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大学发展

时间：2024-09-1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可看作“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合约”。第二个层次，即董事、校友及捐赠者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因为他们才是正式决定主要政策的人，他们出钱，因而非常关心“他们的”学校的声誉。第四个层次，是大学利益相关者中最边缘的一部分，即普通民众和新闻界等。而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科技进步、教育发展则是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期望。大学应当尽最大可能满足这些来自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从而担负起广泛的社会责任。

大学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规定了大学责任，利益相关者的物质和精神付出充实与丰富着大学资源，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地位和权力/权利制约和规范着大学制度。

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的责任划定、资源获得、制度安排发生了从“单一的国家责任”走向“广泛的社会责任”、从“有形”走向“无形与有形并重”、从“自治自给”走向“合作开放”、从“单一计划行政管理”走向“共同治理”的境域转换。

人们已习惯于采用社会的“轴心机构”、“动力站”及“主要组成部分”等词语来表述和揭示现代大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并以此作为现代大学走向“社会的中心”的重要表征或同义词。正如德里克·博克所描述的，“有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把大学和社会其他主要机构连接起来”^[1]。

作为社会系统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大学不可避免地与周围的“节点”——其他组织或个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学的生存与发展既依赖于这样的联系，又受这种联系的制约。认识、加强和改善这种联系，可以促进大学的发展。对此，在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背景下，“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我们观察和分析大学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一、大学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

“利益相关者”的提法起源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合作产权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公司的投入并不限于股东，贷款人、供应商、顾客尤其是企业雇员也往往都做出了特殊的投资——自己的“专用性资本”，都对企业做出“资本贡献”，因此也都应当同股东一样成为企业的产权主体，有权参与企业共同治理和企业“剩余”的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可看作“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合约”。之后，在人们的认识中，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范围有所扩大——凡是与企业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都被列入其中，并通常被划分为两个层级：第一级利益相关者被认为是与企业之间拥有正式的、官方的或契约的关系，包括财务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政府、供应商和顾客等；而所有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被划入第二级，包括社会公众、所在社区、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市场中介组织、新闻媒体等等。

与企业类似，大学也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2]曾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11年之久的亨利·罗索夫斯基在《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The University—An Owner's Manual）一书中提出了大学“拥有者”的概念。他已不是在纯经济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而是指与大学有利益关系的人或群体即利益相关者。他按与大学之间关系的重要程度将大学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教师、行政主管人员和学生是最重要的群体。“大学教师常常认为他们就是大学”，行政主管实际上控制着美国大学，而“大学是学校，如果没有学生，学术成就终归会枯萎”。因此，他们应该是，而且事实上就是学校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第二个层次，即董事、校友及捐赠者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因为他们才是正式决定主要政策的人，他们出钱，因而非常关心“他们的”学校的声誉。第三个层次，是被称为“部分拥有者”的政府、科研经费的提供者、向学生和大学贷款的银行家、学校规章制度的调节者、许多学术活动的评审委员会及委员。第四个层次，是大学利益相关者中最边缘的一部分，即普通民众和新闻界等。^[3]

显而易见，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划分具有层次性。其层次结构，是根据与大学的关系密切程度划定的。因国情体制差异、时间和空间转换以及考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层次划分也就不同。譬如，国内就有学者提出了一个不同于罗索夫斯基的、由三类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大学模型：教师、学生、出资者、政府等是大学的权威利益相关者，校友、捐赠者和立法机构等是潜在利益相关者，市民、媒体、企业界、银行等是第三层利益相关者。^[4]

二、大学责任划定：从“单一的国家责任”走向“广泛的社会责任”

