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期(年～)
五、变异期(1999年～)
1999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相继实行岗位津贴制,这在全国高校中产生重大反响。各高校纷纷效仿,由此在全国高校中掀起了一场“薪金革命”。这场“革命”最为敏感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对教职员工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学术论文进行评价。绝大多数的高校都采用了“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即以刊物是否“核心”来评价论文学术水平的高低。凡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即被认为是高质量的成果,否则就是低质量的。在衡量论文学术质量上,“核心期刊”是至上权威,拥有“生杀予夺”的特权,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此后在职称评审、学位申请、科研评奖中,“核心期刊”粉墨登场,同样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你认为合理也好,不合理也罢,你都无法无视“核心期刊”的存在,无法完全置“核心期刊”于不顾。此等做法,直接刺激了国内“核心期刊”遴选的节节升温。此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及各省新闻出版局虽都举办过一系列的期刊评奖活动,但在学术期刊界的影响力远不如“核心期刊”。“核心期刊”被赋予了科研评价功能之后,便走上了异化的发展之路。这一时期,国内各体系“核心期刊”遴选如火如荼,波澜壮阔,随之而来的批评、抨击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下面拟从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有组织的集体遴选
这一时期,国内大规模的“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多达10余次。北京大学图书馆主持过两次“中文核心期刊”的遴选,先后出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和200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先后编辑出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0年版和2004年版。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遴选“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出版《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0年版和2004年版。此外,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公布“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亦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也差不多每年公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也于2003年编制出版了《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概览》,等等。
1.“中文核心期刊”的遴选
199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中文核心期刊”的遴选。此次遴选的基本理念、遴选指标、遴选程序、遴选方法与第二次大致相同,共从全国近万种期刊中遴选出7大类“核心期刊”1571种(已去除跨学科重复),研究成果《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版)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95]与此前遴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
检索工具电子化 此次遴选普遍运用了电子文献数据库,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书本式检索工具,作手工统计。使用的电子文献数据库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数据库”、“中文报刊社科资料索引数据库”、“中文社科报刊篇名数据库”、“中国科学院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在国内均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能够为“核心期刊”遴选提供较为翔实的原始数据。电子文献数据库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数据统计的准确性和数据处理的效率。
大范围调整类目 三次遴选均以《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为参照,第一、二次以《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为依据,第三次遴选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为参照,分类上还是一脉相承的。[5]第一、二次遴选类目数为131个,此次遴选做了较大调整,由131个压缩到75个,压缩比例达到43%。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简单调整,而是有效地克服此前“小类目容易使水平不高的刊物进入核心区,大类目容易淹没新兴专业的优秀期刊,造成漏选”的弊端。
“个案”处理综合性期刊 前文已述,第一次遴选综合性期刊入选数量过少,特设的“综合性文科”、“综合性自然科学”、“综合性医学卫生”、“综合性农业科学”、“综合新兴工业技术”等五类期刊并未使用“核心期刊”的名称,而是采用了“重要期刊”的字样。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第一次遴选已经注意到了综合性期刊的问题,只是未能得到解决,专设“综合性重要期刊”还只是“存疑”待解。第二次遴选已充分考虑综合性期刊的问题,《总览》第2版中综合性“核心期刊”的入选数量为109种,此后又以补遗的方式在《大学图书馆学报》1997年第3期发表专文,增补了18种,但仍未得到彻底改观。此次遴选专设综合性期刊模块,将综合性期刊分入“文科综合”、“科学技术综合”、“医学卫生综合”、“农业科学综合”四个类目进行“核心期刊”的遴选,结果综合性期刊入选152种,比上次遴选增加了25种(上次为127种,含增补的18种),这样就基本上解决了综合性“核心期刊”的遴选问题。
进一步界定“核心期刊”的概念、性质和用途 《总览》第3版特设“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学研究报告”,这不仅让我们能够全面了解“中文核心期刊表”的研制过程,而且该报告对“核心期刊”概念、用途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如指出核心区与非核心区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中文核心期刊表只是一种参考工具书”;“尤其是在评定职称的问题上,一定要依据评定的专业范围、学术级别等具体情况自己定出适合于本单位的‘重要期刊表’,而不应不加选择地搬用核心期刊表”等等,这些特别“交代”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正确使用“核心期刊表”提供了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总览》(2000年版)遴选指标的单一性依然相当明显。75个类目中,完全没有采用引文分析法(即没有采用“被引量”指标,也没有采用“影响因子”指标)的类目有22个,占29.3%。这些类目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哲学”,“宗教”,“统计学、社会学、人口学、人才学”,“民族学”,“政治理论”,“国际政治”,“中国政治”,“法律”,“经济理论”,“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经济计划与管理”,“会计”,“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贸易经济”,“财政、国家财政”,“货币、金融、银行、保险”,“文化事业、信息与知识传播”,“教育”,“文学”。也就是说,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中,均未能采用引文分析法。另有32个类目,在引文分析时,只采用了“被引量”指标,没有采用“影响因子”指标。在“核心期刊”遴选中,比较公认的遴选方法是引文分析。引文分析的指标通常包括“总被引频次”、“被引率”、“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被引半衰期”、“自引率”、“他引率”等等。《总览》(2000年版)所采用的六个指标中只有两个是引文指标(被引量、影响因子),但就是这两个指标,在实际遴选中也未能被完全采用。此外,不少类目的遴选只采用了两个指标,指标的单一性相当明显。这些都大大影响了“核心期刊”的遴选质量,《总览》(2000年版)选出的“核心期刊”(尤其是人文社科期刊),与客观可能存在的“核心期刊”究竟会有多大的吻合度,不得而知。
2004年7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问世。此次遴选共选出各类核心期刊1789种,分属7大编74个学科类目。采用的遴选方法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法。与前3次遴选相比,此次遴选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诸如定性评价的力度明显加大、定量评价指标有所调整、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入选数量明显增加等。此外,该版《总览》还对“核心期刊表”的用途作了进一步的框定。尽管如此,此次遴选还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出版不久即遭到学界的质疑。如钱荣贵发表《质疑新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一文,从6个方面对《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提出了质疑。[96](后文详述)
2.“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遴选
1995年3月至1996年6月,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40多位专家率先大规模共同遴选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表,其成果《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总览》199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事隔三年,国内再度大规模遴选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此项研究被作为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学研究”的一个子课题,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主持,研究成果《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仍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9]该版由9个一级学科、12个二级学科的“核心期刊表”组成,其中,有8个一级学科细分为75个下位类“核心期刊表”。除去入选期刊的跨学科重复,共遴选出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1427种。此次遴选的方法、指标、程序与第1版大体相同。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版的第九编,即文学艺术类。首先是该编没有像第1版那样使用“核心期刊”的名称,而是采用了“推荐期刊”的名称,据研究人员所言,这主要是因为来源资料及统计数据的不足。(见该书第329页)。其次,第1版该编先列出“核心期刊总表”,再列出其二级学科的核心期刊表,包括“文学与修辞”、“美洲英语文学”、“英国与古代英语文学”、“其他语言文学”、“艺术”、“音乐”、“电影”、“舞蹈”、“戏剧”、“其他”等。而此次则参照Magazine for Libraries(《图书馆期刊指南》)将文学艺术类期刊分为“文学评论及文学作品”、“电影电视”、“戏剧”、“艺术评论”、“音乐”、“舞蹈”及“摄影”等7种。
3.“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遴选
200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社会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编制出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97]。该书“说明”中指出:“鉴于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在社会科学论文的成果评价中,亟需确定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作为成果的参考依据,我们根据历年来的研究结果和数据分析,确定了1999年度的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范围,并编制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这是对编制目的和用途的交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对“核心期刊”遴选意义的认识,已不再局限在“核心期刊”遴选的原始初衷,“核心期刊”的意义已突破图书馆学、文献计量学的范畴,甚至突破了期刊评价的范畴,“核心期刊”肩负起科研效绩评价参考依据的“重任”了,这可能是“核心期刊”负面效应蔓延和加剧的主因之一。
此次遴选从全国3000余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选出“核心期刊”506种,“是中国科学院认定的学术研究核心期刊,也是我国统计分析和文献评价研究的重要信息基础”。此次遴选的原则正如该书中指出的:“1.国家正式批准出版的刊物,即必须有ISSN国际标准刊和CN国内统一刊号。2.有较高学术性和理论性,探讨和研究人文和社会科学有关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期刊。3.全国检索类期刊收录频率和引用频率较高的期刊。4.全国省市自治区及各专业学会评比中获奖的学术期刊。”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次遴选对核心期刊的理解与此前有所不同。尤其是第四条原则,显然是期刊的整体评价,而并非是对期刊质量的局部评价。我们知道全国、省市自治区和各级学会对期刊的评价是全方位的,有多重指标。如全国的“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国家期刊奖获奖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入选期刊”,各省的“(双)十佳期刊”、“优秀期刊”、“一级期刊”等,各专业学会如“全国首届双十佳学报”、“首届全国百强学报”、“首届全国优秀学报”等,这些评选均是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对期刊进行评价的,其中社会效益又包括“政治标准”、“学术水平”、“编校质量”等。可见,这种评价是对期刊整体办刊质量的评价,并不是对期刊质量的有限评估。中国社会科学院以此来作为“核心期刊”遴选的原则之一,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样的“核心期刊”遴选与各类期刊评奖除了名称不同之外,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核心期刊”不就等同于“优秀期刊”吗?以期刊的级别来评价论文的学术价值,其“参考”价值本来就有限,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评出的“核心期刊”对论文学术价值评判的参考价值又有多大呢?
