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研究与研究的分化

一、作为建构对话的传播研究史

近两年在写作《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蓝皮书》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持续的真切感受，即这一领域正处在研究范式的深刻反思与转型探索的胎动之中。其中既有持续不断地对主流传播学旧有范式弊端的不懈追问，也有在既有知识框架下不断左冲右突地寻求着创新之源；既有从跨学科视角横向拓展从而广泛引用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有从历史向度对传播学主要理论资源和经典研究的重新解读和再发现。回顾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的研究情状，这一总体的趋势更为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种延续与断裂并生、焦虑与冲动共存、反思与重建相融合的氛围，贯穿于传播研究实践所呈现的文本之中，形成了对研究史回顾来说极其困难的挑战：以何种视角能够包容这些分歧层出而又各有特点的研究文本，怎样为这种展开在学术交往平台上的共存编织一个更好把握的框架，特别是如何能够以对话的精神为这些文本建立起一种“互文”的叙事方式，如此等等，都对我们的回顾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诸多困扰。

将传播研究史视为对学术对话的再建构，这一出发点为我们对2015年传播研究回顾的叙事提供了方向和思路上的几个操作性考虑。其一，真正高质量有效的学术对话，需要以学术规范、特别是对什么是高质量研究的基本共识为前提；因而，我们的回顾舍弃了那些与基本学术规范有相当距离的文本；同时将选择的标准定位在：无论是侧重理论性研究还是经验性研究，研究者应当能够带来或大或小的思考洞见，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角度推进传播研究的知识积累。其二，具体对话的展开要围绕着特定的问题，问题的展开可以是不同理论脉络、不同的经验层面，无论背后的取向从方法上是定量还是定性、从理论上是功能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只要问题意识明晰并有一定的开掘，都有助于促成多元视角下的对话实践。反过来，我们建构这些对话的过程中，也要摆脱仅仅是“摘要”摘录的做法，而是努力围绕着当下传播研究实践展开所依托的重要问题，并立足于对研究文本如何解决问题、特别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思路和洞见的角度进行展开。其三，对话的展开离不开知识史的积累，以及从特定问题出发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反思性回顾，因而我们对研究史的梳理无论在论文选择还是内容呈现上都有着较为突出的历史意识，这也可能是一个偏向。

以上所说，是对我们研究回顾基本立足点的说明。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第一，传播研究分支领域不少，从问题的角度有助于我们突破既有分支领域对知识的分隔或局限。例如身处如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网络传播、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科学传播等等分支领域的学者，在很大意义上，尽管经验场域不同，他们研究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内在共通性，因而在我们的呈现中，试图在尊重研究细化对知识创新的重要作用的前提下，努力寻求既有研究在问题导向下的对话可能，这直接体现在本章的结构框架之上；第二，所谓研究回顾的“对话”不仅包括了对既有研究文本之间对话的建构，同时在根本上也是作者与所有研究文本之间的对话。众所周知，好的学术史研究一定有着作者自身明确的问题意识，是作者从问题出发与研究者本身的对话[1]。但是，限于作者的功力和本项目的时间，对2015年传播研究的回顾展现中，我们尚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作者的对话意识，主要体现在文本选择、框架设立，以及最后的整体评述部分。勿用多说，所有这些都带有作者本身的局限。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本章的论文选择。基本延续前两年的做法，我们以学界较为共识的四本大陆重要学术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现代传播》为主要着眼点，同时也关注其他新闻传播类专业刊物，和诸如大学学报等综合性学术期刊。首先通读这些学术期刊2015年全部论文的论文摘要，同时参照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的提示，再加上围绕相关研究在中国知网上以关键词进行搜索，最后遴选出论文140余篇，然后再逐一做文本细读，最终确立了对之进行分析呈现的基础文本。

与前两年不同，本章对2015年传播研究的回顾分析采取了更为简洁的分类方法尝试，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一、传播研究的问题梳理与反思性回顾；二、建构传播研究新范式的探索；三、传播研究理论资源的深入整理；四、传播研究在多维度上展开的经验研究；五、简要的评析。如前所述，这种分类方法主要立足于更好地与研究问题导向相契合，避免陷入到从传播研究分支领域出发所可能造成的知识分隔，在传播研究越来越强调跨学科对话和内部知识整合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也是从本文角度如何避免叙事框架走向支离化的一种操作性考虑。当然，这一处理方式会带来阅读把握上的某些困难，不过，对此也可能会存在着来自一种可能的互文对话效果的补偿，即将不同研究领域的论文并置在一个“标题空间”下，或许也会有新的联系或想象从中浮现。

二、传播研究的问题梳理与反思性回顾

在2015年传播研究中涉及到传播研究历史回顾的部分，既包括有学者对近年来传播研究状况的一般描述性，对总体传播学术史研究的反思，也包括从不同的传播研究分支领域出发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议题、理论与方法的细致解读，还有的从更为具体的角度展开了学术史的经验研究。如此种种，都对传播研究的知识积累带来了不同面向的重新理解。事实上，这种从自身领域出发的历史探究与反思，是学术共同体建构的必要条件。

1.对近年来中国传播研究的描述与反思

张国良与张巧雨的论文承接前续研究《传播学在中国30年：以专业期刊论文为研究视角》，对2008年以来的传播研究做了历时性的比较分析[2]。作者对传播学采用了国际较为通行的定义，即涵盖了理论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应用传播学等领域。论文选择高被引率（31次以上）的论文293篇进行了内容分析，由此得出的结论包括：近年来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不再如前30年那样表现为爆发性增长，而呈现出一种数量转向稳定、质量明显提高的趋势；相比前30年，传播学科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在研究方法方面，“实证”类论文越来越多，思辨类逐年下降[3]，但目前仍超过半数；在内容方面，“新媒体”与“政治传播”构成了最为热门的两大研究领域。

论文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即与新媒体研究相伴随的研究方法。作者认为，一方面各种新媒体、新技术的出现，带来各种新概念、新观念的流行，诸如“媒介融合”“渠道为王”“社会化媒介”“互联网思维”等等，使有关概念的界定、讨论乃至争鸣成为必要，由此促进了“概念推理”类论文的增多；另一方面，针对新媒体的探索性研究，十分适合使用个案研究、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从而推动了“定性”论文的更多产出。

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快速增长，该论文对此进行了基于SSCI数据库的量化分析[4]。作者指出，尽管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增长明显，但总体规模仍然有限。论文以篇均引用数为衡量论文影响力的指标统计发现，自1987年至2013年，发表过中国大陆学者论文的31份期刊[5]论文篇均引用数为7.1次，远高于中国大陆作者国际论文的2.16次篇均引用数。同时其影响也明显低于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此外，论文还对中国大陆发表国际新闻传播学论文的机构以及国内外合作状况进行了分析。作者最后也指出，SSCI期刊尽管总体上都非常强调学术规范，但内部依然存在质量和水平差异，档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注重国际发表的同时，需要警惕对数量的过度崇拜，更加强调对质量的专业追求，努力争取在高引用率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或努力在理论创新方面有所贡献。

在对中国传播研究现状的考察中，刘晓红、朱巧燕的论文对一种特定的定量研究方法——问卷调查研究做了内容分析[6]。论文分析了从1979年至2013年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现代传播》上以问卷调查为研究方式的全部论文，研究发现：①问卷论文数量和比例不断增加；②形式规范增强、实证精神欠缺。研究发现，2013年还有约三成的论文存在主要观察结论不依据研究结果得出的情况，包括结论脱离调查结果或随意引申调查结果；③理论关怀比例增加，但理论创新欠缺；理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简单的移植，即把外来理论直接应用到本土社会；④技术精制水平没有提高。作者认为，这个领域对抽样理论和具体方法的使用还缺乏了解和普遍共识，对抽样方法仅使用不探讨，对概率理论及各种统计方法的应用前提缺乏深入掌握，由此导致抽样方法的错误使用是技术上存在的主要问题[7]；⑤理论关怀较强的论文，其形式规范也较强。作者指出，尽管理论关怀和技术精致水平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但量化分析却发现二者存在着正相关。作者对实证研究的理论关怀问题的相关分析，使学术界对实证研究的批评落在实处，该论文对何谓“理论关怀”进行了内容分析上的指标操作化设计，涉及到的3个变量分别是：是否在理论导向下进行、是否有明确的研究问题或／和正确的假设方法，以及对核心概念是否有操作化过程。实际上，这些衡量指标不仅仅对问卷调查或量化研究适用，在一般意义上，对各种类型的经验研究都是一种重要的评价尺度。

刘海龙在其论文中认为，传播思想史的研究，除了正面否定主流叙事中的神话外，更重要的是反思其中的叙事方式[8]。作者分析指出现有传播学术思想史的编撰上存在五种主要结构，分别称之为编年式结构、里程碑演进式结构、大师主导式结构、学派冲突式结构和观念统领式结构。作者认为新的叙事策略可以帮助抵抗主流叙事的霸权，通过迂回的方式把注意力转向被主流叙事忽视或收编的“异类”，通过它们的发言，解放“灰色地带”那些熟视无睹被宏大叙事有意省略或遮蔽的部分，由此就要打破现有界限分明的分类体系，采取陌生化策略，悬置成见，暴露既有秩序下的矛盾与冲突。论文继而指出，所谓“灰色地带”就是连续之中的断裂之处与断裂之中的连续之处。

2.对国外传播研究议题、理论与方法的梳理

郭建斌的论文对媒体人类学的概念、学术研究历史进行了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媒体人类学所涉及的一些相关理论视角进行了简要归纳，力图呈现一个媒体人类学较为完整和清晰的知识图景[9]。

作者首先结合相关文献，认为媒体人类学是对媒体相关的社会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就其学术史，作者指出，尽管早在1969年美国人类学会就创造了“媒体人类学”概念，但主要意图在于指导人类学家应如何操作才能成功地借助媒体走向公众。有研究者认为，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其从生产到接受的研究视角的转向，为媒体人类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着陆点[10]。论文对这一新兴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视点做了归纳，特别提出在媒体景观、文化展演、想象、身份认同、权力、政治参与等六个议题，可能是未来媒体人类学学术创新的理论基点。

人际传播研究在近些年备受重视，且因新媒介激发了诸多新的议题。沈荟、王学成的论文对新媒体人际传播的议题、理论与方法选择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11]。论文指出，新媒体人际传播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作者对《传播学刊》（Journals of Communication）、《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Communication Quarterly）及《广播与电子媒介学刊》（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 Electronic Media）等美国三大传播学期刊中有关人际传播的论文进行了细致阅读，研究发现：在议题上，新媒体人际传播呈现出从微观人际传播向社会、政治传播领域拓展和深化的趋势，凸显出新媒体人际传播在个人和社会、政治间所发挥的桥接作用；在理论选择上，传播理论框架在新媒体人际传播中仍具有适用性，在方法应用上，以实证研究为主，缺乏人文与科学精神交融的成果。

作者在此基础上对新媒体人际传播的研究状况做了评析。从议题历史脉络来看，从2005年末到2006年新媒体人际传播发生转向，从原来侧重语言与非语言、CMC互动性特点分析转向更多有关自我呈现、人际交往网络的研究，2010年之后议题更趋多元，其中新媒体人际传播与政治传播结合的研究明显增多，其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影响研究也成为重要议题。但是，相对于研究议题的丰富性，该领域的并没有提出突破性的新理论与解释框架，诠释问题的逻辑仍主要建立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人际传播研究的传统理论之上。传播学的效果理论、社会心理学的拟剧论以及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社会动员理论，依然在新媒体人际传播研究中具有适用性，很少有研究能结合新媒体人际传播环境对传统的理论框架做出修正。

在另一篇有关新媒体人际传播研究的述评中，胡春阳也回顾了经由社交媒体的人际传播研究的新知识、新议题、新问题和新方法[12]。作者指出，从研究议题上看，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涉猎了人际传播研究的经典话题，既有对对比经由社交媒介进行的人际传播互动与面对面人际互动在发展关系、关系保持策略、自我揭示和形象管理、利用语言和非语言策略方面的异同，又扩展了传统的基于面对面人际互动产生的传播知识，甚至进一步检验了CMC理论中发展出的超人际传播。

