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研究的确立期(～年)

二、新闻学研究的确立期(1918～1937年)

(一)新闻学研究的开始与学术背景考察

“五四”前后,随着西学东渐和科学民主观念的传播,自由主义的报纸、报人及相应新闻理念,成为刚从长期的封建专制走出的中国社会的一道风景。同时,20世纪2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处在大的转型阶段,学术界也处在古今交替、中西融合创新的发展阶段,在一种学科整理和学术转型的语境下,新闻学研究较之前期启蒙时期那种狂飙激进式,以关注报刊政论功能为主的研究不同；与30年代末及以后因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突出,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新闻宣传式研究也不同。徐宝璜认为新闻学是“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新闻纸之各问题,可分属于编辑、组织、营业三方面”^[17],这一时期报纸观念与新闻学的研究都表现出新闻本位的特点,内涵为新闻的观念现代化、新闻的工作专业化、新闻的研究学理化。这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推动力,以及这批新闻研究共同体研究成果自身说服力和有效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1918年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从“学”的角度,即具有自身的知识系统、学理内涵、学术价值的中国新闻学研究登堂入室了,同年,北京大学政治学系首次开设新闻学选修课程,出版了中国第一份新闻学刊物——《新闻周刊》。蔡元培校长在该会成立的演说中提到：过去数十年,我国报业“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现”。“新闻之内容……无不与地理、历史、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等学有关。……根据是等科学,而应用于新闻界特别之经验,是以有新闻学”。^[18]

“新闻学研究会”由当时刚从美国研究新闻学归来的徐宝璜教授主持,由他和著名的报人邵飘萍担任导师,对中国新闻学的研究起了积极的倡导作用。同时,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又名《新闻学》,1919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1923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在此前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也于1917年出版)等陆续出版。这一过程的发生及其影响如梁启超所言：“凡一种学问要成为科学的,总要先有相当的发展,然后归纳所研究的成绩才成专门。先头是很自由的发展,茫无条理；后来把过去的成绩整理,建设科学,没有一种科学不是如此成立的”。^[19]这批学术成果为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新闻学理论、实务和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专著,中国新闻研究的演变进入了由术入学的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新闻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经历了比较充分的自我发展阶段,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黄天鹏等人都是其中的翘楚,一个新闻学术研究共同体形态初现,并通过学校教育、学会组织、专业刊物等渠道的运作使共同体联系更加密切。在他们的研究中有关新闻对象、方法、概念的运用、问题的表述方式等产生了一批具有经典价值的研究成果,它们与之前的新闻学启蒙阶段的认识与表述不同,邵飘萍考察世界新闻之趋势,得出“以新闻(News)为本位”^[20]的新闻专业理念。即强调报纸的新闻性、新闻事业的自由、独立和主体意识,认为“报纸与社会之进步,互为因果”^[21],故报纸要勇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围绕这些观念,以“新闻为本位”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一种趋势和主题,同时也建构起新的研究范式。

回顾学术史,20世纪20年代前后至抗战爆发前,中国社会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学术兴盛时期。陈平原认为,“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22]传统的国故整理,与现代学科对接,在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初步形成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年)等,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资料范围等方面都与以往考据学家存在差异,被视为开一代学术风气,有研究者认为这些学术贡献在于“古今中西融合创新与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23],并在内容、体系、方法等方面为各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较文史哲等学科,新闻学研究虽然在中国基础较薄弱,但这一时期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专业学术研究。