200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文献计量学研究室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年版)》正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版《要览》全面采用了引文分析的遴选方法,这也是该体系与其他遴选体系明显的不同之处。从入选期刊的数量来看,较第1版明显减少,仅有344种期刊入选。该版本还对“核心期刊”的概念作了新的界定,认为核心期刊是“某学科(或某领域)的‘核心期刊’,是指那些发表该学科(或领域)论文较多、使用率(含被引率、转载率和流通率)较高、学术影响较大的期刊”。这就意味着入选的“核心期刊”是学科核心期刊,这些期刊具有学科论文数量较多、使用率较高、学术影响较大三个方面的特征。鉴于第1版《要览》对“核心期刊”用途的不恰当表述,该版明确框定出“核心期刊”的适用范围。核心期刊“适用于读者和作者据此选用期刊,以及馆藏和文献数据库的选刊”。这一界说较为切合“核心期刊”的遴选初衷,对现实中科研管理部门任意泛化“核心期刊”的用途,有一定的纠偏作用。此外,该版还将“核心期刊”遴选与期刊质量评价区别开来。当然,该版也未能解决“核心期刊”遴选中统计数据相对滞后、指标还相对单一的通病。
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的遴选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项目编号:99JBZD870001),由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研制。尽管“来源期刊”与“核心期刊”的概念不尽相同,但在遴选指标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时也由于“CSSCI来源期刊”的选取影响较大,对我们深入认识“核心期刊”也有参考价值,故在此一并作些述评。
“来源期刊”直接影响评价的质量。南京大学CSSCI课题组为此制定了较为严密的选刊原则。(1)入选的刊物应能反映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各个学科中最新研究成果,且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编辑出版较为规范的学术刊物;(2)入选的刊物必须是正式公开出版发行,且具有ISSN或CN号;(3)入选的刊物其所载的学术文章应多数列有参考文献;(4)凡属索引、文摘等二次文献类的刊物不予收入;(5)译丛和以发表译文为主的刊物,暂不收入;(6)通俗刊物,以发表文艺作品为主的各种文艺刊物,暂不收入。[98]
CSSCI课题组确定了1998年“来源期刊”496种,1999年来源期刊506种。2001年3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确定出2000年“来源期刊”的具体方法和遴选程序:(1)CSSCI的来源期刊总数应在500种左右;(2)各学科的刊物原则上应按各学科正式出版发行刊物的15%～18%选取;(3)刊物的选取主要依据影响因子(权重95%),其次要照顾到一级学科的完整性、学科的规模、地区因素、人力资源等因素(权重共约5%);(4)项目组根据咨询委员会的意见,收集、整理出各项基础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CSSCI(2000)来源期刊分学科应选期刊数。”[98]南京大学根据上述原则和方法,通过几轮讨论,广泛听取各学科专家意见,逐步缩小入围圈,最终确定入选的2000年来源期刊为419种。其中管理学22种、马克思主义11种、哲学10种、宗教学5种、语言学16种、中国文学13种、外国文学4种、艺术学15种、历史学21种、考古学6种、经济学70种、政治学32种、法学17种、社会学8种、民族学11种、新闻与传播学13种、图书情报与档案学18种,教育学29种,体育学7种、统计学3种、心理学7种、社科总论30种、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35种、人文经济地理7种、环境科学9种。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出,2000年来源期刊的学科分类是以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92)为依据的,这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中图法》分类明显不同。同时,CSSCI还参照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增选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环境地理、心理学等与社会科学联系较为密切的期刊,并结合中国国情列出了“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等类目。
2001年、2002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与2000年相同,仍然为419种,只是另外增加了海外华文期刊16种,这16种海外华文期刊为《二十一世纪》、《人文中国学报》、《文化中国》、《文化杂志》、《中外论坛》、《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中国研究》、《信报财经月刊》、《社会理论学报》、《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亚洲研究》、《澳门研究》、《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新亚学报》、《岭南学报》和《族群研究论丛》。
2003年7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西宁会议就“CSSCI来源期刊”的调整方案进行研讨,达成的意见是:来源期刊的数量应保持相对稳定,删除不符合CSSCI选刊原则的《当代宗教研究》(不具CN号)、《世界电影》、《世界美术》(多为译文或原创剧本);调整《教育信息化》、《南开管理评论》、《世界经济与政治》、《战略与管理》等4种来源期刊的学科归属;删除2000、2001年平均每篇论文引用文献量少于0.4篇的部分来源期刊(保留《求是》和一些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增补部分2000、2001年平均影响因子在分学科排序中靠前的部分期刊。[99]
此次调整实际从2002年度CSSCI来源期刊中删除了因停刊、合并及不符合CSSCI收录原则的期刊18种,增补了所删期刊相应学科中影响因子位次较前的17种期刊,这样最终确定的“CSSCI来源期刊(2003年度)”为418种。从CSSCI公布的2003年度来源期刊表来看, 2000、2001、2002年度增补的16种港澳台及国外华文期刊此次未列出。
如果我们把2003年、2002年的“CSSCI来源期刊”表进行比照,可以看出2003年度新增的17种来源期刊是:《科技管理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中国道教》、《书法研究》、《涉外税务》、《金融论坛》、《国际经贸探索》、《税务与经济》、《财经论丛》、《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财经理论与实践》《俄罗斯研究(原名:今日东欧中亚)》、《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原名:东欧中亚研究)》、《科技与出版》、《编辑之友》、《科学·经济·社会》和《江淮论坛》。
5.“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的评选
2002年2月1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发出了《关于评优秀社科学报、优秀社科学报主编、优秀学报编辑及优秀编辑学论著的通知》。通知指出:“在评出一、二、三等奖的基础上,同时评出‘中国高校社科学报核心期刊’。”[100]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所进行的“核心期刊”遴选与“优秀期刊”的评选程序和标准大体相同,只是“优中选优”再产生“核心期刊”。这里,“核心期刊”的含义又一次发生重大转折,“核心期刊”似乎与“优秀期刊”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核心期刊”的遴选也就等同于对期刊办刊质量的整体评价了。此次评选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目前通行的主要按学科载文量的计算的做法,不适合高校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类学报”,“定核心期刊除了根据文献计量学所提供的有关数据外,还应组织专家成立有权威的评委会,对刊物的方向、编校质量、出版印刷质量等重要指标作出全面评价和鉴定”。具体的指标和评估办法可以从该通知公布的“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质量标准及评估办法”中看出。[100]该办法列出四项标准:“政治标准”(取权重,K=0～1)、“业务标准”(50分)、“编辑标准”(30分)、“出版标准”(20分)。其中,政治标准最为重要,每个期刊的最终标准以其他三个标准的总分乘以政治标准这个权重得出。而一般意义上的“核心期刊”,其遴选的主要指标“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在这次评选中仅只占20分,即便能得满分,如“政治标准”权重得不到1,20分也会大打折扣。因此,这一体系与其他体系对“核心期刊”的理解有着明显的不同。2003年,《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概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共有154家高校社科学报入选。这154家“核心期刊”是此次被评为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全国百强社科学报和少数虽未能进入上述两个范围但已被北京大学图书馆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列入“核心期刊”的学报。[101]
6.“国外科学技术核心期刊”的遴选
与国外一样,国内“核心期刊”的研究和遴选也是从科技期刊开始,逐步扩展到人文社科期刊的。1981年,《世界图书》B辑第6期推出“国外科技核心期刊专辑”,首次较大规模地对国外的科学技术期刊进行了遴选。尽管此次遴选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遴选范围、统计数据、遴选指标等都还很有限,但在当时确为国内全面了解、认识、订阅国外科技领域的重要期刊提供了一本很好的参考工具书。1991年,国内再次大规模地遴选国外科技“核心期刊”,55名国内科技情报界专家参与了“核心期刊表”的研制,成果《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手册》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此次共选出145个大小学科的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普遍采用的遴选方法是布氏定律法和加氏引文分析法。