该研究指出，中国经验几乎没有出现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例如作者将Facebook、Twitter、Youtube、Wechat、Weibo、Youku作为代表性社交媒介作为检索字段分别与“人际传播”“人际关系”进行交叉检索，没有发现任何针对由微信、微博、优酷进行的人际传播研究成果。

3.对全球语境下图绘批判传播研究与中国前景

曹晋、龚元的论文《图绘全球批判传播研究的关键议题》是论文集《传播与社会的批判研究英文读本》的导言，作者通过对其中所收论文的简要评析，梳理了全球化、新媒体技术语境下的一系列批判性重要议题[13]，特别是新媒体和商业主义构连的侵蚀、社会运动倡导、劳工抗争、阶级分化、社会性别等级化、技术监控等多种权力关系交织的社会情境如何宰制现代民族国家中的消费主体，并由此强调中国传播学应为全球贡献具有社会转型经验的现实关怀的批判传播理论。

就新媒体与阶级议题，作者以莫斯可的论文为例指出，未来传播学对“阶级”概念多样化运用以及对“知识劳工”这一新阶级具有探索潜力。莫斯可的研究认为，在新媒体技术引发传播产业革命、传播秩序充满不同阶级间抗争与协商的新语境下，应更多地将阶级作为关系和构成的维度来考察，尤其以此揭示知识劳工这一新兴阶级在传播劳动中的丰富体验。作者指出新社会运动的特点在于强调文化符码（cultural codes）的生产队社会运动的作用，社会行动者对身份认同的商议，以及社会运动的建构性和互动性的特质，批判传播研究展现了各类另类媒体为寻求民主与公正参与自行组织社会运动的经历，以及主要社会运动尤其是魂境保护对媒介的使用及两者间的关系。

在传播与劳工的议题方面，作者指出，在数字媒体继承并强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传播从业者被进一步剥削和异化的大背景下，“劳工”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原理的基本概念在传播研究中重新显示了其不可忽视的分析力量，有关新媒体与知识产业劳工问题的研究，涉及到当代信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强化剥削生产知识、信息通讯和传播技术等产品的劳工以及跨国、跨行业的工会协同相关的劳工运动如何抗争的问题等方面。针对新媒体与社会性别宰制议题，作者指出，社会性别的身份建构与权力关系如何在全球媒介文化产业中得以形塑、复制与强化，尤其是有关女性的数字传播生产与消费成为研究此方面研究关注的焦点。

围绕数字新技术的主力军“社交媒体”，作者介绍了一些在此语境下探讨自主性、公共性、公民权和隐私权等基本民主概念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以批判的视角深入发掘号称促进民主的社交媒体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暴露其在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下无不逃遁的对公平正义和公民主体性的压制，倡导用更理性的目光评析各大知名社交媒体的解放潜力。

赵月枝、石力月的论文《历史视野里的资本主义危机与批判传播学之转机》就新闻传播学的创新从另外一个层面指出，必须不断跳出既有主流研究框架甚至学科本身，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科学的视角，这不但能够拓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议题，而且可能将研究从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主义路径之中解放出来，树立起一种现实主义的研究取向[14]。

论文认为，今天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始终未能解决本土现实与全球显示以及西方理论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抛弃马克思主义视野的一个后果。论文强调一种“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认为其不但秉承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总体性关注并把政治经济权力以及阶级、社会抗争等作为最基础的问题，而且把这些问题放在全球视野中和不同文化间的互动维度来分析。

作者也指出了新形势下批判传播研究三个方面的聚焦点[15]：其一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包括对马克思经典的重读和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消费资本主义文化和数字资本主义危机中的新运用以及批判视野下的中国传播研究新问题意识、风险传播和生态传播等内容；其二是从批判的角度聚焦传播和学术的公共性问题；其三则是聚焦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和基于多样的全球时间来回答“怎么办”的问题。

赵月枝在另一篇文章《重构国际传播体系的中国贡献》中将中国传播体系置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语境下观照，提出中国需要在信息传播与文化建设领域全方位实现从传播技术创新到媒体价值体系的重构，从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危机的当下为构建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世界体系作出更大贡献[16]。作者批驳了一种期望通过在体制和机制上靠深化新自由主义改革而与美国接轨，从而在信息资本主义全球秩序中崛起、进而成为这一体系中的“中心国家”的企图，强调：①在技术创新层面，传播技术创新的核心价值取向和体制机制安排标准应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公共服务的需要，而非跨国资本扩张、寡头垄断以及满足个人消费主义欲望的需要；②从改变国际信息传播秩序的战略高度，在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及增进互联互通和互相了解方面，中国需要继续实行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实施的电信与媒体基础设施外援项目、区域性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和媒体多方位“走出去”的战略；③在全球媒体治理，尤其是网络治理的民主化方面，中国在积极促进现有国际体系框架内民主化改革的同时，也应继续开辟一系列双边、多边和区域性甚至全球化对话和沟通平台，特别是诸如“一带一路”和“金砖五国”这类的战略平台建设；④在人才培养层面需要改变在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全球信息地缘政治学以及全球传播治理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盲区，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和中国立场的国际信息传播管理人才。

三、建构传播研究新范式的探索

新媒介重塑新的交往关系，既表现在对现实中传播形态的巨大冲击，也带来了对传播知识逻辑的挑战。因应此冲击与挑战，传播研究的范式重构虽说已在国内外学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呼应，但真正将之落在研究实践过程中，是极其不易的。近年来国外传播学者对此进行了艰苦的不懈努力。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相关学者在此方面，表现出了尤为主动的努力。2015年在此方面的探索至少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以“城市传播”作为新范式的表述；其二，对新闻学研究新的方向的反思；其三，提出了“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的新的媒介史或传播史研究范式。《新闻与传播研究》对这些尝试给予了有力支持，分别刊载了相关研究成果，包括：在2015年7月、8月、12月以较大篇幅刊登了三组论文，前两组是城市传播理论范式与相关经验研究，后一组是“新报刊（媒介）史书写”。

1.作为传播研究范式重构的城市传播

孙玮的论文《城市传播：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强调扎根本土经验，聚合纷繁复杂的城市研究中各个面向的“传播”议题，建构起以“传播”为核心视角的城市研究范式，以此为基础，拓展主流传播学预设的传播与人之关系，重构传播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此种作为传播研究范式创新的“城市传播”绝非意味着在城乡两元对立的立场中落入城市中心主义的窠臼，也不是以内容（环境、健康、政治传播等）或者区域（社区、乡村传播等）或主体（国家等）作为维度的中观研究，而是试图以“城市”作为贯穿人类文明演变的基点，在人类“存有”方式的层面，也是力图在城乡关系以及城市与社区、国家、世界等多重关系视野中，以传播研究的新范式拓展传播与人的关系，从而回应当下传播革命与全球都市兴起的现实挑战[17]。

论文在综合城市研究、媒介研究学术史资源的基础上指出，城市传播研究范式的一个理论基点，是将“传播”理解为“构成主客体的中介化实践”。这一基点不仅构成了传播研究的转向[18]，也是人类思潮的一种转向，可以和语言学转向、空间转向、视觉转向等突破现代性范式的学术转向相提并论。由此而来的对传播与人关系的理解，就突破了现代性范畴下将传播视为主体之行动、目的之手段的从属地位，将传播理解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表征以及操弄，从而颠覆反转了传播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传播是主体的存在方式，是构成主体的方式，是主客体得以显现的实践场域。

论文还以“可沟通城市”的概念展示了重构的传播范式，如何落实在经验研究之中。作者认为，这一概念正是中介化思想在城市传播研究中的集中体现，它将“城市”视为一个关系网络的中介，而“可沟通性”正是作为中介的城市的核心价值。在此视角下关注四大议题：①城市如何既尊重多样性，又打破区隔；②城市如何达成时空感的平衡；③城市如何实现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④城市如何处理城市与社区、乡村、国际一级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

2.从网络化关系视角重造新闻学

黄旦的论文《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19]，将对新闻学的反思置于新传播技术带来的“网络化关系”的现实变革语境下，指出了新闻学重造已是迫在眉睫，这一重造包括要从网络化关系重新理解新闻传播，以网络化思维思考人才培养的目标，改革新闻学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等。同时，要否思新闻学原有的学科和理论前提，特别要将新闻学从规范性学科转变为经验性学科。

所谓“网络化关系”，该文综合卡斯特的“网络社会”、厄里的“因特网隐喻”[20]以及延森的“媒介融合”等理论资源进行了相关阐述，其要旨在于各种互相交往的网络，已在当下传播形态和社会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这些网络包括着三种维度的媒介融合：人的身体的媒介平台、大众媒介平台以及元技术——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平台，由此造成“交流和传播跨越不同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人类被纳入了传播平台的范畴”。包括新闻组织机构在内的各种传播者在此重构中成为“关系之网”中的各个节点，各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如何并不在于它们本身的属性，而在于网络中其他节点是否相信其能力。换言之，这些“转换者”遵循的是网络运行逻辑而非命令逻辑。

由此，需要重新理解作为一种职业实践的新闻传播，其自身网络与其他网络共存互动，呈现如下特征：①有位置但不必然有效力，网络关系始终以去中心和再中心进行着波浪式涌动；②媒介与社会的界限消失，只有自组织自滋生的多重相互联结；③真实、客观等理念将会重新被估量，网络关系中有着各种层面的诠释群体，意义的建构将成为重点；④作为一个节点，衡量专业新闻传播机构的不再是独家或原创性新闻，而是接入点和到达点的数量，转化转换数据的能力和水平。

所谓新闻学的“重造”，首先就是要将新闻学从职业和专业的眼界向“人类传播实践”打开，要改变自身的“规范”性质[21]，这并非意味着职业新闻实践不再需要规范，而是指这些规范需要在“网络化关系”中得到重新理解和确立，应该始终不断从新的经验事实入手，方能理解和分析新闻实践的状况，辨析乃至抽象出规范和原则，从而也使得作为规范性学科的新闻学能够与作为经验性学科传播学趋于一致。由此就需同时对新闻学“原来所坚信不疑的一些前提及其概念”进行改造，以“否思”（unthinking）方式对诸如“社会需要论”等前提及其构成对象进行整体清理。

3.新报刊（媒介）史书写：从历史出发的传播研究新范式

黄旦教授在对现有中国报刊史书写路径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报刊史书写”的主要视角和进路[22]。在《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一文中，作者指出，所谓“范式”是指报刊史叙事的“深层结构”，“一种谈论（无论是实在的还是虚构的）事件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并无必然关系，研究对象的变更未必就带来研究范式上的变更。由此出发，该文分析了现有报刊史书写的“现代化”和“革命史”两种路径，前者以戈公振、胡道静等为代表，后者则建基于1956年《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并延续至今。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则将两种叙事拼接搭建起自己的叙述框架。

两种路径在史观和对报刊本身的看法上也共享一些共同前提和假设。这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报刊史是连续的、进化的，二者的叙事也都是目的论的，以现行方式构成连贯图景；其二，时空的整合性，表现在一个空间——天然地以民族国家为分析的唯一单元，一个实践——统一的分期，由此双重的二元对立：时间上的传统与现代，和空间上的中国与外国；其三，二者眼中的报刊都是一种工具，“报刊自身”（要么是公共性要么是阶级斗争工具）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先验存在，从而形成了另一个双重二元对立：主客观二元对立和主客体二元对立。前者就体现于报刊的反映论；后者则具体演化为“社会需要”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功能主义公式。

由此，所谓“新报刊史书写”之“新”，恰是针对上述存在着问题寻求突破。依据黄旦教授的勾勒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以报刊—媒介为聚焦点。媒介不是被动的，不同媒介会产生不同的信息方式；媒介运作同时在四个层面，包含着作为技术、社会制度、一个组织的机器和在一个场景中组合内容的方式以及作为接收体验的空间；其基本关系是技术及其特性在先；第二，叙事路径是媒介实践，所谓媒介实践关注的重点不仅是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同时也是媒介使人做了什么，形成了何种传播形态，由此产生何种改变[23]。第三，在史观上不抱本质论和连续进化论的目的论；将报刊（媒介）看成是不断构成的甚至是断裂的；同时要将分析单位从单一的民族国家下解放出来，将报刊视为具有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特征的“地方性实践”；第四，避免本质论而应该描述一个实在的经验的报刊，同时也要消除建立在本质论基础上的二元对立，如新与旧、中与外，而将不同因素视为一种相遇和对话，是“知识视域的融合”所具有的“双向辩证的关系”。

