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诞生与发展

新闻学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新闻事业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其中心议题是研究社会各种条件对人类新闻活动的决定、支配作用以及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4]。本节用简要文字对国内外新闻学形成和发展情况进行粗线条梳理，力求能够呈现300多年来国内外新闻学发展的概貌。

一、世界新闻学形成与发展

(一)萌发期

新闻学作为一门正式社会科学发轫于近代报纸的诞生地——德国。17世纪中叶新闻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报纸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渐深入，许多报人和学者对这一新兴事业开始进行一些学术性研究。通常认为1690年德国莱比锡大学托拜厄斯·波伊瑟的博士论文《论新闻报道》是西方最早的新闻理论著作，此外还有一本非常重要但却被长期忽略的著作，那就是英国学者卡斯帕·徐特莱尔1695年出版的《新闻的娱乐与效用》一书。最初的新闻学基本以报纸为唯一研究对象，因此早期的新闻学又称为“报学”，其研究内容也主要侧重于业务技术方面的理论探讨，为指导和培训从业人员服务。

大约到19世纪中期新闻学开始从“术”的研究向“学”的研究转变。其中，新闻史学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里程碑。1845年德国学者普尔兹的《德国新闻事业史》出版，标志着新闻学开始超越业务研究的狭窄视野，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总结和揭示新闻活动的普遍规律。1895年科赫教授在德国海得堡设立世界上第一个新闻研究所，此后原有“报学”被改称为“报业科学”，并成为与社会学并立的一门社会科学。相应地，新闻理论的雏形逐渐形成。

(二)成熟期

20世纪20年代起更加体系化的新闻理论专著陆续出版，专门的新闻学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标志着科学意义上的新闻学逐步进入成熟阶段。1922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又译为《公众舆论》或《公共舆论》)出版;1924年，美国新闻教育家卡斯柏·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出版，两书成为国外新闻学走向成熟的代表作。除了上述两书之外，这一时期出版的新闻理论著作还有:李普曼《自由与新闻》(美国，1920)、德茹付奈尔《新闻学二十讲》(法国，1920)、塞尔戴斯《新闻学教程》(美国，1921)、迈耶《新闻道德守则》(美国， 1922)、克劳福德《新闻伦理学》(美国，1924)、弗林特《报纸的良知》(美国，1925)、特劳布《新闻的基本概念》(德国，1927)、布伦菲巴《近代新闻学》(英国，1930)、罗伯逊《现代新闻学导论》(美国，1930)等，这些奠基性著作形成了西方传统新闻理论体系[5]。20世纪初，北美洲的新闻事业迅速发展推动了新闻教育的兴起，而新闻教育在世界各国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是新闻学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条件。

图1-1- 约斯特:《新闻学原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图1-2- 李普曼:《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三)深化期

大众传播学的出现是国外新闻学发展一个飞跃性阶段，使得新闻学中许多理论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和深化。虽然大众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一个新的学科，甚至成了统领新闻学的更高级学科，是在新闻学基础上形成和建立起来的。新闻学原本是传播学的理论生长点，最终却又成了大众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传播学诞生可以说是世界新闻学发展的一个更高级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新闻事业与新闻报道的品质成为西方新闻学关注的焦点，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所著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因此被奉为西方新闻学的“圣经”。此外强化新闻注意力、引导受众鉴别网络信息等新的课题不断被引入，新闻理论研究展现出勃勃生机。

二、我国新闻学形成与发展

我国新闻学的形成既是我国新闻事业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西方新闻学影响的重要结果，从清末至今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重要阶段。

(一)孕育期

鸦片战争以后一些政治人物或著名报人在关注新闻实践的同时，开始探讨新闻传播中的学术理论问题，中国近代新闻学的观点和思想由此诞生。

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玕是第一个较为系统地论述新闻问题的中国政治家。他在太平天国的建国纲领《资政新篇》中提出了设立新闻馆、出版报纸和新闻论著等一系列主张和方略。他把“新闻”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传统的交往模式中，特别强调新闻必须真实，反对“伪造新闻”。可惜，随着太平天国失败，他的相关主张未能付诸实施。

王韬是我国近代报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创办的《循环日报》在我国新闻报刊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等文章中王韬提出办报要“指陈时事，无所忌讳”，以便形成“言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清议之风。他反复论证“言论自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认为报纸能使国家军政大事迅速“上行下达，朝会而夕颁”，最终达到“合一国之人心以共为治”的效果。