2003年,南京大学图书馆、全国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联合编制的《国外科学技术核心期刊总览》(2003年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出版。正如该书“研制报告”中所指出的,该书既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的姐妹篇,也是上述《国外科技核心期刊专辑》(1981年版)、《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手册》(1991年版)的续编。[102]
《国外科学技术核心期刊总览》(2003年版)采用了数据采集、综合筛选、专家评审的遴选程序,主要的遴选指标是“被摘量”、“被引量”和“影响因子”。在进行综合筛选时,采用了构成矩阵、求隶属度、加权平均的方法。学科分类的依据是国际流行的《杜威十进分类法》(DDC),并适当参照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该书共选出国外“物理学”、“力学”、“化学”、“天文学”、“测绘学”、“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地质学”、“海洋学”、“自然地理学”、“医药卫生”、“林业科学”、“水产学”、“仪器仪表学”、“能源与动力”、“电学”、“电子技术与通讯”、“化学工业”、“纺织学”、“食品科学”、“水利工程”等21个一级学科的“核心期刊”2596种,去除学科交叉重复入选的期刊后,实为1987种。
该书是“首先利用统一的筛选方法、统一的格式,借助计算机,进行大规模系统筛选外文科技核心期刊的一种实践”[102],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今后逐步完善国外科技核心期刊的遴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该书也有两个明显的局限。一是学科覆盖不全,由于工程巨大,人力、物力投入过少等原因,拟选的“数学”、“生物”、“农学”、“矿业”、“冶金”、“石油与天然气”、“机械”、“武器工业”、“自动化”、“建筑”、“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环境科学”等13个学科的核心期刊表未能编入此书,这就大大影响了该书的使用价值。如果图书馆仅据此选择、订购外文期刊,可能还会导致更多的负面影响。二是统计数据过于滞后。该书“研制报告”曾指出,此次遴选“被摘量”、“被引量”两个指标的统计时限是1998～2001年,“影响因子”是各刊2001年的影响因子。但我们也注意到,在具体遴选中并没有严格做到这一点。如“物理学”的遴选,“被摘量”的统计时限是1995～1997年、“被引量”的统计是以1996年的《期刊引证报告》(JCR)为依据的。再如“力学”的期刊遴选,“引文量”和“影响因子”两个指标,其数据来源是1997年的《期刊引证报告》,而“被摘量”指标统计则是1995～1997年的数据。如此等等。该书的出版时间与数据统计的时间相距长达8年之久,统计数据的明显滞后,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期刊遴选的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研究报告”客观地指出了“核心期刊”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特别是“核心期刊”的论文评价问题。现将相关论述转录如下:“一般说来,核心期刊有着严格的审稿制度,因此,核心期刊上论文一般好于非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但并非核心期刊上的文章篇篇都是高质量文章,反之,非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并非质量皆不高。影响因子等文献计量指标,只是从一些侧面来评价期刊的质量,并不能完全代替期刊的质量的评价,更不能代替期刊中的论文评价。实际上,各种核心期刊之间、同一种核心期刊上不同论文之间、非核心期刊之间、同一种非核心期刊上不同论文之间均存在着差别,忽视这些差别,将核心期刊的部分评价功能过分夸大,则不能完整、公正、准确地评价论文质量。”[102]这里,编者肯定了“核心期刊”的部分论文评价功能,但也提醒人们不要任意夸大核心期刊的作用,这对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对待“核心期刊”的论文评价功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遴选体系本身首先必须较为科学,也就是说如果选出的“核心期刊”与客观存在的“核心期刊”较为一致的话,选出的“核心期刊”才具有一定的论文评价功能。如果遴选体系本身就不科学,遴选出的“核心期刊”得不到学术界、期刊界的普遍认同,那么,“核心期刊”的这种部分论文评价功能就会大打折扣。
此外,《国外科学技术核心期刊总览》中附有“南京大学SCI.JCR期刊综合评分等级区域分类表”。[103]虽然没有使用“核心期刊”的名称,但等级的划分采用的是布拉德福区域分析法。相关数据来自南京大学图书馆JCR光盘数据库,即2001年JCR公布的2000年的相关数据。此次分级共对JCR中被引用的5684种期刊按JCR原有的169个主题学科进行了分级,每个学科的期刊都被分成三个等级区域。总的分级思路是,先对各刊的被引次数、影响因子进行加权处理(影响因子权重为0.6,被引次数为0.4),根据各刊所得的分数由高到低依次排列各刊。然后把每类期刊划成三个区域,划分的依据是每个区域的期刊总分值大体相等,即每个区域的期刊总分大体等于该类期刊总分的三分之一。这种划分区域的方法,类似于当年布拉德福的划分方法,三个区域类似于布氏所说的“核心区”、“普通区”和“边缘区”,只不过布氏统计的是载文量,此处分析的是影响因子和被引次数。需要指出的,此种做法有可取之处,一是遴选程序简便,投入不大;二是遴选方法的理论依据明显;三是数据较新也较为可靠;四是学科划分较细,针对性强。这些都值得今后国内遴选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提供了借鉴。
(二)个体的学术研究
1.对新的测定方法的继续寻求
蛛网图法。2002年,黄瑞金提出了一种新的“核心期刊”数值优化选择方法,即蛛网图法。[104]这种方法与目前“核心期刊”遴选中的计量方法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直观地表明“核心期刊”之间的差异,也有利于在遴选中辨别综合评价值相近期刊之间的优劣。作者指出,这种方法不仅为“核心期刊”的遴选提供了一种新的辅助工具,同时也适用于其他一些评价领域,诸如论文质量测评、图书评估、干部考核、教学评估,以及销售情况分析等。[104]
逼近理想排序法。这是一种系统工程中的决策方法,其优势是能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排序,从而优选出最接近理想的方案。这种评判方法的基本程序是“基于标准化后的原始数据矩阵,找出有限方案中的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然后获得某一方案与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的距离(用差的平方和的平方根值表示),从而得出该方案与最优方案的接近程度,并以此作为评价各方案优劣的根据”。[105]2003年李子丰首先将这种方法引入馆藏核心期刊的遴选领域,并用这种方法对广东医学院图书馆馆藏的830种中外文医学期刊进行了综合评价。[105]在模糊线形加权变换法评价中,各指标的“权重”通常根据专家意见赋予,这就难免会带有专家的主观随意性。采用“逼近理想排序法”(TOPSIS),避开了“权重”这一概念,评价结果就显得更为客观。
主成分分析法。这是一种统计学方法,“它以不丢失或很少丢失原有信息量为前提,可将分析问题的多个指标综合成尽可能少的综合性指标。这些合成的综合性指标既能充分反映原来多个指标反映的信息,又能使指标之间互不相关”。[106]2003年管进等人提出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来对期刊进行评价,指出在“核心期刊”评选中运用这种可以“减少原指标信息的重迭,又不失去原指标信息的总含量”,并以广东医学院所藏期刊为样本,对这种方法的使用程序作了演示。[106]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各主成分的权重是通过定量计量的方法求得的,这样就可以避免专家意见的主观随意性。但作者也指出“有时赋权结果可能与客观实际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后,最好再结合专家的意见,作些微调。[106]2004年管进等人再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广东医学院图书馆订阅的生物医学类外文期刊进行综合评价。[107]
2.对增加“网络引文”指标的建议
2003年王恺荣对网络引文文献对“核心期刊”遴选的影响做了系统分析。[108]作者对1997～2001年5种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的网络引文数量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指出在过去的5年中网络文献以7.72%的速度递增,这就为核心期刊遴选提供了一个新的指标,国内“核心期刊”的遴选应与时俱进,及时接纳“网络引文”指标,这样才能增加核心期刊遴选的准确性。2004年,东方也进一步提出在“核心期刊”遴选中增加“网络引文”指标的建议。[109]
3.对核心期刊形成机理的继续探索
这一时期,对核心期刊形成机理的探讨仍然是热点问题之一。佘广和总结前人的观点,指出核心期刊形成的四大原因,即“马太效应的影响”、“省力法则的导向”、“学科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协同效应的自组织行为”。[110]2004年宗承玉、姚敏两人对此也作过相似的概括和总结。[111]凤元杰则认为,核心期刊的形成机制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从宏观上来看,自组织理论可以解释核心期刊的成因,二是从微观上看,期刊编辑因素起决定作用,这当中主编意识、特色意识、编辑意识、规范意识、宣传经营意识是期刊成功的关键。[112]1999年何荣利、王翠英指出,期刊信息的集聚与离散性是核心期刊形成的根本原因,而这种聚散性主要受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制约。科学技术领域的相互联系和渗透使得学科愈分愈细、愈分愈多,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愈来愈复杂。这种学科间的互相联系和渗透必然导致期刊信息异常分散的特点。[113]2000年何、王两位还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二版)为依据,对40个学科的科学引文进行统计,进一步验证了科学引文具有聚散性特征。他们同时指出,“对于期刊文献尚未形成明显的离散区和集聚区的学科不宜用引文分析的方法来确定其核心期刊”。[114]总体看来,这一阶段对核心期刊形成机理的探讨,基本上没有超出前期的成果。
4.特定专题核心期刊的遴选
