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国鹏 王 俊
摘 要:中国转型经济所导致的制度变迁激发了民营企业制度创业行为。制度创业机制的实质就是制度创业者根据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实施相应的制度创业策略，突破各种制度创业约束，为新的创业主张获取合法性的过程。因此，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研究有利于揭示制度创业机制。本文基于前人的理论成果，选取完善型制度创业企业吉利汽车为样本，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探讨完善型企业制度创业机制。在划分制度创业阶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研究吉利汽车在不同的制度创业阶段当中所面临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制度约束，以及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何运用不同的策略，从而获取相应的合法性，最终构建出完善型企业制度创业机制模型。
关键词:完善型制度创业 制度创业约束 制度创业策略 合法性 利益相关者
一、引言
制度创业是指组织或者个人由于认识到改变现有制度或创造新制度所蕴含的潜在利益，通过建立并推广获得认同所需要的规则、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模式，从中创造、开发和利用盈利机会。[1]综观国内外的制度创业研究，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创业主体、诱发制度创业的原因、制度的过程上。[2]制度创业实质上是处于一定的制度环境当中，深受场域中现有规制性、规范性与认知性的影响，行动主体发挥其能动性与在制度环境的影响下进行策略互动的过程，而制度创业者就是发挥能动性进行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3][4][5]制度理论指出，组织或企业需要得到影响其实现组织目标的人或群体的认可，也就是说，符合其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期望，这是组织从事制度创业的前提。以往研究已经对制度创业策略的类型及采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却未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加以探讨，因此，本文尝试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进行研究，以期揭示制度创业机制。
转型经济所导致的制度变迁不仅改变成熟场域内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关系，更会加剧新兴场域的生成及演化，集中表现为制度空白与制度不完善。笔者根据Fligstein et al.所指出的场域特征[1][6]，并结合民营企业制度创业的作用对象——制度空白与制度不完善，把我国民营企业划分为开拓型与完善型两种。其中，开拓型制度创业作用于制度空白，完善型制度创业作用于制度不完善。完善型制度创业是指打破或改变原有的制度从而建立新制度的过程，其中主要是以突破行业的政府管制的案例居多，如吉利汽车、绿源电动车、春秋航空等。
因为两种类型的制度创业具有不同的特性，两种类型同一阶段所面临的利益相关者压力、制度约束均不同，采取的制度创业策略也就不相同，所用到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因此，最终构建的理论模型也不相同。为了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观察，对案例进行深度发掘，保证研究的质量，本文仅研究完善型制度创业机制，构建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完善型制度创业机制模型。
二、文献回顾
（一）制度创业的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制度创业从不同视角阐明组织在面对不同作用对象或利益相关者时，有不同策略或与之相符合的反应。Hillman&Wan认为，企业为生存需要遵循组织运营所在地利益相关者规则与信念体系。[7]Gifford&Kestler认为，当地雇佣者与当地政府作为利益相关者，更多是与企业在创业过程中突破合法性约束相关。[8]虽然针对制度创业与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有一定进展，但就结合制度创业与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并不多，以致并未形成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企业在创业追求合法化的过程中利益相关者是设定标准，而这些标准确定哪些组织或公司具有合法性，而哪些组织或公司不具有合法性。制度创业的实质是要求组织或企业要达到或符合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期望。Greenwood&Suddaby在分析新组织构建时所遇到的变革反对者和变革支持者，通过运用网络位置观和辩证理论揭示了制度创业的机制。[9]尹珏林等认为，组织场域的演进离不开场域的中心行动者，即关键企业之间及其与政府之间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多种紧密互动关系。制度创业者采取的策略应根据场域发展不同阶段面临的制度环境和竞争环境压力适时地调整：在出现合法性危机之前，如果行动者能够有意识地参与合法性建设，更可能赢得先发优势，获取政府、行业和顾客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10]项国鹏等在对吉利集团和横店集团的案例分析中，揭示了制度创业的实质就是促使利益相关者接受新制度的认识。[11]Lee通过对中国山寨手机的制度创业案例分析，得出传统的手机制造商及政府机构作为制度创业的反对者，通过实施相应的策略来获取山寨手机的合法性；将底层百姓、手机零件供应商以及行业内的代表作为制度创业的支持者，通过一系列举措从而获取相应的资源和支持。[12]
