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人文地理环境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及协调

甘肃人文地理环境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及协调_甘肃文化传承与发展述论

第二篇　甘肃人文地理环境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及协调

甘肃三大高原交会的独特地理位置，三大流域的滋润，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了哪些影响？在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全球化环境中，我们如何兴利除弊，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优势？

一、甘肃的地理环境及主要民族

甘肃地处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三大高原交会地带，地形狭长，地貌复杂，省境由东南向西北斜长地延伸，东西长1600公里。东部是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西南部是高寒湿润的甘南草原，北部为阿拉善高原。科学研究表明，至少240万年以前，中国西北部就不断有沙尘飞舞，形成了地域辽阔、气势雄浑的黄土高原。唐代诗人王之涣在《凉州词》中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境固然优美，但从科学的角度来考察，就会发现诗歌有失真之感，因为当时诗人的立足点是距离黄河水系很远的玉门关，其间，还有连绵起伏的山脉阻隔，他如何能够看见“黄河远上白云间”？何况，即便从诗意想象的角度，也很难把“黄河”与后三句联系起来。原中科院副院长、著名气象和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考证说，这是古人在传抄过程中将“沙”误写成“河”，黄沙卷上白云，现在看，也就是出现沙尘暴了。由此可知，黄土高原的形成及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沙尘暴。黄土质地疏松，容易开展生产力低下的原始农业，同时，由于黄土层深厚，适合开挖洞穴，躲避恶劣的天气和野兽的袭击，因此，逶迤穿越黄土高原的黄河及其支流所滋润的广阔地区，陆陆续续升起古老文明的旗帜，并且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黄土高原降水多集中在夏秋季节，且多暴雨，加之森林和草原遭到不合理的利用和破坏，水土流失非常严重。风力、水力把高原侵蚀、切割得沟堑纵横、支离破碎，曾经是适合人类居住、耕种的农业区，很可能在几次大雨之后就被迫放弃。黄土高原为华夏民族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温床，而其地质地貌特征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变化，直到今天，那些依然存在的窑洞民居、民情古俗、服饰饮食等依稀折射出远古历史文化的渺茫姿影。

周朝先祖就发轫于陇东黄土高原，并四处扩散，后来，进到陕西关中。

如果说黄土高原带给人厚重、朴实、壮观的感觉，那么，分布在甘肃西部、北部的沙漠和戈壁则刷新了这一切。那里只有荒凉和神秘，是生命的禁区。中国古代留下多少人类与沙漠抗争的悲壮故事！又有多少充当文化、艺术、经济交流的使者在沙漠里迷路，最终耗尽体力，倒毙在沙丘下！而他们裸露着的白骨则成了前仆后继者的路标。这不是虚构，也不是夸张，而是历史文献中的可靠记载。如果一片地域没有生命存在，连路标也要由人类和动物的白骨来充当时，那么，其荒凉程度就用不着任何描绘的语言了。

荒凉并不是绝对的。即便在沙漠深处，也还能够看见胡杨树和红柳的影子，而在广袤的戈壁滩里，胡杨树以及成片的胡杨林是戈壁大漠里的奇特景观。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活了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这就是三千年的胡杨树。由此可见，其生命力的柔韧。还有红柳这种耐旱植物。红柳在春秋两季开花，大片大片的红柳扬花吐絮，红艳，热烈。纪晓岚在诗中赞美道：“依依红柳满滩沙，颜色何曾似绛霞。若与绿柳为伴侣，腊梅通谱到梅花。”红柳有很强的耐碱抗干旱能力，每株红柳脚下有一座沙包，每年的落叶被沙覆盖，日积月累，使沙包逐渐增高，固定沙漠。所以，红柳和胡杨一起被人们誉为沙漠卫士。

沙漠又是神秘的。在戈壁沙漠里，虚幻缥缈、恍如仙境的海市蜃楼并不鲜见；人迹罕至的地方会突然升起一道孤零零的炊烟，持续时间不长，又倏地消失，令人迷惑不解。其实，这是沙漠的奇特自然景观——尘卷风。王维在他的诗中生动而传神地勾画出了这种神秘而壮观的景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荒凉寂寞的大漠上，人迹罕至，或许只有野骆驼或者野驴偶尔会出其不意地像闪电一般驰骋而来，还没有看清它们的模样，又像尘风一样卷进沙海，真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侠客”！

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祁连山脉逶迤延伸，孕育了雄伟壮观的冰川、雪山，可以说，是这个天然的固体水库孕育了悠远浪漫的游牧文化和灿烂的丝绸之路文化。位于肃北境内大雪山中的梦柯冰川规模较大，冰面景象丰富，变幻奇特，冰谷曲折迂回，冰壁高耸陡峭，各种冰川地貌景观惟妙惟肖。国内已开发的甘肃嘉峡关“七一”冰川、新疆乌鲁木齐“一号”冰川、云南玉龙雪山“一号”冰川，面积都只有梦柯冰川的十分之一。天祝县境内的马牙雪山峡谷，地处祁连山中段，完整地保存了4亿年前的古老造山运动及其地壳演化记录，是山川地理变化的“标本”。像美丽的织锦一样铺展在甘肃各地的草原，如桑科草原、皇城草原、玛曲草原等著名草原和高山草地，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到任何一处草原，都可以感受蓝天绿地的逸情，品味婉转高亢的民歌。祁连山、白龙江、小陇山、兴隆山、贵清山等地的森林里还生活着千百种野生动物。

习惯上，人们认为喀斯特地貌著名的代表作品是云南石林、桂林山水、芦笛岩、七星岩这样的溶洞，实际上，这种地貌在甘肃境内也姿态万千地存在着。鬼斧神工的造物主恩赐甘肃，将这些地形地貌生动地点缀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甘肃因此也被称为“丰富的地质和地表特征博物馆”。陇南的万象洞、朝阳洞就是典型的代表。万象洞原名仙人洞、五仙洞，位于武都区西15公里处的白龙江南岸杨庞村半山腰。洞窟幽深，石乳、石笋、石柱、石幔、石花等自然景观绚丽多姿，美妙神奇，是比较大的地下天然艺术宫殿。

从气候类型来说，从陇南南部河谷亚热带区逐渐过渡到温带半干旱、干旱区。秦岭以南气候湿润，植物茂密。西部乌稍岭以西，祁连山与马鬃山、龙首山、合黎山之间为著名的河西走廊，气候干燥，而祁连融雪在荒漠、半荒漠的戈壁中灌溉了片片绿洲，并且发展成为这条交通要道上传递文明的驿站，正所谓“有水源就有绿洲，有绿洲就有人烟”。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古老游牧、农耕、商业等各种文化的发展与交流，而它们的交融汇合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简言之，甘肃地跨长江、黄河及内陆河三大流域，汇集大漠戈壁、森林草原、冰川雪峰、砂林丹霞、峡谷溶洞等多种自然风光，既有峰峦叠翠、竹秀花奇、幽谷密布、瀑布飞溅的俊秀，也有黄土高原深厚雄伟、千沟万壑、莽莽苍苍的壮观；既有平坦宽广、水草丰茂的草原，也有辽阔无际、雄奇恢宏的大漠戈壁。在这片广袤而复杂的土地上，广泛分布着汉、回、藏、东乡、土、满、蒙古、裕固、保安、撒拉、哈萨克族等民族，其中裕固、保安、东乡是甘肃独有的少数民族。甘肃各民族以其鲜明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生活习俗充分展示着风格各异的传统文化。

二、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

甘肃曾经在文化发展方面较长时期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影响深远。我们可以从游牧文化、马家窑彩陶文化、陇东农业文化、丝绸之路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回族民间文化等六方面加以研究。

第一，游牧文化

在人类历史上，几个主要文明古国都先后经过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西亚早在5000年前就率先进入青铜时代，而东亚大约在4000年前才进入青铜时代。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而此时的西亚赫梯王国已进入铁器时代。西亚和东亚在上古时期是否存在青铜技术传播的可能？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东西方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就存在一条“青铜之路”，传播青铜文化的主要是一些游牧民族，他们为东亚引入了羊、黄牛、马和青铜技术。游牧民族的主体是印欧人。现代学术界普遍认为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是吐火罗人，他们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族。吐火罗人离开波斯来到中国西部，居住在甘肃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仍然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就是中国史书中常见的月氏。

根据古典文献记载，月氏民族在商代就已经居住在我国西北。先秦文献提到过一些与月氏名称相近的居于西方的部落，例如《逸周书·王会解》中提到过“禺支”，《穆天子传》中提到过“禺知”。《管子·国蓄篇》称“玉起于禺氏”；《管子·轻重甲篇》则有“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的记载。这些名称都是后来大月氏的不同译名。《史记·大宛传》说月氏原居于敦煌、祁连之间，《后汉书·西羌传》也说属于大月氏别种的湟中月氏人，旧时居住在甘肃古代的张掖、酒泉一带。月氏曾经十分强大，有“控弦之士”一二十万之说。前174年前后，匈奴单于冒顿派右贤王领兵西征，杀死月氏王，用他的头骨制成饮酒器具。月氏战败后，大部被迫西迁到现在的伊犁河、楚河流域；留在河西地区的月氏人一部分逃进祁连山，与当地游牧民族杂处，被称为“小月氏”。前174—前161年间，匈奴王协助乌孙再次打击大月氏，杀死月氏王的继任者。月氏只得再度西迁，翻越天山和帕米尔西部，到达阿姆河流域定居下来。后来，大月氏分裂为五部，其中贵霜部最为强大，建立贵霜王朝，攻占了整个印度西北地区。迦腻色迦王以后，贵霜王朝统领印度恒河及印度河流域，西起咸海，东到葱岭，成为拥有中亚广大领土的犍陀罗大帝国，从游牧社会转型为农耕生活，迅速吸收古波斯、希腊和印度文化。迦腻色迦王是一位大力护持佛教的君主。印度佛教就以大月氏作为中印交通媒介最早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曾经派遣使者到达西域，在大月氏遇到的摄摩腾和竺法兰等人，是从大月氏来到中国的第一批高僧。东汉桓帝时期及三国时期，从大月氏东来的支娄迦谶和支谦是最早在中国传译大乘经典的高僧；另外，西晋的竺法护出生在敦煌，但祖先是月氏人，当时人们称他为敦煌菩萨，又称为月氏菩萨。其他如支法度、支施仑、昙摩难提、道泰、月婆首那等高僧也都是大月氏人。

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及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对各种不同类型文化的兼容吸收与传播。游牧文化不但成为农业文化的有益补充，对世界各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西部和北方的游牧文化，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不可能出现。直到现在，甘肃还有藏族、裕固、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仍然保留一定的游牧生活，以各具特色的形式传承着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裕固族是甘肃省三个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聚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裕固族最早使用古回鹘文，明末，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裕固族开始使用藏文。现在，裕固族群众普遍使用汉文文字。他们过去一年四季逐水草而居，常年居住在帐篷里。随着季节变化和畜场转移，帐篷经常移动。他们的帐篷由六根或九根杆子支撑，有些用牛、羊毛织成褐子搭盖而成，有些用白帆布做成，并且缀有传统图案。帐篷内部正上方为佛龛，进门右边为女客座位，左边是男客座位。裕固族牧民饮食以酥油、糌粑、乳制品为主，每日一饭三茶，即每天喝三顿酥油炒面茶，吃一顿面片或米粥，有时也吃烙饼、花卷等。裕固族热情好客，民风淳朴，善歌舞，以美酒待客，热情大方。