学科性(专题性)是核心期刊的本质属性,目前较有影响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等多数是按学科遴选出来的,由此遴选出来的核心期刊对公共图书馆订阅学术期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这并不能满足专业图书馆、特色图书馆订阅期刊的需要。2000年,代丽等人运用“文献累积百分比法”,测得我国枣树研究核心期刊25种。[115]2001年,王旭萍等运用布拉德福法,测得国内外高原医学文献核心期刊55种。[116]同年,张帆等运用引文分析法,测得防震减灾学科核心期刊20种,其中中文期刊7种,外文期刊13种。[117]熊芝兰等翻译了国外《物理治疗核心期刊》一文,该文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运用引文分析法,测得47种国外物理治疗领域的核心期刊。[118]赵玉珍运用布拉德福定律测得我国沙棘文献核心期刊10种。[119]陈仁英运用引文法并参照布拉德福文献离散定律,测得中医学相关国外医学英语核心期刊11种。[120]汪人山等运用文摘法、引文分析法和专家审核法测得纺织学科核心期刊56种。[121]张云秋等运用载文率法测定国内外药学核心期刊66种,其中国外期刊55种,国内期刊11种。[122]
5.对入选期刊引文状况进行分析
引文是文献与文献、期刊与期刊之间联系的纽带之一,通过对引文进行统计、分析与比较,可以知晓各刊之间引文指标上的差异。这一时期,特别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2年版)出版之后,不少学人选取某一学科领域入选期刊来进行引文分析。这些引文分析大体分为自引分析和互引分析。如,2000年薛万新等对图书馆学核心期刊的引文分析与互引分析;[123]2002年曹志梅等对我国情报学核心期刊的互引分析;[124]蔡濂等对我国医学、预防医学、卫生学核心期刊互引分析;[125]崔月琴对图书馆情报学核心期刊的自引分析,[126]等等。
6.核心期刊分布研究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出版之后,不少学者对入选期刊的地区分布、行业分布、作者分布等进行研究。1999年周黎等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为依据,分析山东省期刊的入选情况,结论是山东省入选的“核心期刊”的“数量较少(23种)”、“排名居后”且“分布不均”。[127]2001年姜春文在《甘肃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指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这种越来越突出的不平衡,一方面有助于我国形成一些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品牌期刊,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平衡对落后地区的学术发展不利。[128]1999年张西方等对教育类核心期刊的作者分布进行研究,指出我国的教育科研成果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研究的“主力军”在高校。[129]2001年,姜春林指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以北京为全国中心,以东部为区域中心,以区域内又形成各自的中心”的特征,而这一特征的形成原因在于办刊主体的“行政级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拥有大学的数量和水平。[130]2003年张进等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依据,按期刊主办单位的性质,把入选期刊分为教育系统、科学院、政府部门、出版机构四大类。然后对入选期刊进行分类统计,结果表明:教育系统核心期刊入选数量最多,计383种,占24%;科学院215种,占14%;政府部门215种,占14%;出版机构43种,占3%。[131]2005年,张立惠对黑龙江科技期刊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中的各学科分布情况进行统计,黑龙江共有38种科技期刊入选,分布在23个不同学科,作者还对黑龙江科技期刊在四个版本《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的入选情况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一些创建核心期刊的建议。[132]
7.滞后性分析
前一时期,已有学人对此进行研究。2001年何荣利指出,我国“核心期刊”遴选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如“1990—1991年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百种表”滞后4年以上,“1992—1993年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百种表”同样滞后4年以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则滞后至少7～8年。[133]何先生主要还是从文章的发表时差、引文最佳时限等角度来看待滞后性问题的。如果我们将核心期刊表的使用有效期考虑在内(比如《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每4年出版一次,使用有效期当为4年),那么,核心期刊表的滞后时间还要超出这样一个数字。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主编蔡蓉华等曾做过这样的解释:“一是《总览》采用的评价指标统计源数据库滞后,一般都要滞后1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数据;二是核心期刊的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进行多指标的数据采集、数据整理、定量筛选、定性评价等多项工序,工作量大,质量要求高,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三是缺少准确的期刊书目数据库,数据整理、核心期刊著录、总审等工序难度大,进度慢。”[134]
8.《要览》后续研究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每4年出版1次,每次新版问世,都激起了学人的广泛研究兴趣,专题讨论《总览》的文章也随之涌现,或指陈得失,或提出具体改进措施。2000年,余德华就《总览》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排序问题、补遗问题、高校学报类核心期刊与非学报类核心期刊的关系问题,以及《总览》与其他核心期刊的关系等问题发表意见。[135]2001年,孙宁等指出《总览》(2000版)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综合性期刊入选偏小,二是入选标准存在局限,三是统计方法与现行的期刊分类不协调。[136]2002年钟旭指出,《总览》(2000版)选择的指标数量明显少于1996年版,势必造成遴选结果的变化;《总览》对社会科学期刊的遴选基本没有采用影响因子指标,在引文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137]2004年,《总览》新版问世后,钱荣贵率先发表专文认为,《总览》(2004年版)并没有取得人们期待中的进展。相反,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诸如定量指标,本末倒置;数量截取,人为划定;统计数据,明日黄花;非学术刊,忝列其中;数据公布,半开半掩;定律理解,失之毫厘。[138]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对《总览》某一类入选期刊进行分析、评价的文章,如曹天守等对物理类入选期刊的评析,[139]杜云祥等对医学卫生类入选期刊的分析,[140]等等。
9.比较研究
这一时期,核心期刊遴选异常活跃,体系众多,指标各异,新的名称层出不穷。如“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等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近年来也组织了一些期刊评优活动,如“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国家期刊奖”等。各省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还进行了期刊分级和评优活动,如“双十佳期刊”、“优秀期刊”、“一级期刊”等。此外,各学会组织的行业期刊评奖活动也如火如荼,涌现出一些新的名称。面对如此众多的期刊遴选、期刊评价,不用说业外人士,就是业内人士,要说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他们之间究竟有何不同,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时期,期刊评价体系间的比较研究也渐成热点。这些研究大体可分成几类:一是期刊遴选体系间的比较研究。如缪家鼎等的“中文核心期刊”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之间的比较研究,[141]王睿等的“中文核心期刊”与“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比较,[142]风元杰等的“中文核心期刊”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之间的比较研究。[143]二是同一体系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研究。如李娜等对《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二、三版进行的统计与分析。[144]三是“核心期刊”遴选与“中国期刊方阵”之间的研究。如张新平[145]、张玉霞[146]、王云娣[147]、杨一琼[148]等。四是“核心期刊”与“优秀期刊”之间的比较研究。
10.对“馆藏核心期刊”的继续研究
“核心期刊”遴选的初衷就是为图书馆订阅期刊提供参考。但是,不同的图书馆,有着不同的读者群体,统一遴选出的“核心期刊表”对于某一图书馆来说,参考意义或许就不大。如果各家都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订阅期刊,那么势必造成“千馆一律”的状况,这既不符合图书馆的藏刊宗旨,也不能满足特定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20世纪90年初期,就有学人很有见地提出了“馆属核心期刊”的概念(习惯上称“馆藏核心期刊”)。但此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颇为沉寂。“核心期刊”进入“变异期”后,人们进一步反思这一问题。2001年解争龙等提出,高校图书馆有必要自建“核心期刊数据库”的问题,[149]马亚敏对馆藏外文核心刊与非核心刊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150]2004年,徐贵军重新提出高校图书馆应该确定馆藏核心期刊的建议。[151]同年,李子丰对馆藏核心期刊的统计源和评价指标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52]“馆藏核心期刊”概念的提出是很有见地的,它破除了馆藏期刊依靠《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认识误区。图书馆在期刊订阅方面,应该百花齐放,为既定读者服务。在目前情况下,广泛征求读者的意见才是最重要的。