综上所述，组织在追求利益相关者支持或认可就是制度创业的目的所在，两者之间有一个结合过程，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
（二）制度创业相关文献回顾
张铭、胡祖光[13]认为，对制度创业的研究大体上遵循“分析制度创业动因，刻画制度创业主体，揭示制度创业过程”这样一个逻辑。本文通过对1988—2015年国外制度创业文献的研究，并且引进中国作为新兴组织场域的制度创业文献研究，得出以往制度创业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制度创业动因、制度创业主体、制度创业过程。
1.制度创业动因
多数学者从场域类型出发展开研究，但观点并未达成一致，不少学者认为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新兴场域可为制度创业者提供较大的创业空间及较少的创业限制，[1]其更可能发生制度创业；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成熟场域内部利益偏差更大，行动者可以清楚预测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反应，更易发生制度创业行为。[14]Seo&Creed基于场域矛盾视角展开研究，认为使行动者意识中积极变革的能动力增强的是场域矛盾，为了克服制度条款与逻辑的约束，从而进行制度变革活动。[4]
2.制度创业主体
针对制度创业主体的研究聚焦于回答“谁更有可能成为制度创业者”这一问题。学者基本是从组织与个人两个视角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基于组织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从组织的场域位置展开研究，认为处于场域边缘或处于不同场域交会处的组织更易成为制度创业者。基于个人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从个人的场域位置来寻找答案，认为在场域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个人更易成为制度创业者。[1][15]国内学者袁庆宏、王利敏和丁刚基于个人视角，从个体所处的网络位置出发，研究谁更容易成为制度创业者。[16]田志龙等从分散性的视角探索了众多行动者分散的能动性如何实现及影响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集体性制度创业。[17]
3.制度创业过程
制度创业过程是制度创业研究中的最主要内容，而制度创业活动是其中的研究重点。另外，根据Perkmann&Spicer[18]的观点，制度创业者在不同时期所致力的制度创业活动不相同。[18]因此，对制度创业过程进行划分就显得十分必要。在成熟场域中，Greenwood&Suddaby[9]对制度创业过程的划分最具代表性，它包括：震荡、去制度化、前制度化、理论化、扩散和加强制化六个阶段，[9]可概括为建立变革基础、理论化新制度及推广新制度三个阶段。[19]新兴场域的制度创业过程的划分与成熟场域的并无本质区别，也包括上述三个阶段。Battilana，Leca&Boxenbaum认为，制度创业主要包括两种活动：创造新制度与建立联盟。创造新制度是开展制度创业的前提，具体包括了诊断、预知及激发三个建构维度。[20]由于在制度创业中包含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制度创业者通常无法独立实施，因此他们必须建立联盟来实现目标。[21]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芝加哥大学的Barney Glaser和哥伦比亚大学的Anselm Strauss共同研讨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是运用系统化的步骤，针对某一现象来拓展并且归纳、引出的一种理论。主要依照六个步骤：界定问题、案例选取、文献研究、数据收集与整理、数据分析和构建理论。界定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由于研究主题过于概念化及能力水平的限制，在具体进行研究时，选择一个具体的案例进行探讨是有益的尝试。研究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了解以往的方法和结论，便于指导以后的研究。数据是扎根理论研究得以开展的重要基础支撑，因此，研究过程中需要收集丰富的数据。再对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概念及范畴的发掘、整理、比较，形成研究的科学分析过程，其过程主要包括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通过分析数据，发现规律，进而升华成主题结论，再通过文献的比较分析，初步构建研究理论。
（二）案例选择
前面说到完善型制度创业是指打破或改变原有的制度从而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主要是突破行业的政府管制作用与制度不完善。吉利汽车在国内首个突破了“民营企业无法进入轿车制造业”的规制束缚，成为中国第一家民营轿车企业，可被认为是完善型民营企业制度创业的典范。因此，将吉利汽车作为本文的案例是合乎研究标准的，并有很好的推广意义。
结合Greenwood（2002）经典制度创业的阶段划分，本文将吉利汽车的制度创业分为三个阶段：创建变革基础阶段（1986年—1994年）、理论化新制度阶段（1994年—1998年8月）、新制度扩散阶段（1998年8月—2001年12月，延续至今）。划分阶段如图1所示：
图1 划分阶段
（三）数据收集
本文的数据包括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