哈萨克族人早在公元前就活跃于我国西北部的阿尔泰山、天山及伊犁河谷、伊赛克湖一带，是“丝绸之路”古老的开发者和经营者之一。其主要族源有塞种、月氏、乌孙、匈奴、康居、奄蔡、克烈、克普恰克等。据记载，塞种人叫“允戎”，世居敦煌，被月氏排挤，西迁、游牧于天山南北。国外学者多认为“哈萨克”名称最早出现于15世纪初期。民间认为哈萨克为“白鹅”之意。也有人认为，哈萨克是中国古代“曷萨”“阿萨”或“可萨”的异名，还有人把哈萨克解释为“战士”“自由的人”“避难者”“脱离者”。这些名字都能折射出哈萨克漂泊动荡的漫长生活历史。建国后，哈萨克人民才有了定居地。1951年1月，甘肃省敦煌县成立“安置流散哈族工作委员会”。1953年3月，在兰州召开“甘青新三省边境哈族头人联谊会及各族团结会”，在《甘青新边境各族代表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安置边境哈族的协议意见》中规定：甘肃以海子为中心，东至哈尔腾东端的托逊堡，西至安南坝，南至海子南端，北至燕都尔图，为哈萨克族居住和放牧区域。哈萨克的游牧文化得以延续发展，成为中国多元文化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萨克族热情好客，他们有这样一句话，“祖先的部分遗产是留给客人的”。凡是上门客人，不论民族信仰，均热情款待。若遇黄昏，必定留宿。对远道而来的客人，要宰羊，并拿出马奶酒招待。哈萨克族有一套待客礼节。先把准备给客人宰的羊牵到客人休息之地，将羊头拉进门，伸出双手，恭敬地对客人说：“请允许吧！”客人同意后，才宰杀羊，并搭灶煮肉。肉熟前，铺好餐巾，端上油果、奶疙瘩、奶豆腐、酥油等。喝完奶茶，又换饮马奶酒，主人弹起冬不拉，唱“阿吾勒的六支歌”，并邀请客人唱歌、跳舞或讲故事。随后，撤去杯盘茶具，让客人洗手，端上羊肉，并将羊头送到贵客面前。客人先割下一块肉，敬给长者，再割一只羊耳朵给主人的小孩，最后自己割食一片，然后将羊头还给主人，表达谢意。这时，大家动手，说说笑笑，一起吃手抓羊肉。最后，主客相互用双手，手心朝面部，轻轻向下抹一下，谢谢上苍赐予的美食。这些待客礼仪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尊重、乐趣、情意及哲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处世哲学教育。

哈萨克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和鲜艳夺目的服饰文化。他们善于用奶和肉制作各种具有民族风味的食品。奶制品多种多样，有酥油、奶酪、奶疙瘩、奶皮子、酸奶子、奶豆腐等。还能用面粉做许多食品，如包尔萨克、油饼、面条、米饭、抓饭、炒麦、炒米、稀饭等。还有一种颇具特色的面食“吉民特”，用小米粉、红豆腐粉、酥油、白砂糖等原料做成，是招待尊贵客人的上等食品。哈萨克族服饰最能反映牧区生活特点。为骑马方便，牧民衣服一般很宽大，上衣对襟。男子内穿绣花套头衬衫，套坎肩，外加短大衣，再着一件对襟、无扣长及膝部的袷袢。冬天穿翻领、对襟皮大衣或棉大衣。腰部束镶有金属花饰的皮带，右挂小刀，下着宽松、结实的皮裤或棉裤。哈萨克族女装多用花布、绸缎、丝绒等缝制。女青年的连衣裙色彩鲜艳，袖口绣花，裙摆缀有数道荷叶边，外套绣花坎肩。姑娘多穿绣花套裤。少女戴水獭皮圆帽，帽顶绣花并缀一簇猫头鹰羽毛，还戴一种用红、绿或黑色绒布制作的圆形硬帽，上用金线、珍珠等组成各种图案，谓之“塔克亚”。结婚时，要戴高筒尖顶礼帽，称“沙吾克烈”，帽上绣花卉，镶珠宝，缀以珠串等饰物，别致华贵。“沙吾克烈”只戴一年，之后换花头巾。妇女生育后戴白布盖头，叫“克米谢克”。哈萨克服饰中蕴含着深厚的人类学文化资源。近年来，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重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借助古尔邦节、开斋节、纳吾肉孜节、哈萨克族服饰大赛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和重大民族节庆日为载体，将哈萨克族弹唱演奏、民间工艺美术、民间赛歌、民族服饰展演、叼羊、摔跤、赛马等民族民间活动列为固定的文艺活动项目，又确定一批民族民间口述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毡房建筑、传统工艺、习俗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项目。

在历史发展中，哈萨克牧民为了生存，与野兽搏斗，与大自然搏斗，逐渐形成了互助风俗：谁家遭到风雪灾害，人有病，损失牲畜，附近牧民会主动送穿、送钱、送牲畜。若不接受帮助，便被视为破坏礼俗。同样，不帮别人的人，也就失去被人帮助的权利。因此，哈萨克族被誉为“没有乞丐的民族”。这种和谐的生存状态至今仍然有着积极意义。

第二，马家窑文化

如前所述，甘肃素有“彩陶之乡”之美称，是我国彩陶起源最早、发展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艺术成就最高的地区，而在甘肃发现最多、分布面最广、最具代表性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马家窑文化。这种文化的产生比较特别。有学者认为，大约距今1.5万年前，有一部分黄种人在与印欧语系族群相处多年后，离开中亚，向东进入昆仑山，形成汉藏部落。汉藏部落进而向东迁移，分布于河西走廊、湟水流域、渭河上游。其中，藏缅族群居住在湟水流域、昆仑山、河西走廊，而原始汉语部族居住在甘肃天水、陕西宝鸡一带。这是原始汉语文化群落与藏缅文化族群的一次大碰撞，碰撞的两个重要结果是藏缅族群逐渐南迁，同时甘青地区汉藏语系羌人迅速崛起，以陇西为中心，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省北部，北达宁夏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融合多种多样古代文化的马家窑文化，并且延续发展数百年，将彩陶文化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世界彩陶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观，是人类远古先民创造的最灿烂的文化，是华夏文明晨曦中的绚丽霞光。它包含着中华先民在远古时代所达到的多项文化成就和众多的社会信息、文化信息。

马家窑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曙光，它直接影响到了夏朝的文化。例如，上古传说中的治水英雄大禹就是羌族，他主要活动的地区之一在甘肃永靖。接着兴起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也属于羌人文化，分布范围蔓延到邻近几省，并且与周文化发生密切关系。羌姜同源，羌人文化也就是构成先周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的姜人文化。我国古代最早产生的两种文学形式是诗歌与神话，羌族男女老幼大都会唱民歌，歌词多为4或7个音节一句，类似汉文中的四言诗和七言诗。著名的神话有《开天辟地》《造人类》《斗安珠和木姐珠》等，其中所说的姐弟成婚、射落太阳的故事等等，都与汉族神话有密切联系。另外，羌族的音乐影响更加深远，例如羌笛。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羌笛三孔”。马融《长笛赋》说：“近世双笛从羌起。”唐代《乐府杂录》载：“笛，羌乐也。”宋代陈《乐书》记载道：“羌笛五孔。”唐朝诗歌中屡次出现关于羌笛的描述。《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羌笛的解释是：“羌族管乐器，双管并在一起，每管各有六个音孔，上端装有竹簧哨，竖着吹。”古羌笛既是乐器，又是鞭杆，故有“吹鞭”之说。

甘肃是大部分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仰韶文化衰落后，马家窑文化继续蓬蓬勃勃发展两千多年。正是羌人及其文化的持续发展，才阻挡了印欧人大举东进，否则，中国文明也许会像印度河古文明或两河流域古文明一样，毁于外族人的大规模入侵，从而中断其连续性和独立性。

周人先祖在陇东高原发展农业，秦人先祖在陇南、天水一代为周室放马，两个伟大的朝代都从甘肃发展壮大，最后统一中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泾河流域是先周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先周遗存就有甘肃崇信县于家湾周人墓地和香山寺墓地、九功塬子遗址等。其中，于家湾墓地是甘肃省发现时代最早、埋葬人数最多的周文化墓群，曾出土鼎、觚、爵、斛、钺、戈、铃等铜器，鬲、罐、纺轮等陶器以及大量的玉饰、蚌饰和海贝等，说明周迁岐后，并不意味着先周族势力在北方的消失，只是中心势力的南移，该地依旧是周人的一个重要聚落地。商代末期，周文王征伐密须国取得胜利，为祭天慰民，筑灵台，遗址就在甘肃灵台县文化馆内。位于庆城县东山的周祖陵因山巅有周祖不窋陵而得名。数千年来，历代王朝显宦，文人骚客，吊古览胜，积之愈久，仰之弥深。最初，秦人在土地辽阔、根基深厚的周地不过是散布在诸戎中极小的一个点。周平王东迁，秦襄公“立国”。秦人同周人接触的时间长达八九百年，在甘肃省东部的甘谷县毛家坪、天水董家坪两地都找到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19座春秋战国墓葬与陕西关中同类秦墓基本上保持一致，而且具有前后传承关系。秦人长期同戎狄杂处，草原沟壑的空旷，游牧兼农业生活的恬适，养成他们狂放不羁的性格，音乐、歌舞简单而原始，深受西部游牧民族自由歌调的影响。后来他们崛起于甘肃礼县，在陕西凤翔雍城一带休养生息250年，霸周原、都咸阳、灭六国，历时600多年，最终统一中国。进入关中平原之后，秦人携带着在甘肃积淀的文化性格，随着全国的统一，将其注入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中。

第三，陇东农业文化

我国发掘的第一块有确切地点和层位的旧石器是在陇东高原发现的，距今约10万年左右，就是说，那时候这里已经有原始人群生活。近年来，文物研究人员将先后发现的旧石器地点依据地层、石器和共存的生物化石等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三大人群”的结论。首先是“蒲河人群”，距今约7万年，以狩猎和采摘为主，所处生态环境是稀树草原景观。其次，是“马莲河人群”，距今约3万年，也主要依靠狩猎和采摘，所处环境要比蒲河人群寒冷一些，但已经掌握用火技术，告别“茹毛饮血”阶段。最后，是“浅涧河人群”，距今约3万年，与马莲河人群差别不大，还是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这些远古先民用简陋的打制石器开拓着这块黄土地。经过数万年的历史考验，距今约6000年的时候，庆阳远古先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本身素质都有了空前提高，当时的社会经济是以定居农业为主，兼有渔猎和采摘，制陶业也相当发达。

炎黄民族部落就在这一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起来。传说黄帝出生于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沮源关降龙峡。据《史记》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都是黄帝的子孙。曾经辅佐颛顼帝治理天下的帝喾就是周人最早的先祖。帝喾元妃姜螈生了姬弃。姬弃对农作物有浓厚兴趣，致力于研究、栽种。因为在这方面的造诣，尧帝推荐他担任掌管农业的“农师”。舜帝时，洪涝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姬弃为解决粮食问题而四处奔走，寻找并开垦适合发展农业的土地。因为他的功劳，舜帝封他于邰地，以后的史书中称他为“后稷”。后稷死后，其子不窋继承了职位。但是，他时运不佳，偏偏遇到夏孔甲帝“好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朝纲大乱，不窋看无法保全生命，就辞了官，率领部族人来到当时被称为“鬼方”的甘肃陇东庆阳一带。这里山、川、塬兼有，沟、梁、峁纵横，适合多样性农作物的生长，不窋定居下来，修建了不窋城（今庆城县城）。接着，他把世代积累下来的农业技术全部施展在这片深厚的黄土高原上，培育了小麦、高梁、玉米、稻子、谷子、糜子、大豆、葫芦、大麻、韭菜、苋菜等品种繁多的农作物，所以，史称“周道之兴自此始”。不窋死后，他的儿子鞠陶继任周族领袖，继续发展农业，同时学习戎狄部落的畜牧与狩猎知识。鞠陶的儿子公刘当上部落酋长后，春播秋收，忙个不停，终于使农业在戎狄之地得到很大发展，他率领族人经漆水、沮水挺进渭河流域。经过几代人经营，到周武王时，终于消灭商朝，建立周朝。