11.高校学报与核心期刊
从数量上讲,高校学报无疑是我国学术期刊的主力军。但从目前几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来看,高校学报的入选比例不高,甚至还相当少。在社会各界普遍崇尚“核心期刊”的情况下,高校学报就不得不关注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1999年,叶岗指出,高校学报“置身于来自作者、读者的压力和期刊自身所面临的竞争条件下的生存状态,能否进入核心期刊行列,就决定了每家期刊的命运”,“普通高校学报要改变现状,争取进入‘核心期刊’行列”。[153]范军对高校文科学报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的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指出文科学报“要有质量意识、精品意识,还要有竞争意识、忧患意识”。[154]李凤棠对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进行统计和分析,指出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入选核心期刊的比例较低,只占入选总数的9%,入选期刊只占高校自然科学学报总数的2.6%。[155]2002年,汝炳荣指出,高校学报入选核心期刊数量偏少的原因主要在于学报缺少特色,“千篇一律”、“千刊一面”,学报应该走特色化、专业化发展道路。[156]2003年,孙品一等对我国西部高校学报入选核心期刊的情况进行分析,指出西部高校学报进入核心期刊的共有37种,仅占全国高校学报入选数量的19.79%,占入选核心期刊总数2.36%。同时指出,在空间分布上,西部高校学报入选并不平衡,有5个省份没有1家学报入选。[157]颜向红对高校学报如何进入核心期刊提出了一些建议,诸如开放办刊、完善审稿制度等。[158]
上述认识,无疑都是把“核心期刊”作为高校学报改革的“指挥棒”或“参照系”的。2001年孙景峰对这种认识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他指出“高校学报改革的目的在于在建立优胜劣汰机制的基础上优化学报的地域布局和层次结构,实现高校学报‘从以规模数量为主向以优质高效为主’的阶段性转移,以更好地使高校学报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更好地扶植学术新人”,“将进入核心期刊作为学报改革的目标是不适当的,是对学报改革目的表面化和简单化的理解”,不仅“缺乏说服力”,也“不利于学报事业的健康发展”。[159]
12.专题文集的编辑出版
据笔者统计,自1973年“核心期刊”的概念传入我国之后,国内“核心期刊”(“来源期刊”)主题文献已逾2000篇,大型的工具书20余部。在“核心期刊”进入“突进期”后,也出现一些“核心期刊”专题文集。
2002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期刊上网项目组编印《核心期刊与期刊评价》文集。[160]该书选编了80年代以来国内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核心期刊”的文章47篇,分编6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中国科学院士师昌绪、邹承鲁、蔡睿贤、杨雄里及赵东旭、武夷山、叶继元等作者专题讨论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的文章。此外还收录了王振铎、张林祥等宏观讨论“核心期刊”的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无论是对SCI、还是对“核心期刊”,国内学者的意见都极为不一,甚至是截然相反。如蔡睿贤院士认为,对SCI、EI等要有清醒认识,不要太迷信,SCI不过是为供科技人员检索文献用的,并不具备科研评价的功能,不能将之作为科研评估的绝对标准,许多国外权威学者也都认为入选SCI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而在我国“却将其视为试金石,使得我国的科研方向实际上被西方的民间文献机构牵着鼻子走”。他大声疾呼,“在科教兴国的今天,国家要重视这种现象,予以纠正”。[161]杨雄里院士却不以为然,他认为SCI“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对于衡量基础研究的水平,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客观指标”。[162]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孰是孰非?收入第二部分的8篇文章着重讨论期刊“影响因子”及“核心期刊”在科研成果(特别是论文评价)中的作用问题,意见也不统一。第三部分的8篇文章,着重讨论“核心期刊”的测定方法和评选标准问题。第四部分着重介绍美国科学情报所(ISI)及其科学引文索引(SCI)。第五部分主要介绍国内学术期刊的计量评估和遴选体系。第六部分是一些讨论我国学术期刊如何走向国际化的文章。这本文集大致反映了20年来国内学者对“核心期刊”的基本态度。
2003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以“科学、完整、准确地测评核心期刊,建立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推进期刊国际化、网络化”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期刊界代表与会,应征论文达91篇,汇编成《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文集》(纸质版和光盘版)。[163]其中专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的有13篇,13篇当中有6篇是大会的主题报告,他们是蔡蓉华、史复洋《核心期刊评价与文献学研究》、刘筱敏《核心期刊的起源与变化》、张玉华《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选取和调整》、姜晓辉《社科引文数据库与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依存关系》、邹志仁《颇具特色的社会科学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和曾建勋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的建设》。
2004年6月,第二届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在安徽合肥召开。与会代表400多名,应征论文69篇,其中10篇是专论“核心期刊”的文章,编印成《第二届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论文集》。[164]这些文章是丁康、张燕《再论“核心期刊”对我国学术评价和期刊发展的负面影响》、钱荣贵《国外“核心期刊”的理论源流》、陈冠初《对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价的探讨》、党亚茹《来源库对作为科研成果评价工具的核心期刊选择的影响》、王经武《核心期刊提法的是与非》、金永勤等《核心期刊与编辑》、牛燕平等《对核心期刊存在价值的理性思考》、陈通宝《核心期刊测评体系与方法研究》、黄开颜《核心期刊作用小议》、温娟等《对核心期刊的评价的思考》。这些论文或抨击“核心期刊”制的严重危害,或系统介绍国外“核心期刊”遴选的相关理论,或对“核心期刊”的是是非非作辩证观照,或对完善“核心期刊”遴选体系提出自己的见解,此外,也有不少文章虽非专论“核心期刊”,但与“核心期刊”、期刊评价息息相关。
2005年9月,第三届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在北京召开,4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应征论文80余篇,编制成《第三届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会议录》。[165]提交论文中有15篇文章是专论“核心期刊”的,这些文章是俞志华《论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竞争力的构成和提升》,张瑛、徐晓红《核心期刊的渊源及功效分析》、郑植友《体育核心期刊网站建设现状及期刊可持续发展分析》,王健《核心期刊与科研绩效评价》,李敬远、曾因明《论核心期刊及其评价功能》,刘家锋《对改进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体系的几点建议》,谢子书、陶欧《对“核心期刊”立论的商榷》,颜忠民《核心期刊功能浅析》,石鹤峰、张大名《关于核心期刊的若干“错位”》,昌炎新《核心期刊的渊源及功效的利弊分析》,张大明、陶珠《网络与数据库上的核心期刊现象》,王经武、王娟《核心期刊遴选是期刊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邹庆红《核心期刊的功效和利弊分析》,翁菊梅《核心期刊刍议》,丁绿芳《如何提高〈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权威性》,以及马智的《核心期刊功能异化》。这些文章当中对“核心期刊”现象持批评态度的占较大比重。
此外,2005年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还先后编印了《论影响因子专集》[166]和《核心期刊导引》[167]两本文集。前者摘编了近年来国内发表的专论“影响因子”的论文22篇。后者对“核心期刊的概念”、“核心期刊形成的机理和测定指标”、“核心期刊测评体系和方法”、“核心期刊测评状况”、“核心期刊效应的思考”进行了介绍和阐述。尽管该书列有“如何正确运用核心期刊概念”一节,但文字过简,对“核心期刊”引发的负面效应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中可以看出编者的某种倾向。
从上述六本核心期刊文集及三次全国核心期刊会议来看,目前“核心期刊”仍是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且热力不减。可以预见,只要科学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学术论文评价体系不建立,只要“核心期刊”仍然被用作论文和学术期刊的评价尺度,“核心期刊”热就会“高烧不退”。
13.“核心期刊”与“优秀期刊”关系辩正
国内初期的“核心期刊”遴选并没有对学术期刊产生多大影响,期刊界并不在意刊物是否“核心”。但随着“核心期刊”被广泛运用到科研绩效评价领域,特别是成为论文学术水平评判的标尺之后,是否“核心”便成了人们心目中评判学术期刊优劣的主要尺度。“核心期刊”对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也由此超过了期刊的政府评价,人们更为崇尚“核心期刊”。那么,“核心期刊”的遴选是否就是对期刊的质量评价,“核心期刊”是否等同于“优秀期刊”,“核心期刊”的遴选能否代替期刊评优?针对这些问题,编辑出版界进行了广泛讨论。
