作为和影响,但新闻服务于政治的宣传工具性已成为主流,这是中国社会赋予新闻的历史与现实的使命。显然由于时代的变迁,语境的不同,新闻事业及新闻学研究需要有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其变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新闻学研究从以“新闻为本位”分化出来,转向宣传研究,并在党报的体制下,逐步形成一种意识形态特色的话语体系,形成一种立场坚定、思想统一、具有鲜明的主义思想的“党报宣传”的研究的主导范式,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如此。而两党之间的政治对立,又加剧了“党报宣传”式研究的内部分化,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研究价值取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难日益深重。新闻学研究者们自觉地把新闻与国家前途、民族兴亡联系起来,1936年5月,燕京大学新闻系举办第五届新闻学讨论周,其主题为“新闻事业与国难”,标志从新闻学的角度对抗战的关注以及一种共识的形成。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各党派和全社会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中国的新闻界投入到抗战建国洪流中去,新闻学研究也纳入抗战体系中,“战时新闻学”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主流。一批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其中有梁士纯的《战时的舆论及其统制》(1937年),任白涛的《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1938年),任毕明的《战时新闻学》(1938年),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9年),张友鸾的《战时新闻纸》(1938年)、《到敌人后方去办报》(1939年),田玉振的《战时新闻工作的途径》(1944年)等,同时,新闻学术期刊的文章也以“战时新闻学”为探讨的重点。

这一时期的新闻学研究中提出“新闻学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的主张。任毕明认为“人类是政治底不断斗争的动物,社会是不断斗争的场合,历史是一部不断阶级斗争的记录,新闻学是和政治经济哲学诸社会科学一样的成立存在和发展的,它的根据,是社会的现实形态。……新闻学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战时新闻学,是反抗侵略压迫而斗争的战争的工具”。^[38]战争环境是个特殊时期,是个容不得自我与超脱的时期,这也就决定了新闻学研究者往往从军事角度,从政治功用的角度研究新闻学,强调宣传,张友鸾就提出“宣传上要求发生宏大的力量……有时与新闻学的原则稍有出入,我们不必去顾忌”,“新闻纸要与军事斗争配合,新闻也得不厌诈”。^[39]

战争的环境、民族的危亡赋予新闻事业浓厚的军事斗争色彩,也给新闻学研究在理论基础及语汇方面的使用上打上深深的烙印。这些新闻学的研究与之前徐宝璜时期强调新闻本位、强调事实客观性的新闻学研究有了一定的变化,强调事实的选择、宣传功能和阶级性。1933年张友渔在《新闻性质和任务》中对新闻界定时认为,“新闻是社会的一种现象,是社会意识的一表现。所以说到新闻的性质和任务,也不外是以社会组织为基础,应社会实际需要而产生的东西”,“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之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之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之一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之阶级斗争的武器。”^[40]

此时,在中国社会人文环境里,政治话语是无可非议的中心,这不是哪个党派或个人的意愿,而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三四十年代血与火的现实洗礼,使得理论风格也与之相适应,变得大刀阔斧、粗犷有力起来,学院式的考证思辨、精细阐释、幽雅心态,都因裹挟到时代的洪流中而显得无声无息了。新闻学领域研究也是如此,操作的概念更多地是“阶级”、“党性”、“战线”、“斗争”、“方针”、“政策”、“人民群众”、“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等等,由这些概念所构成的新闻观念,成为新闻研究相当一段时期内的理论资源和运行的话语环境。其惯性从革命的、战争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直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与世界接轨的时代,新闻研究领域这些过于政治化的话语开始明智后撤,回归理性。

(二)“党报宣传”研究内涵及历史形成过程

新闻学研究的分化是相对于徐宝璜时代个人化、专业化的研究而言。这一阶段的研究体现出一种紧迫的使命感、组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围绕“党报”和“宣传”展开,同时国共两党的政治对立造成的全面冲突,使得报纸和新闻学观出现两极分化的状况。

随着国民党政权对全国的控制,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通过《设置党报条例》和《指导党报条例》,对其党报的宣传内容、组织纪律、津贴标准各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规定。1930年,又提出了“党报的原则：(1)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以党的政纲为宣传材料；(2)站在党的立场,以中央的态度为态度,严守党的秘密,绝对受上级党部的指挥；(3)尽量避免为一派一系所利用,维持党德”。^[41]国民党统治区尤其是城市地区,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教育、资信及媒介业发达地区,新闻学多为引进、参照西方新闻学的内容,并发展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内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张友鸾的《战时新闻纸》(中山文化馆,1938年)、任白涛的《综合新闻学》(商务印书馆,1941年)、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年)等。

共产党在自己的根据地、解放区办起了自己的报刊、通讯社、电台,逐步发展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新闻学说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发展早在1922年,从李大钊《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说》开始,1933年在苏区,博古发表过《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组织者》的文章,1936年张友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新闻学,出版了《新闻之理论与现象》,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范长江、萨空了等人,由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派,丰富了其学说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及学说主张比较系统化、理论化的阐释是在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时期,即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实行改版。这一天,《解放日报》登载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同时发表了改版社论《致读者》,社论论述了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及组织性(指导性)原则。