从地理环境看，陇东高原处于几乎封闭的大陆性地域中，四面险关重重。但是，肥沃的黄土地与大小河流为这里的人类生存提供了物质条件，由此造成汉人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形成。人们不求对外的开拓发展，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讲究个人自我完善的道德修养。从社会性质看，不窋及其他周人先祖部族是宗法制的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逐步向外辐射，形成家族、宗族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以亲情编织起来，每个人必须遵守道德伦理，这是高于一切的标准，从而形成汉族人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心理。正是由于这种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构成了汉族社会独特的、稳定的生存系统。后来，周王朝确立后，封同姓诸侯，前后延续700余年之久。能跨越如此长久的时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同时，这与周文王的仁义之道和周公制礼作乐也有密切关系。周礼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孔子非常重视周礼，鲁国国君曾派他到周王室史官那儿去学习礼。后来，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但他提倡的“礼”不仅仅是“周礼”，他把周礼之中可以通行于天下的“达礼”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仪礼》。孔子更重视符合“道”的“仁”，最后发展成儒学，深刻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精神。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化就已经光辉灿烂，经过秦朝的大一统，特别是汉朝对这种大一统的巩固，从而确立汉族的基本文化格局。汉朝以后一千多年，也有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侵扰，由于没有真正可以同它抗衡的文化力量，军事征服者反过来又要被华夏文化所征服。佛教文化渗透到华夏文化诸多方面（尤其是哲学和艺术中），不仅产生了汉化的佛教哲学，而且在回应佛教的挑战中又产生了宋明新儒学。不过佛教并没能置换中华民族的根本价值观念，也没有形成一个西方那样足以同皇权抗衡的宗教力量。直到清末，华夏文化虽受到侵蚀和有所革新，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新，其基本内容还是汉代的，如果继续往前回溯，重要的一个主脉就可以延伸甘肃东部黄土高原。

随着周先祖的东迁及兴盛，陇东农业文化影响到华夏文化，留在陇东高原的先民们则绵延不断地继续发展着这种农业文化。这从留存至今的不窋城、公刘邑、西姬沟、周祖花园及周祖陵墓等多处墓葬遗址中体现出来，并且存活在陇东人的衣、食、行、娱、丧葬、嫁娶、节庆、寿诞等地方民俗中及民间艺术中。特别是不窋创建的黄土窑洞，除了丰富的文化积淀，民间还认为是养生保健的理想境地。2002年6月，首届中国香包民俗文化节期间，中国民俗学会将庆阳市命名为“窑洞民居之乡”。

陇东农业文化在民间艺术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剪纸、皮影和民歌上。

甘肃既是周先民的发源地，也曾是戎、羌、狄、月氏、乌孙、匈奴等古老民族聚居和活动的地方，各古老民族进行激烈的冲突与交融，最后深深地积淀下超越民族和文化的古朴遗俗。甘肃剪纸就是这种古朴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剪纸，最早或是有关生存和繁衍的巫术活动，如用“疗病娃娃”来抵御疾病灾难，用“娃娃坐莲”来昭示繁衍。“抓髻娃娃”形象是最多的一种剪纸。抓髻娃娃的原型，就是金文的“天”，也就是郭沫若先生考证认为的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族的族徽。这个祖先标志，几千年来一直作为中华民族的保护、生育神。甘肃剪纸以庆阳和镇原两地为最，其风格比陕北和吕梁等地的剪纸更加古朴、简练，也更有图腾意味，显示着古拙质朴的风格，包含着粗犷奔放的高原气质。这些剪出来看似普普通通的纸花，已成为人们认识历史、探索古文化的瑰宝，是一个个活跃在纸上的生命。

陇东剪纸历史久远，风格粗犷夸张。东部和北部的正宁、宁县、合水、庆阳、华池、环县等地剪纸较为古朴雅拙。中部西峰、镇原一带风格秀丽工整。西部泾河上游的平凉、泾川、崇信、华亭、庄浪一带风格简洁明快。陇东剪纸的题材和内容非常丰富，有表达吉祥喜庆、反映传统民俗的“二龙戏珠”“喜鹊闹梅”，有反映生死繁衍和美好爱情生活的“鱼儿钻莲”“蝴蝶恋花”，有祈求神兽消灾降福、保佑安康的“老虎下山”“送疳娃娃”，还有民间故事“刘海戏金蟾”“唐僧取经”等。从功能形式上来分，有门花、炕窑花、窑顶花、箱柜花、粮囤花、灯笼花、喜花、吊帘花、礼花、寿花和刺绣用的底样等。在长期的剪纸过程中，陇东妇女掌握了丰富的表现手法和剪纸技巧，无论是色彩上还是剪法上，甚至在线条的变化上，都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其作品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反映着黄土高原人们的生活风俗，渗透着庆阳妇女对劳动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未来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剪纸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而陇东剪纸独具一格。1930年，庆阳县胡仙川的剪纸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镇原县农村妇女、剪纸艺术大师祁秀梅，其作品被国家收藏，法国报纸以头版头条位置介绍。1987年，中央美院邀请她登上大学的讲坛讲课。1988年，法中友协吉莱姆夫妇专程到庆阳考察剪纸艺术。十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庆阳市人大代表杨晓燕分别向温家宝总理和原人大委员长李鹏赠送了剪纸。

陇东皮影又叫灯影子、牛皮娃娃，是舞台演出的用具，也是一种民间工艺品。皮影戏起源很早，陇东民间传说，秦始皇的儿子胡亥生下来时啼哭不止，有一天，他看到窗子上照射的人影表演便不再哭。人影一离开窗子，他又啼哭。于是，秦始皇命人雕刻出表演人的形状，不断表演，胡亥不哭了，皮影戏也由此出现。北宋时，影戏演出已较为普遍。《都城纪胜》说：“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人物禽兽，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北宋，范仲淹镇守庆阳，当地艺人通过演皮影戏犒劳将士。清朝末年，甘肃大将董福祥曾把环县皮影戏班带到京城为慈禧庆贺寿诞。法国巴黎南郊一处僻静的街道上，有一所私人开设的电影资料馆，展览陈列的各种模型和器械中，一套来自甘肃大地的皮影器具排在最前列，被认定是电影的雏形。

陇东皮影主要分布于平凉、庆阳地区各县，集中于陕、甘、宁三省接壤的三角地带。以前，陇东皮影戏是一种以食用植物油为燃料的灯光，照射牛皮做成的人物剪影为傀儡进行表演的民间影子戏。白天有太阳的时候也可演出，称为热影子戏。它的人物造型，类似戏剧中的生、旦、净、末、丑五个大类。根据人物不同的身份特点，夸张其眉、眼、鼻、嘴和胡须五部分。造型外部轮廓以直线概括，尤重图案装饰，着色对比强烈，头部造型约有千余种。由于在平面布幕上演出，只能左右动作，一般采用“五分脸”，即侧面表示法：一道眉、一只眼、一耳垂、半面嘴鼻半边脸。皮影的身段也用侧面表示法。陇东皮影音乐深受陕西西路皮影弦板腔、碗碗腔的影响，有的班子也有用秦腔演出的，但大多数班子以演唱陇东道情为主。陇东皮影的刻制原料十分讲究，要求以小口齿青槽期的黑毛公牛皮为佳，在整个的制作工艺上，无论是选皮、刮皮、拓样、针稿簇刻、着色、出汗、砖熨等各道工序都毫不马虎。陇东皮影雕刻艺人世代相传，雕刻刀法非常讲究。早期陇东皮影只有20厘米左右高，纹样和色彩简单概括，往后发展，皮影高一尺左右，着色以黑、红、黄、绿为主，整体造型是头大身小，手臂过膝。全身头、胸、手、腿等部分用牛筋绞连，身上的若干关节，根据动作需要，用三五根毛竹操纵，通过灯光投影，影人在幕布上表演出各种动作。清末，陇东皮影出现了带有复杂图案构成的大片布景，如“花果山”“金銮殿”等。皮影戏演出对演员、场地、音乐等要求不高，而且流动比较方便。多少年来，活跃在西北高原的山山沟沟，传播文化，敬神娱人。改革开放后，受到电影、电视等新的文化娱乐方式的影响而失去往日的红火。不过，作为一种传统工艺品，陇东皮影受到了国内外收藏家的青睐。

陇东民歌在中国的影响更大，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引起强烈的共鸣，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诗经》中的《豳风·七月》《大雅·公刘》《小雅·采薇》等篇什，就记录那个时代的劳动生活情景和豳地的风土人情。陇东民歌高亢而宛转，粗中见细，情感缠绵，乡人称为“野调调”，这个“野”字，正是高昂、粗犷的歌唱风格的反映。劳动人民与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山头上、田野里、农家的炕头上、绣房里、磨窑里都是他们自由的演唱场所。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一领众合等。从歌词角度讲，陇东民歌是一种文学样式，在庆阳这块土地上，留存下来的最早的文学艺术“记号”就是民歌。随着时代变迁，陇东民歌不断吸收各种文化元素，并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相磨合，形成鲜明的特色、风格和情调，代代滋生，真实地记录着庆阳人民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真情实感。

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农民诗人孙万福紧紧抱住毛主席，感情如同决开的坝堤，借《光棍哭妻》的曲调即兴唱起了陇东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首民歌经贺敬之修改润色，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从此家喻户晓。同时唱遍全国的陇东民歌还有《绣金匾》和《军民大生产》。《绣金匾》最初出自一位叫汪庭有的木匠之手，原名《绣荷包》，经诗人艾青指导，汪庭有将《绣荷包》改成《十绣金匾》。在广泛传唱过程中，得到人民群众和专业文化工作者的再创造和锤炼。传唱不久，就增加了歌颂朱总司令的内容。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对原作歌词作了改动，并将“十绣”精炼为“三绣”。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伟人相继去世，艺术家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再次修改《三绣金匾》，经著名歌唱家郭兰英饱含深情的一唱，变成歌颂、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领袖的经典之作。《军民大生产》来源于古老的陇东打夯号子。打夯号子在劳动中诞生，并不断发展形成固定的调子。打夯调子是固定的，但没有固定的词，全由掌夯把式即兴填词并领唱，其他抬夯的人员就以“嗬咳”和“西哩哩哩嚓啦啦啦唆罗罗罗呔”之类固定句式来应和。1942年，抗大七分校及770团的战士们进驻华池镇，听到这优美铿锵的劳动号子，便与当地群众一道，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背景，编出了优美的打夯歌《十唱边区》。这首歌唱军民大生产运动的民歌很快在当地驻军和群众中传唱开来。音乐家张寒晖经过庆阳，对十段歌词进行提炼和修改，变成五段，起名《军民大生产》，1964年，这首民歌被搬上舞台，通过庆祝建国十五周年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唱响祖国的东西南北。著名的歌曲《东方红》也从陇东民歌中可以找到它的两代母体——《骑白马》《煤油灯》。马可、李焕之、张寒晖、柯仲平、清宇等一批作家、音乐家、评论家也来陇东采风，与民间艺人一道挖掘、整理、创造。1980年以来，文艺工作者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搜集整理，集成3000余首。数以千计的陇东民歌登上了“大雅之堂”，或载入诸多歌本曲谱，或进入电影、电视，走进各地人民的心中。

第四，丝绸之路文化

丝绸之路三条主干道均穿越甘肃。自从汉朝设置河西四郡之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国的丝绸、先进的冶金技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茶叶、容器、漆器以及大黄等药材、排箫等乐器传到了西方各国，从新疆或通过新疆，西方的良种马（天马）以及棉花、胡桃（核桃）、胡葱（洋葱），胡菜（香菜）、菠菜（波斯菜）、葡萄等多种农业植物传到了我国内地，西方的音乐、舞蹈、杂技以及箜篌、四弦曲颈琵琶等多种乐器相继传入。佛教、景教、祆教、伊斯兰教也传入了。可以说，丝绸之路是人类物质、精神、艺术、文化的交通之路，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动脉，它缔造了一座座历史文化名城，产生了无数影响深远的古关要隘、军事遗址、宗教圣地等自然、文化遗产。在国务院已经批准的3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丝绸之路中国段自东向西有洛阳、韩城、西安、咸阳、延安、榆林、汉中、天水、武威、张掖、敦煌、银川、同仁、喀什等14座城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有龙门石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莫高窟和嘉峪关等。