“五四”时期提出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找到中国文化中的问题症结和振兴中华的路径,这对整个中国社会思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科学”与“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而在当时的语境下提出无疑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这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演变的时期,中国的学术的转型也同步发生,王瑶先生在分析中国文学研究状况时认为“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24]。同样,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概念的提出以及对象、方法确立以至形成范式也是以引进和吸收方式展开的。考察一下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黄天鹏等人的生平,都有在国外的学习、研究的经历：徐宝璜留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新闻学,邵飘萍就读于日本东京政法学校,戈公振多次考察过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日本,还于1927年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等,黄天鹏获得日本早稻田大学新闻学硕士。这些对于作为中国早期新闻学专家的他们,构建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无论在内容上、体系上,还是心理结构上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在中国学者走向世界的同时,一些西方的学者、一代引领学科发展的国际大师也走进中国,如美国的实用主义大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等都曾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到中国讲学、访问。这一时期新闻界和新闻学的对外交往方面也是可圈可点,世界报业巨子、《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勋爵于1921年来到中国,并访问了《申报》报馆,称赞该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对史量才走独立的、民营的办报路线产生激励性影响。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创始人威廉博士1920年前后四次访问中国,1921年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世界之新闻学》的演说,当时由胡适做翻译。其后,“中国致力于新闻教育的人士,多出身于密苏里大学,课程设置及教学法多以密苏里新闻学院为蓝本。”^[25]此外,在1922～1923年间美联社社长诺伊斯、路透社总经理琼斯、合众社社长毕克尔等先后来华考察。^[26]在此之前,西方新闻学也通过翻译途径介绍到了中国。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了日本新闻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又名《欧美新闻事业》),美国学者休曼的《实用新闻学》也于1913年在上海翻译出版。

回顾这一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为今天的我们认识和感受当时中国的学者及新闻学研究的先行者所处的氛围和心态,提供了背景材料,其中还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对外开放,保持联系的程度还是相当高的,至少在思想界、学术界是如此。这种开放的态势给古老的中华文明提供了西方文明的参照,让中国的学者与西方学者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与交流,使中国的学术有了面向现代性的转向,这是新闻学研究范式选择的一个至为关键的学术资源。

如果说西学东渐是外在环境因素的话,而中国社会的转型则是这种范式选择的内在动因。再早之前辛亥革命推翻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开始实行共和制,进行宪政改革。相对而言,中国的媒介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言论自由、舆论监督被视为一个社会文明的象征,并得到某种制度上以及或心理上或面子上的保护,权势方面也开始附庸风雅,至少不愿担当公开压制言论自由的恶名,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得到认可,新闻的专业主义精神得到弘扬,新闻业的发展似乎也出现某种乐观的倾向。

陈力丹在《20世纪世界新闻传播的重大变化回顾》一文中提到：“五四”前后这一时期处在袁世凯集团垮台与蒋介石集团新起的缝隙中,没有强权全面控制全国的思想,约从1916年到1927年,中国历史上出现少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27]当然这里的年限划分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问题基本上处在一种自由发展的活跃期。就统治集团而言,国民党政权从形式上讲是在借鉴、模仿西方社会模式进行架构的,另一方面其成立的初期对全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都还有限,当务之急是自身组织系统的建立,来维持政权的运转,对学术问题更没“观照”过来。就新闻业及新闻研究学术活动而言,这一时期军阀统治者像走马灯一样轮替,没有明确的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官方意志要求它们应该如何,必须怎样,在没有权力的特别傍依、关照和控制下,新闻业发展的方向就只能朝着更加职业化、专业化去演进了,同时,新闻的学术研究及范式的选择自然就走上以“新闻为本位”的道路上去了。

(二)新闻学研究的范式确立——以徐宝璜的《新闻学》为例

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新闻学科是建立在之前对报纸的启蒙认识基础上的,并且开始脱离原先的初级形态,有了自己的核心概念、内容体系和研究的话语方式。陆续出版的新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在这一范式化过程中起着催化与固化的双重效果,因为这些著作“都在一段时期内为以后几代实践者们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这些著作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在于它们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28]被视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山祖”的徐宝璜(1894～1930 年)的《新闻学》同样具有这两方面的意义,确立了一个时期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范式。