大学责任，或曰大学使命、大学功能，是大学存在的逻辑起点。历史上传统大学也讲“责任”，但其责任观是“以大学只是一个学术团体，其主要社会功能限于高深学问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为前提的”^[5]。“……大学和它的教师似乎倾向于将他们的责任限制在纯粹的学术性领域。但是，几乎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公众对他们有着更多的期望”^[6]。因此，在大学日益成为社会中心的背景下，这种大学责任观逐渐显现出其狭隘性和局限性。人们开始探索更广义的大学责任，即大学除了应当承担人才培养、发展科学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等学术责任外，还应参与和开展促进人类和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各项有意义的活动，比如民主、健康、文化交流等。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看，大学承担更为广泛的责任是理所应当和义不容辞的。因为，现代大学不是教师自己的组织，不是董事会能够随意摆布的私人机构，也不是政府的附庸机构和工具，而是众多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的社会机构。学生、家长、社区、产业界同教师和出资者一样也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在我国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后，社会民众对教育做出投资的同时，也对大学提出了更多、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在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下，大学仅仅是国家教育事业机构，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担负着比较单一的国家责任。在现实背景下，这种责任观必须转换：大学应当也必须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

我们完全可以从各类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的期望和要求中，探究大学究竟该为利益相关者担负起哪些责任，这是因为，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规定了大学的责任。大致说来，他们各自的期望是：校长——个人成就、自我价值实现等；大学管理者——福利待遇、安全感、个人发展等；教师——学术发展、自我实现、福利待遇等；学生——学校环境、教学质量、当前就业和未来发展等；中央政府——国家科技和教育进步、部门利益等；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科技和教育等；社会公众——高等教育公平与公正、效益与效率等；^[7]出资者——经济利益、精神回报等；校友——荣誉、地位；等等。而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科技进步、教育发展则是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期望。大学应当尽最大可能满足这些来自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从而担负起广泛的社会责任。

当然，要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所有要求和期望并使其达到最大值，是极其不现实的。因为欲望是无尽的、资源恰又是稀缺的，并且多元的利益要求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大学只能量力而行、统筹兼顾，努力达到一个理想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要求大学必须处理好此方利益与彼方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在诸多利益主体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于是，大学在办学目的和方式上不可避免地要经常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是价值理性的还是工具理性的，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是教学导向还是科研导向，是职业教育导向还是学术教育导向，等等。对此做出恰当取舍和明智抉择，是大学最大限度满足利益相关者期望从而履行好大学责任的前提和保障。

还须注意，如果再进一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前述大学利益相关者概念还存在不足，因为它只考虑了人类中的现实的利益相关者。可是，大学因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资源配置和使用不仅会对人类种群的利益产生影响，而且会对非人类的其他种群和客观环境状态产生影响；不仅会对当代人的利益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对后代人的利益产生影响。这些受大学资源配置行为影响的对象，包括人类的和非人类的以及现实的和潜在的，他们都应当成为大学的利益相关者。^[8]因此，论及大学的责任时，还应面向世界和未来，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将视野放得更宽一些。也就是，大学同所有的社会组织一样，在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中，不仅要考虑人类的正常需要，还要兼顾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不仅要照顾到、平衡好代内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承担起当前的责任，还要照顾到、平衡好代际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承担起未来的责任。

三、大学资源获得：从有形走向无形与有形并重，从自治自给走向合作开放

资源是大学生存的基础和条件，并决定了大学发展的空间及前景。其中，财力、物力资源是大学最基本的办学条件，是支撑大学教学、科研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等活动的物质基础，因此是大学的基础资源。财力、物力资源的货币表现就是办学经费。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有政府财政拨款、学费、社会投资与借贷资金、社会捐赠、营利性收入等渠道。鉴于教育的外部性，负责公共物品生产的政府似乎应该是大学最为主要的资源提供者。然而，正如布鲁贝克所言：“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提供普及高等教育所需的经费，除非社会愿意重新分配目前用于国防、空间探索、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计划方面的国家资源。”^[9]因此，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形势下，政府之外的经费提供者们日益受到重视，并成为大学争相追逐的对象。在市场化条件下，大学必须像市场中的企业一样，费尽心思地采用企业惯用的手法——公共关系、市场营销、形象宣传去赢得学生、企业、银行、投资者、捐赠人（个人或组织）、校友等经费提供者们的“货币选票”，于是他们自然成为大学资源方面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大学是知识机构，除了必需的财力、物力资源外，必须具备能生产知识的人力资源，即教师。教师是大学的第一财富，优质的教师资源是大学发展的生命线。在劳动力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如何招募并保有一流的教师资源，是当前大学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这需要转变大学人事部门的传统的职能，向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方向发展，借鉴优秀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经验与技巧，开发适合大学发展的人力资源招募、筛选、培训、使用、保有、晋升与奖惩的系统策略。