从甘肃东部到河西走廊，境内分布有大小石窟100余处。被称为“东方雕塑馆”的天水麦积山，荟萃着后秦、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的塑像7200余尊，分布在194个洞窟里，以精美的塑像闻名于世。这些雕塑对研究中国的佛教史、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都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苏联雕塑家尼·克林杜霍夫在参观麦积山塑像后，激动地说：“北魏和宋的雕塑在我看来是最引人入胜的。它们具有惊人的内心世界，极富表现力的构图和雄伟的形体。”西汉末年，麦积山成为天水名将隗嚣的避暑宫，亭台楼阁错落，曲道回廊相连，琉璃碧瓦泻翠，银练珠玑飞溅。杜甫《山寺》诗赞曰：“野寺残僧少，山圆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

还有著名的炳灵寺。炳灵寺最早叫“唐述窟”，是羌语“鬼窟”之意，明永乐年后取藏语“十万佛”之音译称“炳灵寺”或“冰灵寺”。炳灵寺位于甘肃永靖县陡峭幽深的积石山寺沟峡里，创建于西秦，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元、明、清各代扩建，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西秦建都枹罕（今临夏）期间，国王御驾亲临石窟，挥毫题词，真迹尚存。石窟分上寺、洞沟、下寺三处，分布在大寺沟两岸的红砂岩上，洞窟层层叠叠，栈道曲折盘旋而上。炳灵寺最为典型的是石雕像、浮雕佛塔和密宗壁画艺术，与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甘肃三大石窟。造像主要有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无量寿佛、弥勒佛以及各种菩萨、佛像，造型概括，手法简练，肢体半裸，姿态优雅，静中有动，充分体现了西北浑厚粗犷的神韵。

敦煌莫高窟则汇集了世界四大文化命脉的精华，创造、保存了中国上千年的文明和历史，是古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艺术明珠，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湛、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有“人类文化珍藏”“形象历史博物馆”“世界画廊”之称。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城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的砾石层断崖上，坐西朝东，前临大泉河，面对三危山，始建于公元366年，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等前后共十一个朝代。莫高窟以彩塑为主体，四壁和顶部均彩绘壁画，窟外有窟檐、栈道，是集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文化艺术宝库，气魄宏伟，博大精深，内容涉及古代社会的艺术、历史、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反映了古代艺术的精湛美妙及绘画艺术不断创造、传承的历史，也为后人提供了宗教信仰、思想观念、政治斗争、民族关系、中外往来、社会生活、民情风俗、生产技术、建筑服饰、典章文物等发展演变的形象资料，具有珍贵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敦煌飞天从十六国起，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代五个朝代，在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吸收印度飞天成分，融合西域、中原飞天的成分，进行中外、东西、南北互相交流、吸收、融合，从而完成中国化历程，到唐代，飞天进入成熟时期，艺术形象达到完美阶段。总之，从最初的石窟创立到最后衰落，艺术发展历程都有明晰而连续的脉络。1900年，莫高窟第16窟甬道发现了举世闻名的藏经洞（即现在的17号窟），出土大量历史文献和艺术精品，英、法、美、日、俄等国探险家则闻风而动，劫掠藏经洞大批遗书和文物，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伤心的一页。同时，敦煌石窟的艺术魅力和藏经洞文献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者、艺术家探索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

作为莫高窟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安西榆林窟中，五代、宋初、西夏、元各种题材的壁画内容非常丰富，耕获、嫁娶、宴饮、弈棋、酿酒、冶铁、音乐、舞蹈等画面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29窟的西夏壁画《玄奘取经图》，是具有很高历史、艺术价值的稀世珍宝。榆林窟发现过一尊历经千年保存下来的稀世珍品——象牙佛，在榆林窟世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献给人民政府。象牙佛由象牙之牙稍雕琢而成，状如手掌，分两片扣合，内刻54个不同情节的佛教内容图画，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两片合在一起，外形是一手捧宝塔的骑象普贤，袒胸赤足，头发呈波纹状，象背鞍鞯俱全，装饰美观。整个造像刻艺高超，刀法细腻，为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相传象牙佛在世上存有两尊，由同一根象牙雕出，玄奘从印度带来一尊，另一尊目前保存国外。张掖马蹄寺、武山拉稍寺、庆阳北石窟寺、景泰五佛寺、靖远法泉寺等石窟文化遗址都曾在漫漫历史上绽放过艺术的光芒。另外，考古工作者在兰州、武威、酒泉等地清理了汉代墓葬500多座，出土大批文物，有大量木简、漆器、陶器、铜器、铁器、丝织品、度量衡具、天文仪等等。为数众多的两汉魏晋时代文物的出土，表明当时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考古工作者还在河西地区魏晋时代的墓葬中发现近千幅壁画，仅嘉峪关市的六座墓葬中就有600多幅。这些壁画中有犁地、播种、耙地、打场、采桑、养蚕、放牧等汉族和少数民族农民生产劳动的画卷，也有坞壁（封建庄园）内地主阶级在奴仆侍奉下宴饮、歌舞的画面，为研究当时农业生产提供了最可信的形象资料，学术价值极高。1969年，武威雷台一座东汉“张姓将军墓”中出土99件青铜车马组成的仪仗队伍。仪仗队最前面是一匹飞奔中的马，昂首扬尾，头微左顾，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飞鸟，鸟似鹰，展翅回首，腾云踏雾，气势惊人，是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被誉为“天下第一马”。专家学者们命名为“马踏飞燕”。1983年10月，“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武威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旅游标志之都。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西凉乐》。在隋唐燕乐中，龟兹乐与西凉乐最为流行，影响也最大，它们不仅对内地的音乐舞蹈，而且对宋词、元曲及以后戏剧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西凉乐中的大曲，对我国戏曲的发展影响很大。唐太宗在宫廷欢宴时经常演奏《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十部乐。其中《天竺乐》《西凉乐》《龟兹乐》等西域音乐和佛教音乐有密切关系，也是当时中原最流行的音乐。《西凉乐》是在河西地区多民族乐舞基础上，融汇中原汉族乐舞和西域（包括印度）乐舞中的精华，经过加工、改造、提炼而形成的一个乐种，是西北乐舞代表，也是中原王朝乐舞中的精华，自五凉至唐朝历经500年不衰。西域乐舞传入河西，最早记载在前凉张重华时。《隋书·音乐志》：“《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五弦、琵琶、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由此可见，前凉张重华时，天竺（印度）乐舞传入凉州，并随之传来了乐器9种和乐工12人。公元384年，吕光远征西域，班师东归时，用两万峰骆驼运送珍宝和乐舞艺人。到姑臧（武威）后，将带来的乐人舞伎和各种乐器编成乐舞队，又把大量龟兹乐曲加以改编，与河西地区的中原乐舞融合，使手、眼、步、身变化无穷，形成舞蹈语言相当丰富的独特艺术风格。凉州在长安、洛阳以西，人们把五凉时期形成的乐舞通称为“西凉乐”。“西凉乐”融合中西音乐，吸取西域乐舞丰富的营养变易其声，使中原旧曲“杂以胡声”，使西域音乐“杂以秦声”，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凉州乐舞代表作《秦汉乐》传入北魏后改名为《西凉乐》，被尊为“国乐”。隋朝时确定9种乐为国乐，有七部是河西输入的，其中《西凉乐》最著名。《旧唐书·音乐志》说《西凉乐》“最为闲雅”。唐代更是河西乐舞发展的极盛时期，其艺术成就的顶峰是《霓裳羽衣曲》，而此乐舞就是由河西节度使杨敬述进献的从西域传到凉州的天竺乐曲《婆罗门曲》改编而成。唐玄宗欣赏后极为陶醉，让杨贵妃亲自表演，后来又进行再创作，成为唐代和后世乐舞中的经典之作。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实承北魏——北魏胡乐又是由凉州及河西传入。追本溯源，北魏至唐数百年间宫廷乐舞的源流，均与凉州及河西地区息息相通。

《西凉乐》的乐器非常丰富，有汉族乐器钟、磐、丝、筝、排箫，有龟兹乐器五弦（五弦的直颈琵琶），还有国外传入的琵琶（四弦曲颈琵琶）、箜篌、铜钹、贝蠡等。《西凉乐》各种乐器形象以及演出情况，从魏晋墓葬和石窟寺的壁画中都可看到。敦煌石窟遗书中，已经发现有古代乐谱和好几百首曲子词。这些都为深入研究西凉乐和我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西凉乐》同样有名的龟兹乐也曾吸收印度乐器四弦琵琶、贝蠡、铜鼓等和印度佛曲，同时，龟兹乐中也吸收汉族乐器笙、排箫、筝与鸡娄鼓伴奏的鳖鼓，以及我国羌族的笛和羯人的羯鼓，创造出在音乐舞蹈史上大放异彩的龟兹乐舞。玄奘曾称赞龟兹乐舞“特善诸国”。龟兹乐舞自南北朝传入内地后，对我国音乐、舞蹈、戏剧、宋词、元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龟兹乐传到日本、朝鲜、缅甸、柬埔寨等国后也产生巨大影响。

丝绸之路文化蓬勃发展中，虽然不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异族文化的冲击，但都坚守着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即便在丝绸之路对外交流的桥头堡敦煌，“国学”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王莽时期，窦融携带着中原文化精神从内地来到河西，拥兵自保，使得这一地区“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东汉建立以后，经过二百多年的经营，从中原迁来的大族在敦煌逐渐站稳脚跟，同时，中原文化也扎下根，以儒家经典为主的许多汉文典籍开始广泛传播。一些著名学者隐居这里，名士济济，人才辈出，其中，张奂传授儒学，门徒达到1000多人。另外，还有朝臣盖勋及才学出众的大文学家侯瑾，勤奋好学、人称“草圣”“亚圣”的著名兄弟书法家张芝、张昶等。后来，又有号称“敦煌五龙”的索靖、氾衷、张彪、索永等，都以文学闻名。敦煌经学大师宋纤、郭瑀、刘昞等讲学授徒数百人到上千人，敦煌人阚骃撰写的《十三州志》是我国古代重要地理著作。1804年，武威清应寺一座碑亭内发现《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碑两面用西夏文和汉文记载了凉州城内护国寺佛塔如何灵验，于1092年地震时倾斜，西夏皇帝和皇太后下诏重修之事。这是现存于世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西夏碑刻。发现“西夏碑”时，尚无人能辨识西夏文，称之为“天书”。近代著名文字学家、金石家，学者罗福成破译碑文。“西夏碑”被中外学者认定为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历史、社会经济的活“字典”，是稀世珍宝。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

第五，藏传佛教文化

青藏高原横亘在中国西部，苍茫，高峻，凝重，神奇，因为挺立着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昆仑山、祁连山等一系列古老的山脉而成为世界屋脊，同时，也是中华大地及亚洲南部的江河源头。有史以来，人们就把好奇的目光投向了这片广袤的土地。构成这片高原永久的魅力和吸引力的，不仅是蓝天白云，碧绿草原，无垠荒漠，晶莹雪峰，也不仅仅是肥硕的牛羊，剽悍的牧民，悠远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这块孤傲冷峻的雪域高原上盛开着与汉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并称佛教三大语系的藏传佛教的智慧之花。藏传佛教扎根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和周边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及欧美无数僧俗大众心间，成为他们世代相传、刻骨铭心的精神支柱。金碧辉煌的寺庙经堂、身披袈裟的活佛喇嘛，虔诚至极的善男信女……千百年来，香火不断，经声不息，使整个藏民族及其繁衍生息的雪域高原对外界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诱惑力。

藏族是甘肃省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甘南和武威两地。另外，张掖地区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与陇南地区的宕昌、文县、武都、岷县等地也有藏民散居，酒泉现有一个藏族移民乡。藏族多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有些地区也信奉白教和红教。甘肃藏族多生活在高寒地区，以经营农牧业为主，青稞、小麦和牛羊为主要产品，日常主食为糌粑、灌汤包子、牛羊肉、酥油茶、青稞酒、奶制品等，餐具是一把小刀，一只木碗，现在也用筷子。他们头戴各式藏帽，脚登牛皮长鞋，内着长袖短褂，外穿宽大藏袍，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别在各种节日期间，更是藏族文化艺术的“博览会”。