《新闻学》为徐宝璜在“新闻学研究会”演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是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新闻学专著,“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29]原名《新闻学大意》,最早在1918年9～11月《东方杂志》15卷9～12期上发表,后多次修改,定名为《新闻学》,1919年12月10日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名义独立成书。书中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新闻学的原理、知识,具有一门学科的概论或通论性质。全书共14章6万余字,各章标题为：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新闻纸之职务、新闻之定义、新闻之精采、新闻之价值、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题目、新闻纸之社论、新闻纸之广告、新闻社之组织、新闻社之设备、新闻纸之销路、通信社之组织。

在体系建构、术语运用、语言组织等方面,徐宝璜的《新闻学》对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范式的确立具有标志性意义。书中提出了新闻学科的基本范畴,对新闻的定义、新闻学的性质、新闻价值等新闻学基本理论、核心概念,并在中国新闻研究史上首次进行了阐发。如新闻的定义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30],关于新闻价值在“新闻之精采”、“新闻之价值”两章均有论述,认为它关系到“是否为多数阅读者注意之标准”、“注意人数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31],同时提出新闻价值与个人关系、人类的同情心、著名人物以及因时因地的变化有关等等。这些命题及有关的论述,一方面,确定了新闻学的核心概念和术语,勾勒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和式样；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的新闻学研究留有一定的阐释的空间与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新闻学研究得以更加完备。

就体系架构而言,该书采取先介绍原理后分析实务,理论新闻学和应用新闻学相融通的方式,其阐释框架体现了新闻学是建立在有个强有力的报业及新闻实务界为背景、为依托,两者互动的基础上,具有操作性大于抽象性的学科特征,这一点是新闻学与文史哲等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明显不同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往往成为新闻事业的研究,这一“所指”意义的滑动是由该学科领域的上述特点决定的,而徐宝璜的《新闻学》的范式影响同样具有决定作用。有研究者认为,它影响了以后数十年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在近代中国,没有一本纯粹的理论新闻学著作,新闻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将基本理论的阐述与新闻业务经验的介绍融为一体,这一传统的开创者就是徐宝璜。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如此,30年代黄天鹏的《新闻学概论》与《新闻学入门》、曹用先的《新闻学》、李公凡的《基础新闻学》也是如此,40年代出版的萨空了的《科学的新闻学概论》、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储玉坤的《现代新闻学》还是如此”。^[32]

作为可以模仿、验证的范式,我们不难发现确实如库恩所指出的,它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凝聚了学术研究的一批人员,凝练了学术对象的内涵。

我们还可以从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的文体特点来把握这种范式及特点。较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时代的有关报刊及新闻思想的研究,徐宝璜与其《新闻学》的有关研究和论述表现得更加多元,心态更加平和,同时也更能反映报纸的多重属性,以及当时人们对报纸的认识,实现了学术研究的现代性的转变。梁启超的有关新闻及报纸论述的文体特点,与他的“报章体”风格保持了一致性,充满启蒙时代的典型意味。面对浑噩而又积弱的国家,需要有人四处奔走、大声呐喊,以狂飙突兀式的风格,对传统的保守势力形成强烈的冲击力以唤醒国人,所以,即使是带有某种学理问题的探讨表达起来也是汪洋恣肆、激情澎湃。梁启超在新闻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章中开始两段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秦越之视肥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反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33]

“去塞求通”、“耳目”、“喉舌”,是梁启超关于报纸功能的重要思想。此外,梁启超还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谈到：“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是也。……以上所述,我同业诸君其谓然也,则愿共勉之；其不谓然耶,则请更据鸿论有以教我。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34]

徐宝璜在其《新闻学》第二章从新闻的社会功能角度论述“新闻纸之职务”时,显得平实而周密：“‘新闻纸’之名词,在英文为Newspaper,在日文为‘新闻’,国人亦简称曰‘报纸’,曰‘报章’,曰‘新闻’或曰‘报’。其职务有六：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灌输知识,提倡道德,及振兴商业。而前三者,尤为重要。兹分别讨论之。”接下来采用横式结构论述这六个方面的内容,最后的结论：“综上所述,可见新闻纸之职务甚重。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35]