一手数据包括：（1）问卷调查：通过对吉利汽车的员工发放问卷，探讨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分类问题。（2）访谈：通过设计开放式访谈提纲，对吉利汽车高管进行深度访谈，在访谈前先告知访谈对象相关注意事项和访谈主题，在访谈对象允许的情况下，对访谈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并采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0将录音文件整理为文本信息，为接下来的编码分析做准备。二手数据包括：（1）文献检索：搜索先前学者与本文有关的研究文献的案例信息。（2）吉利官方网站：网站详细记载了该企业的新闻信息、企业概况、历史事件等。（3）门户网站：新浪、百度、腾讯、搜狐和中国企业家网。（4）相关书籍：有些学术型研究者对吉利汽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出版了不少的书籍以分析其发展历程，记录其发展大事件，并进行了总结与评论，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四、数据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吉利汽车利益相关者分类与维度划分
通过对收集的吉利汽车资料的分析与文献研究，笔者了解到吉利汽车制度创业的利益相关者有：股东、管理者、员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媒体、供应商、竞争者、学术机构、消费者和社会公众。
然后参照陈宏辉对利益相关者维度的划分方法，[22]从重要性（组织的制度创业主张可能对各利益相关者产生的影响程度）、意愿性（各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的制度创业主张的意愿程度）、合法性（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和合理性（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观、价值观的认可）4个维度对上述12类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笔者设计了问卷调查表，发放对象为吉利汽车的员工。共计发放问卷100份，实际收回76份，回收率为76%，其中有效问卷共71份，回收问卷有效率达71%。问卷分别从重要性、意愿性、合法性、合理性4个维度对给出的12类利益相关者进行评分排序。排序的最大值为12，包括1—4分、4—9分、9—12分三段，把这12类利益相关者在各个维度上得分的均值填入相应的单元格中，形成表1。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来检验两两利益相关者间某一维度变量的均值之差是否与0值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分别采用95%和99%两种置信度的检验。然后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对这12类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如下：
核心利益相关者要求至少3个维度的得分在4分以下，在笔者的统计结果中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消费者；蛰伏利益相关者要求至少3个维度得分在4分以上、9分以下，包括行业协会、股东、管理者、员工、供应商、竞争者；边缘利益相关者要求至少2个维度得分在9分以上，统计结果中这类利益相关者包括媒体、社会公众与学术机构。从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来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消费者，管理者与股东，员工与管理者，员工与股东，竞争者与供应商，媒体与社会公众，学术机构与媒体，学术机构与社会公众等之间均值之差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1 12类利益相关者四维分类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分类结果，笔者计算出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在重要性、意愿性、合法性和合理性维度上的综合得分，由此生成12个新的变量。同样对这12个新变量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以检验上述排序是否具有显著性统计意义。统计结果与上述分类结果完全一致，印证了我们将这12类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蛰伏利益相关者、边缘利益相关者的结论。
（二）吉利汽车制度创业机制编码
1.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指将原始材料逐步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即定义现象（概念化）—挖掘范畴—为范畴命名。笔者通过对吉利汽车制度创业资料文本进行编码，并且尽量以原始资料中的关键词为基础编码，初步产生了112个初始概念；然后对这些初始概念进行合并，剔除与本文主题无关的概念及出现频率少于2次的概念，最后获得了41个概念；然后将这些概念进一步分类组合，将具有相同特征或内涵接近的概念归入各自的范畴中，最终获得26个范畴，如表2所示：
表2 开放性编码信息表
续 表
续 表
2.主轴编码
由于开放性编码得到的范畴几乎都是独立的，因此需要发现开放性编码中得到的各项范畴之间的潜在逻辑联系，将意义相近或相似的部分进行合并，并对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澄清与梳理。通过运用“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行动或互动策略—结果”这一典范模型，系统地思考经过开放性编码阶段后的概念类属，并将它们联系起来，即主轴编码。[23]本文通过对开放性编码中不同范畴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和整理，归纳出10个主范畴，如表3所示：