四、传播研究理论资源的深入整理

严格意义上，本节与下节的标题并不十分准确。无论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二者都无法截然分开，好的研究更是融贯二者，不断在理论与经验间往返穿梭。这里主要是从相对侧重的角度，所谓“理论资源”也主要来自西方。本节的小标题设定主要是为了阅读上的便利，彼此之间并不遵循严格的划分逻辑。

1.媒介学与符号学的批判性理解

近几年，包括法国雷吉斯·德布雷、德国基特勒等学者在内的媒介思想，日益受到国内传播学界的关注。陈卫星教授与雷吉斯·德布雷教授围绕媒介学进行了一场学术对谈[24]。陈卫星从一种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待媒介学，即把人类文明史上与信息移动相关的物质变量统合起来，借助技术性、物质性、微观性的研究为历史提供另外一个多元、偶然的开放视角，同时指出了媒介学在信息再生产、认识论以及政治批判方面的价值。德布雷指出，媒介学是“一种对文化领域和技术领域的互动研究”，要从“传递”与“传播”的区分上理解人的特殊性，人类一代一代地传递着物质工具和智力工具从而具有了自身的历史。

对谈指向了对一系列二元论的反思。例如，关于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性的理解，德布雷诉诸他所提出的“媒介域”或“媒介圈”的概念指出，意识形态也有自己的物质基础，没有文字的口语社会、印刷社会以及音视频社会中存在着象征世界的断裂。媒介圈是一整套或一系列技术工具（或器械），它们制造了我们毫无感觉地生活在其中的空间，但是其中存在着文化创造和技术环境的互动。德布雷特别强调了技术和文化间的根本区别，必须经常地将二者联系起来，技术具有汇聚和标准化、一致性的特征，而文化产生差异，存在着技术时间和文化时间两种时间，技术的标准化将创造越来越多的文化和宗教差异。就差异化的维护而言，德布雷指出，人们可能采取文化世界向技术世界的叠加，通过主体身份的回归来抵制技术的均质化和一致化，尤其在涉及宗教、民族身份认同时可能会成为暴力的诱因。最后，在有关公民媒介学所关涉的大众媒介与政治—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上，德布雷就西方语境强调“今天的对政治的批判必然成为媒介批判”，因为“媒介是主宰中的主宰”、“媒介彻底地成为了统治者的统治者”，特别是数字化媒介所带来的时间性变迁，“当下主义”已使得“政治圈子和媒介圈子开始一致起来，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来引起人们的兴趣”。[25]

陈卫星的论文《从漂浮的能指到符号的资本》从信息革命的时代语境审视了符号学的危机及其方法论的更新[26]。作者指出，信息时代主体的符号化必然产生符号的主体化，两者的互相交融在新兴媒体的虚拟世界和多维空间中展开，符号差异的游戏竞争和符号权力的分解或构成同时进行。无论从索绪尔的语言学指称出发还是从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出发，人们总是力图把行为逻辑与象征资源挂钩，从而追求一种集体信仰的规约性或信任资本的可靠性，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符号学方法论更新的内在逻辑。

作者对符号学危机与更新理论逻辑的梳理，明确地针对新媒介技术带来的传播革命现实语境，以此回到符号学创立之初，发掘其回应现实的理论资源以及理论更新的内在逻辑。同时，也将媒介学的视角有效地引入到了符号学的理论对话之中。

论文指出，在皮尔斯符号学所展示的开放的信息世界中，由于同时存在着对符号的关系和对对象的关系，信息的回荡、回应和回旋是不可控的，由此产生的符号差异可以成为一种动态结构，对象的日新月异驱动着符号的无限生成，从而标志着阐释者的千差万别，作者认为这样的符号学认知结构几乎可以是今天新兴媒体时代的信息框架，并再次印证符号学的认知功能其实是源于人类学所提示的交换过程。

论文由此在新语境下探究了人类学在交换研究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所谓“漂浮的能指”（signifiant flottant）。这是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概念，在人类学语境中指人把握能指的能力往往超过对所指的寻觅。作者依此提出，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加速，信息传播的自发性和自治性具有了技术上的可操作性，能指的外在性成为常态，具有双重意义，其一是寻求、建构或维持共同体式的话语竞争，从而把符号学与政治效果挂钩；另一个则是个人经验的个性叙事，使能指的较量通过对已有神话的祛魅而力图使活的经验被陈列为新的神话。

作者由此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符号学如何与权力进行勾连。布尔迪厄首先尊重索绪尔的符号差异观，但强调意义不是从符号本身的内在特征获取，而是来自它们的对立关系，这个关系要纳入场域理论的整体框架。换言之，符号权力并不处于以“以言行事的力量”为表现形式的符号系统中，而是在一种确定的关系中也被这种关系所确定，也即各类场域关系之中。作者进而借助德布雷的媒介学理论认为，今天在评估布尔迪厄场域理论时，必须看到新媒体的技术创新使得场域本身出现越来越灵活和越来越自治的局面，一旦人类历史进入一个信息技术更新换代时期，总的历史趋势是信息权力的稀释，但非宏大叙事的千姿百态不过是制度管控或调节的场域逻辑的延伸和扩大。

张斌的论文《显影与祛魅——论布尔迪厄的媒介批评》也对布尔迪厄的媒介理论做了较为深入的解读。

通过梳理布尔迪厄的媒介批评实践，探究媒介是如何成为其关注中心，并最终通过提出新闻场域理论来对媒体的圣化权力进行显影与祛魅的[27]。论文指出，布尔迪厄有关新闻场域[28]的论述，是其文化生产场域的延伸，即将新闻场域置于与政治场、科学场、经济场等的关系中进行审视，《关于电视》一书是其相关见解的系统阐述。在布尔迪厄看来，新闻记者是有自身特定逻辑和感知图式的相对自主的小世界中的行动者，新闻场与其他智识场域相比，其核心特征是对竞技场的自主程度比较低，尤其是直接依赖于广告和受众收视率调查。新闻场的竞争逻辑使其产品不是多样化反而是高度同质化。另一方面，尽管新闻记者在文艺生产市场地位低下，但也拥有某些圣化其他文化生产者的权力，即“被统治的统治者”，它同时以其结构对其他场域施加控制力，渗透影响了其他场域的自主性。

作者还将布尔迪厄的媒介批评视为其从批判与反思的社会学到行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变，认为布尔迪厄将媒体（尤其是电视）视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助产士，美国电视更是以脱口秀节目为代表促成了一种非政治化的整体效果，给日常观众提供了一个充满威胁、令人焦虑、当须退出自保的环境以及一系列荒诞的灾难连串。论文也同时指出，布尔迪厄的媒介批评更多是在其践行公共知识分子角色中出现的，也被批评为缺乏深度的经验调查，社会学分析也不够细腻。

2.空间理论的新想象

刘涛的论文《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立足于空间批评视角，探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思想和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的理论批判与创新问题[29]。该文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其一，探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两种空间思想的工作机制和适用性问题，二者是否获得了新的意义内涵？ 其二，对两种空间思想进行批判性思考，致力于揭示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理论本身的发展与创新问题；其三，进一步挖掘两种空间思想的内在联系及其对话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论文借助社会化媒体带来的空间生产的意义和外延的巨大转向——即“碎片化空间”和流动空间这两个核心概念，一方面对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进行了新语境下的批判性检视，另一方面又试图以之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对话机制，进而在更大的思想体系中提出了两种空间思想的批判性发展对空间叙述史的意义所在。

作者指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关注的是正统、公开和社会化的空间形态，以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性、成体系的空间实践过程；福柯的空间规训关注的是对空间可见性（visibility）的生产，以此揭示对主体进行规训的微观权力技术及其实践过程。而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碎片空间”知识感性连接、无意识结合，其生产实践是随意、松散和不稳定的；同时，空间场景及其可见性也是社会化媒体特别关注的生产对象，新媒介技术文化造就了一个“多数人观看多数人”的新型全视监狱（Omnipticon）。这两种形态都远超出了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意料。

作者进而以“双重主体”建构寻求列斐伏尔与福柯空间观念与空间实践思想之间的对话。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列斐伏尔的“可见的碎片空间”与福柯的“碎片空间的可见性”是互为前提、内在统一的，资本生产与权力生产本质上是同步甚至是共时意义上的共谋行为，同样，作为权力对象的主体形式与作为消费主体的主体形式也是一个同步行进、深度勾连的生产过程，统一在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之中。

作者也以“流动空间”进一步检视了两种空间思想之间的对话。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流动空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变化的、瞬间的、过渡性的“空间场”及其深层的空间关系的流动，呈现出智能化、匿名性和生产性的特征。这一新型空间实践既延伸拓展了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又使二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可能。社会化媒体发现了传统空间生产实践的资本主义话语所忽视的流动中的可见性；也使得微观权力的目光不单单满足于发现具体的、栅格化、结构性的可见性，同时关注那些流动的、变化的、稍纵即逝的可见性。

最后，论文将从社会化媒体语境出发的空间批评置于更大的思想体系中予以批判性审视，也即列斐伏尔和福柯对“总体历史观”（total history）的不同态度之中，并由此揭示空间叙述史的命题。列斐伏尔试图以碎片空间来接近历史的总体性，而福柯注重不连续的历史断点（rupture），碎片空间致力于呈现一种关于话语／权力的历史。作者认为，空间生产意义上碎片空间直接构成了日常生活本身，可以在一个更完整的“空间拼图”中来把握资本实践的社会史；而空间规训意义上的可见性呈现出空前发达的生产趋势，考察碎片空间的进化史和改造史，能在空间向度上揭示权力技术的观念史。

潘忠党与於红梅的研究《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考察了空间动态和主体的空间实践二者之间的交织，借用了文化人类学的“阈限性”概念来探讨城市空间与传播的互构关系[30]。进而指出，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共同构成重新想象传播学的一个维度，这种“重新想象”将“传播”视为人们创造产生阈限体验的时空实践，并在不同的身份、角色、场景、生存条件等结构性状态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也是人们策略性地或游戏地应对多元、多变、缺乏确定性的时代并在其中共同生活的过程。

具体而言，该文特别着眼于“阈限性”的空间维度[31]，“阈限空间”（liminalspaces）往往是一个界面空间，具有“之间”和不确定或流动的特性。它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形成，是文化杂合也是意识形态运作的空间，是动态地构成且在情境中变动的。同时，某些场所也蕴含着结构性逻辑，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进入者获得阈限体验的活动。在此基础上，该研究将城市看作是一个具有多样的阈限性场所的空间，城市空间中的场所的开放、变换以及边界的流动，使人们有可能不停地体验各种阈限转换；而场景和角色转换这样的阈限体验，有不断丰富着城市空间万花筒般的变幻，形成一种所谓的“持续的阈限性”（perpetualliminality）。这可视为当代城市生活的一大特征。

论文还从阈限空间实践的潜能向度对当下城市生活和理论研究中的“公共性”进行了再思考。作者强调了主体的生成（becoming）、实践的时间性（temporality）而非主体的存在和存在的结构性[32]，尤其关注在阈限空间所蕴含着的从公共到私人（或相反）的越界中非公非私、模棱两可、具有转换或诸多可能性的“公共性”，并由此强调人们通过各种中介展开交往与互动中的“共同体趋向”。因而所谓的“公共性”就可理解为是对构成主体性的“主体间性”的界定，包括主体之间的交往，交往的形态和规范，以及交往所发生其中并由交往所构成的“之间的空间”。最后，作者特别指出，在当代中国城市空间实践中，人们在空间结构下通过媒介技术运用时空策略，将个人行为和感官体验公开化，将个人感受特许为重构公共生活的一种认知渠道，这是正在发生的一种深层政治。

