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初期的战略转变

第二节　70年代初期的战略转变

拉丁美洲的一些主要国家曾于60年代中期对其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由“进口替代”转向“促进出口”，即增加制成品出口。智利由于其工业的出口潜力有限，在当时拉丁美洲出现的增加非传统产品出口的浪潮之中作为不大。相反，在1965～1970年基督教民主党执政期间，由于传统出口产品——铜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坚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智利经济面临的困难，不过，这是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的因素。1970年9月，“人民团结”政府执政后推行以“经济社会化”和强化国家干预为特点的经济政策。国家在农村中征收了3000多个地产进行分配，在城市中国家经营或由国家接管的企业达500家左右。与此同时，国家对金融市场和物价严加控制，控价商品在3000种以上；国家提供的各种补贴和社会福利开支大幅度增加。上述政策曾给社会的中下层带来了一些好处，但由于改革的步子过急，使社会阶级矛盾激化，也打乱了原来的生产秩序，引起生产大幅度下降，通货急剧膨胀，商品匮乏，财政拮据，国民经济陷入混乱。

1973年9月，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人民团结”政府。新上台的军政府不但谴责“人民团结”政府“企图把智利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集权国家”，“全面破坏了经济”，而且还认为，智利经济在1930～197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5%，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5%，意味着人均收入增加一倍需要46年。^[11]这就是说，在经济方面，军政府不仅否定“人民团结”政府的政策，而且认为智利自30年代以来所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不成功的。因此，军政府放弃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开始推行一种新的战略。西方一些报刊曾经指出，1973年的军事政变标志着智利在政治上中断了多年相对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进程而走向极权主义，经济上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发展方向而走向自由主义。

军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一个形成过程。军人掌权之后组织了一个文人经济班子负责治理经济。这个班子是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设计师和执行者。他们在设计新的战略时提出的一些主要论点是：

1.新的“发展极”。智利经济当局认为，由于长期实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在高关税的“过分保护”之下，智利发展了一些低效能的工业，形成一种“包罗万象”的工业生产结构。企业规模小，生产成本高，产品没有国际竞争能力，国内市场又相对狭小。因此，工业部门的活力越来越小，已起不了主导部门的作用了。“经济的新活力因素是生产、贸易、金融结构以及与垄断资本相联系的大型企业的现代化进程。换句话说，中心点是着力造成迅速的，越来越高的资本集中。这样经济增长便可建立在既与国内外金融资本相联系，又与出口相联系的垄断性工业发展的基础上。”^[12]这就是说，要重新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即新的“发展极”。这个“发展极”不是整个工业部门，而是那些以出口为目标的工业。为此，将逐步淘汰那些规模不合理，生产率效低的企业，而着重发展大型企业。同时，对贸易和金融体制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其目的是满足新的“发展极”的资本需求。

2.“比较优势”原则。经济增长即以对外贸易为主，这就意味着放弃原来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由内向发展转为外向发展，或者说，把经济增长的活力中心由内部需求转为外部需求。这就提出一个如何选择重点发展的具体生产部门的问题。智利经济当局认为，这种选择只能靠市场来进行。国际市场“会根据市场比较优势的原则选择生产率高的生产活动并使本国的生产专门化”。因此，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大大降低关税，敞开国内市场。这样，国内市场就会在成本和价格方面反映出国际经济的标准。国内那些具有市场比较优势的生产活动就会大大提高其生产和销售水平，那些无力与进口商品竞争的生产活动就会被淘汰，从而就会提高整个生产体系的平均生产率。

3.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智利经济班子提出，他们的经济政策的特点是“市场经济，自由企业和私人所有制”；“把生产资源的配置交与市场，把加速经济增长的主要责任交与个人的积极性”。^[13]他们认为，自由市场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每个企业家都致力于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向最能生利的部门投资；消费者将会“奖赏”那些以最低成本生产的企业家。因此，经济将会根据消费者的偏好进行调整，只有那些在本部门效益最好的企业才得以生存。当某个企业家正在获得高额利润时，许多人就会来与他竞争，从而使物价降低而使消费者受益。私有制则是发挥个人的积极性的基础。自由市场不但要求物价自由，还要求有相应的私人资本市场，要求取消工会的垄断，保障劳动自由和劳工市场的有效运转。