藏族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寓言、谚语、民歌、传说、故事等多种形式的民间文学是藏族传统文学的重要内容。以诗歌、散文、戏剧为主的现代文学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古流传的史诗《格萨尔王传》，融汇文学、艺术、宗教、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诸多内容于一体，情节曲折生动，英雄形象感人肺腑，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青藏高原古代社会的一部珍贵的大百科全书。《格萨尔王传》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文学价值比之世界名著《摩诃婆罗多》也毫不逊色。其他名作如《萨加格言》《米拉日巴传》《旋努达美》等都文字清新流畅，叙事生动翔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藏戏腔调悠扬，声音高亢、嘹亮，不同的人物分别有长调、短调、悲调、渔夫调等几种曲调。演员多画脸谱或戴面具，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效果，许多情节都是在舞蹈中进行，以特殊的音乐腔调和表演风格而风靡藏区。

位于甘肃省夏河县城西北的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拉卜楞是藏语“拉章”的变音，意为僧侣的宫殿。寺院由嘉木样一世俄昂宗哲始创于1709年，随着拉卜楞寺不断发展和影响的日益扩大，逐渐确立了六种不同等级的佛位，嘉木样活佛系统高居首位。一世嘉木样俄昂宗哲家境贫寒，但聪慧有志，勤奋好学，7岁学经，13岁出家为僧，21岁赴西藏哲蚌寺郭莽扎仓学法。相传他朝拜文殊菩萨金像请求保佑学业进步时，文殊菩萨含笑接受了他献的哈达，俄昂宗哲因此有“嘉木样协巴多吉”之称。“嘉木样”藏语意为“文殊菩萨”，“协巴”为“笑”。嘉木样尊号由此而来。一世嘉木样博览诸经，慎思明辨，享誉拉萨。一世贡唐仓·根敦彭措、藏王颇罗鼐等许多著名的高僧和活佛都是他的弟子。1709年，宗喀巴建立甘丹寺300周年时，嘉木样接受青海和硕特蒙古前首期黄河南亲王察罕丹津的多次邀请，从西藏返回家乡兴建拉卜楞寺。1720年，康熙皇帝颁赐72岁的嘉木样“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汗”金敕、金印，进一步在政治上给嘉木样及拉卜楞寺以极大的支持，予以合法的权力和地位。

拉卜楞寺建筑属藏式布局，建筑形式多为藏式，汉地宫殿式和藏汉混式。六大扎仓各有其经堂，还有十八囊欠（活佛公署）、十八拉康（佛寺）以及藏经楼、印经院等。整个建筑群以白塔为标志，高大经堂、佛殿均集中在西北方向，以闻思学院的大经堂为中心点，其他殿宇以半月形格局呈群星捧月之势。建筑群有石木和土木两种墙体结构，所有经堂和佛殿用青色石英岩砌成厚墙，色调素洁，质朴大方，有“拉卜楞寺外不见木，内不见石”之说。殿顶的四周都有边麻草扎砌而成的棕红色矮墙，既减轻房屋载重量，又显得高大美观，极具庄严隆重的宗教气氛。大经堂因其规模盛大而得名，陈设、装饰富丽豪华、四壁绘各类佛画并嵌以佛龛书架，柱上悬挂着精美的唐卡和幢幡宝盖，顶幕缀以蟒龙缎。大金瓦寺（即弥勒佛殿）是全寺佛殿建筑的典范，带有浓郁的尼泊尔建筑特色，高达10米左右的鎏金弥勒大像为尼泊尔匠人的杰作。

1961年，拉卜楞寺被甘肃省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对外开放。为保护古迹，政府多次拨款维修拉卜楞寺，20世纪80年代初就投资80万元人民币建藏经楼存放珍贵古迹。1985年4月7日大经堂意外失火后，国家拨款1200万人民币重建，于1990年竣工，后又建成亚洲独一无二的“贡唐铜塔”，寺内建筑得以全部修复。

第六，回族民间文化

唐宋时期，西亚的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建立西濒大西洋、东至中国西部边陲的“大食国”。中、阿两国一东一西，横贯陆上丝绸之路，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保持着频繁往来。651年，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唐朝贡，这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我国史书记载，自651年到798年间，阿拉伯来华使节达39次之多。阿拉伯、波斯穆斯林来华经商或旅游者更是络绎不绝，他们把伊斯兰教带到中国，经过长期传播、发展和演变，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他们在坚守自己信仰的同时，还不断地把中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先进科技带入阿拉伯世界并介绍给西方，成为中世纪的科学文化使者。元明两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宋朝末年，蒙古汗国在征服中亚和西亚的过程中，把俘虏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编入蒙古各部的“探马赤军”，来到中国各地。被遣发或迁徙东来的阿拉伯人中有军士、工匠，也有一些宗教学者和社会上层，总人数约几十万之众。蒙古胜利后建立元朝，中西交通大开，中亚、阿拉伯商人也大量来华，他们和唐宋时期来华的大食、波斯人后代都是穆斯林，被中国人统称为“回回”或“木速蛮”。此时，伊斯兰教在中国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穆斯林对国家贡献很大，他们在天文、历法、医药、建筑等领域里成就最为突出。《永乐敕谕》就是明成祖颁布的明确保护伊斯兰教的诏令。此后，明太监、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奉命率队七下西洋，并派人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绘制“天房图”。明末清初是中国伊斯兰教的成熟时期。为使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在穆斯林中得到传播和发展，陕西回族穆斯林学者、教育家胡登洲先生（1522—1597）倡导伊斯兰经堂教育，对中原和西北广大地区影响深远。与经堂教育几乎同时出现了以南京和云南为中心的汉文译著活动，活跃在这一时期的穆斯林学者王岱舆（约1560—1660）、马注（1640—1711）、刘智（约1655—1745）、金天柱（1736—1795）、马复初（1794—1874）等人被尊称为“学通四教”“中阿兼通”的“回儒”，他们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方法解释伊斯兰教教义，形成中国伊斯兰教宗教哲学体系，促进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

临夏被称誉为“中国小麦加”。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民有着独特的传统节日与风俗习惯，其中开斋节、古尔邦节为甘肃回民的两大传统节日。另外还有阿述拉日，其独特的民俗风情生动地反映了甘肃回族的伊斯兰文化特色。回族民间文化中有一种可与内蒙古的“牧歌”“爬山调”，苗族的“飞歌”，藏族的“拉依”，以及陕西的“信天游”、山西的“山曲”、安徽的“挣颈红”等竞秀媲美的艺术奇葩——临夏花儿。这种在田间地头、庙会山场、高山草原、路途渡口处传唱的民歌资质瑰丽，形式奇特，也被人们赞誉为“西北花儿”“西北之魂”，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广大地区，传唱在汉、回、东乡、撒拉、土、保安和部分藏、裕固等众多的民族群众中。流行地区之广，传唱民族之多，唱词之浩瀚，音调之丰富，可位列全国民间音乐艺术之前列。

临夏花儿包括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河州花儿又称“少年”，也称“西北花儿”，在青海有人称为“河湟花儿”。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均发源于丝绸之路南路经过的重要“旱码头”临夏。有一首河州“花儿”唱道：“银川的大米兰州的瓜，好辣子出在了循化；漫上个少年了走天下，‘花儿’的故乡是临夏。”有民谚说：“到了陕西，不要唱乱弹（秦腔），到了河州不要漫花儿。”河州作为“花儿”的发源地，其渊源早可追溯到距今六七百年前的明朝乃至更早些年代。“花儿”的品种虽然繁多，但其内容大都是直言爱情，或者与爱情相关，是西部高原上的爱情之歌。爱情是天然快乐的，尤其是求偶过程更是最为忘情的快乐体验，在河湟地区，人们的这种体验总是同“花儿”联系在一起，用爱情浇灌的“花儿”，成为该地区各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成为集体的审美偏好。因此，“花儿”总能拨动人们心灵深处的情感之弦，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一例外地为爱情唱起“花儿”来。“花儿”历经千年历史的筛选、淘汰、强化，深深扎根于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和生活之中，从而获得了坚强深厚的文化免疫力。“花儿”同所有的民间音乐一样，是当地劳动人民适应劳动需要的语言特征的艺术化。“花儿”的旋律悲怆，音调高亢，节奏悠长，高音区多用假声，更加凄烈。黄河湟水上的筏子客，高原上的放羊娃，下四川的脚户哥，春种秋收的庄稼汉，人们在劳动中唱着“花儿”，使辛苦疲惫的劳作多少抹上了一层轻松的色彩。

洮岷花儿是“莲花山花儿”和“岷县花儿”的总称，主要在汉族群众中漫唱，流行于甘肃临潭（古称洮州）、卓尼、舟曲、康乐、和政、临洮、渭源、岷县、武都、宕昌、文县等地。根据音调、唱词、演唱风格，又把洮岷花儿分为“南路花儿”和“北路花儿”。其中“南路花儿”以岷县二郎山花儿会为中心，“北路花儿”以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为中心。

洮岷花儿被当地群众称为“草文章”，分为“本子花儿”和“散花儿”。“本子花儿”指成本成套的演唱，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有历史人物故事和民间传说。“散花儿”则多为歌者触景生情、即兴创作的短歌，唱词字数、行段很自由，一般都押韵。有的一韵到底，称为“单套”，一首歌中押两三个韵脚的称为“双套”。按照演唱形式，洮岷花儿分为“开头歌”“问答歌”“对唱歌”“联唱歌”“生活歌”“短歌”“长篇叙事歌”等。洮岷花儿因为具有独特性、民俗性、依存性、程序性、群体性、娱乐性和通俗性等特征，被国内外学者誉为“西北之魂”“西北的百科全书”。关于花儿产生的源流考证及学术讨论，近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主要研究者有郗慧民、王沛、宁文焕、张润平等。有学者认为，花儿是西北地区原始文化中的土特产，地域性非常强，其最早是由原本在这里代代生息繁衍的古羌人创造的。这一形式在商朝时期就已经存在。

种种研究和资料显示，不管临夏花儿还是洮岷花儿，至少有300多年历史。演唱时，一般都要回避长辈，只能在田间、山野演唱，有独唱、对唱、联唱三种形式。内容分抒情、叙事、写景，唱天文、地理、历史、家庭生活，尤其爱用花比喻倾诉爱情。每年都有固定的、规模大小不同的“花儿”会场。

松鸣岩“花儿”会。这是传统会场。松鸣岩又叫须弥岩，坐落在临夏州和政县陡石关小峡口，距县城南四十里，西靠巍巍太子山，南与康乐县的药水峡接壤，是“河州八景”之一。松鸣岩古松参天，群岩林立，溪水潺潺，野牡丹、马兰花等相继开放，景色十分幽雅。传说很久以前，有位猎人到深山老林打猎，途经一峡谷时，见一女子在河畔唱歌，非常动听，猎人就悄悄躲在一旁学唱，竟唱出了歌声。女子发现有人偷听，羞红了脸，转身向松鸣岩跑。猎人紧追不舍，姑娘一闪不见了。后来听那歌声在山顶响起，便上山去寻找。到山顶，又觉歌声在山下飞扬。回家后，猎人把他遇见仙女的事给大伙说了，并唱起仙女的歌。大家都认为是天仙女下凡传歌，就在松鸣岩修起菩萨大殿，每年在猎人遇仙的日子——农历4月28日来到菩萨大殿下面的山坡上，演唱仙女传下的歌。如今，群众中还流传着“松鸣岩的神仙爱唱歌，端爱听人们的牡丹”的说法。因为这里野牡丹很多，人们把唱花儿也叫“唱牡丹”。人们想用“花儿”敬仙女，以讨得仙女的喜欢，从而达到仙女保佑的目的。松鸣岩的寺庙建筑多遭破坏，但唱花儿的习俗一直流传下来了。松鸣岩寺庙里举行的龙华会，亦称“浴佛节”，是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僧侣诵经祭祖，金鼓齐鸣，汉、藏等群众烧香、许愿，回族、东乡等民族群众游山、经商，也漫“花儿”。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六开始，来自各地的“花儿”歌手、唱家们纷纷相约此地，依山傍水，搭建起一座座帐篷，彻夜不息地漫起“花儿”。松鸣岩“花儿”会以男女对唱、齐唱为主。人们来到这里后两人一对，五人一伙地聚集在山顶、树下、村间、河畔，那悠扬高亢的“花儿”在蓝天群山间此起彼伏，久久回荡。也有一些“花儿”好家们，拿着二胡、唢呐和自制的土乐器四弦子等，为唱家们伴奏助兴。