3.从新媒介出发的媒介理论建构

孙玮的论文《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从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出发，以微信为研究的经验场域，提出了三个核心概念——“移动场景”“实践的地方”和“节点主体”，以此奠定区别于功能主义范式的对媒介技术的重新理解，进而探究何谓传播、传播与时间、空间之关系等传播研究的核心概念与命题，从而为在新技术、全球化时代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建立起新范式的基础[33]。

论文指出，微信充分展现着一种中国人的“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技术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的工具，而是人与世界的一种根本性联系，技术作为向人展现世界的方式，是先于人、对人的存在而言具有决定性。由此出发，微信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新的“在世存有”方式，它以时空交融、虚实结合的场景创造了人类一种崭新的共在感。

所谓“移动场景”是指人在物理场景、大众媒介场景、微信熟人圈等多个场景的频繁穿梭，形成多种场景并置、交叉、融合以及多重关系的同时展开。微信由此打破了众多根深蒂固是两元对立，将移动、场景这两个原本水火不容的概念集合在一起[34]，呈现出一种公域与私域、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移动场景，由此开启了人类一种崭新的存在方式。

“实践的地方”这一概念则充分揭示了存在现象学对新媒体研究的启迪，即立足于身体参与、日常生活实践和特定的地点。论文以接续存在现象学的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理解为资源，针对全球化时代地方感与实体空间相分离从而被侵蚀的理解路径，强调“地方”是日常生活实践中身体在场所、空间中的动态行动及感受[35]。由此出发微信可以被视为一个新型地方，经由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的实践，成为打破多种边界的中介化场域，创造出了既打破边界同时营造了个人、群体在地化的归属与认同。

“节点主体”则是从主体的角度回应了“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全球流动整合如何重塑自我与主体即人本身。微信存在的基本状态是个体成为各种互相交织、融合与转换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多个节点，并紧密嵌入到现实日常生活中，用Peet的总结就是“人类进入了一种‘新主体’，其中的人是各种影响网络的转接中枢”，微信中的每个成员以及微信群、朋友圈、公众号等都成为在流动网络中活跃的节点，社会成为极度中介化的社会，人作为主体及其与客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不是由先在的单一、固定的本质决定，而是在网络中各节点主体持续不断的实践中动态地呈现出来。

这篇论文总体上展现了传播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建构，它突破了功能主义范式下对技术的工具化理解，从存在现象学的路径，将新媒介纳入到场景、地方与主体的关系中，以一系列富有启迪的新概念既提供了对“微信”的新的经验阐释，也提供了传播研究跳脱传统路径的若干新面向。特别是对媒介哲学、人文地理学等多学科理论资源的整合，为传播研究走出旧有知识图景的闭塞提供了新的想象力，为新媒介研究开辟了存在现象学的视角，并从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交融、日常生活实践以及流动的网络化等多个层面，有助于打破旧有范式下一系列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36]，也有助于传播研究从重建人与世界关系的角度提出一系列新问题，通过新概念的提出与阐释促成传播研究与多学科的知识对话。

4.从新理论出发的新闻专业主义再阐释

黄月琴的论文《象征资源“褶皱”与“游牧”的新闻专业主义：一种德勒兹主义的进路》，将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问题放在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视角下，特别是借助德勒兹“褶皱”（fold）与“游牧”（nomad）的概念，分析指出了新闻专业主义进入中国当下，不是再现性和对应性的，而是一种“新”的生成，生成的意义不在于提供规范性或前瞻性，而在于提供一种实践探索的思想资源，一种可能性和自由精神[37]。

新的理论资源带来新的视角和进路。该论文跳出了对新闻专业主义常见的组织化新闻生产的视角和功能主义路径，强调在复杂的国家权力、市场逻辑以及士大夫传统等话语网络中，重新审视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可欲与可得”的困厄。其困境集中体现在新闻专业主义在体制内至今没有合适的话语登陆点和正当化表述，也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强有力而持久的实践空间，流散化、碎片化、不确定性和未完成形态是它主要的特征。

与此同时，作者也分析指出了其特定意义：尽管新闻专业主义沉潜于象征资源的沟回地带和褶皱深处，但是，作为新闻从业者展开新型新闻实践的话语资源，却以一种持续生成的状态，不断开辟着思想的“游牧”空间和“逃逸（flight）”路线[38]。这在一个向度上体现了德勒兹的“块茎（rhizome）”思想：异质性、开放性、裂变性以及反谱系性，通过植入其他维度，模拟、合成、续写、改写、拼贴、连缀、戏仿等方式完成新闻专业主义的地方性编码，正是通过这样的逃逸、共融和地方性编码，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尽管存在着碎片化、局域性，但也是一种游牧政治，一种生成中的自由精神的实验与实践。

这篇文章显示了新理论资源的运用可以带来对旧问题的新阐释，特别是如德勒兹从“生成”“褶皱”“地层”等概念提出的对线性历史观的突破，从“块茎”出发对本质论的消解，以及借助“游牧”“逃逸”等概念对复杂权力关系的深入展示，将之运用于中国语境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分析之中，不仅将研究者的视角从狭窄的新闻生产的视域下解放出来（这一视角自然十分重要），而且也将新闻学研究习见的、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往往潜在隐含着的规范论取向转向经验理解本身，正如作者所言，由此可以跳脱常见的有关中国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有无”与“是否”的争论，从而展现这一实践话语本身的生成过程及其场景与内涵的复杂。当然，运用新概念、新框架进行新阐释时，如何处理诸如理论之脉络、语境之适切以及对象之特殊性等问题，依然值得特别注意，特别是如何立足中国语境下经验场域本身的复杂与特殊，考虑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中的“褶皱”与“游牧”具有何种场域之特殊性，如此理解又怎样丰富了理论本身、形成了何种对话，也是在出发点上值得关切的重要问题。

5.批判学派的“另一张面孔”

也有研究者试图重新发现一些被遮蔽的理论资源，从传播研究拓展新的想象空间。甘锋的论文《批判学派的“另一张面孔”和传播研究的“第三种可能”——洛文塔尔传播理论解读》，就通过对洛文塔尔传播理论的解读，力图揭示批判学派的另一张面孔以及传播研究的所谓第三种可能[39]。

作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不仅与美国经验学派分歧严重，其内部也一直争论不休，争论一极是以阿多诺为代表的主流成员，认为文化工业以大众传播技术为手段，把艺术变成商品，在创造虚假需要的同时达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而以本雅明为代表则肯定新型传播技术及其派生的艺术形式和大众文化，作者认为洛文塔尔是法兰克福学派“被不公平冷落的另一幅面孔”，即运用批判理论进行文艺传播研究建立起的批判传播理论，“成为批判理论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最美好的联姻”。

论文指出，洛文塔尔基于批判理论对美国经验研究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批判：①传播学经验学派以市场数据作为理论起点，只关注数据处理技巧缺乏必要的社会理论基础，并且将事实与价值分开，以期调和大众传播研究与有关机构之间的关系；②经验研究经常聚焦于心理经验和行为结果，与根植于具体的历史语境、着眼于社会整体的批判传播研究范式相去甚远，历史参照维度是洛文塔尔传播研究的重要坐标；③经验学派缺少人性内涵和人文关怀，以效果研究为中心的经验传播学派更多将传播活动视为作用于接受者的过程，作为个体之间创造性互动过程的传播观念，被受众观念取而代之；④经验研究将消费着的选择视为决定性现象，但没有对潜藏在文化现象下面的社会功能和心理功能进行详细审查。

所谓“第三条道路”，在于洛文塔尔试图改变经验学派的逻辑起点，借鉴其研究方法，将经验学派所定义的大众传播效果问题置于社会整体和历史语境之中、站在批判理论的立场上从价值与意义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同时，又把经验学派漠不关心的文艺传播问题纳入到传播研究领域[40]，并通过广泛的经验研究验证其理论分析的有效性，从而有力地促成了具有批判色彩的大众传播研究的人文主义范式。

6.传播研究逻辑与方法的再思考

张放的论文《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方法论视野下“受众民族志”的重新定位及其当代意义》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莫利为代表的“受众民族志”研究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这一名称并不符合“标准的”民族志研究，建议以“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称之，并在当代媒介研究中指出了其应用价值[41]。论文结合传播学研究史上对莫利《家庭电视——文化的力量与家庭式休闲》的批评指出，莫利在该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是哥伦比亚代表人物默顿首创的焦点小组方法，缺乏研究者在家庭电视受众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实际进入（actual immersion），缺乏细节性的参与观察，几乎没有对家庭电视成员日常交往世界的考察，作者认为“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更符合其方法特征。

论文认为，这一研究方式并非始自莫利，而是滥觞于1940年代哥伦比亚的传播研究和媒介人类学。作者认为这一研究方法在当代传播研究的相关议题上具有用武之地，特别是城市媒介研究和新媒介研究，前者是由于城市家庭私密性，后者则基于其越来越突出的个人独享性。

不过作者在注释中也指出，缺乏浸入式参与观察，只是在资料收集方式上对原生态情境不直接进行观察，而并非放弃对原生态情境的考察与分析。由此，莫利是否放弃了这一考察，民族志是否一定是亲身浸入式的，例如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可能也是一种特定的浸入，仅仅从收集资料方式上能否成为判定两种不同研究方式的标准，等等，作者在论文中没有对此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在一篇有关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中[42]，刘海龙接续其发掘传播研究史上的“灰色地带”的理念批判性地指出，凯瑞建构了统一的芝加哥学派，对帕克的理论贡献与地位却含糊其辞，忽视了帕克与其他人之间的断裂，凯瑞建构了芝加哥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的对立与断裂，却忽视了帕克与后者间的某种连续性。论文试图以此纠正有关芝加哥学派并非如凯瑞所说的那么纯粹，它和哥伦比亚学派一样，也部分认同行政研究，同时也不排斥功能主义研究框架，甚至可以说，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只是在一定逻辑下，慢慢演化到了哥伦比亚学派，其中关键一环在作者看来就是帕克。作者认为帕克的移民报刊研究明显具有为社会管理者提供对策的目的，移民报刊在其眼中是消除移民文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重要手段，其研究是服务于他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抽象的国家和社会秩序。

卞冬磊的论文《从报刊史到报刊阅读史：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视角》提出了“报刊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想法[43]。论文认为“报刊阅读史”相较一般“阅读史”研究更注重与报刊知识特殊性相连的阅读行为及其意义建构。中国近代报刊与书籍虽有交融时段，但最终从儒家典籍中分离出来，以时务、新闻和评论等“通今”知识，赋予它的文人读者切实的“政治现实主义”。作者认为对报刊阅读史的挖掘有利于拓展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这一方面可以突破过于注重文本的取向，揭示“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可将目光从作者报人转向处于不同情境和形态万千的阅读大众。阅读作为日常生活实践，恰如德塞托所说，对阅读的追寻，将消除“一个消极的、被提供信息、被处理、打上烙印并且没有历史角色的公众的存在”。

五、传播研究在多向度上展开的经验研究

经验研究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之中都占有根本性的地位。所谓“理论”正是来自对特定时空下经验的想象性提炼，好的经验研究能够为理论建构提供扎实的基础。西方传播学在中国引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效果，就是将研究者的思维从新闻学下的规范研究主导下拓展出了实证研究的取向。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在多个向度上展开，所谓多向度既是指不同的分支领域，也包含着研究取向如实证、阐释与批判等等。此处的回顾只能呈现少数研究，大体依据其取向和研究对象做了粗略划分。

1.新媒介、新主体与文化传播

刘丹凌的论文《新传播革命与主体焦虑研究》从主体革命的角度考察新传播革命，特别从主体焦虑的三个层面探究了与新媒介相伴生的日常生活状态，分别是存在焦虑、身份焦虑和认知焦虑[44]。作者将这三种焦虑定位在主体、社会和知识三个层面，存在焦虑是主体的基本焦虑形态，内化为主体的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主体依赖于新媒介“幻肢”，遭遇“彻底主体化”和“彻底客体化”的困境，存在感和存在价值被消解和重构，身份焦虑则是主体作为社会成员面临的认同危机，主体享有虚拟化身带来的自由、快感和想象性补偿，也面临身份迷失、身份分裂和身份失窃的威胁；而认知焦虑则指主体深陷信息围困与信息贫瘠的悖论，认知被剥离“具身性”和“情境性”，认知梗阻、认知疲劳、认知恐惧和认知强迫成为其典型症候。