比较其各自文字的表述,从研究的文本文体的语言的体式、结构的模式和论证的方式等因素所构成的范式看,不难发现两者旨趣的差异。

在语言体式上,前者多使用带有艺术辞藻色彩的语言,善于把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如“耳目喉舌”的比喻显得文采飞扬。后者为准确、缜密的概括性语言系统的论述,新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多运用意义精确、不带感情色彩的专门术语,如“职务”、“供给新闻”、“代表舆论”等。

在结构模式上,梁启超文章多系一些零碎、片段的感受,不在意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性的篇章结构的营造。而《新闻学》从总体框架看,体系完备,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学术论文、论著的样式,文章的导论(亦称引论、绪论)、本论和结论也有了相应的规模,特别是本论,往往篇幅较长,层次繁多。

在论述方式上,前者多采用点悟式、直觉判断或譬如等手法说理。像从“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作为前提要件,来论述“上下、内外”信息不通对国家的危害。其中不乏见解深刻独到,穿透力强,直达核心,论证起来具有才气加灵气的双重效果,但缺乏程序与层次,难以模仿和把握。《新闻学》所代表的现代新闻学研究开始有了变化,在阐述“创造舆论”时提出“刊登真正之新闻”、“访问专家和要人”、“发表精确之社论”。^[36]既从新闻自身、采访对象和载体形式三个方面归纳出所谓的创造舆论的方法,论述思路清晰合理。其中的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逻辑方法的应用,有一套可以通过训练而为之的式样可循。

当然,梁启超与徐宝璜的个人的经历和影响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是引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风云人物,在诸多学术领域有广泛影响的通才、大家,是在改造中国现状变法图强宗旨下选择办报实践,其新闻思想及对新闻学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启蒙；后者为新闻教育与研究领域的专家,在相对集中的领域作精深的专业的学理性的探究。从新闻学研究的时空关系链考察,梁启超在先,属于开风气、拓视野、洗脑筋的；徐宝璜在后,属于跟进、深化、集成、守成的。在“以上所述”和“综上所述”各自的总结性陈述中不难看出,梁启超是笔端带着情感,试图打动他人、说服他人；而徐宝璜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逻辑推理,体现出科学与理性的认识。

王瑶先生认为,“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较明确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37]在中国,文学与新闻学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文学研究的历程可以和新闻学研究的旅途互为参照。同样,通过对新闻学研究成果的文本构成中的语言的体式、结构的模式和论证的方式等要素进行考察,新闻学的研究也开始了这一现代化的转变,逐步构建起自己的范式,此后的新闻学研究的成果很少用梁启超式的报章体风格来承载(“文革”时期一些大批判式的新闻方面的文章倒是有某种类似的文体成分,在本书后面对“大批判”式研究还有进一步的分析)。

徐宝璜的思路与视野、《新闻学》的框架和资料,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便利,同时对其也产生规制方面的影响,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黄天鹏等人通过各自的学术专著的出版,完成了这一阶段新闻学研究的经典化过程。他们与之前的“启蒙时期”的新闻学研究那种单篇散论、注重新闻传播的外在功能不同,而是就新闻学的理论、历史、实务操作等不同领域作了“开山”式的系统论述,初步搭建起学科的框架。而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整个中国社会面临着民族危机和军事战争,新闻事业的发展纳入到救亡和革命的时代洪流中,这就给新闻工作和新闻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课题,客观上也为新的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新的研究人员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机遇。显然时代的变迁,语境的不同,新闻事业及新闻学研究需要有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其变化,而新闻的属性和运行特点决定了这种调整的速度、范围等比起其他学科来得更明显、更突出。在这一大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范式从“自身本位”转向以“党报”与“宣传”为特点的话语体系中,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延续下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闻学研究,对这种“以新闻为本位”的研究又有了某种呼应和进一步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