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关系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马克思在《神圣的家族》一书中指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1]马克思认为，物质利益是经济学转向的前提，转向的结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需求、需求对象、社会关系和分配，是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利益观的四个核心要素。尊重利益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一个基本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思想并推动生活前进。“思想不能脱离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

列宁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在谈到制定政策的原则时，列宁反复强调：“群众的人数有千百万……政策应当从千百万着眼，而不是从几个人着眼。只有从千百万人着眼，才会有实事求是的政策。”列宁认为，检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标准是人民认为“是的，这比旧制度好”^[3]。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基本思想。毛泽东1948年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4]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但这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应用民主集中制的方式，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密切结合起来。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体都不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思想。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重申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3年4月，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指出：“抓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地向前走。”习近平提出，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步，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5]

2015年7月17日，习近平在长春召开的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说：“要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基础上，积极引导群众对居家服务、养老服务、健康服务、文体服务、休闲服务等方面的社会需求，支持相关服务行业加快发展，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要着力保障民生建设资金投入，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保障民生链正常运转。”

2016年1月11日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他强调，今年要力争把改革的主体框架搭建起来……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落地生根。

总之，利益相关者关系理论为我国退休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整合社会利益，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思想

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上，被称为“斯密悖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家布伦塔诺提出所谓“斯密悖论”，认为斯密在其伦理学专著《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同情”是社会繁荣的推动力，把同情心作为人性基础；而在其经济学专著《国富论》中，又认为“自我利益”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此认为斯密的两大著作之间对人性认识存在着根本对立，即所谓“斯密悖论”。这种对斯密的误读和一百多年来的以讹传讹，已经到了“三人成虎”的程度。

事实上，斯密“利己主义”的原意是利他—利己—互利。在《国富论》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用通俗易懂的比喻表达了斯密的思想和观点：（1）分工有益于社会成员富裕和幸福，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和合作；（2）互通有无的交易行为是文明社会选择的结果；（3）利己心理是人类特有本性，彼此间的协作比依赖别人的恩惠更好；（4）刺激他人的利己心，从而可以达到“利己”的目的；（5）交易是双方自愿且是互利的经济行为。总之，当人们发生交易行为后，互利是结果，而更好实现的过程是激发他人的“利己心”来实现“利我”，所以才能有经济学上所说“神奇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6]斯密断言，一个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但是，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想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三、利益相关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对美英等国“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实践提出质疑的过程中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利益相关”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Ansoff于1695年引入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其认为：要确定理想的公司目标，必须平衡考虑管理者、工人、股东、供应商及分销商等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此后，学界在阐述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基于“经济人”的必要性）的同时，对公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展开了长期的讨论。

1.关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界定方法有三种：一是广义的界定，认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被企业目标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7]。二是狭义的界定，认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是指“在企业中投入了一些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财务资本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并由此而承担了某些形式的风险，或者说他们因企业活动而承担风险”^[8]。三是介于广义和狭义之间的界定，认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投资，并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个人和群体，其活动能够影响企业的目标实现或者受到该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响”^[9]。

2.关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分类

分类方法主要有三种。

（1）多维细分法。Charkham（1992）按相关群体与企业合同关系的性质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契约型（股东、雇员、顾客、贷款人、供应商、分销商等）和公众型（消费者、监管者、政府部门、压力集团、媒体、当地社区等）。^[10]Clarkson（1995）根据相关群体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承担风险的方式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主动的（股东、投资者、雇员、顾客、供应商等）和被动的（社区、政府、媒体等）。^[11]Wheeler（1998）按相关群体的社会性和与企业的紧密程度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四类：一级社会性利益相关者（顾客、投资者、雇员、供应商、其他商业合伙人等）；二级社会性利益相关者（居民、相关企业、其他利益集团等）；一级非社会性利益相关者（自然环境、人类后代等）；二级非社会性利益相关者（非人物种等）。^[12]

（2）米切尔评分法。美国学者米切尔（Mitchell）认为，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性、权力性和紧急性三种属性。依据这三种属性，他采用评分法将利益相关者分为潜在型、预期型和确定型三类，三类利益相关者分别拥有三种属性中的一种、两种和三种属性。^[13]

（3）合作或威胁程度分类法。国内学者、南京大学李心合教授（2001）从合作性与威胁性两个维度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支持型（股东、债权人、经营者、顾客、供应商和提供服务者等）、边缘型（雇员的职业联合会、消费者保护组织、未经组织起来的股东等）、不支持型（相关企业、工会及媒体等）和混合型（紧缺的雇员、顾客等）四种。^[14]安徽财经大学江若尘教授（2006）也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支持型、边缘型、不支持型和混合型四种。^[15]

四、政策科学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借鉴与发展

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经济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人们对自己享有和行使权利日益重视，参与政府决策的诉求空前高涨，对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遵循“命令-执行”的管理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政策科学便应运而生。以1983年美国弗吉尼亚州立理工学院公共行政与政策中心的五位教授共同发起的《黑堡宣言》为标志，兴起了“重建公共行政”运动，要求政府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16]

政策科学是研究现实社会问题，并寻求通过政策设计和实施解决问题的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瑞典韦唐（Vedung E.）是最早将利益相关者概念引入政策评估领域的学者，在其专著《公共政策与项目评估》（Public Policy and Program Evaluation）中提出了政策评估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以利益相关者视角评价政策的合理性，在倾听受政策影响和可以影响政策的社会成员的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权衡多方利益，提出各方绝大多数人基本满意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回应公民诉求，使政策制定更加科学、民主，顺应了行政民主的政府管理新趋势。

政策评估的利益相关者模式的优点在于：（1）有助于克服政策制定者和评估者知识的局限性和认识的片面性，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经过充分交流和讨论，可以听取各自的利益诉求，使政策更加科学合理；（2）在权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更容易让社会公众所接受，使政策易于推行，克服“抽屉综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