表3 主轴编码信息表
续 表
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编码工作的第三阶段，是根据研究目的和已得到的主范畴间关系选择核心范畴，将核心范畴系统地和其他范畴予以联系，验证其间的关系，并将概念化尚未发展完备的范畴补充完整的过程，从而建立概念密实、充分发展的扎根理论。[24]根据开放性编码和主轴编码的分析，结合对初始材料的再一次分析，我们发现主轴编码所得到的规制性制度约束、规范性制度约束及认知性制度约束可以看成吉利汽车在其制度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创业约束；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是吉利汽车在其制度创业过程中所追求的制度创业合法性；话语策略、理论化策略、社会网络策略及文化策略分别代表了吉利汽车在其制度创业过程中为突破三种制度性约束，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所采用的策略。制度创业约束、制度创业策略和制度创业合法性，再结合吉利汽车利益相关者的维度与划分，可以组成吉利汽车制度创业的整个过程：创业初期，面临制度创业约束，这是推广自身品牌、获取市场认可所必须克服的障碍，因此为了突破这些制度创业约束，必须要有针对性的策略，即在制度创业各个阶段针对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采取不同的制度创业策略，以达到获取制度创业合法性的目的。因此，在参考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吉利汽车利益相关者的分类，可以用制度创业约束、利益相关者、制度创业策略、制度创业合法性作为核心范畴来重新组织案例中的其他范畴。
图2展示了吉利汽车选择性编码阶段所得到的核心范畴所表达的逻辑关系及主范畴和副范畴所表达的逻辑关系。
图2 吉利汽车制度创业选择性编码结果
经过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后，笔者再次运用Nvivo10分析软件，结合对吉利汽车利益相关者的分类结果，统计上述编码结果中的十大主范畴在吉利汽车制度创业各个阶段的分布情况，得出吉利汽车在其制度创业各个阶段所面临的三种制度约束的编码条数及来自每一类利益相关者的制度约束的编码条数，进而得出各个阶段制度约束来源占比；并以同样的方法统计出制度创业策略及其指向占比、各个阶段从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取的制度创业合法性编码条数。从而得到各个阶段吉利汽车制度创业约束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制度创业策略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制度创业合法性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进而构建吉利汽车制度创业机制模型。具体为：（1）创建变革基础阶段，制度约束编码条数只有19，其中规制性制度约束约占总量的33.7%，规范性制度约束约占制度约束总量的51.4%，认知性制度约束约占14.9%；指向占比上主要是来自蛰伏利益相关者的规范性制度约束，不过程度很低；策略的使用上主要是针对蛰伏利益相关者采取了话语策略；在该阶段，吉利汽车制度创业合法性并没有获取。（2）理论化新制度阶段，规制性制度约束约占42.9%，规范性制度约束约占38.8%，认知性制度约束约占18.3%；指向占比上主要面临来自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规制性制度约束和规范性制度约束；策略的使用上主要是针对核心利益相关者采用了话语策略和理论化策略及社会网络策略，针对蛰伏利益相关者与边缘利益相关者主要采用了理论化策略；在合法性获取方面，规制合法性主要是从核心利益相关者中获取，规范合法性从核心利益相关者、蛰伏利益相关者及边缘利益相关者中获取。（3）新制度扩散阶段，制度约束编码条数124，规制性制度约束约占总量的39.8%，规范性制度约束约占16.5%，认知性制度约束约占43.7%；指向占比上主要表现为来自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规制性制度约束、来自蛰伏利益相关者的规范性制度约束及来自边缘利益相关者的认知性制度约束；针对核心利益相关者采取了话语策略和社会网络策略，针对蛰伏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主要采取了社会网络策略和文化策略；在合法性获取方面，从核心利益相关者中获取了规制合法性及认知合法性，从蛰伏利益相关者中获取了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从边缘利益相关者中获取了认知合法性。最终构建完善型制度创业机制模型如图3所示：
图3 完善型制度创业机制模型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吉利汽车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对吉利汽车制度创业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界定与划分，以扎根理论为基础，揭示了制度创业者在不同的制度创业阶段中是如何使用不同类型的制度创业策略来克服利益相关者的制度约束，以及这些策略如何为制度创业者从利益相关者处获取了相应的合法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中利益相关者都在企业获取合法性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企业制度创业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能有效地运用各种制度创业策略，而制度创业策略是制度创业者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特点所开展的一系列互动活动，从而使新制度得以确立与扩散；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制度约束不同，完善型制度创业企业在创建变革基础阶段主要面临的是来自企业内部的规范性制度约束，在理论化新制度阶段及新制度扩散阶段，规制性制度约束是转型经济中完善型企业制度创业所面对的最主要的制度约束。