作者从批判性的角度指出，“存在焦虑是人的生存境况和本体论给予性决定的，是人在面对自身与世界给予性及其关系时自然的主观状态，因而存在焦虑是人本真的存在方式”，但是新媒介技术却同时导向一种彻底的主体化和彻底的客体化，现实被电子机械所驱动的赛博界域凝缩为一系列窗口，主体身体活动越来越被削减为对机器的指令，内在的身体节奏屈从于一套由外部器械施加的刺激，身体欲望、情感欲望被“界面”现实化和异化。

就身份焦虑而言，作者指出，现实身份是被日常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等共同结构和给定的，而不是自我的随意性选择，它受制于一种统一、协调的日常逻辑合一套权利和义务的复杂对位关系，主体的多重角色通常是历时性的，亦即特定角色与特定时空关系一一对应，维持着以实践为参照的角色转换，但新媒介技术打破了现实规则、消解了权利义务关系，人们也可以自由地寻找身份、修饰身份、创造身份、转换身份，甚至盗窃身份，其主体的多重角色可以是共时的，多视窗成为自我多重身份和可分配主体性的典型隐喻。对个体来说，身份游戏建构了自我的复数形态，使数字自我堕入去中心、多重，甚至分裂、矛盾和竞争的无序状态；对群体身份认同来说，以兴趣为基础的虚拟社群瓦解了国家、种族、阶级、家庭、职业、宗教等现实群属身份结构的基本维度，隐匿性削弱了群属身份的权力义务关系；与虚拟社群松散型结构相契合的是一种“非卷入式”群体生活，其固有的不安全感始终困扰着主体。

就认知焦虑作者指出，信息的过度丰裕和快速更替带来的不是一副统一、有序、平衡的社会图景，而是虚实难辨、鱼龙混杂、矛盾重重的“熵”世界，主体的认识被简化为剥离具身性（embodiment）和情境性（situatedness）的界面认知，认知对象由现实中的人、事、物转变成屏幕中各种数字符码，身体的认知作用被简化为单纯的阅读和视听，认知参与被缩减为单维的话语交流，这无疑破坏了主体的感性认知基础和理性认知能力，作用引用齐泽克的观点指出，“没有一个视野中的盲点，没有这个客体从中回报凝视的难以捉摸的点我们就不再能‘看到某物’；视野就被削弱为平坦的表面，‘现实’本身被认为是一种视觉上的幻想。”。所谓认知梗阻、认知疲劳、认知恐惧和认知强迫就成为其典型症候。

集体记忆是近年来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黄顺铭、李红涛的论文《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写——中文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条目（2004—2014）的个案研究》将对南京大屠杀与媒介建构集体记忆的问题置于新媒介书写的角度做了考察[45]。论文聚焦于维基百科（Wikipedia）这一兼具民间性和系统性的媒体平台，从“全球记忆空间”[46]和“协作性书写”的角度出发，对“南京大屠杀”中文条目自2004年被创建以来的编辑实践进行了系统分析，力图揭示在线记忆社群如何展开协作与争夺，建构关于一起重要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

论文发现，在协作层面，这一条目版本篇幅呈现出一种正增量的整体趋势，条目的叙事结构已日趋稳定与完善；虽然围绕条目而形成的记忆社群总体规模很大，但持久的活跃着并不多；在协商的层面，维基百科的中立性原则极大地影响着大屠杀叙事，不同维基用户围绕导言展开激烈的争夺；中文条目中还显示出一种全球性的文本间性的文化意识。论文将中文维基百科的内容与同一英文条目做了比较，例如大多数中文版本的焦点下雨书写大屠杀的当代史，具体对暴行记述方面篇幅不及英文条目，对历史细节的再现也薄弱很多。最后论文也将维基百科的条目与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叙事做了简要比较，体现着新媒介集体记忆书写的特殊性，例如维基原则（中立性和非原创性）对记忆书写产生了深刻影响；记忆社群内部存在着多元性乃至歧异性，意识形态性没有那么显豁，总体上，中文维基百科对“南京大屠杀”条目的书写尽管提供了一种具有民间色彩的替代性记忆，但它并不立足于、事实上也没有建构出反记忆（counter-memory）。

关于互联网时代的跨界混杂文化，徐国源的论文《网络公共空间与知识分子价值重构》针对知识分子在网络“公共空间”中的言说方式做了批判性审视[47]。作者指出，网络时代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吊诡的境遇，一方面知识分子借助网络空间更加自由、随心地发表专业权威的言论，从而形成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事实却是他们的网络书写恰恰消解了其权威性，其发言往往与众多网民的跟帖一起成为大众时代的文化或娱乐事件。作者强调知识分子应该珍惜和维护作为“文化监护人”的责任意识，拓展网络空间的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论文最后借助福柯的观点重申知识分子在价值重构过程中要守住其社会使命：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是要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什么，而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社会使命。

徐翔的论文《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交媒体传播的类型分析：基于共词聚类的研究》总体上可以归入“中国的国际形象传播”这一近年来热门议题，但该论文立足国际社交媒体，使用了文本挖掘和数据挖掘的实证定量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共词聚类、传播频次、类向心度等分析[48]。论文得出了主要的研究发现是：1）国际社交媒体中具有高传播效果的中国文化内容，主要分布于如下类团：中国文化主题类、地方与空间文化类、生活与社会文化类、政治文化类、情感体验类、现代与历史文化类等；2）不同类型在呈现程度上具有传播规模和频次的差异，出现频次最高的是生活与社会文化类、地方与空间文化类，显示出了在国家社交媒体中文化传播的生活性、日常性、地方性，政治文化类处于次核心地位，政治议程在文化的国际社交媒体传播中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3）不同类型内容中，与其他类团联系最紧的中心类团依次是生活与社会文化类、地方与空间文化类，政治文化类，它们构成文化传播中难以绕开的中心话题。论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交媒体新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要更为重视生活与社会文化类、地方与空间文化类等内容，重视文化在传播中的日常化、地方性和情感度等因素，顺应国际社交媒体传播机制与规律。

2.“新报刊（媒介）史书写”

詹佳如的研究《十八世纪中国的新闻与民间传播网络：作为媒介的孙嘉淦伪奏稿》，通过在18世纪中期清代民间社会流传的孙嘉淦伪奏稿个案，探究了其时民间传播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一网络的存在对理解现代报刊进入的意味[49]。论文指出，奏稿作为政治性媒介，之所以能够从统治者所严密控制的官方政治信息传播网络中衍生出来，得益于明中期前所未有的市镇贸易的繁荣和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市场力量提供了民间传播网络存在的动力和条件，可持续性地生产出了政治权力与民间社会互动的资源。

作者特别指出了这一个案对报刊史研究的意味，即如达恩顿所说，“每个社会（时代）都有自身独特的信息搜求和采集方式，无论是否使用‘新闻’或‘媒介’这样的概念，每个社会传播信息的方式，就能最大限度地揭示每个社会的独特历史”。该论文突破了传统报刊史研究的某些既定想象，带来了对“前现代”中国新闻传播环境的新的理解。例如官文书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可以构成一种相当重要的新闻形式，而“奏稿”的形式本身也有利于在广阔地区成为人们沟通交流新闻的媒介。因而这一个案也表明，知识和权力结构的转移，并不一定非要等到新媒介的出现才开始发生，旧媒介所创造的新网络，也有可能成为知识和权力结构变迁的起点。

有研究者从晚清电报进入、网络铺展及其嵌入政治传播的过程切入，结合电报传播的技术特性和传播模式，探察了新媒介与权力中心再造的复杂过程，这同时也是电报网络对驿传等旧媒介所建构、维系的空间与社会联系之网的重构[50]。电报官方控制的体制促成了统治者军事政治信息传播的强化，但也引发了晚清在全球空间中的进一步边缘化、信息传播中心的分化，特别是从内部动摇了旧有时空观念支撑下的统治合法性。作为新式流动空间，电报与新式日报的联姻，更直接促成了“想象的中国共同体”出现。帝制王朝的终结象征着无论何种权力中心及其合法性的再造，都必须面对新媒介所型构的新的社会交往关系。

金庚星的论文《媒介的初现：上海火警中的旗灯、钟楼和电话》指出[51]，当新旧火警媒介——日旗夜灯、钟楼、电报、电话等在科技形式松动的19、20世纪之交的上海相遇时，并未出现线性进步意义上的“新”对“旧”的立即替代，而是经由新旧火警媒介的冲突与结合，不断“涌现”出新的媒介矩阵。媒介矩阵的涌现是动态的、开放的、并置的，但不是均质的。媒介矩阵的动态涌现，意味着这火警传播场域的充足，进而火警传播实践中新关系的展开：日旗夜灯以物示意，传递视觉信号，因此受限于人眼的视力范围及空气能见度的影响，救火行动的组织化程度极低；钟楼警钟藉空气传声，且以点对面的方式面向不确定的城市大众广播，声音的开放性与穿透性使城市大众参与到救火行动成为可能；救火行动更像是城市大众的公共事务；电话网络实现了跨越空间、点对点的即时、私密通信，有助于协助火政部门高效组织日常行动，以解决19世纪晚期城市化之始，因地理面积快速扩张所导致的空间控制危机。以电话为主导的火警媒介矩阵意味着新的救火行动场域的展开——救火从城市大众的公共体验，变成了救火机构自身的专业事务。

董倩的论文《消失的陌生人：〈新民晚报〉与上海日常生活空间中的社会交往（1949—1966）》，借助“陌生人”概念探究了上海在“文革前17年”期间日常生活空间的重塑，以及社会交往的变迁[52]。该研究综合了西美尔、桑内特和鲍曼有关“陌生人”的理论阐述认为，匿名性、异质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是陌生人社会的主要特征，与陌生人交往构成城市公共领域的基本内涵，与陌生人相处的心理过程构成了独特的都市体验和都市主体。在1949年政权更迭之后，上海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一个重大变迁即是陌生人的逐渐消失。

论文从《新民晚报》的舆论建构和城市空间的重塑入手，探究了在公共空间、居住空间中所发生的“日常生活的革命”，是如何导致陌生人存在的条件的消失的。就公共空间言，作者分析了街道景观、街头艺人是如何被组织进“国家主流政治符号”的，通过《新民晚报》等报刊讨论，作为公共休闲的公园如何通过座椅、照明等空间布局的改造，消灭了陌生人的私密性角落；以及书场空间如何通过行为规训减少了陌生身体之间的凝视与互动。就居住空间而言，论文展现了政治生活和主流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报刊渗透进家庭居室，里弄“政治学习”和城市户籍管理制度一道，“把一个里弄的居民由陌生人转变为精神、外表双重意义的数人和有同样目标、行动的‘一致的人’”；而由国家主导建设的工人新村则从建筑标准化到公共设施的有组织性，促进了一种“日常生活的集体化”。

正是经由上述改造，新政权下上海的社会交往体现了列斐伏尔所说，“真正的社会变革，必定会在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中体现出它所具有创造力的影响。”作者最后特别强调了作为社会距离的陌生，从民国时代延续而来的上海日常生活中的异质性，虽不属于地域意义上的“外来者”，但却是新的国家政权意义上的陌生人。而陌生人了无踪迹的上海，是一种“再部落化”，人们无法再从体验的差异性中获取养分，最终只能过一种静止、安全但是贫乏的生活。

3.新媒体与新闻传播研究

新闻学在受新媒体的冲击要求着理论范式的重构，重构的路径有多种取向，其中如何从新媒介的经验研究出发反刍新闻传播学已有的理论框架，也是其中重要一环。2015年《国际新闻界》编译了一篇发表于两年前有关新媒介与埃及革命的研究论文，即莎伦·梅拉兹、齐齐·帕帕卡利斯合作撰写的《埃及革命期间网络把关以及网络框架分析》，其路径采取的就是从推特政治出发重新审视在网络语境下的把关和框架理论[53]。