随着整风改革运动的深入,延安《解放日报》又提出了“全党办报”的方针,强调党报必须由全党来办,不是依靠几个报馆同仁来办,党报工作者必须认识到自己是整个党组织的一分子,自觉地把自己融于党的集体之中。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按照资产阶级同仁办报的思路办报,一切依照个人的意见、性情与兴趣办事,闹独立性,就一定会出乱子。在新闻工作的整风改革中,《解放日报》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文件、社论和理论文章,如毛泽东的《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解放日报》社论《致读者》、《党与党报》、《本报创刊一百期》、《提高一步》,胡乔木的《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陶铸的《关于部队的报纸工作》等等,对党报的性质和作用、全党办报的思想、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党报的群众路线、党报的文风、无产阶级唯物主义新闻观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新闻观的区别等,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初步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说的理论基础。

1943年9月1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出发,用理论化的语言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有关基本问题。文章论述了事实第一性的“新闻的本源”问题,对“新闻”的定义作了界定,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42]文章还论述了“新闻如何能真实”的问题,既基本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中新闻必须具备“五要素”(即时间、地点、人名、事实的过程与结果),又指出仅仅有“五要素”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才能写出真实的新闻。

1947年,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领导下,《晋绥日报》开展了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反对“客里空”运动。《晋绥日报》发起的反“客里空”运动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并通过新华社的宣传报道,从晋绥解放区推广到其他解放区。

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离开陕北赴河北平山,途经晋绥地区。4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在听取报社工作汇报后发表了重要谈话,即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的这篇“谈话”精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作用与任务,毛泽东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关于办报的路线与方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风格,毛泽东指出：“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关于党报工作者的学习与修养问题,毛泽东认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等等。^[43]

1948年10月刘少奇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为新闻工作者适应新的形势、完成新的任务提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并深刻阐释了新闻工作与任务,强调新闻工作是加强党同群众联系的重要一环。提出了作为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四个条件：“(一)马列主义的修养；(二)政策路线的知识；(三)正确的基本态度；(四)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44]

毛泽东、刘少奇的针对新闻工作者的谈话,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党的领导者,作为一个即将诞生的新型国家的决策者,上述论述在新闻工作及新闻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这些承载着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的历史文本,反映了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所作出的新闻学意义上的思考,体现在文本中的概念使用、叙述方式、逻辑体系等,都直接进入了中国新闻学说史中来,并构成了这一领域的特质,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最后取得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及新闻思想也在同步发展,新闻学研究也建立起自己的话语系统,为当代新闻学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和范式。其话语系统是在战争环境下产生的,具有强烈的斗争与宣传意识,具体通过讲话、文件、社论等载体形式反复地操练,在整个新闻传播领域和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普遍的认知模式。从学术的角度考察侧重于强调新闻功能的探讨,兴趣在于如何利用新闻推动各项的开展,而学理性、系统性的把握不是重点,当然环境的紧迫、生存的压力没有那种不带功利性的学术研究条件,这点与徐宝璜时代以“新闻为本位”的研究不同,有点类似梁启超时代新闻学启蒙研究的特点。人们习惯于利用新闻谈阶级立场、思想战线、方针政策,少见谈新闻本身的。“以新闻为本位”的价值独立和党报宣传的意识形态之间有着不同的新闻学研究动机和目的,长期以来新闻学研究在“主义话语”的光环下失去了自我,不知不觉地演化成谈新闻问题就是谈政治问题,甚至极端化地上升到路线斗争问题。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在反思“新闻是什么”的有关新闻本体研究,也在厘清“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中,逐步将新闻从社会、历史、使命、责任、教化等一系列过于政治化的重负之下解放出来,使得新闻学科得以按正常的学术路径发展。

【注释】

[1]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19页。

[3]〔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9页。

[4]同上书,第21页。

[5]同上书,第163页。

[6]1833年底还是1834年初有不同的说法,见李秀云：《第一篇新闻学专文到底何时刊出》,《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2期。

[7]蔡元培：《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1918年),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9页。

[8]蔡元培：《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期满式训词》(1919年)。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8页。

[9]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91页。

[10]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1]同上书,第98页。

[12]据统计,这一时期新闻学专文约有50篇,报刊的缘起、序文、启事、广告等42篇,奏章、演说词及其他11篇。见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第35页。

[13]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14]同上书,第5、6页。

[15]梁启超：《国风报·序例》,《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页。

[16]黄远生：《忏悔录》,《东方杂志》,1915年11月10日。

[17]徐宝璜：《新闻学》,余家宏等编注《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18]蔡元培：《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1918年),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199页。

[1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页。

[20]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余家宏等编注《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422页。

[21]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余家宏等编注《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页。

[22]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23]薛其林：《民国时期学术的主要特色与成就》,《光明日报》,2004年12月21日,第8版“理论周刊”。

[24]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25]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676页。

[26]林友阑：《中国报学导论》,台湾学生书局, 1974年版,第37页。

[27]陈力丹：《20世纪世界新闻传播的重大变化回顾》,方汉奇主编《世界新闻传播1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6页。

[28]〔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9页。

[29]蔡元培：《〈新闻学〉蔡序》,余家宏等编注《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7年版,第9页。

[30]徐宝璜：《新闻学》,余家宏等编注《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页。

[31]同上书,第296、302页。

[32]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新华出版社, 2004年版,第347页。

[33]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34]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0页。

[35]徐宝璜：《新闻学》,余家宏等编注《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289页。

[36]徐宝璜：《新闻学》,余家宏等编注《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

[37]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38]任毕明：《战时新闻学》,汉口光明书局,1938年7月,第3、4页。转引自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39]张友鸾：《战时新闻纸》,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12月,第14页。转引自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40]张友渔：《新闻性质和任务》(1933年),张友渔：《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 1982年版,第117、118页。

[41]国材：《党报的职员》,福建《国民日报·新闻学周刊》,1931年9月18日,第19期。转引自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42]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43]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154页。

[44]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