因为完善型制度创业是在已有的政策规定下开展的，作用对象是制度不完善，因此其目的就是提出一种新的制度，替代原有制度，并证明新制度的优越性。[25]制度创业者的制度创业策略是有着明确的利益相关者指向的，这种指向性在不同的制度创业阶段中是具有差异性的；就完善型企业制度创业合法性而言，其最关键的合法性是规制合法性，这在理论化新制度阶段及新制度扩散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创建变革基础阶段，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合法性的获取；在理论化新制度阶段，企业的一系列行动主要是为了获取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在新制度扩散阶段，可分成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主要是获取关键合法性，对完善型企业来讲，即为规制合法性，后一时期则是为获取认知合法性而努力。
（二）研究理论贡献
本文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首先，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以吉利汽车为样本，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紧密结合制度创业阶段划分，探索性地揭示了完善型企业制度创业机制。探索了民营企业制度创业者在各个阶段为获取不同利益相关者眼中的合法性所采取的制度创业策略有何不同，不仅仅体现了对现有研究的理论补充作用，而且更加丰富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领域，对民营企业进行制度创业具有一定的引导意义。其次，有利于推动制度创业理论本土化，发展适合中国情境的制度创业理论。将中国式新元素融入制度创业理论当中，使制度创业理论得以“本土化”，不断深化了制度创业理论的情境化研究。再次，分析强调了制度环境与企业行为的互动性，表明民营企业家可以通过对其制度环境的改变，影响制度变迁的进程。因此本文的研究也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实质上的支持。
（三）研究实践价值
第一，对民营企业进行制度创业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从制度创业的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结合制度创业的具体案例，界定出制度创业的利益相关者，并且分析出针对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制度创业者该采取何种制度创业策略，才能保证新制度的被接受和被认可，达到新制度扩散的目的。因此，本文对后续的制度创业者进行制度创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对国家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当前国家对体制改革越来越重视，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呈趋势性、周期性。而未来经济增长潜力靠企业家精神，这个潜力就是市场规模，因为市场规模带来分工，分工带来技术进步，所有的这些东西，靠企业家，不是靠政府官员，也不是靠货币政策。而且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将在更大程度上涉及原先国有企业垄断的经济领域，必然会导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共同探讨当前的制度变革政策，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突破原先制度规制，开展制度创业工作。
（四）研究不足及展望
尽管本文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但仍然存在不足：首先，本文在吉利汽车利益相关者的分类上，是对吉利汽车的部分员工以发放问卷的形式得出的，但是吉利汽车早在1986年就开始了其创业的历程，填写问卷的员工对吉利汽车进入汽车制造业的历史未必非常清楚。同时，有效样本量较少，仅71个，因此，问卷数据的准确性方面可能会出现不足。因此，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增加样本的数量、提升数据质量，增强研究的信度。其次，资料收集与选取需进一步改进。在研究中，笔者以半结构化访谈、中国知网、门户网站、相关书籍、官方网站等为资料来源，以吉利汽车、李书福等为关键词搜出了327篇文章资料，通过筛选，最终确定了43篇有价值的样本文章。但由于文章长且数量大，样本的选择上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在资料选择方面做出改进，降低样本选取对后面研究所造成的影响。再次，本文是对吉利汽车的制度创业过程的单案例研究，结论在普适性上可能存在缺陷，未来研究需要补充多个行业的案例进行扩展。最后，在运用扎根理论等方法的基础上，从大量吉利汽车制度创业的材料样本中探索性地构建完善型制度创业机制模型，但初步构建的模型框架可能存在不足之处，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1]MAGUIRE S，HARDY C，LAWRENCE T B.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fields：HIV/AIDS treatment advocacy in Canada[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4，47（5）：657-679.