论文从2011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前后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对约一百万条推特信息进行了定量分析，从中确认活跃用户，在定性分析基础上探究了网络公众如何在一种充满情感的网络环境中修改、重申、重新加工广泛传播的叙事话语。研究发现，推特具有社会科技的灵活性，能够改变并且传播某种影响，同时支持草根政治运动在网络上的发展。

以2011年的埃及革命为例，论文分析指出，如果事件主题相对分散、突发，或者不断出现新发展，用户自发创造出的标签便成为一个动态、紧急／突发框架，类似于大众分类（folksonomies）或者自下而上的分类体系，随着事件发展，用户使用话题标签作为内容和情感的元数据，可以随时、瞬间生成内容。这些广泛采用的话语标签在一段时间内，协助生成关于某事件的特定解释、特定角度的框架，并有助于维系该框架。同时，诸如“转发”和“提及”之类的话语指向性标记也可以强化网络框架效应。网络会话行为也能帮助用户一跃成为知名活跃用户，并凸显特定框架。

在平面媒体以及广播电视媒体时代，框架的形成基于新闻专业人士所选择的语言及态度，与此不同的是，推特时代下，提供消息、安排事实、推特上的重复行为，伴随推特所具备的情感氛围以及情绪化特点，有助于框架在众包中得到呈现。这虽然不是新现象，但这种实践将会话与广播实践糅合，或是口头传播与平面传播传统结合，为框架形成过程引入多元性与杂糅性。

最后，作者指出，要对把关理论的延伸扩展，就必须发现知名用户和精英用户，了解其身份以及如何在网络环境中决定、影响、改变一些具有高社会感染力信息的流动过程。论文认为，网络环境中，把关及其框架效应理论发生了变化，导致多宗关系、等级一级权力结构的变迁，网络把关于网络框架都依赖技术结构的原则，这种社会科技结构平台提供了社会化的新形式，其社会性基于信息算法，靠氛围以及情感新闻结构得以维系。

邓续周的论文《党报的印刷技术革命》将媒介技术引入到党报研究之中，从技术变革的维度审视了新时期党报历史沿革的一个面向[54]。论文梳理了中国报业的三次技术进步，分别是发生在印刷输出阶段的激光照排印刷技术革命、报纸生产前端的采编技术革命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作者重要考察了激光照排印刷技术革命如何引入报业的过程，特别是在解决汉字在激光照排系统中的技术难题和应用的过程中[55]，市场、资本、政府机构和党报表现出了何种互动。论文指出，政府的影响体现在核心技术的研发、技术市场化过程，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快了技术革新的速度，在此技术革新进程中，党报一直处在引领地位。

4.经验意义上的城市／空间传播研究

《可沟通城市指标体系建构：基于上海的研究》是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完成的一组以城市传播为研究范式的系列研究成果，集中讨论了城市传播研究范式、可沟通城市概念及评价体系，并实施了一系列以可沟通城市为核心概念的实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以两期篇幅推出了这些研究论文[56]。

谢静的论文《可沟通城市：网络社会的新城市主张》梳理了“可沟通城市”概念的学术史脉络，并从传播研究新范式的层面对之进行了阐释[57]。她所理解的“传播”新范式具有普遍化和对称性，即将传播理解为一种普遍化的基本生存方式，从而重新思考长久被自然化的中介与传播行为，同时在物质性和象征性、空间性与时间性之间建立对称与平衡，从而超越传统的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由此出发的“可沟通城市”有助于在建筑／规划／地理、媒介／信息、历史／文化三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研究之间搭建关联桥梁。

传播学者提出的“可沟通城市”概念，聚焦于城市传播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城市规划学者的交往内容，且涵盖了城市媒介、公共参与等更为虚拟的内容。同时“可沟通城市”又建立在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对“传播”的理解之上。城市的主要过程——汇聚、并置与共现，连结、移动与交融——实质上都是传播行为，本着传播构成城市的理念，考察城市的构成状况，实际上就是考察城市的时空脉络、建构过程和运行机理，“可沟通城市”对应于城市网络的不同面向——物联网、社会网和意义网——提出了多维度、多层次的价值诉求，因而作为一种理想的城市图景的描绘也成为衡量城市整体状况的一个综合概念。

在“可沟通城市”概念基础上，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课题组建立了初步的可沟通城市评价体系[58]。这一指标的规范性体现在“可沟通城市”将沟通／传播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城市的构成基础，各类主体通过信息传递、社会交往和意义生成等多种传播实践活动，实现城市的多元融合、时空平衡、虚实互嵌和内外贯通，即在人性充分实现维度上的多重“可沟通性”。

在指标和评价体系的建构上，课题组区分出三个维度，即城市传播的三重网络：这三重网络并非互不相关的独立系统，而是相互重叠、相互影响，以实现多元融合、时空平衡和虚实互通。比如，在地理网络中，“城市地理空间体现了城市特征与历史，为市民形成认同感、地方感提供了条件”；在信息网络中，“市民通过交往、参与能够产生城市认同”，这两项内容都与意义网络相关内容重叠，体现为了“可沟通城市”的时空平衡和虚实互通。不过，在具体指标设置时为避免重复，与认同相关的问题统一归在意义网络维度当中。

作为“可沟通城市评价体系建构”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组以这一评价体系为基础，分别从具体个案入手，重点展示了城市可沟通性某一维度的测评内容与方法，课题组的下一阶段目标，将根据这一评价体系，具体测评国内主要城市，考察其可沟通状况，发布中国可沟通城市评估报告；并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修正、完善评价体系。

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城市传播不仅日趋受到传播研究者的重视，诸如社会学、建筑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李凌燕、支文军的论文《新闻周刊的“建筑”叙述——一种跨学科的分析》立足新闻周刊的建筑批评，探究了大众媒体如何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紧密交织，并将建筑批评从专业领域引至更广泛的社会尺度，为其进入主流意识领域打开了新的契机[59]。

论文以《南风窗》《瞭望东方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五本新闻周刊的封面主题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建筑”[60]叙述方式、逻辑和建筑批评大众传播方式进行了讨论。论文将新闻周刊的“建筑叙述”置于建筑学专业批评、新闻周刊与党报媒体以及新闻周刊与公众关系的维度进行考察，侧重研究新闻周刊建筑叙述的角度选择、叙述策略以及公民立场三个方面的问题。在角度选择上，新闻呢周刊的建筑批评更突出地表现其与日常社会横向、广阔联系，确立了“城市”“居住”“标志性建筑事件”等建筑批评的时代议题，在专业媒体之外第一次清楚地、系统地限定于改写了建筑批评的内容框架；在叙述策略上，新闻周刊建筑批评中对批判性需求和对社会的深刻检视与深度解读，成为区别于其他新闻类传媒的核心所在，其差异化叙事所建构起的新话语方式，也明显区别于专业或官方媒体中性的、知识普及式的表述方式，具有明确的、预设的情绪立足点；新闻周刊以其公民立场形成了区别于学院派批评专业本位的新尺度，以对人性的强调凸显自身的批判性，其新的媒体城市观与方法论的形成，使得建筑批评获得了新的受众群体与表述方式，反过来，建筑批评也成为影响力人群的文化标志，直接参与到新闻周刊对新时代、新媒体与新阶层的传媒建构体系中，从而改写着自身的大众传播图景。

方艳的论文《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方言传播与身份认同研究》从“农民工”方言传播的角度探究这一城市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61]。在其看来，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构成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网络，农民工不断通过语言行为编织、修改这个网络，是其社会融入和人际关系网络及社会空间拓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论文围绕家乡方言、类普通话和城市方言探究了农民工群体在迁移流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其表现为自我统一性不断面临挑战，农民工群体希望通过语言同化融入城市生活，借助权威语言实现向上流动，但也面临着母语地方文化冲击、城市社群隔离等一系列的困惑与难题。

在另一篇有类似旨趣的研究中，纪莉、吴逸悠的论文《口音歧视与社会群体的文化规训——以30年春晚小品的口音研究为例》，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30年小品的文本为例，分析口音歧视现象以及歧视的生产的语言附属过程，并指出，由此而生的文化歧视对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进行了文化规训[62]。

论文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出发，将标准语言和标准音视为一种被建构起来的集体意识，口音是以标准音为参照在社会关系中感知、判断和交往的最为显著的听觉因素，而口音歧视就是依据口音判断而产生的对他人的文化歧视。论文对30年春晚小品节目中的口音使用统计指出，口音与社会身份之间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地方口音最多的来自东北、山东和陕西，其角色基本定位在农民和服务类，而广东、上海等南方口音人物角色则集中在商业人士，也多是讽刺批评的对象。作者在此基础上认为，春晚小品将口音生产为一种规训他者、建立权威、再现阶层关系的方式，通过对身份差异和文化品位差异的再现，规训特定阶层的口音持有者并完成口音歧视的过程。其后果在于，可能加剧中国身份间的地域歧视，也可能加深人们对口音对应的社会身份的歧视。

孙信茹、杨星星的论文《文化传播与行为选择：一个普米族青年的文化实践故事》，从一个普米族青年文化实践的故事入手，借助社会资本的微观个案研究，分析个体的文化传播活动是如何折射出国家和乡村生活的互动[63]。作者指出，社会资本理论关注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受益，普米族青年和东阳的故事，体现了在新媒体环境下，技术对传统权威控制的削弱使个体获取资源的约束与控制正在迅速减少，媒介扩展了个人的社会交往空间，并有助于其发掘自身社会资源，将之转化为文化资本。论文也指出，对传统的少数民族乡村社会而言，其血缘、地缘构成的复杂网络在今天都面临着较大冲击，从而个体行动中社会资本的组织和运用带来难题，同时，社会资本也不再只是一种可以加以利用的客观对象，更重要的是一种实践。

六、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的简要评析

如何评析一年的传播研究？或者说评析以一年为时段、以中国大陆为主的传播研究的困难在哪里？这不是在最常见意义上，诸如本章开始时所指出的研究领域分支之繁细、研究者自身的局限等等，而是在更根本意义上，即对研究史进路本身上的一种提问和思考。尽管出自一个课题（蓝皮书）的规定性，2015年作为回顾中国传播研究的时段是无法选择的，但如何回顾依然逃脱不了学术史或者思想史研究一般问题的追问。例如，从规范的角度，本章最大的问题是局限于文本之内，文本之外的诸如学科、学术会议、期刊发表、课题以及国内外各种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都没有纳入视野之内。不过，更进一步，即使研究者将这些因素纳入分析之中，怎样建立起叙事的框架，依然还需要在对经验材料进行反复辨析的同时深入地反思学术史研究的史观这一关键问题。如何评析，在根本上正系于此。

就史观而言，当下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或观念史（学术史在相当意义上可视为其构成之一）已经无法回避福柯所提出的“断裂”或“不连续性”的问题，正如他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所说，“今后，问题的所在是建立体系：确定每一体系的各自的成分，规定它的界线，揭示它特有的关系类型，找出它的规律，并且更多的是描述不同体系之间的关系，以便建立体系中的体系或是某些‘范围’”，这种变化“对整体化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即挑战了传统历史书写的一系列假设，其中之一是“假设在某一特别限定的时空层的全部事件之间，在人们重新发现其印迹的各种现象之间人们可能建立某种同质的关系系统”，从而说明“它们是如何一致地表现出同一中心核的”。[64]具体到学术史研究的语境，这意味着，对研究者而言，一方面要看到在“某一特定限定的时空层”领域（如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要充分看到其内部之差异，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其特殊性问题，正如福柯所指出的，“由此产生了层次的增加、层次的脱节、时间的特殊性和这些层次特有年代的特殊性”。[65]

本章最后的评析正是由此出发。一方面我们从“整体”出发，考察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表现出了怎样的历史延续性，以及在这个特定学术场域中存在着哪些明显的内部分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对这一年的学术研究中的特殊性表现作一简要提炼，很显然，这一年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传播研究者就传播研究的范式重构所提出的具有相当深度的主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验研究，进而对此的意义稍加评析。