利益相关者们不仅可以为大学提供人、财、物等有形资源，还可以向大学提供政策与制度（来自政府）、地理与人文环境（来自社区）、经营理念（来自企业）、管理技能（来自大学管理者）、情感投入与校园文化（来自教师、管理者和学生）、信息（来自所有利益相关者）等无形资源。其中，作为大学核心无形资源的大学声誉的创造更与众多利益相关者紧密相关。正是由众多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教师、学生、校友的口耳相传，才使大学被人所知，从而造就了被认为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大学声誉。

资源是稀缺的，围绕资源展开的竞争是激烈的。为获取更多的、更有效的资源，大学必须广泛而积极地与各类现实的、潜在的资源提供者们即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们加强交往和合作。高等教育被要求与社会、政府、企业界、学生等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已成为近几年来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关于高等教育的政策性文件或报告的主题词。正如《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第17条所指出：“有关各方——国家的和学校的决策者、教学人员、研究人员和学生及高等院校的行政与技术人员、职业界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与联盟是进行改革的一支强大力量”，“合作将是世界开放大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大学从自治走向合作的中介是开放。具体而言，高等教育应向其他社会部门，包括政府、非政府、企业界等开放，并在开放的基础上与之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高等教育系统应向教育内部其他系统，包括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等开放，并在开放的基础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高等教育系统应向有关人士，包括学生、家长、企业家、专家等开放，并在开放的基础上与之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一国高等教育系统应向国际开放，并在开放的基础上与之建立合作伙伴关系。^[10]

大学通过与众多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吸纳资源“为我所有”或“为我所用”，扩大资源的使用界限，可提高在既定规模条件下对更大范围内资源的支配能力。

四、大学制度安排：从单一计划行政管理走向共同治理

“大学制度是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网’”^[11]，规定着他们之间相互的责权利关系。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从担负单一的国家责任转换到担承广泛的社会责任的同时，在制度安排上也自然实现相应的转换：从单一计划行政管理走向共同治理。

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大学，主要是为了建立一种监督和制衡机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契约的不完备以及不同主体的不同利益追求，会诱使大学的当权者利用获得的权力采取“隐蔽行动”，即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实施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传统的大学管理模式之所以容易产生领导权力膨胀、个人利益受压、基层缺乏自主权等弊端，学校权力和利益制衡机制的缺位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让权力之间、利益之间、职能之间、决策之间、上下级之间、机构之间、成员之间、机构和成员之间相互牵制、相互监督，让对方产生威胁感和不稳定感，是大学共同治理能够分而不独、散而不乱的一条重要原则。^[12]除此以外，共同治理的优点还在于可以调动利益相关者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提供了更多的意见和建议可能有利于大学决策的合理性。

那么，在共同治理的制度框架下，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如何？地位如何？权限如何？

（1）政府。不管是在对高等教育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干预作用的国家，政府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高等教育，成为大学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从举办主体的角度看，现代大学的形态已成为这样一种连续谱系：完全公立大学（由政府举办，主要提供纯公共物品）——混合型大学（政府和私人共同举办，主要提供准公共物品）——完全私立大学（由私人举办，主要提供私人物品）。不管何种形态的大学，政府在其中既不能对大学完全主宰和绝对掌控，也不能不管不问，任其发展。我们在关注大学治理的“去中心”（政府不再是高等教育管理中唯一的权力中心）、强调多方力量参与的同时，不能忽略“元治理”（政府应发挥在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中的重要功能）的存在，而必须在“去中心”和“元治理”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唯其如此，在实施大学治理的过程中才不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13]