2000年,王振铎对“核心期刊论”是“科学真经”还是“谬种流传”提出质疑,他认为“科技文献来源统计不能引申出一套期刊理论”,并以此作为“评价所有刊物的标尺”;“刊物既没有核心,也没有级别”;“‘核心期刊’论不符合期刊管理要求,造成误导,引发流弊”。[168]2001年,孙景峰认为,“核心期刊”的遴选与优秀期刊的评比过程之间存在着不小差距,把进入“核心期刊”作为高校学报专业化改革的目标缺乏说服力,是对学报改革目的表面化和简单化的理解,不利于学报事业的健康发展。[159]2002年,钱荣贵指出,“核心期刊”遴选与期刊的质量评价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两者的吻合程度不高,“核心期刊”遴选只是对期刊质量的一种不完全评价,而不是对期刊质量的整体评价,选出的“核心期刊”并不等同于“优秀期刊”、“重点期刊”,更不是期刊群中的“重中之重”、“优中之优”。一味去迎合“核心期刊”的遴选指标,只能以牺牲刊物的自身特色为代价。[169]2003年,李诗信也指出,“核心期刊”与“优秀期刊”不是同一个概念,两者的评价指标不同,“核心期刊”的使用必须回到图书情报学范畴。[170]同年,刘守旗指出办学报不能跟着“核心期刊”转,而应在办出特色方面下工夫、做文章。[171]需要指出的是,来自编辑出版界的反思,相信会越来越得到学界包括“核心期刊”遴选者们的广泛认同。2004年,姜晓辉指出,“一般说来,优秀期刊的评选应包括政治质量、学术水平、编辑质量以及出版发行状况”等指标,而“核心期刊”评选“并不是从多层次、多角度对每种期刊作优选比较”,“还不能算作期刊的全面的综合评价”。[172,173]姜先生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年版)》的主要负责人,能如此客观地辨别和表述“核心期刊”与“优秀期刊”之不同,难能可贵,让人欣慰。
14.国家期刊管理权威部门的表态
2002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就学术期刊、“核心期刊”相关问题作出答复。[174]《答复》的出台一个方面反映了目前学术期刊界在如何认识和对待“核心期刊”这一复杂问题上需要听到政府部门、权威部门的声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目前学术期刊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混乱现象。《答复》就5个问题进行了答复,这5个问题是“期刊有无国家级、地方级的区别”,“有些期刊在封面上刊载‘XX省一级期刊’、‘XX级期刊’等字样,与期刊的学术水平有关吗?”“‘核心期刊’是怎么回事”,“目前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有无制定衡量学术期刊质量的权威标准”以及“新闻出版总署近几年举办过国家期刊奖、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中国期刊方阵等期刊方面的评奖活动,是否可以认为获得这些奖项的期刊中的学术期刊质量是比较高的”。其中对“核心期刊”问题作了如下答复:“‘核心期刊’是国内几所大学的图书馆根据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确定的。确认核心期刊的标准也是由某些大学图书馆制定的,而且各学校图书馆的评比、录入标准也不尽相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也未参加过此类评选活动。”这样的答复对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未能从根本上动摇或改变目前学术界、学术期刊界对“核心期刊”的误用和滥用状况。
15.“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引发争议
“核心期刊”研究属文献计量学的范畴,同时兼有目录学、图书馆学、统计学、期刊管理等学科的某些特征。在世纪之交,“核心期刊”的功能不断被异化,“核心期刊”跨出了原先揭示文献的期刊分布特征、订购和管理馆藏期刊的疆界,进入了科研绩效评价领域,尤其是在职称评审、津贴评定中,科研管理部门已普遍将“核心期刊”作为评判论文学术价值高低的主要依据。由此引发出来学界的激烈争议,在“核心期刊”能否成为论文评价的依据上,学界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思潮。1999年,党亚茹指出,核心期刊“具有客观、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学术成果和评价论文作者的水平的特点”,“对学术论文评价的第一要素即为‘发表在核心(重要)期刊上’”,但又同时指出“用核心期刊去参与评价,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175]2000年马爱芳、马天云指出:“核心期刊”的科研绩效评价功能是研究者始料未及的。《总览》的权威性决定其具有很强的科研绩效评价功能,而在具体应用中,应当“删除科普类期刊”、对“核心期刊”进行粗略分级、避免“一刀切”,以充分发挥“核心期刊”的科研绩效评价功能。[176]薛万新竭力主张充分发挥“核心期刊”在科研绩效评价的导向作用,并认为在职称评审中,给核心期刊以名正言顺的地位,有利于扬长避短,理顺关系。[177]2003年赖君荣等认为,“核心期刊”的评定有助于期刊之间的竞争,会给期刊带来前进的动力,也有助于期刊论文的质量评价和期刊质量的提高。[178]2004年,秦毅认为,以“核心期刊”来判断论文的学术水平,从发展趋势上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比完全的主观评价增加了许多客观性。[179]与此相反,众多学者持不同意见。2000年徐兴余指出,《总览》不具备对期刊学术质量和论文学术水平进行评价的效用,“以期刊是否进入《总览》所列的核心期刊表,或论文是否在该核心期刊上发表,作为评价期刊的学术质量和论文的学术水平的惟一标准是不科学的”。[180]2001年叶继元、朱强指出“论文评价不等于期刊评价”。在如何对待两者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认为,论文评价与期刊评价是有关系的,“完全否认二者的联系,把它们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但是也不能把二者的联系绝对化,不能用期刊的评价完全代替其所发表论文的评价,不能认为凡质量好的或名望高的期刊上的论文篇篇都是好论文,都好于一般期刊上的论文”。[181]2002年,徐兴余进一步指出,以核心期刊来评价论文存在一系列的悖谬性,这种悖谬性表现在学术的“评价概念”、“评价时间”、“评价方式”、“评价范围”、“评价标准”及“评价效用”上。[182]邢东田认为,即便“核心期刊”的遴选是科学的、公正的,发稿也是经过严格把关的,“核心期刊”也不能用来作为论文学术水平的评价工具,因为核心期刊根本就不具备这一功能。[183]钱荣贵指出,“以刊论文”(即以刊物是否“核心”来评判论文学术质量的高低)的评价方式“硬伤”累累。首先,期刊质量与论文质量之间有联系,但不是必然联系,一种期刊的整体质量高并不能说明每篇文章的质量都高、都一样高。期刊的整体质量与论文的个体学术质量之间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推来推去的“可逆反应”。[184]其次,“核心期刊”不是纯粹对期刊质量的评价。再次,“核心期刊”的专题性、滞后性特征也说明“核心期刊”不能成为论文学术水平评价的依据。钱荣贵还指出,“以刊论文”是一种与科学精神相悖的评价方式,看似简捷、客观,实很荒唐、可笑。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用如此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对待讲求严谨、求是的科研成果,深受其害的恰恰是科学研究的本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科学精神的缺失”。[185]2003年,黄红梅指出,“核心期刊”使用价值的泛化,对学术期刊的危害是巨大的,对此,作为综合性学术刊物的高校学报有切肤之痛:“浪费了有限的出版资源”;“恶化了学术期刊的生存环境”;“助长了浮躁的学风”;“败坏了编辑出版行业的职业道德”。[186]2004年,龙协涛指出,种种问题并不是核心期刊惹的祸,“时下在科研评价工作中过于热衷量化,把根本不能量化的东西硬性量化,在标榜‘简便易行’、‘可操作性’下掩盖不负责任的可怕惰性,这是在学术腐败面前束手无策无可奈何采取的下策”。[187]方宁指出,“表面上所呈现的学术繁荣,背后凸显的却是学术的贫乏。有‘利益’驱动的‘学术’,又岂是‘核心期刊’所能改变和挽救得了的”,“当学界趋之若鹜地向所谓‘核心期刊’要学术产量的时候,其实却蹈入了一个致命的误区”。[188]
16.学界对“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的责难
世纪之交,国内“核心期刊”研究极度繁盛,“核心期刊”的功能也极度泛化。“核心期刊”成了科研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重量不重质,重刊不重文”的学术之风、科研评价之风越演越烈。对出版界而言,“核心期刊”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期刊的评价上,不少期刊尤其是学术期刊,将“核心期刊”视为期刊质量评价的惟一尺度,“千方百计”去迎合“核心期刊”的遴选指标,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学术界时有批评和责难。现将部分代表性观点综述如下:
2000年,王振铎指出“核心期刊这个幽灵,已经闹得我国编辑出版界搔首踯躅。学术界与教育界在申报专业技术职称和科研评奖时,更为之莫名难奈”。[168]翁贞林认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用作成果评价的依据不科学,“导致期刊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不利于文献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189]2001年,周祥森指出,“所谓的‘核心期刊’论,不仅没有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进步,相反抑制了学术发展,堪称影响恶劣,祸莫大焉!”“是另类的‘血统论’、‘出身论’”。周先生还以自己执编的《史学月刊》为例,列出了“核心期刊”论对编辑出版工作的六大危害:“第一,严重制约了主编年度选题计划的实施。第二,严重阻碍了编辑人员主体性作用的正常发挥。第三,造成了同类刊物之间稿件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匀状态,也造成了大量高质量稿件的无谓积压,影响了优秀学术成果的及时发布。第四,影响了编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编辑人员与作者的正常关系。第五,无谓地耗散了学术期刊编辑人员的时间、精力。第六,严重影响了学术期刊板块的主题结构和专栏特色的体现。”[190]黄安年认为,绝不能因为发表在哪级刊物就给什么奖励,而根本不看学术论文内容本身。这种形式主义的认定法实在是搞乱了科学研究,它导致人们只看重的是A、B、C三级期刊本身,而不是学术文章内容的本身。[191]2002年,淮茗指出核心期刊已成了“一种流于形式的公害”,“所造成的种种负面效应,说它是一场乱了规矩的学术闹剧也并不为过”,“围绕核心刊物制订和实施过程中的各类奇闻逸事,是完全可以写出一部很有分量的新儒林外史来的”。[192]任东来先生指出,“学界、特别是拥有权力的人文社科研究的管理部门,忽视了核心期刊在论文评估方面的重大缺陷,过分热衷于确定各自的核心期刊,可以说患上了一种‘核心期刊幼稚病’”。