4.国家起“补充”作用。货币主义经济学派主张，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必须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据此，智利经济当局提出，“国家的真正作用在于为经济运转确定普遍的、非歧视性的规则，并执行以照顾最贫困阶层为原则的收入再分配职能”；至于对经济的直接参与，“国家只有在缺乏私人部门行动的情况下才起一种补充作用”。^[14]他们还认为，只有实行这个原则，才能把千百万人的聪明才智和想象力集合到争取国家进步的任务中来，因为个人的积极性已不会受到国家无限权力的阻碍，“官僚的行动已成为多余”。

5.控制货币数量的增长。智利经济当局认为，通货膨胀来源于需求膨胀，而需求膨胀来源于用滥发货币来填补财政亏空。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用限制货币数量来降低追加需求。

以上是智利军政府的经济班子在制定其经济发展战略时提出的一些观点。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观点，这在下文论述战略措施时还会提到。他们根据这些观点和智利的经济现实提出了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呢？智利军政府经济班子的核心人物、财政部长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曾宣布，他们的战略就是“经济增长战略”，即谋求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解决全体居民的福利”。这位部长还指出，如果说按以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智利人均收入增加一倍需要46年，那么，按军政府执政期间的1977年和1978年的增长速度，人均收入翻一番只要到2000年。根据智利官方在各种不同场合的介绍，有的经济学家把智利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归纳为以下四点：①取得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②取得与经济发展相应的社会发展，消灭极端不平等现象。③实现经济分散，充分利用各个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④确保有效的国家安全。

然而，从实践看，“经济增长战略”的提法并不确切，因为它没有反映出智利军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本质特点。众所周知，实行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战略都是为了取得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智利军政府并没有与众不同之处，它并未提出高速增长的指标，在战略的执行过程中也从未把高速增长放在主导地位。智利军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特点是突出对外贸易，强调扩大出口，仍然属于一种“促进出口”或“出口替代”的发展调略。然而，这种以贸易为主的发展战略由于其指导思想或理论依据与原来的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不同，因此它不同于其他一些拉美国家的由“进口替代”向“促进出口”的转变。那些拉美国家是在原有经济体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实行的战略重点转移，智利则在强调以贸易为主的同时，要求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大大减少国家干预，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彻底开放国内市场，等等。也就是说，它要求同时进行一系列重大的经济体制的改革。

关于智利军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究竟是以哪一种经济学说或理论为指导的问题，在智利国内外一直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实，我们从智利经济班子所采纳和阐述的一些主要经济学观点可以看出，这个战略既受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或“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响，也受货币主义的影响；既采纳了西方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的某些论点，也包含有其他学派的某些论点。人们可以说他们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更大一些，但如果一定要说他们只是师承某一理论或某个学派，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国外有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智利军政府经济班子的思想方法，主要的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实用主义。上面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是因为自70年代中期起就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认为军政府领导下的智利是货币主义的试验场，甚至说智利推行“极端的货币主义”。这种说法片面而不无缘由。它的出现主要是由下列因素造成的：其一，军政府经济班子的成员大多是弗里德曼的门徒，有“芝加哥弟子”之称，其中有些人在国际场合也公开承认自己是“不折不扣的货币主义者”。其二，货币学派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弗里德曼、哈伯格等，曾亲临智利指导。当1976年以后智利经济出现较高的增长率时，货币学派就大加赞扬，想以智利的“成就”来证明货币主义理论的正确。弗里德曼在谈到智利的“芝加哥试验”时曾说：“我为我的学生们感到自豪。”^[15]其三，某些国际舆论工具帮了忙。例如，《华尔街日报》曾这样写道：“当华盛顿停止对皮诺切特政府的政治责难时，智利或许会借给我们一个经济班子，作为恢复友好关系的回报。这些能同时降低通货膨胀、关税和失业的经济学家将在华盛顿受到欢迎。”^[16]近几年来智利的经济发展并不十分顺利，更没有出现什么“奇迹”，上述说法也就逐渐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