（1）2015年的中国传播研究显示，当下传播研究领域在总体研究水准上参差不齐，内部分化甚至急剧扩大。高水平研究站在传播研究范式重构的角度，展开与国际传播研究的自主对话，低水平者甚至欠缺对基本规范的掌握。这也显示中国传播研究是一个高度分化、对话困难的学术场域，而这一年主动的学术争鸣事实上也极为罕见。

总体上，中国传播研究不尽如人意之处表现在尚有诸多研究没有达到基本学术规范的水准。以张国良与张巧雨的对2008年以来的传播研究做了历时性的比较分析为例[66]，尽管“实证”类论文越来越多，但“思辨类”目前仍超过半数；“思辨”类论文多包含主观臆测、片面武断以及老生常谈等情况，依其统计，此类论文从前30年的65%下降到56%，仍占最大比重。再如，刘晓红、朱巧燕针对问卷调查这一最典型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的内容分析发现[67]，这个领域对抽样理论和具体方法的使用还缺乏了解和普遍共识，对抽样方法仅使用不探讨，对概率理论及各种统计方法的应用前提缺乏深入掌握，由此导致抽样方法的错误使用比比可见。研究方法本身是学术规范的重要体现之一，尽管国内学界对实证研究多有批评，但事实上真正能够掌握诸如问卷调查方法精髓的研究尚是少数。这从一个角度揭示出，对中国传播研究的批判性反思，尚需要更多结合扎扎实实的经验研究，无论方法论取向为何。

再者，学术界对规范的共识达成，往往需要彼此间的批评、争鸣和互相辨诘，但学术争鸣在中国传播研究中一直较为罕见，即使偶尔一现，似也难以形成对某个议题持续的有建设性的推进。2015年的传播研究依然延续这种情状，零星出现的“商榷”也没有形成持续的对话。例如，胡翼青、吴欣慰，刘建明都围绕着“传播仪式观”和“媒介事件”与郭建斌的观点展开了讨论，胡翼青、吴欣慰的论文认为凯瑞的仪式观在抽空了意识的人类学内涵之后，注入了芝加哥学派的价值立场和社会理论，从而激活了芝加哥学派的社会控制关，其体现就是将仪式观强调为一种社会整合的手段，成为参与式民主的代名词[68]。刘建明则指出[69]，意识不仅是传播的类比，而且是传播的实质，传播等同于仪式。“媒介仪式”也应该视为与“媒介事件”既有区别又有着密切联系。刘建明指出了对“媒介仪式”的另一种定义，即英国传播学者Nick Couldry所说的“围绕与媒介相关的基本类型和边界而组织的任何行动，其行为表现强化（实际上有助于合法化）潜在的‘价值’，即媒介是我们通向社会中心的入口。”由此，媒介事件就可以理解为是媒介仪式的典型事例，由媒介仪式构成。通过大规模的媒介事件，媒介作为社会纽带和中心的价值得以确认，正是媒介仪式所蕴含的“与媒介相关的更广泛的价值”。尽管在2015年我们尚未看到更深入的回应和交锋（这或许联系着学术争鸣特有的时间特性），不过即便如此，有限的讨论至少也能让人对传播仪式观或媒介事件这些重要概念形成较之以往更多的审视视角。

（2）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若干学者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对传播研究范式重构具有启迪的思路，所提出的构想不同程度地切中旧有范式的核心问题，并且有的还围绕理论方向展开了切实的经验研究。这种学术创新的尝试，体现着中国传播研究者对重大现实变革的回应，特别展现了立足本土与西方传播理论进行对话的学术自主性。

包括新闻学在内的传播研究的范式重构，已是这一领域国内外近年来显见的知识气候。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就体现在从多个不同的路径出发，对新范式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理论设想。

从一般角度而言，范式重构可以是在理论层面广泛接引哲学、社会理论的新近成果，刺激、促成对传播研究既有前提的更充分反思，从而寻获思维更新之源泉；也可以是从经验研究入手并对研究过程与发现进行深度反刍，借助对研究对象之特殊性与普遍性、研究问题与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勾连做反身性审视，进而以此慧眼在个案研究的贝壳中提炼蕴藏着的珍珠；还可以是带着全球化新媒介挑战的现实问题，回到学科既有知识资源做重新解读，借助对曾经被遮蔽之物的重新凸显，“柳暗花明”般发掘、生成出新的视角、取向和进路，等等。事实上，这些路径内在里多有交叉重合之处，而且无论从哪里出发，在新的想象探寻过程中也必然都会遭遇来自对象与研究主体、经验与理论、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不同向度的种种纠结与困惑。

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让我们看到了从上述不同视角出发的传播研究范式的努力，例如黄旦教授从新媒体“网络化关系出发”对新闻学的重造，以及从媒介实践角度进入的“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的思路，孙玮教授从跨学科角度对“城市传播”的重新界定，从微信特定媒介出发所建构起的一系列传播研究的重要概念，以及陈卫星教授从新媒介语境对符号学的重新梳理，特别是将符号学置于“实践”过程中与权力分析建立起的关联；以及刘涛教授从社会化媒体出发对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整合等。无论这些建构本身还存在着何种缺憾，也无论它们能否得到研究共同体的普遍赞同，这些努力都是十分可贵的尝试。它的意义尤其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体现了中国传播学者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具有相当深度的回应，即从新媒体相伴随的思维方式而非仅仅从对象或语境意义上重新思考传播研究。

自新传播技术革命兴起以来，无论中外，传播研究冠以“网络／新媒体语境”之类的比比可见，新媒体不仅在总体上成为传播研究要回应的现实问题，如沈荟、王学成所指出，它还在传播研究中催生了一些类如“社会化媒体人际传播”这样更细化的研究领域[70]。事实上，从2015年的传播研究依然可见一个持续已久的趋势，即网络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新研究领域的问题，而是构成了几乎所有的新闻传播研究都离不开的一种知识语境甚或思维方式。因而，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就不能完全以功利性思维陷入到对因互联网新技术而涌现的现实问题分析上，而更应该从理论范式的角度思考与新媒介相伴生的新思维。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对范式重构的思考，正是在这里具有超越功利思维的意义，恰如黄旦教授以“网络化关系”为视角对传统新闻学的反思，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其二，体现了中国传播学者针对传播研究旧有范式中的预设前提做了深刻反思，所提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特别是在相关经验研究的扎实展开过程中，将有助于开辟传播研究的新视野。

2015年的中国传播研究出现的学科范式与理论层面的创新，这些探索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扎实严谨的学术史梳理，尤其立足于对旧有范式预设前提的深刻反思，例如孙玮教授从新范式出发针对主流传播学的明显偏向予以揭示，特别是体现在信息传递—建构意义、虚拟空间—实体空间、再现—拟仿三大关系中，主流传播学不仅主要地偏向第一方面，而且忽略了两个方面之关系。城市传播研究的新范式不但要彰显这些被遮蔽的面向，更要进一步地将视角从上述种种二元对立转变为融合在中介化实践的传播中[71]。黄旦教授有关“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的构想正是针对着传统报刊史研究中的目的论、进化论史观。这些研究都尝试提出了若干新的概念来对旧有弊病加以克服，并且已有初步的经验研究。未来这些建构尚需立足本土情境，特别是从中国本土的地方性实践中进行理论反思，从而实现中国传播学的本土范式与理论贡献。

其三，体现了中国传播研究者日益提升的主体性，主动参与跨学科和国际传播研究的知识对话，有助于实现中国传播研究以本土经验为世界传播研究做出自身贡献的理想图景。

2015年的传播研究中，有学者呼吁中国需要在信息传播与文化建设领域全方位实现从传播技术创新到媒体价值体系的重构，从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危机的当下为构建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世界体系作出更大贡献[72]。也有学者遗憾在西方传播学界有关经由社交媒体的人际传播研究的新知识、新议题、新问题和新方法的探究中，中国经验几乎没有出现在这些研究成果中[73]。

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经验是否出现在西方传播研究期刊中当然很重要，但并非是一个决定性问题。我们还要特别警惕一方面在批判西方面却方传播研究的“霸权”或支配，另一方面却不自觉地将能否被“西方学术刊物承认”视为学术价值的重要甚至是最高标准[74]。事实上，本章此处所评析的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的那些优秀之作，无一不是展示着中国传播研究者的学术自主。例如，孙玮教授有关微信的研究尽管没有出现在西方学刊中，却极大地突破了功能主义范式下对技术的工具化理解，从存在现象学的路径，将新媒介纳入到场景、地方与主体的关系中，以一系列富有启迪的新概念既提供了对“微信”的新的经验阐释，也提供了传播研究跳脱传统路径的若干新面向。

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所显示出的学术自主，对推动传播研究的未来进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特别是传播研究者对来自媒介哲学、人文地理学、空间理论、符号理论等多学科理论资源的整合，为传播研究走出旧有知识图景的闭塞提供了新的想象力，有助于打破旧有范式下一系列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也有助于传播研究从重建人与世界关系的角度提出一系列新问题，通过新概念的提出与阐释、借助经验研究所发现与发掘的本土范式，促成中国传播研究与世界传播研究的自主知识对话。

（孙 藜）

[1] 例如，倪梁康教授的《自识与反思》一书就是从哲学史的研究中提炼出了“自识与反思”这个核心问题，哲学史上不同派别与思想之间展开了深度的对话。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2002年。从知识社会学，特别是后现代取向的角度，学术史的研究者必须清楚对自身视角、方法的来源和边界进行反思并在研究中给予说明。

[2] 张国良，张巧雨：《中国传播学研究近况实证分析——以专业期刊论文为研究视角（2008—2013）》，《现代传播》， 2015年第9期，第2733页。

[3] 作者此处所谓“实证”包含着定性与定量研究，而“思辨”类论文多包含主观臆测、片面武断以及老生常谈等情况，依论文统计，此类论文从前30年的65%下降到56%，仍占最大比重。

[4] 张志安，贾鹤鹏：《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现状与格局——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5期，第518页。

[5] 作者派克了入选SSCI传播学索引的语言传播类刊物以及电信领域刊物，其中国作者主体是英语系学者和经管学院学者。但作者也认为，这两类刊物都是国际传播学很重要的分支。

[6] 刘晓红，朱巧燕：《中国传播学问卷调查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1期，第526页。

[7] 论文特别分析了在线调查对问卷调查研究带来的抽样问题。认为在线调查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对调查方法的错误使用，且学界也缺乏对此的跟进研究讨论。作者提供了欧美对在线非概率抽样的相关研究和操纵方法。例如欧洲民意与市场调查协会（ESOMAR）于2005年发不了名为“帮助用户了解在线样本特征的25个问题”，实际上为这个行业制定了一套统一的专业术语和技术判断标准，随着在线调查实践的发展，该文件在2008年和2012年做了修订，分别更新为26和28个问题。

[8] 刘海龙：《解放灰色地带：对传播思想史叙事的反思》，《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73 80页。

[9] 郭建斌：《媒体人类学：概念、历史及理论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0期，第4964页。

[10] 作者针对由人类学家做出的学术史梳理提出质疑，认为1970年代风行于美国社会学界的“新闻室观察研究”没有被纳入媒体人类学的学术史，是有问题的，或许在于此类研究主要由社会学家完成的缘故。

[11] 沈荟，王学成：《新媒体人际传播的议题、理论与方法选择》，《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第81-100页。

[12] 胡春阳：《经由社交媒体的人际传播研究述评——以EBSCO传播学全文数据库相关文献为样本》，《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1期，第96-108页。

[13] 曹晋，龚元：《图绘全球批判传播研究的关键议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14页。

[14] 赵月枝，石力月：《历史视野里的资本主义危机与批判传播学之转机》，《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第1-7页。

[15] 这篇论文的经验材料主要立足于即将出版的论文集《批判传播新视野：危机与转机》，同时综述了国内近年来批判传播学的一些重大学术活动，特别是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举办的“批判传播学年会”。作者在论述中也多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辩护，比如“宏大抽象、鲜做围观（个案）研究”，“只解构不建构”等，作者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旨在进行更为彻底的建构，即如戈尔丁和默多克所说“总是越过红状况的行为视野，去显示特殊的微观的语境是如何被它们所遭遇的经济原动力和更为宽泛的结果所形塑的”。