（2）出资者。大学出资者包括政府、捐赠人（个人或组织）、校友、工商界、银行以及各种资助项目等。出资者是大学物力资本的投资人，他们拥有大学的所有权，是大学重要的产权主体。他们往往以董事的身份参与大学的治理。特别是在私立大学里，大学的董事会类似于企业董事会，董事大多是由向大学提供资金资助的人士或组织的代表担任，由其代表出资人的利益。

（3）教授。教授一直是大学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在800多年的大学发展史中，教授在大学中的地位从来没有被削弱过。大学教授曾经是大学的所有者，中世纪，大学借助行会把分散的教学组织起来，在行会大学里真正控制并拥有大学的是教授。在现代大学中，教授既是雇员，又是主人。教授作为大学里“人力资本”的重要提供者，与“非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共同拥有大学的所有权。^[14]

（4）学生。“没有学生就没有大学，学生毕竟是大学存在的理由。从这一意义上，学生是大学的主要利益相关者。”^[15]大学的建设“必须以学生为基础，而不是以教师或知识为基础”^[16]。正如《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所指出的，高等教育要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新思路以及新模式，国家和高等院校的决策者应把学生及其需要作为关心的重点。在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中，“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等理念，都反映出学生在大学中的重要地位。学生不仅是被关注和服务的对象，同时还是影响大学的重要力量。“学生们对学术问题的影响比通常认为的要远为重大。选修课制度有助于他们决定大学的哪些领域和学科将得到发展，他们的种种选择，像消费者一样，引导着大学的扩展和收缩。”^[17]

（5）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在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下，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是“大学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只是为利益相关者服务的代理人”^[18]。为了提高大学的管理效率，大学行政系统通常是一个科层结构，校长处在这一结构的顶点，他有权任命其他行政人员，并有效指挥整个行政系统运转。

大学的各利益相关者根据他们各自在大学里的地位、所能发挥的作用，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各得其所，各行其责，实行共同治理。共同治理的模式在美国大学得到了很好的实践，他们的大学治理结构表现为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大学治理体系、以校长为中心的大学行政管理系统和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董事会中包括不同群体的董事，甚至还包括学生董事。除董事会外，一般还会设置学术委员会、咨询委员会、教授会和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部门等机构，这些机构具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并相互制约。校长是大学的“CEO”，校长、副校长及系主任负责大学的行政事务，沟通、综合、协调董事会、教授会等机构之间的关系。美国大学的教授会一般包括全部教师，教授会的权限是代表教师，审议教育方针，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尽管教授会不能直接影响大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作为咨询机构能对大学治理产生间接影响。^[19]

总之，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规定了大学责任，为大学指明了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利益相关者的物质和精神付出充实与丰富着大学资源，为大学提供了发展的能量和动力；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地位和权力/权利制约与规范着大学制度，为大学创设了发展的机制和平台。责任、资源、制度是大学发展的要件，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的责任划定、资源获得、制度安排发生了从单一的国家责任走向广泛的社会责任、从有形走向无形与有形并重以及从自治自给走向合作开放、从单一计划行政管理走向共同治理的境域转换，这为当今大学的管理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机制创新的原动力。

（原载于《江苏高教》， 2006年第6期）

【注释】

[1]〔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7.

[2]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

[3]〔美〕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M］.谢宗仙，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5-7.

[4]胡赤弟.高等教育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J］.教育研究，2005 （3）：42.

[5]胡赤弟.高等教育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J］.教育研究，2005 （3）：39.

[6]Donald Kennedy.Academic Duty.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20.

[7]李璐岚，周学军.研究型大学发展动力思考［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4 （5）：603.

[8]李心合.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管理［J］.当代财经，2001（1）：67.

[9]〔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郑继伟，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69.

[10]王建华.从自治到合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大学理念的新观点［J］.外国教育研究，2004 （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