莲花山“花儿”会。莲花山位于康乐县南端，每年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六是“洮岷花儿”传统的演唱会场，以场面宏大和演唱形式别致而闻名国内外。正如一首莲花山“花儿”中所描写的那样：“莲花山上好风光，青枝绿叶花儿香，阿莲叶儿万人唱，就像百鸟朝凤凰。”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数千乃至上万“花儿”大军浩浩荡荡向“莲花山”进发，一路上唱不完、道不尽的串串“花儿”歌声缭绕在白云青山间。由于临洮、康乐县的大部分地区也是临夏花儿的盛行区，20世纪80年代开始，临洮、临夏等地的临夏花儿歌手也在这里大显身手，两种不同风格的歌手在同一个花儿会上争奇斗妍。论形式，莲花山的“花儿”会更为别致风趣，包括拦路、游山、对歌、敬酒、告别等多道程序。“花儿”会期间，从方圆百里外蜂拥而来的歌手打着花伞，手摇彩扇，越过一道又一道马莲绳，漫过一首又一首“花儿”，直到目的地，搭台对歌，昼夜不息地放声高歌，场面颇为壮观。歌手大都由男女10人左右组成临时的“花儿班子”，推举出一位才思敏捷、出口成诗的“串把式”负责现场即兴编词，由三四位歌喉洪亮的歌手轮流领唱，待唱到“花儿！两莲叶”时，班子里的全体人应声合唱，展示歌手唱把式们的豪情壮志。

炳灵寺“花儿”会。炳灵寺位于临夏州永靖县城西南大寺沟内，地处黄河北岸，风景优美，离县城七十华里。西汉以来，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陇右段南线即经这里渡河。北魏郦道元著的《水经注》对炳灵寺的药水泉曾有描述，“洁而白，能服之不老”。天然的美景、药泉水和香火不断的佛寺，使炳灵寺历尽沧桑，名扬天下。炳灵寺大小山沟有上百条，曾建有上寺、下寺、水帘洞、药王庙等殿宇，药水泉也有多处，以药王庙旁边的药水泉最为人们称道。历来服此泉水治病者，都以其神效而传为美谈。对肠胃病作用尤为显著，无数远道前来的人，不但自己开怀畅饮，还携桶提壶，把水带回家中。喝药水以五月端阳为最盛，因为这一天自古以来是驱邪禳灾的节日，系五彩线、采艾叶、赶牲畜趟河、男女老幼下河洗浴等是传统的活动。各族人民在喝药水、祈求神佛保佑的路途上，或在寺庙附近的山沟里、树林中休息时漫唱有关药水泉、大佛爷的花儿，音调高亢之中凝聚着奔放，粗犷之中蕴含着细腻，充满着浓厚的北乡、东乡“花儿”风味。明代以来，随着回、撒拉、东乡、保安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兴起，这些民族中前去喝药水的人也很多，又因炳灵寺处在南北交通要冲，过往行人不断，每逢庙会或端阳节，有人开馆子、做生意。炳灵寺的佛教活动是“莫兰大会”，4月15日在上、下寺举行。相隔20天后端阳喝药水，周围远近的各族群众都参加，较“莫兰大会”人多、红火。炳灵寺花儿会是从喝药水、赶庙会的过程中起始，以喝药水的活动为主演变而来的。每逢五月会期，各地的人们从初四经水路或旱路，川流不息地赶到炳灵寺，初五早上就去喝药水拜佛，随后游山观景漫花儿，直到初六才返程回家。

拦家庙“花儿”会。在临夏市、临夏县交界的拦家山沟里，距城20多华里。拦家山面南坐北，高峻突兀。山腰修有拦家庙，山下为临夏市西川。汉代设置的枹罕古城就在其上不远处，古称漓水的大夏河在前方横流而下。这里原为道教胜地，明代建有“拦家观”，当时的汉、藏佛教等寺院遗迹也有留存。举办祈求风调雨顺的“青苗醮”，是拦家庙重要的庙会活动。花儿会与“打醮”活动同时开始，从临夏市、临夏县、和政、东乡、积石山等地赶赴“唱山”的汉、回、东乡、保安、土等各民族群众，身穿节日盛装，聚集在拦家庙的山沟树林里，沿山根、树林边扎下的无数帐篷，既是做生意、卖小吃和远路上来的人们留宿的地方，也是歌手们夜里尽情放歌的“小歌场”。白天用歌相识的歌友们，晚上在帐篷里进行持续的歌唱，歌声常与第二天的歌连为一体。山沟树林里，花儿声声，惊天动地。人们用花儿赞美着拦家庙的山情水景，也有参加打醮和烧香“许愿”的人，唱歌抒情。拦家庙花儿会上男女对歌为主，也有以村庄、地区男女歌友联合进行的对擂。这一带是《河州大令》的产生地，演唱《河州大令》的歌声最响亮，其次是《河州二令》《河州三令》，还有《尕马儿令》《白牡丹令》《酸把梨令》《五艳妹令》《水红花令》《绕三绕令》等曲令。

另外，还有大庙山“花儿”会、罗家洞“花儿”会、岗沟寺“花儿”会、林家河滩“花儿”会、尕护林“花儿”会、东干桃林“花儿”会等。新生的花儿会还有临夏市折桥乡三月中旬的“九眼泉”，临夏县北塬五月端阳的“娄高祁”，八月四日至五日的“辛傅庙”等。

“花儿”会期间，人们穿节日盛装，吃节日的饮食，丢开一切烦恼，尽情地歌唱，争相展示自己在自娱自乐中培养起来的演唱才艺，在共同的分享中得到最大的快乐。正如那首有名的河州“花儿”所唱：“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钢刀拿来（者）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现在，一年一度的大小“花儿”会集民俗、音乐、商贸、旅游等多种文化于一体，从传统走来，又走向未来，成为新时期甘肃文化经济界的盛事，吸引着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游客，这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吧。目前，甘肃“花儿”同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区的“花儿”一起，已经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三、甘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接轨

世界文化艺术往往有相通之处。目前，我国到了最关键的发展期。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是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社会矛盾最为严重的时期，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伦理需要重建，而文化调控着社会常态。综观人类发展历史，人们常常采取多种手段解决这类矛盾，但最根本的措施是依靠文化力量。新世纪中，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经济文化一体化，文化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地显示出来。人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科技、信息和人才等文化因素正取代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成为决定经济发展潜力和后劲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具有文化含量、文化品位、文化个性，能够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的产品才能长期生存。在知识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文化底蕴、文化氛围和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决定着经济发展软环境。中国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接轨的重要课题，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发源地，而且融合多种民族文化成分的甘肃省，更加严峻地接面临着这个问题的挑战。丰厚文化资源在新时期的社会发展中成功地转化成强大的推动力，还是作为艰难发展中的沉重负担？绵延数千年的生存形态及特色文化在发展中彻底改变，还是在保持原生态的前提下和谐共存？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我们试从两个方面来谈点一己之见。

第一，原生态的生存方式与现代文明带来的弊端的对抗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远古人类茹毛饮血，随遇而安，不可能产生“家园”意识。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例如，在距今约3万年的“马莲河人群”时代，随着对用火技术的掌握，人们告别“茹毛饮血”阶段，当太阳升起时，手持木棒的男人离开洞穴搜寻野兽的踪迹，孩童则在母亲的带领下采摘野果。黄昏，男人抬着猎物，女人和孩童拿着野果，陆续回到他们共同栖身的地方——洞穴。之后，夜幕降临，开始他们的文化生活：烧烤肉食、舞蹈、欢呼。这个阶段，远古人类应该有了最初“家园”意识的萌芽，当他们离开洞穴时就知道还要返回来，因为那里不但能够与自己的亲人会面，还可以得到熟食、温暖和集体的保护。当远古人类进入石器时代、农业被发明后，“家园”意识进一步强化。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距今8000年前华人先祖就有了比较成熟的村落组织。大地湾遗址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古村落，以北边山坡上的大型房址F901为中心，南向扇形布局，又分为若干小区，每个小区都有较大型的房屋与小屋遗址。F901建筑由前堂、后室与东西厢房构成，面积近130平方米，前有门垛及台阶，前堂中央有直径2.5米以上的火塘，地面类似混凝土，压实磨光。前堂南、北壁各有8根列柱，火塘后侧左右各有一个直径约90厘米的粗大圆形柱洞，其宏伟壮观的程度可想而知。F901南面有许多房屋，每一小区以一座较大房址为区内中心。这些房屋都坐南向北，面对F901。这个大型居住遗址有三个层级，大概是相当于“首都”的权力中心，F901就是第一级首领召集各级首领聚会之所，“首都”之下，或许有同样三层人群结构统辖同族各级村落或社群。

秦安大地湾遗址大型居住遗址显示了一个中心聚落的气概，同时也表现出了华夏农耕文化为核心建立“家园”的基础。此后，我们的先民就以这种结构来经营与生俱来的生存环境及文化氛围。通过它，个体生命即使在残酷的现实中遭遇到种种不如意，仍然可以实现苦难的解脱并求得精神寄托。后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又成为中国人的集体家园意识。很长时间里，中国人精神结构都崇尚和保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观，一般理论上说这是儒道互补，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以“家园”为参照的活动行为：知识分子离开田园，施展政治抱负；受到挫折后，就回归田园。这种生活结构模式简单得类同于3万年前的“马莲河人群”：出去打猎，不管是否有收获，都要回到洞穴里来寻求庇护。但是，到了近现代，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遭到西方现代文明与文化的严峻挑战、冲撞，整个封建制度和文化崩溃，传统家园意识发生根本性转变，而现代文明的感性诱惑和危机弊病继续不断出现。

甘肃省由于地处内陆，虽然在经济大潮中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其多元化文化还是显示出其独特性的柔韧性。例如，早在3000多年前，周人祖先在陇东泾河流域开创中国最早的农业，周礼古制也在民间保存得比较原始和普遍，成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陇东高原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工业化相对滞后，市场化进程缓慢，长期停留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原生态小农经济圈内，形成了一个保存得相当完美的传统民俗文化空间，大量沉淀的原生态农耕文化免受冲击。黄土高原的山山沟沟里，有不少人家还过着传统的田园生活。遇上婚丧娶嫁的人生大事，就用一把剪刀和大红的纸张创作出与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家禽、家畜及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风土人情、民间传说等内容的剪纸，题材多样，形式千变万化，有表现爱情的洞房喜花；有表现生命意识的鹿鹤同春；有表现阴阳哲学的太极福寿图；有表现图腾崇拜的人头鱼、石山生猴娃娃；有表现除病避邪的招魂娃、猴王降妖魔等等。丧葬之际，不论穷富，给老人送葬和过三年都要做纸活：用白纸或蓝纸剪成魂幡，用烧纸剪纸钱，为死者招魂、送钱。这种风俗在唐代《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记载，“古者享祀鬼神，有青璧币，事毕则埋之，魏晋以来，始有纸钱。”剪纸祭祀鬼神至今仍然盛行。此外，剪纸在居室装饰、服饰花样及鞋花底样等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许多传统的剪纸沿袭到今天。陇东姑娘出嫁前要做“陪房”，要绣上几十双鞋垫。陇东农村妇女大都会剪纸，不少还是“上炕剪刀下炕镰”的巧手，她们一代一代，从妈妈、奶奶手里接过剪刀，耳濡目染，代代相承，传递着百姓千百年来永恒的审美理念。不少地方至今保持着熏窗花的原始制作程序——即把古老的纹样用油灯烟熏在要剪的纸上。鞋垫、肚兜、枕头等刺绣物都是以传统剪纸纹样做底样，先剪纸样，然后粘贴再刺绣。在这众多的传统纹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古时代陇东人的活动情形。从传统的“招魂娃娃”剪纸中，可以看到陇东农村至今普遍存在的“叫魂”习俗：农家孩子受到惊吓或得病，剪一串五个手拉手的纸娃娃，边叫孩子的小名，边用红头绳将纸娃娃粘在孩子身上。唐代诗人杜甫诗云“暖水濯我足，剪纸招我魂”。有一件很奇特的彩陶，属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纹饰是手拉手人像，也与这种“叫魂”仪式中“五个手拉手的纸娃娃”有相同之处。由此可见，“叫魂”的习俗在陇东由来已久，带着久远的民俗文化信息。早在东汉纸张发明前，人们就以剪彩（绢帛）作为节日装饰。从新疆火焰山附近出土的北朝团花剪纸实物可见，北朝时剪纸已十分精彩。隋唐以后，剪纸艺术广泛流传，反映在历史记载及刺绣、印染、陶瓷等工艺装饰之中，唐代诗人李商隐诗句“镂金做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歌咏的正是正月初七百姓剪纸的迎春庆典习俗。