[2]项国鹏，迟考勋，王璐.转型经济中民营企业制度创业技能对合法性获取的作用机制：春秋航空、宝鸡专汽及台州银行的案例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5）：71-78.
[3]项国鹏，胡玉和，迟考勋.国外制度创业理论前沿探析与未来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5）：1-8，16.
[4]SEO M G，CREED W E D.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praxis，and institutional change：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27（2）：222-247.
[5]郭毅，殷家山，周裕华.制度理论如何适宜于管理学研究——制度创业者研究中的迷思及适宜性[J].管理学报，2009，6（12）：1614-1621.
[6]FLIGSTEIN N.Social skill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J].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1997，40（4）：397-405.
[7]HILLMAN A J，WAN W P.The determinants of MNE subsidiaries'political strategies：evidence of institutional dualit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5，36（3）：322-340.
[8]GIFFORD B D，KESTLER A.Toward a theory of local legitimacy by MNEs in developing nations：Newmont Mining and heal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Peru[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8，14（4）：340-352.
[9]GREENWOOD R，SUDDABY R.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mature fields：the big five accounting firm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6，49（1）：27-48.
[10]尹珏林，张玉利.制度创业的前沿研究与经典模型评介[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9）：39-43.
[11]项国鹏，喻志斌，迟考勋.转型经济下企业家制度能力对民营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吉利集团和横店集团的案例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15）：77-80.
[12]LEE C K，HUNG S C.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informal economy：China's Shan—Zhai mobile phones[J].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2014，8（1）：16-36.
[13]张铭，胡祖光.组织分析中的制度创业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0（2）：16-23.
[14]BECKERT J.Agency，entrepreneurs，and institutional change：The role of strategic choice and institutionalized practices[J].Organization Studies，1999，20（5）：777-799.
[15]BATTILANA J.Agency and institutions：the enabling role of individuals social position[J].Organization，2006，13（5）：653-676.
[16]袁庆宏，王利敏，丁刚.个体的网络位置对其制度创业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13，10（11）：1634-1640.
[17]田志龙，谢青，陈小洪，等.分散的能动性与集体性制度创业[J].科学学研究，2015，33（6）：887-898.
[18]PERKMANN M，SPICER A.Healing the scars of history：projects，skills and field strategies in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J].Organization Studies，2007，28（7）：1101-1122.
[19]项国鹏，李武杰，肖建忠.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制度能力：中国企业家的实证研究及其启示[J].管理世界，2009（11）：103-114.
[20]BATTILANA J，LECA B，BOXENBAUM E.How actors change institutions：towards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09，3（1）：65-107.
[21]FLIGSTEIN N.Social skill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J].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1997，40（4）：280-301.
[22]陈宏辉，贾生华.企业利益相关者三维分类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4，4（20）：80-89.
[23]杨淑娥，徐伟刚.上市公司财务预警模型——Y分数模型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杂志，2003（1）：56-60.
[24]张敬伟.扎根理论研究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J].科技管理研究，2010（1）：235-237.
[25]SMOTHERS J J，MURPHY P M，NOVICEVIC M E.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s emancipating institutional work：James Meredith and the Integrationist movement at Ole Miss[J].Journal of Management History，2014，20（1）：114-13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