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期(～年)

适应期(～年)

二、适应期(1981～1984年)

大规模地自行研制“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之一。

这一特征发轫于《世界图书》(B辑)1981年第6期。该期为“国外科技核心期刊专辑”,公布了国外88个科技领域的“核心期刊”表,其中明确标明“核心期刊”的有79个领域,另有9个领域“或是依据似有不足之处,或是计算方法稍欠严谨”未能排出相应序号,故统一编入“常用期刊”。^[8]此次遴选,《世界图书》杂志刊有广告,也有书评,影响较大。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早期学者对“核心期刊”和“常用期刊”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还是略有不同的。这些“核心期刊”表的研制(也包括部分译介),主要方法是“文摘法”和“引文法”,亦有两法兼用,杂取他法者。所依据的资料大多来自国外,最为常见的为《最新目次》(Current Contents)、《工程索引》(Engineering Index Annual)等,也有少量的国内专题索引。此次大规模的遴选国外科技期刊,意义相当深远。其一,这是国内学者“自力更生”首次大规模地自行研制国外科技“核心期刊”表,改变了早期以译介为主的局面,大大增强了国内研究的“造血”功能,推动了“核心期刊”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其二,此次遴选量大面广,涉及学者众多,从而开国内遴选“核心期刊”团体精神之先河,也使“核心期刊”的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为90年代国内几次大规模的“核心期刊”遴选积累了初步经验。

“国外科技核心期刊专辑”出版之后,受到图书情报界的广泛关注。《世界图书》(B辑)又于1983年集中刊发了13个专题的国外科技核心期刊表。这两本杂志出版后,“受到了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的欢迎”。有些“核心期刊”表因依据资料的不同,选取结果悬殊,引发了一些争鸣。为了能将研究引向深入,《世界图书》从1983年第7期起,又陆续发表了20余种国外的科技“核心期刊表”。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这一阶段遴选“核心期刊”的资料来源,虽仍以国外为主,但国内资料的比重明显增加,研究方法也更为丰富、多样。

值得提及的是,1984年毕家正在《世界图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国外地学核心期刊》等三篇文章,详细介绍《现刊目次》(Current Contents)公布的加菲尔德选出的“核心期刊表”。这些“核心期刊表”,采用的均为“引文分析法”。他在《国外昆虫学核心期刊》中将加菲尔德的遴选结果与国内某学者遴选的结果进行了比照,结果发现入选期刊甚为悬殊,这倒不是因为研究方法不同,而是由于所依据的资料不同。这为人们遴选核心期刊、科学认识和合理使用“核心期刊”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在上述的几篇文章中,还出现“繁用期刊”的概念,这一概念相当于后来国内使用的“来源期刊”的概念,他们都是获得相关引用数据,进行引文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视野触及人文社科领域,也是这一时期核心期刊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

《国外书讯》发表《国外人类学核心期刊》一文,公布了国外人类学核心期刊50种。尽管人类学兼有文理性质,但该文是美国费城科学情报所(ISI)利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选出的“核心期刊”,其遴选方法也是根据期刊的被引次数。这是国内首次介绍国外社会科学领域“核心期刊”的研究情况。也可认为,这是国内“核心期刊”研究首次触及社会科学期刊领域,拓展了国内“核心期刊”的研究视野,为此后国内进行大规模的“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研究,作了前期准备。

纵观我国早期的“核心期刊”研究,可以看出这样的初步轮廓,从全盘引进到国内自行研制,既大胆移植又小心求证,基本接触到了“核心期刊”研究的一些主要方面,回答了“什么是核心期刊”、“为什么要研究核心期刊”、“核心期刊遴选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怎样来遴选核心期刊”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地自行研制“国外科技核心期刊”,不仅填补了国内文献情报研究相关领域的某些空白,而且为进一步研究和遴选国内期刊积累了经验,为国内“核心期刊”研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