所以，倘若周人先祖不窋要是带领族人穿越时空，荣归故里，回到陇东，也许一点也不会感到陌生。和甘肃许多地方一样，这里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滞后，人们的生活质量不高，甚至保留了很多原生态的状态。近年来，随着地下资源的发现和开采，石油、煤炭正成为加快发展的发动机。但是。黄土高原的生态系统本来就很脆弱，如果套用其他地区的经济模式来发展工业，那么，最终导致的结果也许只有工业的失败和家园的毁坏。国内外那些付出生态环境代价的事例触目惊心！以此为代价，未免太沉重了。

于是，思考蒙克及其艺术作品的震撼力，能够抵抗人类境遇中常常存在的不安、忧郁、惊恐等等“巨大危机”的不仅仅是那些写作、谱曲、画画的群体，而是用生命形态传承民族文化的人民大众。贫穷永远是丑恶的，但是，在找到一种与环境、精神、文化相辅相成的发展模式之前，忍耐贫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高尚的。换言之，我们需要再思考：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发展。

让我们从以藏族、裕固族、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为主的草原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以回族为主的伊斯兰教文化中，寻找一些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有积极作用的元素。

甘肃藏族规模较大的节日不少，首先是“藏历年”，又叫“洛萨节”，意思是新年。按藏历计算，藏历年和农历春节日期相近，因此，许多藏民在除夕前后就开始过藏历年。大年初一即为藏历新年，家家户户屋顶燃起象征吉祥的松脂，在佛龛前供奉各种酥油面点、染色青稞和自酿的青稞酒，预祝来年丰收。初二，亲朋好友互相拜年祝贺。初三，举行为少女上头的“笄礼”，即把年满17岁而未出嫁的姑娘装束得与成年妇女一样，盛装艳服，拜访亲戚。其次是“毛兰节”，也叫“传召节”，意思是“祈祷法会”，从正月初三到十六，持续14天。届时，各地寺院都向男女信徒开放，特别是拉卜楞寺等寺院，十三日午前举行“晒佛”活动，由众多僧侣头顶数十丈长的阿弥陀佛、宗喀巴等绣像，展挂在寺院对面的山坡上，规模宏大，宗教气息很浓。“娘乃节”是农历四月十五为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涅槃而设。这天，所有人家都不举烟火，全体斋戒，不说话，不交谈，以示纪念和致哀。佛教信徒还要穿上新衣，前往寺院顶礼膜拜、烧香、转经轮、做佛事等，并观看古朴典雅的藏戏。“香浪节”，也叫浪山节，为夏河藏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六七月举行，节日期间举行赛马、拔河、摔跤等传统体育活动。男女青年则就地围成圆圈，唱祝酒歌，跳锅庄舞和弦子舞。“采花节”，又名“女儿节”，是舟曲县博裕山寨藏族群众的传统佳节，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举行。节日这天，太阳出来前，乡亲们纷纷赶到附近山上捧水痛饮，有的背水回家洗发、净身。太阳升起，青年男女着节日盛装，在欢声笑语中沿羊肠小道登茨斯卡山，唱“采花歌”，摘采鲜花插在头上，或围成一个美丽花环。第二天，博峪村人为归来的采花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祭水节”是舟曲县黑水沟每年端阳节举行的祭水习俗。这里有一石崖，石缝间有几个石洞。端午这天，石洞中一股股清泉间隙喷出。附近群众前来间歇泉边祭水，煨桑燔祭，呼唤祈水。待清水喷出，人们就陆续下水沐浴，尽情玩乐。“插箭节”藏语称为“拉卜则”，意为祭山神，是古代部落社会祭祀地方神的一种遗俗，在阴历六月十七。这些节日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是继承和发扬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最好方式之一。

拉卜楞寺每年有7次规模较大的法会，其中以正月祈祷法会和七月敦白日扎法会（也称七月“说法会”），声势最为隆重。正月祈祷法会自正月初三晚直到十七日止，每天全体僧人在大经堂诵经6次，届时还有“放生”“亮佛”“跳法王舞”“酥油花灯会”“转弥勒佛”等活动。七月法会正式日期为七月初八，僧众每日集会听经或辩经7次，并在大经堂广场外演出圣僧米拉日巴劝化猎夫贡保多杰为主要内容的戏剧表演。这些活动一方面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也在古典雅致的表演中对人们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藏戏表演者全是拉卜楞寺寺内的僧人。这些表演本身也传承着一种历史悠久的舞蹈文化。当年，第一任寺主一世嘉木样将西藏音乐引入，组织乐队，发展中逐渐吸收了清朝宫廷和内地寺庙音乐，同时引进汉族乐器，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剧目，如《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智美更登》《诺桑王子》《卓瓦桑姆》和《赤松德赞》等。所以说，藏戏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能够穿越沧桑岁月而继承下来，足以证明其丰富的内涵和魅力。

“笄礼”也是一种庄重的成人教育仪式，标志着人生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经过这个仪式，自然人就转变成负有责任与义务的社会人了。“娘乃节”通过一系列仪式培养人们对宗教文化的虔诚及对智慧的尊重，也是锻炼意志、培育爱心的有效方式；而“香浪节”“采花节”和“祭水节”等节日则表现了人们对美丽大自然的热爱、尊重与感恩，这种情感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中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甘肃藏区的藏族和各民族群众处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坡之间，一头系着传统与虔诚，一头系着文明与时尚，像几千年前的游牧民族那样经营着自己的灵魂居所，没有喧嚣，没有污染，没有欺诈。他们密切地贴近现代都市，心灵却保持得纯净古朴。很多国内外的旅游者把目光投向大山深处的草原，向往少数民族的烧酒、歌声、舞蹈和赛马等活动，主要是追寻一种生命中永远需要的温情和真实，以及对生活的单纯态度。在文明社会中被扭曲、异化了的人性，或许可以在这种质朴和浪漫的原始生活情调中得到调养和康复。

裕固族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文化。主要节日有春节、祭祀点格尔汗活动和喇嘛教的宗教节日。“点格尔汗”是古萨满信仰习俗。“点格尔”在裕固语中是天之意，“汗”是神之意，“点格尔汗”即“天神”。裕固族因其族源和习俗差异而有东西部之别，但都信仰藏传佛教和原始宗教。除“点格尔汗”仪式和定期的宗教节日外，裕固族还有其他节日。春节是最主要的传统节日，节前有祭祖守岁活动。除夕，家人团聚，吃年夜饭。正月初一，家人早早起床，年轻人和晚辈要手捧清水，洒向帐篷、棚圈，表示清洁吉祥。吃过年饺子后，人们走亲访友，相互拜年，赠送礼物。晚上，帐篷内灯火辉煌，举杯饮唱，通宵达旦。从初一到十五为宗教节日的正月大会，寺院多举办酥油灯花展，僧人戴牛头马面等面具跳“护法”，十分热闹。裕固族也过端午节和中秋节。显然，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都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而这些节日之所以为他们所接受，主要是其本身所蕴涵的文化魅力。近年来，人们都在感叹年味越来越淡，而在历史上很隆重的端午节，文化味也日渐消退，似乎只剩下吃粽子，直到韩国人要注册成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引起国人的注意。韩国经济发达，但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继承。他们的传统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淡化，乃至消失了的一些文化传统有可能妥善地保护在国外，或者国内偏远山区与少数民族地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度反思。

与现代文明社会相比，哈萨克民族的生存状态就是一种在大地上自由自在的诗意栖居。哈萨克人民的生活、生产、劳动、狩猎等各种活动都在舞蹈艺术中得到体现，如《擀毡舞》《挤奶舞》《剪毛舞》《劳动舞》《熊舞》《斗熊舞》《瘸熊舞》《孤雁舞》《瘸鸭子舞》《鹰舞》等。另外，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也显示了游牧民族的激情与活力。例如，“姑娘追”是哈萨克族民间传统马术活动之一，也是哈萨克族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这项娱乐活动经常在节日或集会期间举行。“摔跤”是深受哈萨克族人民喜爱的一种民间体育活动，开展非常广泛。“叼羊”更是一项比赛马术和骑术的传统马上游戏活动。在哈萨克草原上，每逢节日或喜事，都要举行阿肯弹唱会，来自各路的阿肯们聚集在一起，开展赛歌、对歌、赛诗和赠歌等活动，成为群众喜爱的一种盛会。“阿肯”是哈萨克族对民间歌手的称谓，既是民间文学的继承者和整理者，又是表演艺术家，知识丰富，感情充沛，文思敏捷，即兴弹唱，出口成章。除了弹唱，还能背诵传说、诗歌、谚语、格言、故事，并能创作。著名的哈萨克史诗《萨里海与萨曼》《阿尔卡勒克英雄》影响深远。2006年，阿克塞县首部哈萨克族民间文学集《瀑布》由中央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瀑布》全部用哈文记录，收录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专家、学者、艺人及文学爱好者近150篇文学作品，其中80%内容是民间口头文学的记录。这些颇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中，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文化潜力。也可以说，是甘肃发展旅游，进行人类学研究、文学创作、影视艺术等弥足珍贵的资源。

回族的传统节日也很有教育意义，例如“开斋节”。根据伊斯兰教教规，凡男12岁、女9岁以上穆斯林每年在伊斯兰教教历九月从看见新月的第一天开始，要进行为期一月的闭斋活动。通过斋戒，体验卧薪尝胆的艰苦，并在艰难困苦中学会忍受和支持。斋戒结束后的第一天，大大小小的穆斯林都要沐浴净身，穿上新衣，到清真寺或郊野举行隆重会礼。节日期间，各家还要炸油香、馓子，赠送亲戚邻居，并宰羊、鸡、鸭，宴请宾朋，互祝快乐、幸福。这种隆重的节日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增进彼此之间的友爱非常重要。

民族地区也要开放发展，这些传统的节日活动及其传承的传统文化与开放发展并不矛盾。人们进行这些仪式时的虔诚、友爱、热情、纯洁等等高尚的精神品格，正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日益消亡。人们呼唤保留和保护文化传统，除了承认文化的多元和多样性之外，是否隐含着对现代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及种种弊端的不满、较劲和对抗？

第二，保守和开放心态的矛盾与统一

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原则是，传承历史，立足当代，展望未来。而传承、立足乃至展望首先取决于其思想观念。综观中国历史发展，历朝历代都是在保守和开放的矛盾与统一中向前推进。凡是国力强大、文化繁荣的时期，该王朝必然开放；而在国力衰微的时候，则闭关自守，畏缩不前。甘肃的人文地理决定了这种文化最保守和最开放的特质，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

发轫于甘肃的周、秦文化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当年，周先祖不窋率领族人来到陇东黄土高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英明的选择。《史记·周本记》记载：“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戎狄在什么地方？不窋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国语·周语》韦昭注：“不窋失官，去夏而迁于豳，豳接西戎，北接狄也。”这说明，豳地就是戎狄居住的地方。唐《括地志》说：“宁、庆、原三州，秦北地郡，为义渠戎之地，周不窋、公刘居之。”宁、庆、原三州就是现在的宁县、庆阳和镇原。清顺治和乾隆年间分别编修的《庆阳府志》均记载：“庆阳乃禹贡雍州之地，周之先后稷子不窋所居，号北豳，即今庆阳也。子鞠陶，孙公刘，俱历世为兹人。”乾隆年间编修的《甘肃通志》记载，在庆阳县东十里地有很多的花草树木，古称“花坡”，相传是“不窋遗园”。明、清《庆阳府志》和《庆阳县志》也记载，“不窋坟在庆阳县城东山顶”。明代大文学家李梦阳在《秋怀》一诗中有“庆阳亦是先王地，城对东山不窋坟”的诗句。这一切都说明，不窋奔庆阳是真实可信的。