以核心期刊作为论文评价的依据可能“造成一些学科间的不公平的竞争,人为地制造矛盾”,“相互间的竞争变成了一种非常残酷的你失我得的零合博弈(zero-sumgame)”,同时也可能“扼杀学科整合和边缘学科的发展”。论文评价不能依靠情报界,同行专家才最有权威来对论文质量作出相对可靠的判断。[193]2002年,王华生指出,学报、综合性期刊真正的出路在于抓质量、上档次、求生存、促发展,为了迎合“核心”期刊而单单改变稿件的集结方式这种外在的形式,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194]钱荣贵指出,“核心期刊”引发不良刊风和学风。“以刊论文”不仅直接导致了科研评价的异化,而且与科学研究本身所崇尚的严谨、求是的科学精神相悖。在许多人看来,现在做学问、写文章的终极目标似乎就是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至于文章能不能于世有用、于世有补,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已全然无暇顾及了。[184]2004年,周保欣指出“核心期刊”被广泛引入学术评价体系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国内学术期刊界和学术队伍内部不同程度的分化。学术刊物被拦腰切割分成了三六九等;学者据此排定坐次;研究生逼迫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否则无法取得答辩资格。“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被充分神化。在这种学术环境下,人们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再去关注“说些什么”的学术研究的本质性问题,而是非常看重“在哪里说”的形式意义,“这不能说不是学术研究的‘异化’和本末倒置,也是学术的悲哀”。[195]桑穆则指出,任意推崇核心期刊和任意贬低非核心期刊的做法,不利于学术期刊的繁荣和推动学术刊物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更为严重的是会导致学术腐败,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导致经济寻租,学风浮夸,难保学术期刊的质量”;“二是加剧了学界开后门、拉关系的不正之风”、“三是导致主办单位导向偏颇,有碍学术水平的提升和科研氛围的形成”。[196]乔明国认为,“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造成了学术水平认定的简单化、独断化和行政化”。这种评价方式的流行对学术自由、知识创新无疑是一种贬损和侵害,核心期刊具有的行政权威,“助长了将无视学术内容和学术造诣的行政指令的凌驾于真实学术价值之上的作风,与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197]李诗信指出,“‘核心期刊’像细胞已经扩散的毒瘤,严重毒害着中国的学术界和期刊界,造成了极大的学术混乱”。“许多优秀稿件集中在‘核心期刊’编辑部而失去时效,造成了非‘核心期刊’的萎缩和停滞,造成知识资源的极大浪费”,从而最终导致了不公平竞争和学术腐败。[198]王忠双指出,以刊物是否核心期刊来评价刊载论文的良莠,必然导致学术上的怪圈,诸如“不公平竞争”、“学术垄断问题”、“假核心期刊现象”等。[199]邢东田指出“现在科研管理体制中最大的弊端,是形式主义泛滥,只认衣冠不认人,甚至发展到了文不对题的地步。其中,最为荒唐的,就是经过数年不遗余力的推行,现已成为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核心期刊制”。[200]“一些科研管理部门不是认真研究如何才能真正提高管理水平,而是大搞形式主义。在还没有弄清楚‘核心期刊’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就将‘供图书馆采购、收藏、导读时作参考’,而并不具备评价论文功能的‘核心期刊’,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硬性规定,盲目地推行开来,从而给我国科研评价工作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科研管理上的一个失误和教训”。[201]桑穆指出:任意推崇核心期刊和任意贬低非核心期刊的做法,不利于学术期刊的繁荣和推动学术刊物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更为严重的是会导致学术腐败,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导致经济寻租,学风浮夸,难保学术期刊的质量”;“二是加剧了学界开后门、拉关系的不正之风”;“三是导致主办单位导向偏颇,有碍学术水平的提升和科研氛围的形成”。[196]如此等等。
此外,不少高校要求研究生在读书期间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此等举措也遭到学界的强烈反拨。1999年7月《浙江日报》、《羊城晚报》等媒体纷纷报道,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愤然辞去“博导”一事,其原因就是邓先生不满校方要求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否则无法取得答辩资格的“硬性”规定。[202]2003年,王彬彬指出要求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是一种荒谬之举。“当他们看到被尊为‘核心’的刊物原来只要出钱便可将狗屁不通的东西变成‘学术成果’时,当他们把自己胡涂乱抹的东西连同几张‘百元大钞’一起寄往‘核心期刊’时,‘学术’在他们眼中还有多少价值可言?”“一个研究生,毕业后完全可以从事与学术无关的工作,却应该终身对学术保持一份敬意。而要求他们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则可能把他们原本尚有的一丝对学术的敬意摧毁”。[203]王先生这段表述,相信每位有学术良知的人,都会觉得心酸,如此这般,未来学术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关于“核心期刊”的功能被异化、泛化、神化的问题,屡遭学界批评,文献众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评介。不过,还有两篇文章值得一读,一是汪继南《“核心期刊”检讨》,该文对图书情报界、学术界、管理界、期刊界对待“核心期刊”种种怪现状作了较为真切的描绘,有助于人们宏观审视“核心期刊”问题。[204]另一篇是李云、萧东发《核心期刊评价功能问题综述》一文,该文利用维普数据库查得有关“核心期刊”评价功能的文章85篇,经选择有代表性的30篇,其中反对观点者约占总数量的90%以上。该文还综述了赞同者、反对者的主要观点,有助于人们了解学界关于“核心期刊”评价功能的主流看法。[205]
17.媒体对“核心期刊”的关注
这一时期,“核心期刊”几乎成了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国内一些强劲媒体如《学术界》、《出版广角》、《中国出版》、《社会科学报》等相继开辟专栏,深入讨论“核心期刊”问题。学界、刊界对“核心期刊”关注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1)北京《中国出版》杂志2001年第6期特辟专栏集中发表了陈颖《谁来评选“核心期刊”》、蒋光祖《核心期刊的评选标准是什么》、李行健等《关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几点商讨》、赵玲《〈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二版)编排中有待改进的几个问题》等4篇文章,这些文章侧重从完善核心期刊评选的角度,就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其中陈颖提出,在目前核心期刊认定“政出多门”、标准不一的情况下,需要政府和社会相关部门进行整合,“以真正建立起既符合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实际又能够与国际通行做法相接轨的学术期刊评价制度”。[206]2002年《中国出版》发表钱荣贵《质疑“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该文指出:无论是期刊评价,还是论文评价都是“核心期刊”力不能及的。“核心期刊”用于科研评价是其负面效应滋生、蔓延的症结所在,也是学术期刊崇尚“核心期刊”之名、追逐“核心期刊”之风越演越烈的主因。我国的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本来就有太多的“难言之隐”,现在又要以刊物是否“核心”来评价其办刊质量,使学术期刊的价值取向再度发生偏离,这一现象,亟待治理。[207]2003年,《中国出版》发表孙景峰《反思近年来编辑出版界对核心期刊的研究》一文,该文指出,我国的期刊出版水平和论文学术质量存在着评价标准缺位的问题,在学风浮躁的今天有一个简便的评价标准是很必要的,“以至于没有最佳的、最权威的,就要造出一个次佳的”,用“核心期刊”来代行期刊评价和论文评价的职能,就是人们目前迫不得已选择的次佳方案,舍弃了现在的核心期刊,用什么来代行这种简便的评价功能,“应该成为新闻出版界、科研管理界、学术界齐心协力努力解决的问题”。[208]2004年《中国出版》发表邢东田《文不对题的核心期刊制》指出,数年来学术界推行的核心期刊制(即指以期刊是否“核心”来评判论文学术质量的优劣),主要是因为“科研管理部门的无知和无能”,他们不是认真研究如何才能真正提高管理水平,而是大搞形式主义。在还没有弄清楚“核心期刊”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就将“供图书馆采购、收藏、导读时作参考”、而并不具备评价论文优劣功能的“核心期刊”,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硬性指标,在全国相当一批科研教学单位“文不对题”地盲目推行开来,从而给我国科研评价工作带来许多负面影响。[209]
(2)安徽《学术界》杂志2001年开辟“关于核心期刊的研究与讨论”专栏,集中刊发了5篇文章,在更广的层次上深入探究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问题。周祥森结合自身的编辑实践,率先对“核心期刊”开炮。他认为“核心期刊”渗透到教育界、出版界、学术界之后,“不仅造成了编辑出版理论上的混乱,而且严重扰乱了教育界、期刊编辑出版界、学术界、图书馆期刊管理,甚至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有关法规的制定,是另类的‘血统论’、‘出身论’。所谓的‘核心期刊’论,不仅没有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进步,相反抑制了学术发展,影响恶劣,祸莫大焉!”[210]张伟然就周文提到的三个具体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这三个问题是“编辑应该干些什么活”、“学术期刊的质量凭什么认定”、“要求研究生发表文章是否违规”。[211]任东来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根植目前中国特色的学术体制。只要学术必须服从学术以外更高的目标,只要大学和研究院依然是国家学术和高教管制体制的一环,只要大学和研究院作为一个机构缺少起码的自治,只要教授民主治校是一个渴望不可见的梦想,那么,人文学术自身的规律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也就无法得到根本的改观”。[212]叶继元则认为,“目前核心期刊的研究具有研究方法稳定、定量与定性结合、评价数据不断丰富”,“在促进期刊质量、优化馆藏、提高期刊及论文评价效率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他指出,“注重基础理论、评价方法、专家评价法和合作研究是今后核心期刊研究的发展方向”。[213]