19世纪90年代末叶，戊戌变法运动进入高潮，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都十分看重报刊的政治宣传和社会舆论作用，他们不仅亲自办报而且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主张。例如，梁启超提出报纸“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两大职能，认为报纸“非政府之隶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他关于报纸的“耳目喉舌”之说，至今还被认为是非常形象地概括了报纸的重要职能;他还提出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四大衡量报纸优劣的标准。梁启超的这些新闻观点与当时流行于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说十分接近，对我国后世新闻界影响力巨大。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从事报刊宣传活动中就报刊性质、任务、作用等问题发表过他们的见解和思想。他们认为报纸是国民与舆论的代表，不仅反映舆论，而且可以影响舆论和制造舆论，承认报纸的党派性，强调报纸宣传革命政党的纲领和思想，把报纸视为政治斗争的锐利武器。

(二)诞生期

新闻学诞生最重要标志是学术专著的出版，常规研究机构以及学术阵地的建立。由于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落后于西方，所以新闻学研究自然也晚于西方各国。前面提到的新闻学初创阶段提出的那些重要新闻思想大都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我国最早的新闻学著作是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又名《欧美新闻事业》)，该书深受美国新闻学影响内容包括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欧美各国新闻史。第二本是1913年出版的美国人休曼的《实用新闻学》，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商务印书馆代印。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关新闻学的译著，对于随后诞生的中国新闻学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直接影响。

1918年，蔡元培决定在他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开设新闻课程，同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次年4月研究会创办了新闻学术刊物《新闻周刊》。自此，学科意义上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正式发端，新闻学作为一门专门学说在中国初步形成。伴随着最高学府中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兴起，一些新闻学专著也很快相继问世。1919年，徐宝璜的《新闻学》(又名《新闻学纲要》)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理论新闻学著作。1922年，任白涛自费出版中国第一本实用新闻学著作《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出版，次年又出版《新闻学总论》。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新闻学著作[6]。至此，中国新闻学形成了较为齐全的学科体系，从而标志着中国新闻学达到了初步成熟的程度。自此以后的30—40年代，我国出版新闻学著作共100多种，基本跟上了世界新闻学的发展步伐。

图1-3- 徐宝璜:《新闻学纲要》，上海三联出版社2014年版

(三)缓滞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原因，新闻学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发展过程。但从40—5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新闻学史中一个重要阶段。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础是在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时期奠定的，党的七大前后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9月1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都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经典之作。这些文献集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若干重大原则问题，最主要的有四点:一是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闻观，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界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发生的事实”，强调新闻报道必须尊重事实，把真实视为新闻的生命。二是明确了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原则。强调党报是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党报的一言一行必须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一切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时时处处坚持维护人民的利益。三是首创了宣传党的政策与检验党的政策相统一的思想，提出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政策，同时也通过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有关的政策，为党修订政策提供事实依据。四是提出并确立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新闻工作路线。这些新闻思想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和实践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大发展。

1956年7月以《人民日报》改版为标志的我国新闻工作改革全面启动。这次新闻改革主要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力求突出受众的多样性需要，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发多方面新闻;二是开展自由讨论，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通过群众性讨论把社会见解引向正确道路;三是杜绝党八股，努力改进文风。这次新闻改革是我国新闻战线的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打破了以苏联为尊的迷信，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思想成果;但这次新闻改革只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而夭折，特别是随着党内“左”倾思想日益严重，新闻事业受到直接干扰，新闻学研究也陷入一片令人窒息的状态。“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新闻工作被当成“阶级斗争工具”，学术层面的新闻学研究根本无法进展，所以在长达20年时间里我国没有正式出版一部新闻学专著，甚至没有出版一部正规的新闻学教科书。

(四)繁荣期

改革开放使得我国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我国新闻事业和新闻学发展也在新的政治与文化大环境中走上了正轨。自1977年以来，我国新闻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首先，新闻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团体相继成立并迅猛发展。最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新闻研究所，紧接着首都和各地的新闻学会陆续成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国新闻学联合会也成立起来。这就使得我国新闻学有了可靠的政府性质以及社会组织方面的保证。其次，学术研究空前活跃，尤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与传播研究》等为核心的学术刊物成为重要的新闻学研究平台，全国各省份以及各高等院校也纷纷创办了新闻研究期刊。到21世纪初我国公开发行的新闻研究期刊已有50多种，其中主要有:《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新闻战线》《中国记者》《现代传播》《新闻记者》《新闻与写作》《新闻界》《当代传播》等，这些学术刊物每年发表的论文可达万篇以上。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的引进大大拓宽了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眼界和思路，为丰富和更新我国的新闻观念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 郝雨.新闻学引论[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1.

[2] 陈力丹，陈俊妮.传播学纲要(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3.

[3]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5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

[4]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5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

[5] 刘建明.当代西方新闻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6] 戈公振(1890—1935)，原名绍发，宇春霆，中国现代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学家，中国新闻史学拓荒者，曾任上海《时报》总编辑，创办过《图画时报》，后兼任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学教授。他的《中国报学史》史料翔实，且多为第一手资料，为我国新闻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