[16] 赵月枝：《重构国际传播体系的中国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日，第B01版。

[17] 孙玮：《城市传播：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第515页。

[18] 论文从新范式出发针对主流传播学的明显偏向予以揭示，特别是体现在信息传递—建构意义、虚拟空间—实体空间、再现—拟仿三大关系中，主流传播学不仅主要地偏向第一方面，而且忽略了两个方面之关系。城市传播研究的新范式不但要彰显这些被遮蔽的面向，更要进一步地将视角从上述种种二元对立转变为融合在中介化实践的传播中。

[19] 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第7588页。

[20] 所谓互联网的隐喻，按厄里的说法，是指“线性隐喻”被“联系的隐喻”所代替，在此视角下，“既不存在‘结构’也不存在‘功能’、既不存在‘宏观’层次也不存在‘微观’层次、既不存在‘社会’也不存在‘个体’，既不存在‘系统世界’，也不存在‘生活世界’”，社会理论的这些假定存在互相分离的实体和相互分开要素的概念已经失效，诸多网络所造成的关系，同时也只有“关系”，才是根本。

[21] 该文指出，与西方新闻学大体相类，中国新闻学始终框定在“职业”之中，是跟随新闻职业而起的一套操作知识体系，新闻学迄今为止一直是建立于伦理基础上的规范性学科，主要围绕报刊实践的一套规范——从新闻生产的基本过程、报刊性质的认识和理解，报刊职业与社会的关系等展开，并体现于对学生的培养中。

[22] 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第819页。

[23] 黄旦教授对先验性媒介观和工具性媒介观的批判，映照在他所表达的一种对媒介与人类活动关系的新理解之中。媒介即讯息，但技术具有自主性，“从根本意义上来看，对事物起决定作用是技术全部价值所在。如果它不起决定作用，那么它就毫无用处”。这里涉及到对“决定”的理解。它是指“为某事物指引方向、决定其进程、使之明确地建立起来、确定其形态和结构”。就工具观来说，该文借助埃吕尔、温纳等学者的论述指出，“在技术与它的使用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区分”，人们也“并非随心所欲地任意使用工具，而是要注意遵守适当的操作程序和技法，满足运转所需的全部物质条件。”

[24] 陈卫星、德布雷：《媒介学：观念与命题——关于媒介学的学术对谈》，《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101 106页。

[25] 德布雷所谓的“当下主义”是指人们生活在一个永久的现实性之中，体验着一种与新媒介相伴随的紧迫的、即时的和加速的时间，政府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人们也越来越跟随感知或情感的东西。

[26] 陈卫星：《从漂浮的能指到符号的资本》，《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11月，第30期，第2028页。

[27] 张斌：《显影与祛魅——论布尔迪厄的媒介批评》，《现代传播》，2015年第9期，第2126页。

[28] 作者借助本森和内维尔（R.Benson&Erick Neveu）的评析指出，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几个主要要素：现实这一概念是关系性的，隐藏在日常知觉的背后，‘场域’作为一个概念意味着研究工作是经验性的；如何使用概念有助于避免对文本过分的“内部主义”或“外部主义”解读，以及“自主”的含义。

[29] 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5期，第7392页。

[30] 潘忠党，於红梅：《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第140-157页。

[31] 一般说来，文化人类学用“阈限性”特指一个仪式的中间阶段具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如对此概念进行了发展和普及的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认为，阈限性不仅仅是与仪式相关，而是一种介入两个结构类别或两种生存状态之间的非此非彼、既此又彼的之间性状态（between states）。诸如挪威宗教学者安兹杰等指出了阈限性的空间维度。潘忠党、於红梅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了阈限性空间的一些后现代特征，以及在此空间中的主体实践性潜能。

[32] 作者与马克·波斯特的信息方式理论进行了对话。论文指出，波斯特把使用媒介而展开传播的主体完全放在了因果叙事链的尾端，因此忽视了四个方面，第一，媒介和信息技术是人类创造的成果，其中蕴含了技术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逻辑，也蕴含了实践的逻辑；第二，技术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实现其设计功能，得到再创造，并成为人们生活空间的有机构成部分；第三，电子媒介的中介、交流所因此具有的时空远距化（distantiation）和时空压缩等特征并不意味着场所被消解，而是更加开放，具有多种社会关系在时空维度上的变换和交织，显示出多样的纹理和潜能；第四，在已有话语体系中被结构地界定的主体遭到颠覆和解构，并非意味着作为行动者的主体遭到消解。

[33] 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2015年第12期，第5-18页。

[34] 该文对“场景”的概念做了批判性的学术史梳理，指出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公共领域理论更多关注的是理性言说，而忽视了场景元素；主流传播学也多将面对面实体场景与大众媒介的虚拟空间（甚至内容）混为一谈。梅洛维茨接续戈夫曼的场景理论，基于电视媒介场景指出，绝大多数媒介研究的重点都将媒介的内容偷换了作为“社会场景”的媒介，但梅洛维茨从电视出发构筑的社会场景，实现的是实体场景与媒介场景的组合，却无法实现身体同时穿梭于实体、虚拟多个场景中，观众也无法实现与电视信息系统场景的即时、实质性互动。微信的移动场景正是在此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性。

[35] 论文借助“地方芭蕾”“全球地方感”等概念，强调赋予“地方”以全新内涵，从而确立其在全球传播时代的价值。例如玛西指出，“地方是由在特定地点会遇并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关系之特殊组合构成的……可以想象成是社会关系与理解的网络中的联结态势。”

[36] 例如论文指出，以“移动场景”来思考微信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就能跳脱现有新媒体研究的一个主流命题——“线上交流如何影响线下活动”，此种设置问题的方式依然遗存了线上线下、虚拟实在截然两分的预设。

[37] 黄月琴：《象征资源“褶皱”与“游牧”的新闻专业主义：一种德勒兹主义的进路》，《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7期，第53-71页。

[38] 该文简要介绍了德勒兹的一些重要概念，例如”逃逸”不是逃跑，也是回避，而是一种主体实践，一种创造性的实验和拓展，从而将思想和实践带入一个平滑空间（smooth space），一个不由意义的等级制而由多元性决定的游牧王国。同样，“褶皱”寓意着差异与共生，也蕴含着创造性和自由空间，其创生性在于“激活互文逻辑，展示开放性的多元结构，其内部充满自律与互动性，可以进行开放式的思想游牧”。而“游牧”意味着由差异和重复的运动构成的、未科层化的自由装配状态。“块茎”则是点状的生发与网状的连接，与等级化的树状结构相对立。

[39] 甘锋：《批判学派的“另一张面孔”和传播研究的“第三种可能”——洛文塔尔传播理论解读》，《现代传播》，2015年第12期，第20-26页。

[40] 作者指出，洛文塔尔开辟了美国传播研究的一种转向，“要了解传播的意义，我们最好转向象征性表达领域，即艺术领域和宗教领域”，传统传播学市政研究范式无法将艺术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洛文塔尔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为艺术的文学……是个体的创造物，并且是个体以自身身份进行的体验”。作者认为，洛文塔尔力求通过文艺传播研究，将传播理论从美国经验学派的限制下解放出来，不但扩大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影响了它的理论指向。这对当下中国的传播研究来说，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

[41] 张放：《非浸入式诠释性研究：方法论视野下“受众民族志”的重新定位及其当代意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2期，第27-38页。

[42] 刘海龙：《连续与断裂：帕克与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神话》，《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第29-35页。

[43] 卞冬磊：《从报刊史到报刊阅读史：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第157-164页。

[44] 刘丹凌：《新传播革命与主体焦虑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6期，第93108页。

[45] 黄顺铭，李红涛：《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写——中文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条目（2004—2014）的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期，第5-23页。

[46] 论文梳理了新媒介与集体记忆的相关文献，安娜·瑞丁提出了“全球数字化记忆场域”（globitalmemoryfield）的概念，认为数字化媒体在媒介特性、传输速度、辐射范围、传播形态、黏性（固定／流动）以及轴线（垂直／水平）等方面，都带来了全球数字化记忆场域有别于传统的媒体目击方式。也有研究者提出了“协作性记忆”（collaborativeremembering）的概念。

[47] 徐国源：《网络公共空间与知识分子价值重构》，《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第812页。

[48] 徐翔：《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交媒体传播的类型分析：基于共词聚类的研究》，《现代传播》，2015年第10期，第3-45页。

[49] 詹佳如：《十八世纪中国的新闻与民间传播网络：作为媒介的孙嘉淦伪奏稿》，《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第20-36页。

[50] 孙藜：《再造“中心”：电报网络与晚清政治的空间重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第37-61页。

[51] 金庚星：《媒介的初现：上海火警中的旗灯、钟楼和电话》，《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第62-80页。

[52] 董倩：《消失的陌生人：〈新民晚报〉与上海日常生活空间中的社会交往（1949—1966）》，《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5期，第101-119页。

[53] 莎伦·梅拉兹、齐齐·帕帕卡利斯：《埃及革命期间网络把关以及网络框架分析》，陈瑜编译，《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9期，第80-108页。

[54] 邓续周：《党报的印刷技术革命》，《新闻大学》，2015年第3期，第17-23页。

[55] 论文提及，早在文化大革命尚在进行之中，由相关政府机构、中国科学院和新华社等机构就在1974年设立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至1987年12月1日，华光Ⅲ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通过部级技术鉴定，进入批量生产。到1993年，全国报纸全面普及汉字照排系统，淘汰铅作业，所谓告别“铅与火”。有趣的是，作者也指出了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一些内在特性，例如中国报纸标题的竖排等。

[56] 除了这里提到的，这组论文还包括：潘霁：《城市意义网络的可沟通性——从空间与文化视角考察上海地方认同》、葛星：《“自说自话”的城市官微——基于四城市官微内容分析的“城市官微可沟通性”报告》、周海宴：《空间可沟通性：“微游上海”的城市意象及其生产》，均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8期。

[57] 谢静：《可沟通城市：网络社会的新城市主张》，《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第16-24页。

[58] 谢静，潘霁，孙玮：《可沟通城市评价体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第25-34页。

[59] 李凌燕，支文军：《新闻周刊的“建筑”叙述——一种跨学科的分析》，《现代传播》，2015年第9期，第55-58页。

[60] 作者所说的“建筑”采用了专业概念中“大建筑”含义，即包含着城市、建筑、环境艺术、风景园林在内的大学科内涵。

[61] 方艳：《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方言传播与身份认同研究》，《新闻大学》，2015年第2期，第88-91页。

[62] 纪莉，吴逸悠：《口音歧视与社会群体的文化规训——以30年春晚小品的口音研究为例》，《现代传播》，2015年第7期，第81-85页。

[63] 孙信茹，杨星星：《文化传播与行为选择：一个普米族青年的文化实践故事》，《现代传播》，2015年第1期，第29-33页。

[64]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9、11页。

[65]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页。

[66] 张国良，张巧雨：《中国传播学研究近况实证分析——以专业期刊论文为研究视角（2008—2013）》，《现代传播》， 2015年第9期，第27-33页。

[67] 刘晓红，朱巧燕：《中国传播学问卷调查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1期，第5-26页。

[68] 胡翼青，吴欣慰：《再论传播的“仪式观”：一种社会控制的视角》，《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112-116页。

[69] 刘建明：《“仪式”视角下传播研究的几个关键概念被误读现象研究——与郭建斌教授商榷》，《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1期，第64-74页。

[70] 沈荟，王学成：《新媒体人际传播的议题、理论与方法选择》，《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第81-100页。

[71] 孙玮：《城市传播：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第5-15页

[72] 赵月枝：《重构国际传播体系的中国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日，第B01版。

[73] 胡春阳：《经由社交媒体的人际传播研究述评——以EBSCO传播学全文数据库相关文献为样本》，《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1期，第96—108页。例如作者将Facebook、Twitter、Youtube、Wechat、Weibo、Youku作为代表性社交媒介作为检索字段分别与“人际传播”“人际关系”进行交叉检索，没有发现任何针对由微信、微博、优酷进行的人际传播研究成果。

[74] 张志安，贾鹤鹏：《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现状与格局——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5期，第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