2002年第6期《学术界》杂志再度集中刊发了3篇“核心期刊”专题论文。许晶《关于“核心期刊”与评价系统的思考》指出,“核心期刊”的“异化”现象暴露出我国学术管理制度的弊端,现行学术管理制度的量化限定、时间限定,以及操作上的形式化、教条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学术泡沫、学术垃圾的膨胀和增生,同时也制约着我国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建立和完善我国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管理体系、学术规范,是当前学术界亟待解决的大事。[214]钱荣贵《“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成因及消除策略》一文,深入探讨了“核心期刊”引发负面效应的内外成因,指出学术评价体系、评价机制的不健全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当务之急就是从科学研究、媒体传播的根本意义出发,迅速建立和完善学术评价、期刊评价体系,剥离“核心期刊”力不能及的评价功能。[184]于民《核心期刊、学位及学风浮躁》一文,围绕“要求研究生发表论文是否违规”的论题,对学位申请中的核心期刊、学风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研究生将培养单位与核心期刊挂钩的‘违规’行为,对当前的学术浮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15]上述三篇文章,《中华读书报》“期刊看台”栏目作了简短的评介。
(3)广西《出版广角》杂志2002年第11期以“特别策划”的形式,集中刊发了14篇文章(约占该期杂志三分之一的篇幅),专题讨论“核心期刊”问题。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核心期刊”专题讨论。任东来指出,核心期刊本身是否具有权威性存有疑问,更严重的是科研管理部门对核心期刊的误用,可能会造成学科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人为地制造矛盾,也可能扼杀学科整合和边缘学科的发展,该是治疗“核心期刊幼稚病”的时候了。[216]蔡德贵指出,时下核心期刊的评价缺少必要的监督机制,并不都是很公正的,还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至于各高校和单位自己确定核心期刊,就更缺乏公正性。[217]孙景峰指出,核心期刊的异化,说到底是学术浮躁的表现和结果,人们尤其是科研管理部门不愿花时间去客观评价科研论文,而是简单地以发表论文期刊的水平来代替论文的水平,核心期刊功用的这种泛化和异化是有害的。对期刊和论文评价还是不要急于制作一个框框,一个不科学的评价体系还不如没有评价体系好。[218]刘斯翰则认为,一切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一切存在又有其不合理性,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既非来自核心期刊本身,也非来自将核心期刊作为评价标准的高校管理部门,其实是来源于人们的“功利心”。[219]钱荣贵指出,“以刊论文”(即以刊物是否“核心”来评价论文学术水平的高低)是一种与科学精神相悖的评价方式,也不是“核心期刊”的遴选初衷。这种评价已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不仅干扰了期刊正常的编辑出版秩序,也使得学术研究、期刊出版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离。[185]张小路指出,以“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来代行期刊质量标准和论文评价标准是有问题的。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的遴选大可以存在下去,但它们的作用应该回归,即回到主要供图书馆选择馆藏期刊和方便学者查阅使用的用途上。[220]刘炼认为,评“核心期刊”会影响学术研究的范围,造成学术研究资源的浪费,并导致学科的不均衡发展和学术研究水平的整体下滑。[221]陆伯华指出,核心期刊是文献计量学研究与应用的硕果,核心期刊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终生的,像其他事情一样,不进则退,今日的核心期刊明日有可能被淘汰出局,优胜劣汰的规律是永恒的。他同时也指出,把“核心期刊”与职称评定、奖金分配、甚至与分房打分挂钩的做法确确实实污染了我国的科学环境,背离了初衷,影响了人际关系,有损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22]钟智锦认为,“核心期刊”的种种不同称呼说明了“核心期刊”遴选工作欠规范,只有走向规范化,“核心期刊”才能有“核心”意义。[223]刘翠霞认为,作为一种机构或组织,核心期刊的评定不具备也不可能对入选的期刊进行整体上的管理,这项工作目前只能由行政管理部门来执行。[224]蔡慧则以新闻学为例指出,核心期刊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数量越来越多,核心期刊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关键是要看如何去引导它,规范它。[225]刘嘉璇认为,目前学界质疑“核心期刊”的文章中所列举的一系列不合理现象,不应该是核心期刊本身的问题,而是那些附加在核心期刊身上的其他因素,是人为地用社会现象掩盖了核心期刊本身的科学性。[226]此外,庞海丽[227]、蒋椆媛[228]也就“核心期刊”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4)上海《社会科学报》也刊发了一些讨论核心期刊的文章。2001年,苗怀民发表《核心期刊:一场乱了规矩的闹剧》一文,对科研评价中各行其道的“核心期刊”制度提出了批评。“所谓的核心刊物制度已经沦为一场学术闹剧,于学术研究已毫无推进作用,不过是将一些学术刊物的编辑娇惯得更为牛气傲慢,给一些人增加几个显示政绩、往脸上贴金的统计数字而已。”[229]2002年,钱荣贵发表《冲出藩篱——“核心期刊”现象评析》一文,指出“核心期刊”不是指挥棒,以刊物是否“核心”来评判刊物的整体办刊质量是对“核心期刊”的误解和误用;以刊物是否“核心”来衡量论文学术质量的高低,不仅缺乏科学依据,而且与所谓的国际惯例“貌合神离”,这种评价方式使得我国本不健全的科研评价走上了另一条歧途,实不可取。[230]此外,《社会科学报》还发表了不少反学术腐败的文章,也不时提及“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问题。2004年发表的《质疑新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一文指出,2004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并没有取得人们期望中的突破性进展,在诸多方面还存在不尽人意之处。[96]
(5)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年第5期开辟“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栏目,集中刊发了3篇专题讨论核心期刊的文章。蔡蓉华、史复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研究综述》一文,简要回顾了《要览》研究历史,总结了《要览》在期刊评价理论和评价方法上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231]何荣利《关于我国核心期刊统一化的思考》从核心期刊的概念、应用与管理、有效时域、研制方法等方面提出我国的“核心期刊”遴选应当规范化、统一化的建议。[232]徐兴余《关于核心期刊的评价效用问题》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以核心期刊为标准评价论文学术水平的局限性,指出学术论文的评价要“以文论文”,不要以论文“载体”是否“核心”来评价其学术价值的大小。[233]
与此同时,国内不少影响较大的网站,如“学术批评网”、“国学网”、“学术交流网”、“史学评论网”等等,也纷纷刊登、转发了一系列讨论“核心期刊”的文章,这些文章同样以指陈“核心期刊”引发的诸多弊病为主流。
总之,1999年后国内的“核心期刊”研究,除了原先影响较大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继续编辑出版第3版、第4版之外,又涌现出一些新的期刊遴选体系。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等。“核心期刊”被用作论文评价、期刊评价的标准和依据之后,质疑和批评“核心期刊”功能异化就成了个体学术研究的主旋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批评首先主要来自于编辑出版界,然后是图书情报界,再后来“核心期刊”遴选的主要参与者也纷纷指出“以刊论文”存在诸多局限,“核心期刊”并不等同于“优秀期刊”。这样一个变化很能说明问题,“核心期刊”的功能真的是异化了。综观这一时期,“核心期刊”的遴选和批评异常活跃,“核心期刊”的功能变异并引发诸多负面效应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纵观国内30年来“核心期刊”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核心期刊”在我国的传播轨迹。研究对象上,从全盘引进西方“核心期刊”理论、译介国外科技“核心期刊”,到自行研制国外科技“核心期刊”、研制国内科技“核心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继而形成了国内、国外,科技、人文同行并重的全方位遴选局面。研究主体上,从个人学术研究到集体联合攻关,再到行业主管部门、专业学会牵头遴选“核心期刊”。使用功能上,从揭示科技文献的期刊分布规律、为馆藏期刊提供参考,到社会各界崇尚“核心期刊”,普遍运用“核心期刊”作为学术期刊质量评判和论文学术水平鉴定的主要依据。从研究本身来看,“核心期刊”吸引了一大批科研人员的参与,投入的物力、财力更是难以计量。国内学人虽勉力为之,但从总体上来看,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遴选方法陈旧,遴选指标全盘西化,游离于中国国情和国内学术研究的特点,评价体系至今未有多少中国特色。国内“核心期刊”研究,经过了漫长的移植、适应、渐长、突进之后,在世纪之交进入了“全盛”时期,“核心期刊”的功能进一步蜕变、分化,负面效应滋生、蔓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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