不窋从关中平原奔戎狄，有一个重要原因：周人祖先出自戎狄。不窋迁北豳，到戎狄，实际上是回到祖地，也就是黄帝部族最早的发祥地，这里仍然生活着许多原姬姓部落的后裔。更重要的是，陇东距离夏王朝政治中心较远，自然条件优越，农牧兼宜。而且，这里自古以来有穴居习惯，将地穴改为窑洞十分容易。所以，不窋的选择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并不是盲目逃难。在这里，不窋把从夏王朝带来的先进文化与祖地本土文化结合，并且创新发展，他没有回归到祖先时代的游牧生活，而是坚持发展先进的农耕文明，终于为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当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他的孙子公刘审时度势，不再偏安一方，而是以开放的眼光图谋发展，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终于完成统一大业。不窋及其子孙后代的闯业历程表明，科学地解决保守与开放问题，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天时、地利、人和优势，从而取得胜利。而发源于此地的周乐礼制作为一种历史经验随着周朝势力的发展辐射到华夏大地的角角落落，传承至今。

秦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中央集权封建制，秦人先祖最早从天水发展起来。秦国原来是周王朝附庸，以畜牧业为主，他们利用这里的自然环境引进优良种马进行杂交繁育，培育出天下最好的战马，闻名遐迩。秦先祖非子就因为善于养马，得到周孝王的赏识，让他继承了舜时祖先伯翳的“嬴”姓，号称秦嬴，为周室养马。因牧马有功，被周王封邑于秦亭，治所在今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带。后来，秦人终于崛起于甘肃礼县，又在陕西凤翔雍城一带休养生息250年，最终统一中国。

秦先祖的发迹有赖于养马，为何通过养马就能够得到周孝王的赏识？这也是与发挥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有关。当时，秦人杂居在西戎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和以周朝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之间，如果没有一种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这种部落的最终结局都是被融合、消灭。秦先祖认识到这种生存环境的特殊性，避开对自身不利的强大势力，充分利用优势，终于开拓出一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西戎有丰富的游牧经验和良种马，他们需要换取食盐、药物、粮食、布匹等等物品；而周朝面对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犬戎，又要维护国家的统一，所以，战争不断，这就需要很多优良品种的战马。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优劣在战争中往往起决定作用。秦先祖发展养马，能够得到西戎与周朝两种势力的支持，并把这种事业作为一种传统坚持下去，终于赢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这样的“保守”非常必要。当秦朝卧薪尝胆，取得天下的统一后却失去稳扎稳打的耐心，“开放”得太快，迅速结束了王朝的政治生命。

前车之鉴，后代人必须吸取教训。

甘肃省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厚，如何合理地解决现代化的转型与传统优秀文化成果嫁接的矛盾与统一？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科学问题。如果能够继承得很好，那么，这些蕴藏丰富的文化资源会转化成现代化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一如对马家窑文化、周秦文化、丝绸之路等等经济文化的推动。

从文化艺术创作及开放方面考察，甘肃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艺术是有限人生把握无限价值的途径，汇聚着一种使“人是其所不是”的引领和推动力，因而，对艺术而言，不能把政治、经济的时代性内容简单地移植到艺术的时代性内容中去。从古代附属于宗教、政治的形象表达到近代人性的独白，艺术与宗教、政治的疏离过程是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的凸显过程，艺术形式与现实内容之间从直接映现到间接表现的转化也是艺术与时代批评性关系形成的过程。艺术既表达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审美诉求，又承载着文明进步的引导之责。艺术扎根于政治、经济时代性发展背景中的人类情感，又有着超越现时性、现存性的现实性，这是对人类生存境界的内在开掘，也是对疲于功利之累的人的一种人性抚慰和心灵荫庇。甘肃省多元化的文化从远古时代一直积淀、延续到现代，不是政治行为，也不是经济行为，而是类似宗教虔诚的文化自觉行为。人类在不断离开精神家园向未来迈进的过程中，常常需要带有人性温度的文化关怀和慰藉，而正是这一点，消除了文化的历史性和隔阂性，才具备永恒价值。同时，也正是人类这种生命意识的潜在需要，决定了新文化的不断诞生，并积累、沉淀在历史文化中。古典时代，由于经济水平等因素很低，这种继承与发展变化的矛盾不很突出，而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种类、形式、途径都史无前例，这种形势下，人们面临的抉择矛盾加剧，而人类灵魂深处所需要的文化温情抚慰也更加强烈。

甘肃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文化艺术有着无可替代的优秀文化资源。从地貌特征来说，有沟壑纵横、为华夏民族繁衍生息提供了温床的黄土高原，有神秘而雄浑的沙漠和戈壁，有雄伟壮观的冰川、雪山，有孕育了多姿多彩民族文化的桑科草原、皇城草原、玛曲草原等著名草原和高山草地，有堪与云南石林、黄果树瀑布、桂林山水、芦笛岩、七星岩等著名喀斯特地貌媲美的陇南万象洞、朝阳洞。从永靖炳灵石林到景泰黄河石林，甚至在兰州附近的天斧沙宫、庄浪的云崖寺等，有气势雄浑的丹霞地貌分布。而雅丹地貌更加神奇美丽。雅丹地貌又称为“魔鬼城”，是一种风蚀造成的地貌，这种地貌在世界上只有远离海洋且干旱多风的大陆性气候的地方才可以形成，最集中的一部分就在甘肃。这些鬼斧神工的地貌姿态万千地分布在甘肃大地上，本身就是一件大自然的独特风景。凡是艺术家写生所需要的自然景观，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到。尤其难得的是，以这些地理奇观为背景，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更能给艺术家创作带来灵感与启悟。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常书鸿、董希文、张大千、段文杰、史苇缃、欧阳琳等一大批艺术家投身甘肃，感受敦煌及少数民族风情，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西部的感受。常书鸿被敦煌的文化艺术魅力所吸引，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而置身于荒凉的大漠戈壁，推动了敦煌文化艺术的研究与保护。董希文吸收了敦煌壁画的创新思想与宏大气魄，创作了史诗性的美术作品《开国大典》。张大千直接临摹敦煌壁画举办展览，轰动一时。大型舞剧《丝路花雨》取材于敦煌壁画，以中国大唐盛世为背景、以蔚为壮观的敦煌艺术为文化底蕴，融合唐朝古典舞、敦煌舞、印度舞、黑巾舞、波斯马铃舞、波斯酒舞、土耳其舞、盘上舞、新疆舞等舞蹈形式。《丝路花雨》自1979年5月首演以来，经过多次改版、复排和提高，长盛不衰，在中国文艺界刮起一股强劲的敦煌艺术旋风，继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轰动国内外，被誉为中国舞剧的里程碑。1982年，《丝路花雨》荣登世界第一大剧院——米兰斯卡拉大剧院，成为亚洲第一个进入世界最高艺术殿堂的演出团体。多年来，《丝路花雨》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等二十几个国家演出深得好评，被誉为“中国民族舞剧的典范”。《丝路花雨》凭借“演出年轮、场次最多”，成功入选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成为“中国舞剧之最”。接着，又从全国100多项吉尼斯纪录中脱颖而出，当选“2005大世界吉尼斯最佳项目奖”。如今，敦煌壁画已成为舞台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艺术家们从中得到启示，创作舞剧，使之成为一种新型舞蹈派系——敦煌舞。

1998年，筹办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创立百年纪念活动之际，兰州歌舞剧院决定创排通过复活敦煌壁画演绎古代丝路风情的舞剧《大梦敦煌》。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作，2000年4月24日，《大梦敦煌》在北京中国剧院成功首演。这台舞剧投资达700万元，舞美总重量达120多吨，其中，按原比例将敦煌莫高窟千佛洞、飞天壁画等实景移上舞台，气势恢弘，美轮美奂。充分展示如诗如梦的敦煌壁画艺术的同时，融合美丽的西北风情、大漠风光，在音乐、舞美、服装、灯光等的创作及设计方面也贴近时代，使故事性与艺术观赏性完美结合，国内外演出800多场，票房收入超过8000万元，已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舞蹈荷花奖、文华奖等多项奖项和荣誉。2005年1月，又荣登2003—2004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榜首。专业人士一致认为，《大梦敦煌》是近年中国原创舞剧中难得的佳作，是继《丝路花雨》之后中国民族舞剧达到的又一高峰。事实证明，《大梦敦煌》已成为兰州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兰州歌舞剧院也成为内地文艺团体中首家在国外自己投资、自己开拓演出市场进行纯商业演出的院团，成为国内舞台艺术作品“多演出、多产出”的典范。

《丝路花雨》《大梦敦煌》在国内外的巨大成功经验再次表明，高雅的艺术在任何时代都有市场，关键在于如何协调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如果《丝路花雨》《大梦敦煌》仅仅以表面化场景吸引观众而不依托敦煌文化深厚的底蕴，那么，它们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的欢迎而长盛不衰；如果《丝路花雨》《大梦敦煌》泥古不化，不进行旧瓶装新酒式的改造以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那么，它们也不可能走出古老的莫高窟而引起共鸣、轰动。

在甘肃省，像敦煌壁画一样的文化资源还很多，如前面提到的游牧文化、马家窑彩陶文化、陇东农业文化、丝绸之路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回族民间文化等等，都各有特色。甘肃还有上万座保存较好的汉、晋、隋、唐时期的墓葬，其中蕴藏的古代文物再现了甘肃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和中西文化的交流融通。酒泉、嘉峪关的魏晋壁画墓保存着近千幅历史画面。壁画以赭石和红色为主，用色单纯，色彩总体热烈明快，笔法简练，形象生动，系统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科技等内容。绘画以中国传统的写实手法为主，早于莫高窟艺术，填补了魏晋时期绘画艺术的空白。甘肃嘉峪关新城戈壁滩上，魏晋古墓数以百计，1972年发掘8座，其中6座是壁画墓，共保存壁画600余幅，被誉为“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墓室四壁的砖画多数一砖一画，也有大幅壁画，均取材于农桑、畜牧、汲饮、狩猎、林园、屯垦、营垒、庖厨、宴会、伎乐、博弈、出行，以及牛马、穹庐、衣帛、器皿等现实生活。绝大多数壁画反映墓主人的豪华生活，少部分描绘平民生活。耕地使用二牛抬杠，耙和耱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生产工具。酒泉丁家匣五号壁画墓为典型的东晋十六国大型壁画墓，墓四壁、顶部均绘彩色通栏壁画，画面内容为天上、人间、地下三个境界的浩繁景象，翔实逼真。天境和地下部分，是祥瑞图和神话传说、圣贤故事画，人间部分是墓主人生前居官食禄、尊荣享乐的写实画面，墓主人、侍酒者以及扶琴、琵琶、击鼓、吹笛的乐伎等无不栩栩如生，还有巨幅园林图、采桑、杀猪、烹调、耕耙、扬场等生活劳动场景。这些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文物古迹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和气魄宏伟的巨大建造，令人叹为观止。现在，不管创作有关这段历史的美术作品还是影视作品，都是非常可靠而全面的第一手材料，更别说在研究美术发展历史、音乐、古代民俗风情、服装演变等方面的科学价值。

尽管甘肃文化资源丰富，但像《丝路花雨》和《大梦敦煌》一样的艺术精品不多。这主要是缺乏大无畏的开拓精神，或许有农耕文化的负面影响，也就是所谓的“保守”。这种“保守”实际上是一种惰性，不光在现代化建设中有不良影响，即便是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不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如果让这种“文化惰性”占据了主导地位，会造成许多不利后果。所以，甘肃省虽然有着深厚而多元化的文化资源，但这并不等于就能必然发展。如何有效开发利用才是目前最迫切的科学命题，或许，这也是甘肃经济文化腾飞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